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盼透明加薪:收入太少 同学会羞于现身

在公务员普遍抱怨工资偏低时,一些公务员则对职业自豪感产生质疑。公务员李辉说,连着好几年春节的同学聚会都羞于现身,“我的收入与很多其他行业的同学差距越来越大,以前是他们羡慕我,现在情况不同了,差太远也不好意思聚会了。”

今年春节,在中央八项规定下,一些公务员的“额外福利”没了,着实体会了一把“过裸年”的感觉。各地公务员关于待遇差、收入低的吐槽也随之而来。

广州一家市直机关副科级干部陈铭向《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晒出自己的收入:每月拿到手的钱大概6000元,加上每月住房补贴600余元以及住房公积金约1800元,总共算下来月收入为8000多元,一年总收入约为10万元。

陈铭说,近10年来自己的工资几乎没有什么上涨。十一年前刚做公务员的时候,每月拿到手的工资就已经达到5000多元,而现在每个月也才6000多块钱。“十一年了,这其中的通货膨胀不知道是多少倍,广州工资的购买力在不断下降。”

不过,这样的诉苦却很难得到外界的认同。原因就是公务员除了明的收入,还有一些“暗的收入”。这种“暗收入”既包括原来单位内部的隐性福利,也包括以“灰色收入”面貌存在的另一种“福利”。当然,在八项规定下,各地显然都受到不小影响。

一年几万外快没了

在湖北西部某县当副镇长的王志键说,禁令后最大的变化就是公款吃喝不能随便享用、领导用车也没那么方便。“俺们年终的两箱柑子、年夜饭也没有了。”

长三角某地级市局级机关公务员张伟说,原来一个季度有300元的购物卡,年终年货有个四五百元,新年红包有1000元,节日红包有1000~2000元,现在这些全没了。以前到外面吃饭都是到酒店,现在都不敢去。

相比这些内部隐性福利,外部的“灰色收入”变化也不少。曾经在执法一线工作的张伟说,以前一年能有1万元左右,现在这块没了。

春节期间,长三角某富裕县级市一位法警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以前,他所在法院的法警们经常受下面乡镇之邀前去“撑台面”,比如维护拆迁秩序。往往一月能从乡镇政府拿到2000元左右的红包。八项规定出台后,这种任务基本没有了,“一年少了这么一笔收入,心里空落落的”。

湖北某地级市公安系统一位负责人向本报记者坦言,“风声”太紧,现在不仅现金不敢收,就连千元面值的购物卡也不敢接受了,“顶多拿点烟酒”。

不过,据本报记者观察,烟酒价格却不菲。尤其是香烟,一般而言,在湖北官场,送礼只有“黄鹤楼1916”才拿得出手。这款奢侈品香烟售价高达1800元/条。

这样的变化对部分商贸行业也产生了影响,以往不管是单位发放的福利还是外部送礼,购物卡是很重要的一块,如今在禁令之下,购物卡的发行方——百货企业自然也会受到影响。

早在2011年,国务院办公厅便转发了中国人民银行等7个部门制定的《关于规范商业预付卡管理的意见》(下称《意见》)。《意见》明确,一次性购买1万元及以上不记名商业预付卡(即购物卡)的单位或个人应进行实名登记,且记名商业预付卡面值不超过5000元。

尽管对购物卡实行实名制可以精准打击“购物卡腐败”,但当时的成效并不明显。以武汉商界发卡大户鄂武商A为例,公司2011年年报显示,当年预收款项为19.6亿元,这一数据到了2012年不降反增,并猛增至30.2亿元。业内人士表示,报表显示的预收款项主要是未消费的预付卡余额,而已消费的则转为销售收入。

鄂武商A2013年三季报显示,其预收款项为35.7亿元,与2012年全年数据相比,去年前三季度,购物卡销售额仅增长了5亿元,增速有较大幅度放缓。

一位工程建设商对本报称,近年来,几乎每年要购买20万元左右的购物卡“打点”各路官员,但今年以来,明显感觉官员们都忌讳接受购物卡馈赠了,“去年初购买的20万元武商一卡通购物卡目前仍有12万元没送出去”。

不过,在广东省人大代表、广百股份副总经理谭燕红看来,禁令对整个行业的影响是一样的,并不会专门对某个企业造成特别大影响。“大家都处于同一个起跑线。现在就算是亲戚之间,也有送卡的,因为用起来方便。”

制约几何?

在采访中,不少公务员认为,八项规定虽然杜绝了内部的一些隐性福利,但要完全禁绝额外收入也很难。

“如果你说现在都没啥灰色收入了,那肯定没人相信。”长三角一名公务员说,在一些系统,上头来检查工作,除了吃喝住玩,红包自然也是必不可少。“被抓到的是运气差。”

王志键说,去年其所在镇接待前来考察的帮扶单位30多批。“原因无外乎想人家给点帮扶资金。在体制不改的情况下,跑部钱进,送礼等就在所难免。”

南方一家中小企业负责人说,逢年过节给相关监管部门的人送红包仍然照旧,“跟这些执法、监管部门搞好关系没坏处。”

“该送的照送,因为本来这东西就是隐蔽的。只是这送礼不是谁都会送的。要送也是送领导,送手中有权的人吧。”前述长三角公务员说。

王志键说,相比单位内部的隐性福利,外部的灰色收入并不是每个人都有,一般而言 ,拥有执法权和审批权的单位灰色收入才会多,而一些普通政府部门尤其是“冷衙门”的普通公务员,不大可能有外部的灰色收入。

“社会对普通公务员和掌握权力又搞腐败的少数人应该分别对待。”广州市直机关某公务员陈刚说,人们只有理性看待公务员群体才有利于推进公务员制度的改革。

陈铭则表示,灰色收入存在着地区差异,在法治环境较差的地方,公务员的灰色收入空间较大。“我有在小地方当公务员的朋友,虽然每月工资只有四五千块,但却能开价格不菲的车。”陈铭说,在广州这样政府管理走在较前面的地方,公务员要有灰色收入其实很难。

几位公务员均认为,中央的禁令是立竿见影的,但要完全规范住公务员队伍,提高公务员队伍在老百姓心中的公信力,仍需要在加强权力监督制约、改革公务员管理体制机制等方面下功夫。

陈铭认为,公务员的收入应当公开透明化,“这样能消除外界的猜忌和误会,也能加强监督。”他说,很多考公务员的人实际上并不熟悉这个行业,和社会上很多其他民众一样,认为公务员的收入高、灰色收入多。应届毕业生容易受这种观念误导而选择从事这一行业,但很多人真正进来后,会发现并非如想象中的那样。

“我想如果公务员一天到晚干活,一年拿多少钱,有哪些权力,都在阳光下,哪怕年薪二十万,也不会有多少人反对。”张伟说,社会上对公务员有很多非议,一是权力太不透明,二是收入不透明,而且很多人还不干事。“所以基本思路就是减员、增薪、加压及加强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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