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岛:文革时北京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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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65年暑假收到录取通知,我终于考上北京四中。

四中是北京乃至全国最好的中学之一,对我来说就像天堂那么遥远。小学考初中先填志愿:第一四中,第二13中,第三41中,这基本是我们那一带成绩中上的男生的共同模式。通考时,我因未识破语文考卷中“极积”这一词序颠倒的陷阱,在去天堂的半路拐了个弯,进了13中。

记得那天是董老师监考。她在我书桌前驻足长叹,提醒大家交卷前一定要细心检查。我扫了一遍考卷,没错呀,于是信心十足提前交了考卷。结果名落孙山,被父亲臭骂一顿,那年暑假我灰头土脸,抬不起头来。

初中三年,在教室门前那棵大槐树的摇晃中悄然逝去。从初三上半学期起,在父亲的压力下,我起早贪黑,深一脚浅一脚“积极”赶路。

临近通考,我变得越来越迷信,尤其对“四”这个数字。一天,我从学校沿大翔凤胡同回家,闭眼走四步睁开,再闭眼走四步。走着走着,快到了柳荫街,猛一睁眼,迎面是位老奶奶,满脸惊讶。一见我睁眼,她咯咯乐了:“我心说,这可怜的小瞎子咋没拄根棍儿呢?”

此情可问天,我这小瞎子终于摸进天堂门。那年夏天,我的社会地位有明显提高:父亲另眼相待,亲戚邻居赞许有加,再别上校徽,几乎成了全人类的宠儿。更让人高兴的是,楼下一凡也考上了四中,我们俩还分在同一班。

(二)

北京四中创建于1907年,起初叫顺天中学堂,1912年改名为京师公立第四中学校,1949年定名北京第四中学。距离跟13中差不多,从家步行20分钟。

9月1日开学那天,我起得早,磨磨蹭蹭,打开书包又合上,心不在焉,然后跟着一凡去学校。由郭沫若题字的“北京四中”,刻在校门门楣石头上,涂上红漆。那水泥墙体和大小铁栅栏门有些阴森,据说曾出现在某国产故事片中,冒充日本宪兵司令部。

开学第一天是老师与学生见面。我所在的高一(5)班除了一凡,全都是新面孔。我隐隐感到不安,是那种系错纽扣出现在公众前的不安,既无法掩饰又来不及纠正。

开学后不久,扒拉小算盘,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语文优势不再,但还说得过去;关键是数理化,梦魇一般,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尤以数学为甚,一过整数我就如坠五里雾中,分不清东南西北。而周围同学你超我赶,甚至有人提前读高三的微积分课本。我暗自叫苦,悔不该混进这数字的天堂。

说实话,整个学校气氛让人感到压抑,又很难说清来龙去脉,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比如衣着,简直朴素到可疑的地步:带汗碱的破背心,打补丁的半新衣裤,露脚趾头的军用球鞋。可尽人皆知,四中是高干子弟最集中的学校。显然有什么东西被刻意掩盖了,正如处于潜伏期的传染病,随时会爆发出来。

班主任田佣是数学老师,只比我们大五六岁。他戴白框眼镜,面色红润,精力充沛,整天跟我们跑步打篮球,蹦蹦跳跳,像个孩子王。他刚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不久,每月工资56元,单身,留北京,在名牌中学教书,这是命运的良好承诺。

跟我们一起下乡劳动,除了带头干活,还要照顾全班的起居伙食。他腰扎草绳,亲自生火掌勺,我和另一个同学给他打下手。肥肉炼油,白薯切丁,过油后用酱油一烹,香飘四溢。开饭了,他再一勺勺分给大家。

那年正搞“四清”运动,重提阶级斗争。我母亲调贵阳一年,参加当地银行系统的“四清”。而我们下乡碰上的首要难题是,和农民打招呼,万一赶上地主富农怎么办?大家议论纷纷,认定他们一定鬼鬼祟祟。问村干部,发现这标准靠不住,索性跟谁都不打招呼。

一天工间休息,K同学用小刀顶住我腰眼儿,先是开玩笑,随后认真起来:我不肯求饶,他就暗中使劲儿,刀尖越扎越深。我们对视,僵持了好几分钟。突然剧痛难忍,我一把推开他。他冷笑说,这是考验我的革命意志。此后对他敬而远之。好勇斗狠,正伴随着阶级意识而觉醒。

1966年春,暴风雨将临,有种种前兆可寻,我们像小动物般警醒。课间休息,同学们大谈革命理想与生死关头,好像每个人都在面对最后的考验。我暗中编造牺牲前喊的口号,并反复排练,在想象中,周围必是青松环绕。我甚至把指头放进门缝,越夹越紧,直到疼得大汗淋漓。我承认,若大刑伺候,我当叛徒的可能性很大。

我连团员都不是,有一种被排斥在外的恐惧感,但不知如何向组织靠拢。一凡是我的入团发展介绍人,也就是说他代表组织,这给我带来希望——毕竟是哥们儿嘛。我试探口风,他守口如瓶。

(三)

“文化革命”爆发了。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四中从此正式停课。听到这一消息,我跟同学一起在教室欢呼雀跃,但自知动机不纯:那正是我数理化告急的关头——期末考试在即。老天有眼,当年把我领进天堂,如今又救我于水深火热之中。每天醒来,我都感到不怎么踏实,担心毛主席又改了主意。他老人家最终下定决心,永远关上学校大门。

自5月下旬起,我和几个同班同学每天早出晚归,去西郊大红门外的北京食品学校煽风点火,鼓动学生罢课闹革命。我们提出的口号是“不给资产阶级做蛋糕”。可一提起蛋糕,大概与饥饿经验有关,难免多分泌口水,故我演讲时唾沫星乱溅。食品学校的学生大多来自社会底层,费尽口舌,还是闹不懂为什么要罢课,为什么不做蛋糕。在辩论中,一个女学生反问我:“那你说说,蛋糕跟资产阶级有什么关系?”大多数的敌意坚不可摧,我们只好撤退。

四中校党委瘫痪,由高三各班团支部联合接管。我在学校抄写大字报,三天两夜没睡觉。第三天晚上,和同学一起去清华附中,声援被压制的红卫兵。我精神恍惚,脚下软绵绵的,灯光耀眼,声浪忽近忽远。而革命就像狂欢节,让人热血沸腾。

有一天在教室,同学的装束让我大吃一惊。他们摇身一变,穿上簇新的绿军装,甚至将校呢制服,脚蹬大皮靴,腰系宽皮带,戴红卫兵袖箍,骑高档自行车,呼啸成群。让我想起刚进校时那莫名的压抑,原来就是优越感,这经过潜伏期的传染病终于暴发了。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口号应运而生,几乎把所有的人都卷了进去。我们班同学L把它谱成歌曲,流传甚广。在当时的辩论中,对方头一句话是:“你什么出身?”若出身不好,上来就是一顿臭骂或暴打。我出身职员,但父亲旧社会在银行工作过,属可疑之列。我再次被排斥在外。

在操场靠校墙一侧的树丛中,我发现一辆没上锁的自行车。那是辆倒轮闸,锈迹斑斑,辐条稀少,车铃上拴着细麻绳,一拽叮当响。观察几日,竟无人认领,我如获至宝,权当借用。

骑破车的好处是,即使没锁,停放在任何地方都很安全。虽说与高干子弟的“永久13型锰钢车”不可同日而语,但自我感觉良好,这毕竟是我拥有的头一个交通工具。由速度所产生的快感,是靠步行的芸芸众生无法体会的。我骑车出入革命洪流,不再把自己当外人,甚至产生幻觉,自认为是革命的中坚力量。后读堂吉诃德才恍然大悟,准是他的坐骑把他弄疯的。

一天,骑车沿德内大街从家去学校,快到厂桥十字路口,顺大陡坡滑行,一个跟头栽在警察岗楼前。顿时围满看热闹的人。我浑身是伤,更倒霉的是丢人现眼。那似乎是个严重警告,我激流勇退,把车悄悄放回原处。没过半天,那车就神秘地消失了。

(四)

那是个疯狂的夏天。6月4日,北京市委派工作组进驻学校;6月15日,全校召开女校长杨滨的斗争会。6月18日,《人民日报》刊登北京四中学生废除高考制度的倡议书;8月4日,一个冒充红卫兵的“反动学生”在王府井被发现,被带回学校,在操场上被活活打死。与此同时,有二十多个校领导和老师被游斗,被学生们拳打脚踢;8月25日,以四中几个高干子弟为首,成立“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简称“西纠”),接连发布了十号通令……

四中成了北京“文化革命”的中心之一。除了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各种密谋正在进行,为随后出现的各种派系组织留下伏笔。由于出身问题,同学之间出现进一步分化。一个“贵族”学校,突然卸去朴素优雅的伪装,露出狰狞面目。

最让我吃惊的是,我们班同学T的遭遇。他生性腼腆,曾在入团书面“思想汇报”中坦白了自己关于性的想像,包括女性生殖器和乳房的形状。谁料到,这些忏悔的细节被大字报公布出来,成为大家的谈资笑料。T被划为反动学生,从此从大家的视野中消失。到底是谁把这些玩意儿公布出来的呢?我暗自庆幸,好在没有为入团干这类傻事。

8月18日,我去了天安门广场,那是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我们一早在六部口列队等候,被人流裹挟着涌向天安门广场。我们雀跃高呼,踮脚仰望天安门城楼,可什么也看不见。只有几个绿点,我猜想毛主席就在其中吧。在那狂热记忆的深处,最难忘的就那么几个绿点。

暴力随着暑热升级,到处是批斗游街抄家打人。北京城充满了血腥味。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红八月”,让人不寒而栗。

1966年8月2日,是我17岁生日。白天家中无人,我拉上窗帘,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心绪低落到了极点。在人生转折时刻,我试图回顾过去展望未来,但什么也看不见,内心空空如也。

35年后,因父亲病危我回到北京。那天我和弟弟乘出租车,经平安大道回父母家。他指了指铁栅栏后面的白色现代建筑群,突然问,“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我试图辨认,但一点线索都没有,茫然摇摇头。“这就是四中。”

(五)

当年全北京的中学只有四位特级教师,四中就占了两位,化学老师刘景昆和物理老师张子谔,那都是国宝级人物。有一年,张子谔老师辅导高三物理,据说高考六道题押中四道,学生提前交卷,高呼“张老万岁”。

教三角函数的老师李蔚天三角眼,下巴刮得铁青。每次上课,他提前几分钟到教室,在黑板上画一道题。那对我来说如同鬼画符——眼晕,而同学们几乎个个胸有成竹,举手抢答。李老师不慌不忙,用三角眼扫视一圈,习惯性摸一下铁青的下巴,慢悠悠,用浓重的河南口音点名“赵—振—开—”,还把“开”读成第三声,更加勾人心魄。我一问三不知。这竟成了我永远的心病:多年后我帮女儿做作业,一听说三角函数,第一反应是头晕恶心。

《学习》杂志1958年停刊,部分编辑改行当老师,于是黄庆发成了我们的语文老师。他四十出头,谢顶,一脸苦笑,好像在为自身的存在表示歉意。他教古文有一套,让我们写批注。他摇头晃脑领读柳宗元的《小石潭记》:“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闻水声,如鸣佩环,心乐之。”停顿一下,念批注“当乐”,然后继续朗读下去。照猫画虎,没想到我的批注竟得到赏识——孺子可教,于是让我当众宣读。我美滋滋地摇头晃脑,待读到“心乐之”也停顿一下,接着读我的批注——“颇为不错”,竟把“颇”错读成pi音,引得哄堂大笑。

俄语教师凌石军肥头大耳,没架子,但骨子里透着股傲气。他每次上课只捏着一张小卡片,嘟噜嘟噜说个没完,好像那是一种语言戏法。他出过俄语语法专著,且日文好,据说他的俄文是靠日文课本自学的。他另有一手高招,可仰躺在学校游泳池的水面上看报纸,手脚不动。我俄语没学好,倒是暗中偷学了这一手,但一不留神会灌上两口水。

英语老师项立斜穿校园,总会引起注意。他教英文,把自己先教成英国绅士:夏天穿白色西服;冬天穿吊带短裤,白色长袜,锃亮的皮鞋。他上课会把全套刀叉带到教室,配上餐巾,演示西餐的规矩。据说他当年在教会学校考了第一,外籍老师请他到家中做客,端出奶油蛋糕,而这时他用错了一个词,女教师把蛋糕收回以示惩罚……

两位体育老师韩茂富和吴济民,都是国家级篮球裁判。韩茂富个儿不高,精明强干。吴济民人高马大,都管他叫大吴。据说苏联国家女篮来京与中国女篮比赛,由韩茂富在场上主吹,大吴坐镇裁判台。临近终场正打得难解难分,这两位暗中串通好,停表加时间,被苏联队发现提出抗议,大吴被降级成一级裁判。

女校长杨滨,延安陕北公学出身,参加革命后的重要见证人填的是叶群。解放后曾长期担任女一中校长,1965年调到四中。据说在北京市教育局局长和四中校长两个职务之间,她选择了后者。

副校长刘铁岭踌躇满志。“文革”中揭发他在日记中的志向:二十岁当校支部委员,三十岁当区委委员,四十岁当市委委员,五十岁当中央委员。一切都按计划进行,“文革”开始时他四十出头,已当上了市委委员。

谁承想,这些老师校长,一夜之间斯文扫地。“文革”爆发后,先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和没完没了的批斗会。高潮是1966年8月4日,那是个星期天。有二十多个校领导和老师戴高帽挂牌子游斗,最后集中到操场上,他们在学生的喧嚣、羞辱和拳脚中蹒跚穿行。最后让他们齐唱《鬼见愁战歌》:“我是牛鬼蛇神,我是人民的罪人,我有罪,我该死,人民的铁锤,把我砸烂砸碎……”其中顶数副校长刘铁岭的嗓音最嘹亮。

在一次由军宣队主持的批斗会上,大吴跳出来指着校长杨滨说:“杨滨,你胆敢反对解放军。”然后振臂高呼“打倒解放军!”愕然惊醒,意识到犯了大忌,面如土色嗫嚅道:“我有罪,我向毛主席请罪。”于是到毛主席像前弯腰撅腚,豆大的汗珠噼啪滚下来。

最让我震惊的还是语文教师刘承秀的自杀事件。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她因受审查而导致儿子从部队转业。那天凌晨五点,在食堂后面的小夹道,她用剪刀割断并揪出自己的喉咙,据说惨不忍睹。一个中年女人用这样的方式结束生命,到底为什么?当这消息传遍宿舍小院,我正在六斋生火,浓烟呛得我睁不开眼。

(六)

1966年8月初,我搬到学校住。学生宿舍在学校东南角,与教研组小院毗邻,由两排相向的平房构成独立的小院。开间不等,上下铺,按数字排列,一律称为“斋”。我先住十三斋,后搬进六斋,一住两年多。学生宿舍本是为家远的同学提供的,趁“文革”之乱,没人管,大家纷纷搬进去。

由于顶棚相通且破败,隔墙有耳,易于小道消息的传播。每次生炉子起浓烟,邻居跟着一起咳嗽。“文革”前,每晚十点熄灯,提前十分钟响预备铃。宿舍小院离厕所较远,由于是男校,毫无顾忌,住宿生纷纷冲出来,在下水池或树旁撒尿。宿舍小院永远飘散着浓烈的尿骚味儿。学生辅导员禹启中,每天晚上差十分十点来小院检查,一时奏效,传为“大禹治尿”的佳话。

和我同宿舍的Z是干部子弟,他爱吹牛,好色,说话幽默,是个挺好玩的伙伴。1966年8月底,有天晚上,他说刚抓来个本地流氓,关在地下室,问我要不要去看看。我出于好奇跟他去了,蹲在地下室窗外,向里窥视。

那天由Z主审,两个穿军装的老兵充当打手。那“流氓”光着上身,跪在地上。Z厉声问了一句,他含糊其词,一个打手抡起粗铁链,哗啦抽在他肩上,顿时留下道深深的血印。待铁链再次抡起,Z赶紧拦住……实在看不下去,我回到宿舍躺在床上。半夜Z回来了,有点儿兴奋有点儿得意,问我观感。我把话题岔开。由于他属于那残酷的一幕,我和他渐渐疏远了。不久我从十三斋搬到六斋。

“文革”期间,学校宿舍的流动性很大。1967年春,六斋搬进来个新住户,是前国家主席的公子。他住在上铺,郁郁寡欢,平时只是回来睡觉。我们讲鬼故事时,他也支着耳朵听。一个多月后,他又神秘地消失了。

讲鬼故事要先关灯,同时需要特殊音响效果。比如口头音乐伴奏,并事先备好破脸盆,关键处扔出去,或索性推出护床板。一惊一乍,连讲鬼故事的都吓得半死。这几乎是每天睡觉前的保留节目。

食堂伙食太差。趁夜色,我们去偷食堂的白菜和煤,给自己做饭。更有甚者,由于冬天教室不生火,来学校的同学纷纷到六斋取暖,但要投足硬币才给开门。他们跺脚诅咒,但冰天雪地,没辙,只好留下买路钱。我们还到处收集书报,卖给废品收购站。眼见着玻璃瓶的硬币快满了,我们摩拳擦掌,先订菜单,再采购,大快朵颐,最后撑得走不动道儿。

(七)

北京四中既是“贵族”学校,又是平民学校。这其间有一种内在的分裂,这分裂本来不怎么明显,或许被刻意掩盖了,而“文革”把它推向极端,变成鸿沟。

学校只有一栋二层教学楼,条件极差,冬天没暖气,天一冷就要安装煤球炉。家境贫寒的子弟多自备午饭,铝饭盒装在网袋中,课间休息送到食堂的大蒸锅腾热。有的同学图省事,索性放在煤球炉台上,课堂上飘荡各种混杂的香味。

再说食堂,每天伙食费是三毛三,主食一毛六。食堂大,能容下几百号人。每桌十人,自由组合,没椅子,直立就餐。大师傅用木杠抬着大木桶进来,引起一阵激动——那些年轻的胃。各桌派代表用两个脸盆排队。一个脸盆盛主食,一个盛菜。校长杨滨发现营养标准不够,提出把伙食费加到每天四毛,即隔天加个有肉的甲菜,竟有一多半学生没有响应,可见平均家境之贫寒。这在“文革”成了杨滨搞修正主义和挑动学生分裂的罪名之一。

那正是发育期,到处是带酸味的饥饿感。有学生贴出大字报:“两个窝头夸好饭,一行长队上青天。窗含师傅丰脸笑,门泊学生瘦骨寒。”

“文革”爆发后,停课串连,食堂秩序被打乱。而学校规定,只能退主食的伙食费,每天一毛六。一凡告诉我,有一回去食堂小窗口退饭票,排他前面是前国家主席的公子,为了退伙食费跟食堂管理员刘庆丰争了几句,居然遭断然拒绝:“不行,开了证明再来。”弄得他面红耳赤,悻悻而去。而拒绝前国家主席公子退饭票的刘庆丰,后来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揪出来,跳河自杀了。

人世沧桑,公子落难,这本是个老掉牙的故事。后听说他发迹了,但愿没忘掉当年的落魄感,能多替老百姓着想。

(八)

1966年9月初,我自制了个小木箱,用红漆写上“把毛主席的话印在脑子里,溶化在血液中,落实在行动上”。这小木箱刚好装进四卷毛选。随后我到积水潭医院去看望父亲。他写标语时从梯子上掉下来,摔断右手腕。我没带水果或营养品,只带来一个毛主席半身塑像,放在床头柜上。

由于搞到一张介绍信,我们七个平民出身的同班同学,决定一起去全国串连。到医院看望父亲的第二天,我背着装毛选的小木箱上路了。

一个多月后回到北京,形势大变,由于对“血统论”的批判,彻底动摇了老红卫兵的统治地位。以平民子弟为主的各种造反派组织应运而生,包括我们班成立的“红峰”战斗队。

1967年开春,校内造反派组织联合成立了“新四中公社”。北京中学分成“四三派”和“四四派”,“新四中公社”属于温和的“四三派”。发表在《四三战报》上的《论新思潮——四三派宣言》,提出“实行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打碎特权阶层”。作者张祥龙后来成了我的好朋友,他哥哥张祥平是“新四中公社”的笔杆子。

由四中几个学生办的《中学文革报》创刊号上发表了《出身论》,是对“血统论”和“特权阶层”最彻底的批判,在全国引起轩然大波。作者遇罗克1968年被捕,1970年3月5日在公审后被处死,年仅27岁。

两年前是北京四中的百年校庆,据说搞得轰轰烈烈。我不知道,我的母校到底应该庆祝什么?据说老校长刘铁岭在庆典仪式上致辞,想必依旧声音洪亮。我不禁想起1966年那个夏日,他和被批斗的老师一起唱《鬼见愁战歌》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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