王涌:解读维稳逻辑

@mranti: 王涌好文《解读维稳逻辑》,他认为维稳会压倒改革,因为 1)维稳会给地方和利益集团获得“按闹分配”的财富分配机制,绑架中央。2)会让官员选拔放弃经济建设型官员,而选择品行拙劣的维稳官僚。

  是以维稳压倒改革?还是以改革拯救维稳?这是一个问题

  类似内蒙古的“天价”维稳,是全国维稳工作的一个缩影。

  中国自2008年奥运会和2009年国庆大典后,已形成一个耗资巨量、组织庞大、渗透基层的维稳体制。这个体制是如何起源的?它怎样运行?又将走向何方?需要认真审视与分析。

  其实,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政府就已经提出维稳的口号。但是,21世纪的维稳实质已经变化。上世纪80年代,不稳定因素主要还只是“改革的阵痛”,是过渡时期的必然摩擦,突出表现为意识与观念的冲突,主要存在于青年学生与知识分子之中。如今,由企业改制、土地征收、房屋拆迁、官员腐败等社会问题累积的矛盾不断爆发,深层次的改革却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不稳定因素已经成为一种结构性的、长期性的危机,存在于社会各阶层。尤其官民矛盾突出,冲突方式斑斓多样。于是,政府启动全面的政治动员予以应对。这就是现行维稳体制的产生背景。

  维稳体制俨然是当代中国一个庞然大物:从财政支出上看,维稳已经成为各级政府的一项重大财政支出,虽无官方详细统计数据,但从各地公开的零散数据可窥测一二;从人员组织上看,维稳已经成为各级政府力量投入的重要工作,从中央到地方成立了维护稳定领导小组以及种种相关机构,全职或兼职的工作人员更是不计其数。

  维稳正在深刻地塑造当代中国。它在暗暗生长,渗透并影响着一些重要政治与社会制度。

  首先,维稳正嬗变为一种新型的纠纷解决机制。在当前的维稳中,解决社会矛盾和纠纷的主要方式有两种:压制式与“割肉”式。压制式如截访、打击报复领头人等;割肉式则是“拿钱买平安”,对于那些执着的上访者,压制无效,影响却恶劣,对于地方政府而言,“能用钱摆平的都不是难事”,“割肉”也就成为常态。这种“割肉”不以公正和法律为标准,仅以危急与否为标准,比莎士比亚笔下的夏洛克式“割肉”离法治更远。

  维稳还裹挟了司法改革,使司法改革偏离理性、独立性和专业性的道路。法院成为整个维稳机器中的一个部件,大接访、大调解就是维稳时代的中国法院的工作照。

  其次,维稳正嬗变为一种隐蔽的财富分配机制。维稳注重结果,而非程序和标准,更非公平与正义。它是运动式、人治式、政策化和行政化的。它的哲学是以急应急,以暴制暴,以利平之,以威压之。所以,维稳导向的利益分配方式必然是:对于不闹者,让其自生自灭;对于闹者,则以威逼与利诱平息。在维稳体制下,某些领域甚至出现了“按闹分配”机制——不闹没有、闹了才有;小闹少得、大闹多得。

  其实,绝大多数中国民众通常不具有“闹”的技能,对于他们,当真正“闹”了,常常是极惨烈的方式,如自戕。但是,维稳的“按闹分配”原则将激励新的社会技术与知识的产生,如何“闹”会成为一门显学,权势与资本甚至也会介入,导演和组织符合“按闹分配”机制的事件。比如开发商操纵农民工,资本家操纵雇员,不稳定的事件除自发产生,也会被导演产生。所以,权势阶层在维稳中获益,看似笑话,却可能真实地发生。

  维稳机构的权力源于至高的政治使命,其权力日益膨胀,却缺乏必要的监督,本身也可能成为腐败的温床——以维稳为名,行腐败之实,欺上瞒下,官民通吃,成为腐败链的上游。

  再者,维稳正嬗变为一种潜在的官员选拔机制。在过去20年,“发展是硬道理”,所以经济官僚走红;但目前,“稳定压倒一切”,群体事件的发生频率和解决效果是考核地方官员的重要指标,“维稳一票否决”制更使之上升到极端的地步。一些地方政府或许将从“经济建设型”政府转变为“维护稳定型”政府。那时,维稳官僚就会大批走上前台,他们的品行、思维与技能对于中国政府未来发展的走向将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政府正像一只陀螺,拼命旋转,维稳就是背后的巨大惯力。从长远看,维稳极大地增加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政负担,并将深刻影响中国的政治与经济结构。

  维稳的逻辑现在只是开始,后面还有众多章节,有待展开:如果经济稳定发展,在维稳压力下,政府将无法摆脱“大政府”的宿命,维稳的财政压力将迫使政府多渠道吸纳资金,与民争利、引发民怨。各种资金源将继续为政府输血,用于维稳。取民之膏脂,制成“维稳白药”,敷民之伤口;一边维护稳定,一边破坏稳定─这就是现行维稳体制的内在矛盾与荒谬。如果经济危机降临,危机之下,经济的结构性风险大增,政府的财政危机难以避免,那时,中国将走向“后维稳”时代,“割肉式”维稳难以为继,维稳的武器库里,将只剩下“压制式”,社会的民主与法治将出现倒退。

  中国正处在关键的十字路口,如何摆脱维稳困境?这要求政治领导具有两项素能:一如优秀的体操运动员,能保持平衡,维护社会稳定;二如气力过人的大力士,能大刀阔斧,进行政治与社会制度的深刻变革。

  是以维稳压倒改革?还是以改革拯救维稳?这是一个问题。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财新传媒法学咨询委员会委员

  背景阅读:

  维稳的花样与花费

  《新世纪》周刊 实习记者 李海艳

  据《法制网》6月20日报道,内蒙古自治区政法委书记近日介绍,今年前六个月,内蒙古共抽调315名厅级干部和21320名干部深入基层,推进社会矛盾化解工作,用于维稳的资金已超过3亿元;维稳工作在公务员实绩考核中的权重由6%提高到16.7%。

  内蒙古的“天价”维稳,只是全国维稳工作的一个缩影。在经历了奥运安保、国庆安保、“两会”期间维稳信访安保等之后,维稳早已成为中国人生活的一部分。目前,中国从中央到各省﹑市,再到县、乡镇和村,以及重要的事业单位和企业都设置了各种挂着“维稳”牌子的工作机构。中央设立了“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常设机构“维护稳定办公室”。在地方,例如,广东省在1584个镇街和19个开发区或农场建立了“综治信访维稳中心”。

  各地的维稳措施也是“花样百出”。早在2006年,河北省综治、纪检等五部门就联合出台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一票否决警示制度》。今年河北又出台文件,建立“党政领导综治工作实绩档案”,记录其落实维稳责任的重要内容,以此作为干部任用、晋职晋级、奖惩的依据。

  山东省鄄城县检察院推出“维稳”审查制度,要求案件承办人对案件处理中可能产生的不安定因素提出维稳意见,并妥善处理。如果没有达到要求,引发当事人上访,将取消其评优授奖资格,造成严重后果的,将追究责任。

  山西省娄烦县在全县范围内排查出具有“郑民生特点”的重点人员115人,将其分为极度贫困型、矛盾纠纷型、仇视社会型、身背大案型等八类,并派专职民警随时跟踪其思想动态。

  上海世博会期间,全国再次掀起维稳热潮。湖南省石门县的《世博会期间维稳工作方案》规定,加强上访老户的稳控包保,防止其采取赴省进京到沪自杀自残、告“洋状”等过激行为;重点化解少数军队退役人员问题和改制企业职工问题,防止其借世博会举行之机,组织策划到市到省进京进沪急访。

  维稳措施不断升级,维稳费用也逐年增加。据财政部呈交全国人大的报告显示,去年全国公共安全支出(含维稳支出)增加了16%,今年将再增8.9%,超过国防开支的增幅,总金额将高达5140亿元。

  尽管各地统计口径不同,但维稳支出成为财政支出的主要项目则无争议。目前并无相关的翔实统计,但从各地一些零散数据可见其端倪。据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2009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报告,该州2009年安排下达专项资金2.7亿元,全力保障常态维稳工作需要;据赣州市2004年市级总预算执行情况报告,当年加大了政法经费投入,维稳支出达3.79亿元;据《法制日报》报道,辽宁省在今年“两会”期间公布的维护社会稳定支出为223.2亿元,比2008年上涨15.5%,而2009年辽宁省财政收入为1500亿元。

镜像链接:谷歌镜像 | 亚马逊镜像

分类: 新闻, 观点 标签: ,
  1. 本文目前尚无任何评论.
  1. 本文目前尚无任何 trackbacks 和 pingbac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