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在故乡我众叛亲离

“你错了,”母亲说,“为什么不跟着学校走呢?学校代表县里,县里代表市里,学校要保他,县里要保学校,市里要保县里,这不是很明白的事吗?这么简单的道理你不信,却偏偏听信什么法律。”

“异类”

今年春节前一个多月,我回家看生病的母亲。母亲此次生病是因为我。自从弟弟出事之后,她对我的依赖越来越大,近期几乎三天两头来电话。最近这次,我赶稿心烦,便在电话中呛了她。第二天早上父亲来电,说母亲脑梗住院了。

母亲原本多病缠身,脑梗是糖尿病的并发症。好在并不严重,在县医院住了一周就出院。住院期间有个插曲。科主任查房的时候,我想记下他的话,以利于母亲后期治疗,因手头没有纸笔,便顺手用手机录下。结果无意中捅了娄子。在县医院上班的弟媳被院方叫过去,问是不是对医院有意见。弟媳紧张坏了,我也赶紧澄清。但医院仍不放心,以关心本院职工家属的名义,派了一名副院长来看望母亲。

我这才真正体会到,因为“谈话死”事件,我确已成为家乡人眼中的异类,甚至是敌人。

“谈话死”是三年前发生在我的母校高中的一起学生意外死亡事件。我的弟弟柴会超是涉事班主任,他在教育那名违纪学生时动了手,后者离奇倒地死亡。学校领导出于“维稳”,安排柴会超躲起来,并暗示其不能承认动手。柴会超压力很大,发短信问我怎么办。我咨询了几位朋友,之后回家,背着学校,带着他到派出所投案。柴会超后来以“过失致人死亡罪”被判刑6年6个月,上诉后维持原判。

这件事——确切地说是我在这件事上的做法——在家乡引起很大争议。我至今还记得在一个饭局上,一位县法院领导痛心疾首的样子。他对我的做法深感不可思议,毫不掩饰地认为是我把弟弟给害了。

我后来曾设想,假如柴会超不给我发那个短信,没准还现在还仍然是一名教师。而我也不至于为此饱受煎熬。

他为什么非要给我发那个短信?我还记得自己当时赶到学校安排他躲藏的那家宾馆时,他分明跟我说:你帮不了我。

他起初不想跟我去投案,说那样会众叛亲离。但最后还是醒悟。在去派出所的出租车上,他悄悄给妻子发了一条短信,说“长痛不如短痛”。弟媳知道大事不好,马上电话追过来,说你若投案,“咱全家全完了”。柴会超说了句“你不懂”,便挂断电话。

大概从六七年前起,为了帮父母排遣寂寞,我给他们订了一份《南方周末》。因为农村收报纸不方便,我后来把地址变更为柴会超在县城中的家。这样每一期报纸他会先读到。我想,在决定给我发那个短信时,他大概已经受到这份报纸所秉承的价值观的影响。

“你们是替弱者说话的,”见面后柴会超跟我说,“学生是弱者,按说你应该站在他们那边。”

后来,我曾将我这个问题上的纠结跟一位在家乡政府部门工作的同学吐露。他正色跟我说:你错了,你弟弟才是弱者。

事情后来的进展印证了同学的话。死者家属非常强势,在此案进入司法程序后,家属不仅多次上访,还把主办此案的检察官咬伤。开庭时更是大闹一通,甚至对柴会超的律师发出死亡威胁。

媒体报道则不出意外地一边倒。柴会超成为教师体罚学生的负面典型。我还记得有一家电视台的主持人在指着后来恢复的监控视频画面,义正词严地说:很明显,柴会超是故意把学生带到一个离监控较远的地方……

至于学生的真正死因,以及此案中涉及的法律问题,似乎只有我和柴会超在乎。

母亲说我错了

在弟弟投案一事上,母亲曾是我在家乡惟一的支持者。可是,这次回家让我发现,那只是个假象。在出院之后的一个晚上,母亲终于对我说出了心里话。

“你错了,”母亲说,“为什么不跟着学校走呢?学校代表县里,县里代表市里,学校要保他,县里要保学校,市里要保县里,这不是很明白的事吗?这么简单的道理你不信,却偏偏听信什么法律。”

“你活在这个社会上就得随大流,搞特殊不会有好结果。”母亲越说越激动。

在沉默一阵之后,我开始反击:“如果我真‘随大流’的话,你已经不在了。”

我指的是前年母亲那次住院的经历。在柴会超出事之后,她的心脏开始不好,终于在一天晚上心脏病发作。当时我在上海,弟媳打电话来时,母亲被送到医院,人已经昏迷。医生建议气管插管,上呼吸机。家里人都同意了,弟媳最后征求我的意见。

我六神无主,立即打电话向两位上海医生朋友请教。后者在详细问明情况之后,均认为万不可上呼吸机。因为母亲的呼衰是心衰引起,切开气管纠正呼衰,可能进一步刺激心衰导致死亡。

我听取了朋友的意见,拒绝了当地医生气管插管的建议。

大约一个小时后,母亲呼吸好转,第二天心跳基本恢复正常,一周后出院。

后来我知道,在帮我做出决定时,我的朋友备感压力。因为帮我做出的这个决定,依据的是病人病情及治疗的信息,而这些信息经过几手传递,已不能完全百分百真实。一旦出错,将可能铸成大错。

至于当时处理的医生为何决定要上呼吸机,医生朋友认为可能主要是缺乏经验和不愿承担责任的缘故。这个我能理解。这些年做医疗报道的经历,让我了解到医院一些鲜为人知的潜规则。比如,有的医生为规避风险,会夸大病人入院时的病情。母亲入院后如果上呼吸机,就说明病情极为严重。因此一旦出现意外,只能归咎于病情本身。

虽然我以这个例子勉强说服了母亲。但其实从内心里,我已对当初的决定产生动摇。我知道,母亲的事和弟弟的事不一样,至少结果不一样。我有时在想,假如母亲那次没能救过来,在家人眼中,我是不是又做了一件不可原谅的蠢事?或者,假如“谈话死”事件柳暗花明、柴会超被判无罪的话,那么我会不会又是另一种形象?当然,这些仅仅是假设而已,现实不可更改,它充满了悖论,让我无所适从。

我现在仍在为柴会超申诉,某种程度上是在尽我在这件事上的责任。然而,我马上又面临新的困境。我听说,根据监狱里的潜规则,申诉将会影响到减刑。而让柴会超尽快出狱,是家人的共同愿望。他们很难接受我在他们认为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现实似乎又要给我上一课:我做得越多,给亲人带来的伤害却可能越大。

“对不起父老乡亲”

去年年初Z县的全县干部会议上,面对电视直播镜头,时任县委书记在讲话中突然脱稿,不点名地批评我这个Z县养育的“小小记者”,斥责我“是非不分”、“恩将仇报”,“对不起Z县的父老乡亲”,“无脸再进Z县这个门!”

他说的并不完全错。实际上,自从经历弟弟的事情之后,我对家乡越来越产生一种陌生感,我从内心开始排斥那片生我养我的土地,我已经连续三年没有回家过春节。被县委书记骂了之后,我更是有意疏远一些在家乡工作的同学,以免他们因我受到牵连。好在书记后来调走,我以为我在Z县的负面形象可以消解,但此次母亲住院的经历,让我重新摆正了自己在家乡的位置。

我的家乡Z县原本是一个毫不起眼的县。但近十几年来,在一家大型棉纺织企业的带动下,经济上实现了腾飞,GDP连年位居全国百强县前十名。我所在的那个村,绝大多数成年人都已到工厂上班,年轻人大都买了车。像我们这样孩子靠考大学跳出农门的人家,早已不是人们羡慕的对象。

可是,在家乡“跨跃式”发展的同时,一些我熟悉和眷恋的东西,却渐渐一去不复返了。在一场不期而至的金融浩劫之后,情况更加如此。

其实,县委书记生我的气,主要缘于我2012年下半年写Z县高利贷的一篇报道。在书记看来,这篇报道是我对县里处理“谈话死”事件不满而产生的报复。

柴会超出事的时候,Z县的高利贷正如火如荼,这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全民放贷”,家乡因此危机四伏,甚至连卷入其中的警察也被杀死。但奇怪的是,危机多潜伏在水下,Z县表面上仍一片和谐。以至于当初我几次回家,竟然对这场发生在身边的风暴一无所知。

一直到2012年下半年,在柴会超一审宣判之后,我回家后听父亲说起,我的堂弟借了我表哥(也是堂弟的表哥)六十万元放高利贷,结果被人骗了。表哥向堂弟追债未果,喝醉酒到我家扬言要找黑社会把堂弟做掉。

之后我陆续知道,我的小姑也在高利贷中损失了近十万元;另一位较远的亲戚,因为卷入高利贷已经离婚外逃。我还有一位在镇政府上班的表弟,前后曾言之凿凿地跟我说没有参与。可这次回家我才听表姐说,他损失了30万元,有一阵已经窘迫到连车都不洗的地步。后来柴会超也在监狱里写信告诉我,说他当时也曾打算从银行贷款30万放出去,以赚取可观的利差。如果不是因为“谈话死”事件,他可能真那么做了。

我在做那篇关于Z县高利贷的报道过程中,遭遇到职业生涯中第一次实质性危险:光天化日之下,我在一个村子被一个放高利贷的大户殴打。我高声呼救,没有一人理睬。最后直到我亮出记者证后对方才收手。那一次,我前所未有地恐惧。我恐惧不是因为打人者的凶狠,而是因为旁观者的麻木。

我写Z县的负面报道,一些同行也感到不可思议:不碰自己老家,本是这一行的不成文规矩。他们可能和县委书记一样,认为我的确出于私心。

其实,写这篇报道的动机,如果说跟“谈话死”有关,那就是在履行同一个信念:在我们身处的这个年代,一些本来以为很遥远的灾难,可能转瞬间就来到你的面前。有时候,你需要鼓起勇气,多承担一点责任,这不是帮助别人,而是在拯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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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个人的力量是小的,必须重视社会的趋势。问题可怕就可怕在,当社会恶劣时,个人怎么
    2014年2月15日14:15 | #1

    难!

  2. 个人的力量是小的,必须重视社会的趋势。问题可怕就可怕在,当社会恶劣时,个人怎么
    2014年2月15日14:18 | #2

    个人的力量是小的,必须重视社会的趋势。问题可怕就可怕在,当社会恶劣时,个人又怎么办呢?是顺应还是改变?必要的边缘化或个人主义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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