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托危机背后的银行危机

徐瑾

信托违约的警报并没有解除,甚至只是刚刚开始。

当春节期间微信红包欢乐传递之际,整个中国信托业却笼罩在刚性兑付是否打破的阴影中,对比之下,这似乎又是一个新兴行业改造旧有行业的鲜明象征。虽然最终中诚信托旗下“诚至金开1号”信托计划以和解告终,但几乎所有人都认定类似的故事并没有结束,比如最近的吉林信托。

2014年注定不易,伴随着第二、三季度信托偿付高峰的到来,届时问题不在于有没有信托违约,而是何时何地及波及多广的问题。一个“金开1号”尚可兜底,但一旦个体风险蔓延到全局,后果则令人害怕。

信托为什么那么重要?分业监管格局之下,有着多种经营牌照的信托在中国有其特殊地位,可以连接证券、信托、房地产、资产管理等不同通道,甚至有着“金融百货公司”之称。也正因此,信托业的兴衰成败也带着浓厚的中国特色,改革开放以来总是走不出“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治乱循环,几乎每隔五六年就兴起一轮乱象与整治。

最近几年,这一情况又因为宏观形势变化而日趋严重:一方面是投资大跃进之后,中国国内广义货币量连连倍增,诸多资金急寻出路;另一方面则是长期金融抑制之下的投资渠道阻塞,房地产等行业呈现出极大的现金饥渴。信托热应运而生,成为居民、银行、房地产等行业之间的媒介。

于是,信托几乎成为中国杠杆率最高的行业之一,近些年信托增资扩股的消息也不绝于耳。根据相关数据统计,45家信托公司2013年共实现总收入662.63亿元,同比增幅为23.91%,更令人惊奇的的是,信托管理的资产在2013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超过60%,而2007年信托业管理资产规模尚不过4000亿元。

信托的资产膨胀,引发业界对于影子银行监管乃至“广信破产”往事的追溯与担忧,监管机构的各类文件也多次出台。 不过平心而论,今天信托业的问题与过去并不相同。90年代末整顿信托主要目的之一是实现证券业和信托业的分离,当时信托业的主要风险来自证券业务,而今天的信托业的风险更多源于银行业务。

换而言之,信托的风险是台面上的风险,银行系统的风险则更应该令人警惕。无论新兴的互联网金融,还是信托这样传统金融,二者看起来截然不同,但链接点都在于银行,生意与资金来源都脱不开与银行的紧密关系,甚至,不少资金在兜兜转转之后,再度回到银行体系。坊间更为形象的说法是信托只不过是为银行打工的小弟,银行限于监管、不便出面做的业务,借信托的通道,换一种方式来做,本质上仍旧是银行在做生意,只不过放信托进来分一杯羮而已。事实上,差点违约的“诚至金开1号”信托计划中,银行收取的费用数倍于信托收取的费用。从这个角度而言,还是那句老话,所谓影子银行,在中国只不过是银行的影子。

而从金融危机的历史来看,银行危机往往是最为致命的一环。对于中国这样奉行主银行体制的国家,银行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在200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不足9万亿的时候,中国公众已经承受剥离上万亿的四大国有银行坏账。十多年过去,表面上看,中国银行业已经今非昔比,纵然不良贷款余额有所上升,但不良贷款率仍旧低于1%,但如果动态估算,一旦信托等影子银行业务出现兑付危机,那么银行的不良贷款将面临巨大压力。

抛开金融创新、民营银行、互联网金融等光鲜概念吧,被视为“互联网时代的恐龙”的商业银行仍旧是决定中国金融前景的关键因素。如何避免信托业的风险蔓延到银行业,这才是当下值得思考的真正问题。而目前刚性的监管框架,并不足以应对可能失控局面,流动性松或紧也并非考核监管有效的标尺,值得追问的是流动性去向,是进入有生产性的企业还是仅仅为僵尸产业充血、吹大资产泡沫?以往博弈惯性之下,答案不容乐观。

于是,每一次监管收紧,都不过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猫鼠游戏”,当机构和市场都在进行制度套利之际,如何平衡人们的预期? “金开1号”事件后不久,我遇到一位老年投资者,他计划新年之后继续高额追加高投资收益率的信托产品。我问到风险,他不假思索地回答:“过去几年是信托业的黄金时期,我没有赶上开头和过程,至少应该追上尾巴,反正最后有人兜底。” 谁会兜底呢,这是说银行还是说政府呢,或者,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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