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子陵:权贵利益集团是中国共产党的掘墓人

(参与2014年2月15日讯)中国的问题积累到今天,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同党内权贵利益集团的矛盾。权贵利益集团造成四大恶果:首先是分配不公,贫富两级分化日趋严重,使社会矛盾尖锐化,从根本上破坏了和谐社会的基础;第二是借助政治权力强势垄断,以发展壮大“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为掩护,实行“国进民退”,蚕食和鲸吞民间财富;第三是实行土地财政,把土地垄断在各级政府手里,与房地产商狼狈为奸,出现一批压迫、剥削农民和市民的房地产富豪;第四是公然反对民主宪政,反对制衡权力,保护贪污腐败,关闭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大门,使政治改革陷入今天的困境和僵局。权贵利益集团是中国共产党的掘墓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掘墓人。

在2012年北戴河会议上 习近平清醒地认识到:“三年不收复民心,十年恐会亡党亡国。”十八大习近平成为党的第五代领导人之后,最重要、最本质的政治表态,是坚定地与改革派站在一起,代表十三亿中国人民的利益,奋起救党救国,撕破脸皮,与党内权贵利益集团宣战。这一行动本身,体现了他的以民为重的仁人志士的情怀,表现出他扶大厦于将倾的历史担当和伟大政治家的气魄。

以习近平为首的改革派,背负着人民的希望,废除了“刑不上常委”的丹书铁券,正在与权贵利益集团进行一场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搏战。反贪打虎风暴以雷霆万钧之力横扫官场,大小贪官纷纷落马,官场风气为之一变。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要自觉地站在以习近平为首的改革派一边,统一认识,统一步调,直接间接地参与铲除权贵利益集团的斗争,而不要分散目标,错乱步调;那些所谓“顾全大局”、“维护党的执政地位”的别有用心的说教,打着保党的旗号,实际上是保自己保家族。只有以铁腕重拳铲除权贵利益集团,重新赢得民心,才能保证大局不糜烂,政权不倾覆,才能保住党的执政地位;只有以铁腕重拳铲除权贵利益集团,才能与民更始,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创造前提条件。语云: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权贵利益集团制造金融风潮向中央施压。1978年GDP3645亿元,日子也过下来了,2013年GDP达到了56万亿元,却到处闹缺钱。钱跑哪去了?前最高法院院长萧扬畏罪自杀了。他贪污的钱是1500亿元,行家估算可以买七艘航空母舰。这比慈禧截留海军军费造颐和园气派大多了。萧扬绝不是最大的老虎。历史的经验是“和珅一倒,嘉庆吃饱。”国库马上充盈起来。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习近平只要与党内外的改革派站在一起,与支持改革的广大知识分子站在一起,与13亿人民站在一起,就有了天垮下来擎得起,世披靡矣扶之直的力量。只在中南海宫墙以内较量,习李王就成了少数。地方对许志永公民运动的错误处置,不许鲍彤说话,都是给中央帮倒忙。习近平一年的政绩,特别是领导对权贵利益集团的斗争,表现出他具有“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举重若轻统驭全局的能力。他亲自主持制定的三中全会深化改革开放60条,则表现出他有能力领导中国走出经济危机。办成这两件大事,习近平将成为领导党和国家走向中兴的领袖,成为中国的罗斯福。

附发《救党三策(形势部分)》,是因为此文对党内权贵利益集团的分析至今没有过时,依然针对性很强。

(2014.2.14)

参与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www.canyu.org)

救党三策(形势部分)

[ 本文2010年2月21日在五柳村发表时,题为《中共必须大规模

让利于民,才能继续保持执政党地位》,后被人民网以震撼帖推出。]

——2010年春节辛子陵在上海与朋友座谈时的讲话

有机会跟上海各界朋友们见面非常荣幸。正值春节,先给大家拜年。

宋朝的政治家和文学家范仲淹说过两句话:“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作为执政党的一员,我关心百姓的疾苦;作为退休老干部,我关心党的兴亡。这是我今天谈话的立场。后面我揭露的党的阴暗面可能是骇人听闻的,但我是为了救党。帮助党走出改革共识破裂,社会危机加深,执政合法性丧失的困局。

政府崛起,人民没有崛起

世界经济危机发生以来,中国经济一枝独秀。英国BBC的报道称,中国经济总量目前估计已超过了日本,成为 “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20国首脑会议上中国领导人扬眉吐气。法国总统萨克齐说:“中国是推动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的重要力量。”

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由1978年3600多亿增加到2009年的33.5万亿,翻了几十倍,这个成绩怎么来的?有人说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是官话,是假话。实情是社会主义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不得已改弦更张,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展私有制,发展资本主义,实行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救了社会主义。 出于政治上的需要,社会主义旗帜不丢,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因为我们原来是计划经济,在冷战时期属于社会主义市场,没有和世界资本主义市场搅到一起,或者说陷入不深,所以,世界经济危机一来,中国受到的牵连较小,哪里是什么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我们乐观一下是可以的,但要清醒。1840年中国的GDP是英国的六倍,天下第一,但中国开始走下坡路。所以今天天下第二也不值得骄傲,不标志崛起。不管中国经济总量处在第几位,我们的人均GDP仍居世界百位以后,中国驻联合国副代表刘振民2009年10月,在联合国就联合国经费分摊比例议题所做的发言中曾这样说:“如果按照世界银行人均每天消费低于1.25美元的标准计算,中国的贫困人口总数超过2.5亿。”[1] 我们的人民是世界最穷的,连拉美、非洲都不如。把国民工资收入加在一起,占国家的GDP的比重,欧美最高,大约55%,南美38%,非洲20%,而中国是 8%。[2] 中国的最低年收入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5%,全球排名159位,最低工资甚至低于32个非洲国家。 [3] 中国的崛起是政府崛起,人民并没有崛起。

中国的经济危机才刚刚开始,才进入情况。经济危机并不像台风一样在沿海登一下陆,就转头走了。世界经济危机后劲大得很。目前对中国最大的打击是外贸出口萎缩了,急剧减少。中国的经济增长,74% 依赖出口。[4] 去年出口对GDP的贡献是-3.9%。 我们的商品卖不出去了。许多民营企业,一些制衣厂、制鞋厂、玩具厂就倒闭了。所以我们的经济要转型,由外向型转为内向型,要在国内找到市场。

从朱镕基当总理时就说经济要转型,要由外向型经济转为内向型经济,但一直转不过来。为什么?百姓穷,没有购买力。像我们深圳那些玩具厂、服装厂,广交会上没订货了,就只能倒闭。2008年我国共有6.7万家规模以上的中小企业倒闭。其中仅纺织企业就有2000万工人失业。向内向型经济转变成为空谈,在政策上又回到计划经济时代,用大搞基本建设的办法,去保8%的经济增长率。如果农民家庭有能力给孩子买几十元、上百元的玩具,有能力过年时人人都买套新衣服穿,就有了汪洋大海般的玩具市场和服装市场。6.7万家民营企业一家也不用倒闭。在中国,摆脱经济危机的根本出路是让农民富起来。

现在中国经济的瓶颈是找不到市场。一个欧洲市场,一个美国市场,原来是我们的大户。人家不买我们的东西了,我们急得团团转,在世界面前充阔佬,派出采购团到欧盟买东西,出手就是130亿美元。实际上是希望人家投桃报李,是去找市场。我们去买过东西的国家,像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并没有回报,并没有派采购团到中国来。我们9亿农民如果富起来,等于欧盟(4亿多人口)那样两个世界市场,等于美国(不到3亿)那样三个世界市场。我们自己有这样大的市场,不知道培育利用,到国外拉关系说好话,满世界找市场。

看看美国汽车大王福特是怎样为自己开辟和创造市场的,会对我们有启发。

福特在1913年引入新的装配线,极大地提高了汽车产量。1914年他主动地把工人的工资翻了一番,由每天二至三美元提高到五美元。九十多年前日工资五美元是很高的工资,累积起来工人的年薪是1825美元,而1913年,一部福特T型车的售价是440美元。工人一年的工薪可买四辆汽车。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到1986年,福特公司工人的实际工资增加了12倍以上。福特的经营理念是:“汽车不应该只属于少数富人,而应该让每个人都买得起”。福特没有依赖出口,没有向欧洲的王室贵族,亚洲的军阀官僚,南美的部落酋长,推销他的汽车。他的一双眼睛,盯着自己的工人,盯着美国的老百姓。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福特的这一套政策被称为财富革命。要想找到市场,先要人民富起来。

政府好像没意识到这个问题。为了“保8”,国家投资4万亿救市,10万亿信贷,不是扶持那些倒闭的或将要倒闭的民企,都给了国企,给了铁路、公路、机场, 还有给了房地产业。于是,上项目,铺摊子,搞基本建设,当年的GDP就上去了。靠钢筋水泥创造GDP,2008年是57%,2009年是70%。 2009年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90%。现在,生产能力已经过剩了。据1月份统计,有10个行业产能过剩。中国粗钢过剩率达到43%,过剩量约为2.5亿吨;水泥过剩率达到24%,过剩量为4.8亿吨;在粗钢过剩中,大型国企贡献率为76%;在水泥过剩中,大型国企贡献率为63%。到 2013年初,新投资的项目如果有40%形成生产能力,中国的产能过剩率将达到200%。因为形成生产能力不等于产品有了销路,产品没销路就是生产经济危机。像安徽阜阳市,修了个飞机场,但没有飞机起落,没有客流,成了赔钱货,因为运营要养一大批职工,还有各种行政开支,只好关闭。湖南省长沙为了利用中央政府给“铁、公、机”的拨款,拆除2英里的现代飞行跑道重建。内蒙古新建的鄂尔多斯城仍然是一座空城。截至2008年12月末,全国商品房空置率达 60%,面积达2亿平方米。国务院提出2012年以前要新造1530万套平民房子卖给老百姓。还是钢筋水泥开路创造GDP。不解决让人民买得起的问题,盖的房越多经济危机越重。经济危机的根本问题是生产过剩。上项目铺摊子是增加过剩,雪上加霜,是走不出经济危机的。国家投给房地产业9000亿救市。一旦国家托不住底,房地产业资金链断裂,企业停工,大量烂尾楼出现,将出现非常可怕的景象。2009年底全国失业工人4000万,失业率是5%。如果楼市崩盘, 全国约有5000万建筑工人,将出现大量失业者。如果有一半人失业就是2500万人。估计2013年将有6500~7500万的工人失业。按每个失业者是 四口之家计算,有3亿人口要靠政府救济生活。政府减收增支入不敷出时,就要多印钞票,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匀着吃。接着就是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人们到银行排队提款挤兑,银根吃紧。更多的工厂、商店倒闭。更多的人失业,更低的购买力。一切靠高压掩盖的社会问题就会凸显出来。那时中国才进入了真正的经济危机。那才是对政府执政能力的考验。要出现罗斯福那样的国家领导人,才能领导国家走出危机。

中国政府,从毛时代留下的传统,就是舍不得让老百姓富起来。老百姓手里有点钱了,政府就想办法叫你交出来。过去我们是短缺经济,没有经历过以生产过剩为表现形式的经济危机,以为就这样轻松地过去了,这是个天大的错觉。我劝政府未雨绸缪,留点后备,留点钱,应对两三年后的可能出现的大萧条。

经济问题说多了太枯燥。这个问题打个结挂起来。至于怎么开辟内需市场,怎么才能让农民富起来,这是一个大政策,放在后面谈。

中国政治危机比经济危机严重

经济出现危机,政治也出现危机,是不是改革开放搞坏了,搞错了?不是。改革开放纵有一万条缺点也比毛泽东时代强得多,起码没有饿死一个人,在比毛时代人口多了一倍的情况下,取消了票证配给制,保证人人吃饱穿暖,生活达到了小康,这是了不起的成就。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功不可没。社会主义在解决公平问题上有探索,资本主义在解决效率问题上有成就。两者必须结合,变成一个新东西,才能建成一个现实的、缺陷最少的社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这样一种实践,一种探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掉了计划经济和公有制,只要能保证公平和正义,还是社会主义;如果丢了公平和正义,就从根本上变质了。我们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谋发展,不丢社会主义旗帜,是要摆脱贫穷社会主义,在更高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上,实现公平和正义,让人民都过上好日子。我们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只改经济,不改政治,效率上去了,但公平出了问题,导致了权贵集团的孕育、诞生、成长和坐大,他们占有了经济发展的太大的份额,导致改革共识的破裂。这就走到了改革初衷的反面。

未来几年的政治决战是:或者是党内改革派制服权贵集团,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实现共同富裕,实现公平正义,中国走向现代化和民主化;或者权贵集团制服改革派,在中国建立比现在还要厉害的专制统治。进一步剥夺压榨人民,两极分化进一步加剧,民怨沸腾,民变蜂起,引发一场暴力革命。

中国权贵集团的形成和发展可分为四个时期:

一、官倒时期。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利用“双轨制”的漏洞,权贵们通过“官倒”即倒买倒卖,把计划内物资转化为计划外物资,赚取差价;或倒买倒卖进出口物资批文,“空手套白狼”,聚敛起第一桶金。

二、包揽大型工程时期。90年代中期以后,通过包揽大型工程虚报成本、出卖国家和工人权益提高优惠条件吸引外资、在进口大型设备中收取回扣等手法非法牟利。例如:在国家的和省一级工程中,就有高达40~60%的工程款流进了他们的口袋。1998年以来,中国开始兴建高速公路,平均每公里国家支付1亿 200多万元,而实际仅需7000万元,权贵们每公里攫取了3200万元。这样的高速公路共有16000公里,仅此一项,承包工程的权贵就掠夺5120亿元以上。

三、国企改制时期。中共十五大以后国企改革的路子是 “抓大放小”,大企业引进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实行股份制;小企业实行私有化。问题主要出在中央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以后的国企改制中。地方政府认为“经营者持大股”是国有企业推行股份制中“最有效的股权配置方式”。《浙江工人日报》2002 年8月7日发表新华社记者关于国有中小企业改制的调查报告:《“新百万富翁”震荡大江南北》。我们看一位董事长的自述,可知“新百万富翁”是怎样“一夜之间”产生的:

具体确定为国家保留22.5%的国有股;董事长占22.5%的股份,即1125万元;职工持股会占20%;外来法人股占35%。这样,我就成为了名义上的 “千万富翁”。我的1125万元股份,除自己积累50万、向亲朋好友借200万以外,第一块是经营者才能奖金100万元,第二块是技术奖励150万元,第三块是职务配股250万元,第四块是政府以期股注入的方式出让375万元,而这375万元期股实际上是以现金分期付款的方式买断国有资产存量,靠分红的钱还。这几年我经常受邀请到上海、山东、四川等地作报告,反复讲经营者持大投,不是千年等一回,而是一万年才有一次机会。[5]

这位董事长交了好运,市政府给了他875万。主事的官员能够统一认识把这笔钱给他而不是给别人,这是幕后交易的结果。他当然要通过巧妙的方式给官员们送钱,把这个人情还回去。国企改制因为没有民主监督,基本上都是由各级政府官员黑箱作业,导致腐败丛生。通常是政府参与设计公司管理机构,寻找经营者,为国企资产作价,甚至承担部分债务。由于较大的国企资本存量大难以卖掉,就干脆由主事的官员将其从“全民所有”“界定”为内部人所有,在内部人中又指定改制后的“经营者持大股”。这种类型的改革被称为“界定”式的改革。所谓“界定”,说穿了就是行政划拨,这就给官商勾结发“改制财”留下了广阔的运作空间。如果主持者是个贪官,为了国企脱困提高经济效益而改制的这本“经”就被彻底念歪了。在巨大的利益唾手可得的诱惑下,官员们很难洁身自好。只要在领导集团内部按权力身份把利益摆平,政府、人大和党委一路绿灯通过,大家既有了资本,又有了政绩;既合乎政策,又合乎法律。于是形成了受现行制度和政策法律保护的所谓 “利益集团” 。在这种体制下个别人洁身自好是很难的。假定班子里成员每人200万股份,十个人九个人拿了,就一个人坚持原则不拿,这个人就很难在这里继续混下去。他就成了异类。 “怎么,你准备揭发吗?你准备将来上级查处时当坚持原则的代表吗?”先找个理由把他淘汰出局。这就是所谓逆淘汰制,在整个风气坏了的时候,当清官很难,许多不是很坏甚至比较好的干部是这样下水的。在处理权贵集团的时候要把这部分人分化出来。

现在权贵集团坐大,成了党的心腹之患。他和共产党搞在一起了,穿一样的衣服,在公开场合说一样的话,都念邓、三、科这一本经,你很难分清谁是共产党的改革派,谁是权贵集团成员。

四、买官卖官时期。这是权贵集团的恶性发展。2001年6月15日,中纪委、监察部召开新闻发布会,揭露了原沈阳市市长慕绥新、常务副市长马向东案件。这个案子的特点是开了买官卖官的先河,有人写成纪实文学《新官场现形记》。在辽宁沈阳查处的慕马案中,涉及16个人是“第一把手”,市长、法院院长、检察长、财政局长、国税局长、土地局长、物价局长、烟草专卖局长、建委主任、国资局长等要害部门的第一把手纷纷落马,新华社记者描述说,“一把手”的腐败行为直接影响了一个地区和一个单位的风气。市长收局长们的钱,局长就收处长们的,处长再收科长的,从而形成了“对上送,对下收”的潜规则。买官卖官在一些地区和部门已经司空见惯,“官市”极其火曝。[6] 黑龙江韩桂芝、马德买官卖官案涉及领导干部900多人,有多名省级干部,上百名地市级干部。在马德任书记的绥化市,有50多个部门领导和70%的县级领导卷入买官卖官生意。[7] 国家级贫困县河南上蔡县原县委书记杨松泉,把官位像古董一样明码标价,财政局长40万元;人民医院院长30万元;各乡党委书记6万元至10万元不等。 [8] 安徽和县原县委书记杨建国,更是把官帽生意做到了极致,从乡镇到县直机关,大到镇长小到妇联干事全部明码标价出卖。[9] 依靠这些党棍官僚治国安民,建设和谐社会,无异于缘木求鱼。

官场商业化,必然导致官员劣质化、流氓化、黑社会化。这些官员身上不仅没有一丝一毫共产党人或国家干部的正气,而且完全丧失了做人的底线。赃官徐其耀,有 “教子书”一封,深刻揭示了权贵集团的世界观:

要不知疲倦地攫取各种利益。有人现在把这叫腐败。你不但要明确的把攫取各种利益作为当官的目的,而且要作为唯一的目的。你的领导提拔你,是因为你能给他带来利益;你的下属服从你,是因为你能给他带来利益;你周围的同僚朋友关照你,是因为你能给他带来利益。你自己可以不要,但别人的你必须给。记住,攫取利益这个目的一模糊,你就离失败不远了。[10]

现在揭露出来敛财最多的贪官是广东省政协主席、前公安厅长陈绍基,双规后查出他有20本化名存折,涉案金额总计人民币20亿元。[11] 据揭发,最近被双规的深圳市市长许宗衡亲口讲过:“现在没有关系根本上不去,我到这个地步不知花了多少钱呀!我就是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当上这个市长(据说为了当这个市长他花了3000万),我已经投了不少资了,现在已经豁出去了。好多企业家为了我当市长,都愿意豁出老本。这些人出钱帮我当官,我得还债呀。” 为了还债,他卖官开出的价格是:“一名区的正职不低于1000万;大集团(企业)正职不低于800万;一般局长在500~600 万之间。”

清末卖官,最大是候补道,地司一级官员,是个社会身份,无俸禄,很少有人能补到实缺。现在卖官是实职,有人花3000万买市长、省长做,居然做成了。在清朝,巡抚这一级官员花多少银子也买不到的。共产党的天下,腐败是没有底线的。

脏官们道貌岸然的背后,除了敛财,就是搞女人。

新华社报导,贪官95%都有情妇,60%以上的腐败案与二奶有关。有好事者根据真人真事制作“全国二奶排行榜”在网上传播,有九个“奖项”,揭露了这些赃官的惊人的腐败:

“数量奖”授予包养146奶的江苏省建设厅长徐其耀,就是写“教子书”,把贪污作为当官唯一目的的那位;

“素质奖”授予重庆市委宣传部长张宗海,常年在五星级酒店包养漂亮未婚本科女大学生17人;

“学术奖”授予海南省纺织局长李庆善,记载性爱日记 95本,制作标本236份;

“青春奖”授予四川乐山市长李玉书,20 个情人年龄都是16到18岁;

“管理奖”为安徽宣城市委副书记杨枫夺得,妙用MBA知识有效管理77名情人;

“挥金奖”得主深圳沙井银行行长邓宝驹,给他的“五奶”一人,800天挥霍1840万元,平均每天23000元;

“团结奖”得主福建周宁县委书记林龙飞,被称为“三光书记”:官位卖光、财政的钱花光、看中的女人搞光。其“团结”事迹是与22名情人举办群芳宴,选出一位芳中之最,颁发佳丽奖,奖金30万元。

“和谐奖”得主是海南省临高市城管大队长邓善红,有 6个情人,生了6个孩子,对此原配夫人根本不信;

“干劲奖”得主是湖南省通信局局长曾国华,面对5位情人立誓:保证到60岁时,每人每周性生活不少于3次。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以上这些极坏的典型已不是个别现象。五十步与百步之间的贪腐官员已经占了多数。原中纪委书记吴官正在中纪委会议上说:“根据中央的考察、调研,不能说全部,也有百分之九十的省市二级党委已经变质,至少 有百分之八十的党政一把手是不称职,不合格的”[12] 请大家注意这个数字:百分之九十的省市两级党委已经变质,百分之八十的党政一把手不合格,这是吴官正讲的呀!省市两级党委班子,人数可能就是几千人,但这就是操纵我们国家运转的那只看得见的大手呀!十个指头坏了八九个,这双手还能依靠吗?还能信赖吗?

十七届四中全会上,胡温将领导干部公示财产的阳光法案提交全会,竟然被否决了。这件事给了我极大地震动。阳光法案反映了党心民心,如果全党公决,或全民公决,都会通过的。被否决的事说明,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准确地说是他的多数,不能反映党心民心,跟全党已经不是一条心了,跟全国人民已经不是一条心了。这些反对阳光法案的中央委员还是我们的人吗?还是我们选出来的代表吗?作为一个老党员,我动议:十八大选举,凡拒绝向全国人民公布财产者,不能当十八大代表, 不能当中央委员、候补中委和纪委委员的候选人。省、市、县换届选举也应该如此。

走笔至此,我这个老党员不由得仰天长叹,为国家腐败至此一哭!为党堕落至此一哭!现在的县委书记们不是焦裕禄了!试问吴邦国委员长,在林龙飞这样的县委书记领导下,这个县怎样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没有三权分立,没有制衡监督,就统一成了周宁县那样一种“三光”的局面,即“官位卖光、财政的钱花光、 看中的女人搞光。”党都这样子了,还奢谈党的一元化领导的优越性,还奢谈政治体制改革是党的自我完善,就只能等着被人民推翻了。

权贵资产阶级的人数,据《远东经济评论》2007年第4期报导:至2006年3月底,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5000万以上的有27310 人,超过1 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亿元以上的90%是高干子女,有2932人,他们拥有资产20450亿元人民币,平均每人6.7亿元。如果放大一些他们的社会基础,家有千万(人民币)以上的权贵集团人数约有500万人。[ 据2004年由中共中央研究室、国务院研究室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共同完成的《当前社会各阶层经济状况》调查研究报告披露:城市人口中的0.9~1%(不到全民人口0.4%)即480万至500万人,拥有上千万元以上财富。500万拥有千万元以上财富的人(含亿万富翁),其背景基本来自三个方面:1、党、政、 军高干子女亲属,占90%以上;2、依靠港、澳或国外亲属资助,约5.5%;3、自身经营有方又遇到良好机遇者仅约4.5%。] 但在13亿中国人民面前,他们是微末的小数。在7000万党员面前,约占7%。

问题积累到今天,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同权贵集团的矛盾。权贵集团造成四大恶果:首先是分配不公平,贫富两级分化使社会矛盾尖锐化, 从根本上破坏了和谐社会的基础;第二是借助政治权力强势垄断,以发展壮大“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为掩护,实行“国进民退”,蚕食和鲸吞民间财富;第三是反对 “耕者有其田”,把土地垄断在自己手里,成为压迫、剥削农民的“红色地主”;第四是形成了一个拼命反对民主宪政的特权利益集团,以批判普世价值和两个“绝对” [ 2009年3月9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吴邦国宣布:中国绝不照搬西方那一套,绝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三权分立”、两院制。] 关闭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大门,使政治改革陷入今天的困境和僵局。权贵集团是中国共产党的掘墓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掘墓人。

[1] 许行:《中国经济崛起的秘密》,天涯社区网2010年2月9日。

[2] 郎咸平:《中国人为什么收入低?》腾讯网财经频道2010年2月4日。

[3] 刘植荣:《世界工资研究:非洲32个国家最低收入超中国》,新浪博客2010年2月7日。

[4] 谢国忠数据。谢国忠,1960年出生于上海,1983年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路桥系,1987年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土木工程学硕士,1990年获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同年加入世界银行,担任经济分析员。在华尔街大牌投资银行里具有大陆背景的亚洲分析师中,谢国忠属佼佼者。谢国忠是亚洲地区被媒体引用最频繁的分析师。他是摩根士丹利公司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小组的领头人。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在多次关于中国经济的演讲中引用谢国忠计算出来的数据– 在中国近8%的经济增长率中,出口占了74%的比重。见上海热线互动社区网2009年1月4日。

[5] 陈寒鸣:《国企的经营者变成资本主》,中国温州商会网2007年4月7日。

[6] 邵道生:《权力监督缺失下的“第一把手”腐败》,乌有之乡网站2007年4月2日。

[7] 令狐安:《我国反腐败斗争面临的问题、原因和对策》,《香港传真》2007年91期。

[8] 陈磊:《河南艾滋大县原书记肆意卖官,侵吞防艾资金》,西祠胡同社区网博客2006年8月9日。

[9] 罗宗华:《这些县委书记为何这样牛气冲天?》人民网强国论坛2006年11月10日。

[10] 《从一个贪官的教子之道说起》,《中国改革报》2009年2月20日。

[11] 《2009年“双规“风暴》,凤凰网财经频道2009年8月10日。

[12] 《中纪委简报(2006年10月12日) 》 ,转引自《中央大动作,地方负责人被请上京“摊牌”》中部经济网2006年11月20日。

镜像链接:谷歌镜像 | 亚马逊镜像

分类: 新闻, 观点 标签:
  1. 我是公民非人民
    2014年2月15日08:00 | #1

    宋柯,老头子,回天无力了,世道当如此。

  2. 匿名
    2014年2月15日17:23 | #2

    权贵利益集团是中国共产党的最后堡垒

  1. 本文目前尚无任何 trackbacks 和 pingbac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