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加引号的台湾部长

郑东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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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务院台办主任张志军(右)2月11日下午在南京与台湾陆委会主委王郁琦首次正式会面。

在200多名中外记者的注目下,中国国务院台办主任张志军11日下午在南京与台湾陆委会主委王郁琦举行了会谈。继巴厘岛APEC短暂的寒暄后,张志军与王郁琦再次会晤并称呼彼此官衔,张志军称王郁琦为“郁琦主委”,王郁琦也称张志军为“张主任”。“名字+职务”是台湾人常使用的表达方式,而“姓氏+职务”则是中国大陆的惯用说法。

这次会谈虽然只进行了两个小时,但已经是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的关系自1949年以来的一次重大突破,是两岸官方的首次正式会面。过去二十年,两岸之间只建立了准官方对话,退休或者现任两岸事务官员分别以两个准官方组织“海协会”与“海基会”负责人身份进行协商和谈判。用大陆官方媒体的说法,这是白手套,展现的是两岸中国人的“智慧”。

张志军与王郁琦两位正部级官员互称彼此官衔,似乎标志着马英九政府有关两岸法理关系“主权互不承认,治权互不否认”的论述正在被运用——北京对此迄未表态,却在两岸实务上俨然已接受此说。

对中国大陆长期关注台湾的记者来说,在写报道或者专栏文章时最痛苦莫不过于各种称谓。根据官方规范,由于不承认中华民国的合法性,新闻媒体在报道台湾新闻时,不能直接称呼台湾政府部门,不可以直接称政府部门负责人的官衔。为此,1992年,中台办等官方部门还出台了《关于正确使用涉台宣传用语的意见》,目前正在适用的版本是2002年11月修订版。这个长达25条的规定几乎包含了对台湾的一切规范的称呼。在北京的话语体系里,涉台报道被认为是一项“政治性、政策性”很强的工作。

比如,应称台湾政府为“台湾当局”或“台湾有关方面”,不使用中华民国,更不能使用中华民国纪年。马英九的总统府只能叫做马英九办公室;台湾政府部会,如交通部,只能称为交通主管部门,部长只能称为负责人。此外,这个意见“建议”媒体对台湾政府部门的白皮书,可用“小册子”一类的用语称之,对台湾法律也只能称为“台湾地区的有关规定”。更甚的是,台湾和福建闽南地区共同使用的汉语方言只能称为闽南语,不能称为“台语”,台湾少数民族也不能叫做“原住民”,正式文件中仍称为“高山族”。

一些市场化媒体为了方便编辑,会在这些名词前加上引号,以表示引号里的称谓是不被承认的。我曾长期工作过的香港杂志则尺度会大一些,可以直呼部长,但涉及到台湾中央这一层级,比如总统、立法院等,则必须加引号。长期适应这样的工作习惯,让我在阅读今天中国大陆各大官方媒体报道时有些不习惯。陆委会不需要加引号了,也不再被称为台湾大陆事务主管部门。王郁琦这次到访,让陆委会成为第一个可以被直呼其名的台湾政府部门(在这之前陆委会被称为台湾大陆事务主管部门),而王郁琦也是第一个可以称呼,无需加引号的台湾部长,但仅限于国台办与陆委会官员会面的场合——大陆官方媒体称呼王郁琦但仍以陆委会负责人称谓,回避敏感的主委官衔。这意味着,北京对其他台湾官方部会仍一律不承认;而且除国台办,大陆其他部门亦一律不会承认陆委会官员及官员正式职称。中共其他部门一律称其“王先生”。

条条框框不仅仅是在称谓上。台湾媒体的报道称,王郁琦此次出访南京上海,已向陆委会转达陆方要求,包括三个不能提:全程不谈政治议题,不能提中华民国;不能提人权、民主、法治和总统(不过王郁琦在周三参观南京中山陵,表达对孙中山敬意时称,孙中山先生创建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已经103年)。此外,拜祭中山陵只能以王郁琦自己、不能以“代马英九致祭”的名义祭拜;在南京大学时,由于学生已放寒假,与会者与提问者将由大陆安排。与上海涉台学者的座谈,与会者也由陆方指派。而台湾立法院也通过了民进党与台联党党团的提案,对王郁琦提出了要求,不得与中国大陆签署任何文件或发表任何形式的共同声明,也不得接受或呼应“一中框架”、“反台独”等“危害主权主张”。如有违反,陆委会诸位须负“政治责任”,且返台后须到立法院项目报告。

可以看出,两岸官方尤其是北京,对这次被台湾媒体称为不亚于“汪辜会谈”的历史性会谈既期待又怕受伤害。北京公开提出希望两岸建立国台办与陆委会的常态性工作机制,为两岸政治对话与谈判铺路,但又担心“张王会”可能造成“两个中国”的误读。

在称谓这方面,台湾官方也曾有类似的规范,比如在各种可查询的官方文件或者新闻通稿中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共当局等。不过,上世纪80年代末期台湾开放党禁报禁至今,政党轮替成为常态,教科书都经常因蓝绿执政党的主权立场发生改变,更不可能对如何称呼对岸等问题进行规范。而随着民主化的深入,主权立场完全相悖的媒体对中国大陆的称呼也不尽相同。比如亲绿营的媒体会称对岸为中国,亲蓝的媒体则称为中国大陆或者大陆,至于大陆政府部门和官员职务,早就可以直呼本名。马英九在2012年曾强调,应该称呼对岸为“大陆”或者“中国大陆”,内地、中国这两个说法是不正确的,但也仅仅只是适用于官方场合,对民间组织与媒体如何称呼,无特别要求。

称谓的背后其实是对彼此主权、治权的定位问题。台湾在1991年宣布“动员戡乱”时期终止后,时任陆委会副主委的马英九,作了一个题为《终止动员戡乱后对中共及两岸关系之定位》的报告,根据这份报告,中华民国之主权及于大陆全境的立场不改变,但仍然坚持“现阶段我政府与中共政府不作政治性、实质性接触”。比较重大的调整则是放弃以“戡乱”方式统一中国,与此相对应的是不再视中共为当然的“叛乱团体”,同时将中共定位为“实际控制大陆地区之敌对政权”。而早在1988年,国民党十三大时,执政党国民党的大陆政策已经开始强调必须将“中共与中国分别界限,大陆同胞与中共政权分别对待”。而近年来,马英九提出的“互不承认主权,互不否认治权”只不过是国民党执政期间的台湾官方一贯态度的总结而已。

1991年,马英九作上述报告时,曾引发台湾媒体讨论有关中共的定位和称谓问题,最后媒体和知识分子基本达成了一致——所有名称均应随事实自由变换,穷究中共定位问题,不过是自缚手脚。比如,马英九母校台湾大学法律学者傅昆成就批评这份报告,“两个政治实体之间,只要决定要不要往来即可,何须一定先定位?”

类似中国大陆与台湾的案例在世界其他地方似乎很难找到,韩国与朝鲜,虽然还保留着统一部,但彼此之间的称谓也没有如此复杂。在一些内战国家,会称反政府叛军部队为“交战团体”或者“反对派”,来满足其必须与反政府武装打交道、维护其控制区内本国利益的需要。因此类似于“当局”、“交战团体”,一般只是第三国才运用的法律术语,用来区分一个国家内的两个政权,哪个是自己承认的合法政府。但显然在这个问题上,北京不仅对被视为内部事务的台湾问题如此,对其他国家的内部纷争也持类似的态度,比如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中,最后一个与利比亚反对派接触的国家,而这个举动已经被外界视为相当大的突破。

不得不承认,站在北京的立场,有条件承认陆委会——台湾官方基于中华民国宪法处理与“非自由地区”事务关系的政府部门,已经是极大的进步。但一个局部不需要使用引号的台湾部长也显示,大陆官方一直希望两岸尽快进行政治性协商,如今真有机会,反而谨小慎微。台湾《联合报》的评论认为,大陆官方对两岸政治谈判虽喊得震天响,但内部对台湾政治定位却是“有讨论而无结论”,对民主自由更敬而远之。

也许,相对于定位问题,后者才是核心问题——两岸交流日益频繁的现实让北京认为“统一”之路变得越来越近,但也让一个更为真实、可以接触的台湾展现在大陆青年人面前,尽管台湾没想像中那么好,何况马英九在大陆网络世界里拥有众多粉丝,获得的好评比他在台湾高得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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