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大迁徙:何处安放我们的故乡

张天潘

每年春节,都是中国人一次集体的回家的朝圣之旅,为了一家人的团聚,千里迢迢、千难万阻,都难以牵制回家的脚步。这或许是全世界独有的现象。中国人对于故乡的依赖,成为中国文化中一个难以无视奇景。最直接的体现是,关于故乡的诗文不计其数,“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乡音无改鬓毛衰”等等,思乡中总是包涵浓浓的惆怅、伤感,乡愁扑面而来。近些年来,更有“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这样的现代化之乡愁。

在今年的春节期间以及春节之后,又掀起了一波对于家乡五味陈杂的思考和书写,同时也有了面对北上广,逃离还是逃回、大城市与小城镇孰优孰劣的争辩。这些也都在给暂时放下工作沉浸于浓浓年味的人们,带去难以挣脱的现实提示:我们与故乡到底是什么的关系?为什么在哪里生活,会成为永不停歇的争论话题?中国式迁徙,何时能够得以安宁?我们的故乡,何处可以安放?

故乡:故去的家乡

诗人于坚的一篇写于2011年的文章《朋友是最后的故乡》这个春节在微信朋友圈流传甚广,引起诸多人的共鸣。他在文中说到:故乡不再是我的在场,只是一种记忆,这种记忆最活跃的部分是朋友们保管着。记忆唤醒的是存在感,是乡音、往事、人生的种种细节、个人史、经验。如今,只有在老朋友那里才可以复苏记忆。中国世界焕然一新,日益密集的摩天大楼、高速公路,令文章无言以对。但朋友是旧的,朋友无法被拆迁,许多老朋友,也还坚持着“抽象理想最高之境”,滔滔者天下皆是,己所不欲强加于人的恶行时有发生;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朋友继续故乡遗风,“止于礼”“止于至善”,像刘关张那样肝胆相照,言行一致,说着母语,时刻准备为朋友两肋插刀。

事实上,于坚说出了一个很多人蕴藏在中心迟迟没有去发掘的真相,其实人们与故乡之间千言万语的情愫,本质上只是寄托在微弱的载体之上的。由此,也引起“亲人是唯一的故乡”等真实的抒怀,道尽了故乡与内心中的真实联系。这也说明,在这个已经被现代化与城市化裹挟的时代进程里,人们与故乡之间的藕丝,其实已经越来越微弱了,亲友等线索,成为最后的游子与故乡的中介或媒介。而如果这些中介或媒介一旦中断,那么这个故乡,或者就将成为已经故去的家乡了,被遗忘,被淘汰。

这种真实的心理的挖掘,在社会研究中来说,可能意味着更多。已故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说,“乡土社会是安土重迁的,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社会。不但是人口流动很小,而且人们所取给资源的土地也很少变动。在这种不分秦汉,代代如是的环境里,个人不但可以信任自己的经验,而且同样可以信任若祖若父的经验。一个在乡土社会里种田的老农所遇着的只是四季的转换,而不是时代变更。一年一度,周而复始。前人所用来解决生活问题的方案,尽可抄袭来作自己生活的指南。”

但是到现在,这种安土重迁——乡土中国的一个表征,也彻底反转了,中国人口流动已经成为全世界最频繁、数量最多的国家。故乡,开始被时代冲刷地日益褪色了,不再是神圣不可疏离的圣地,或者说,它只是成为了旅游式的胜地了。

在频繁的流动与迁徙中,费孝通所说的这一套乡土生活运作模式和逻辑被剧烈地颠覆了。而一旦这种乡土中国的表征在退化,“故乡”这个很大程度上寄托于乡土中国之上的文化产物,也将会随之凋零。乡土中国的背后,是一种传统式的追求安稳、可预见、最具安全感的生存需求,年复一年,好像时间在乡土中是停滞不前。很显然,在流动的现代社会中,这一切都是不复存在的,变化、陌生、不可预见才是最显著的特征,时间在人们匆匆的脚步中,急剧飞逝。

如今,乡土中国的载体,随着农村的凋敝,已经慢慢缩到小城镇中,流动中国的载体,毫无疑问,是在大城市。于是,在乡土中国与流动中国之间,人们也遭遇的选择困惑症,到底是具有更多中国传统的乡土中国式生活好,还是现代化与城市化之后流动中国的那种生活方式好?成为了众多人的一个纠结。

小城镇与大城市

刚刚出街的《南方人物周刊》封面报道就是“逃回北上广”,它说:马年春节过后,网络上关于大城市与小城市的比较与激辩,异乎寻常地喧嚣起来。无论是逃离北上广,还是逃回北上广,大城市、小城市之间的比较与取舍,以及由此带来的人群往返的潮汐,凸显的是一代城市谋生者安全感的缺乏,“无根”的困惑。

在两三年前,迫于房价高昂、交通拥堵、环境恶化等大城市的各种工作、生活压力之后,很多的年轻人主动或被动地选择“逃离北上广”,形成一股返乡潮,返回二三线的小城市(随着中国城镇化的推动,“小城市”其实严格上应该称之为小城镇更合适,后文都将使用小城镇)。但在这一两年后,这些“逃离北上广”的人,经历了家乡诸如工作机会少、收入水准低、观念不合拍、人情世故繁杂等挫折与不如意之后,却又有很多人选择了“逃回北上广”。身在故乡为异客,反倒觉得自己的原先逃离大城市苦虽然苦一些,但却更自由和有发展机会,心情不像在家乡小城镇那般压抑。于是,家乡成为了回不去地方。

有人总结说:大城市拼钱,小城市拼爹。大城市的“拼钱”、小城镇的“拼爹”,体现的是两种文化形态与社会属性,拼钱是商业与资本为指挥棒的现代社会属性,拼爹是以血缘等依托的乡土属性。小地方的安逸,有着乡土中国的安稳作为支撑,半熟人社会,关系网密织,网罗生长其中的人,有安全感。大城市是生人社会,在流动中,其是压力无法规避的代价,有着自由、机会,却少有安全感,明显地感受到贫富差距与阶层分化在自身形成的刺激。

在小城镇,个人被限定在先赋角色中(指建立在血缘、遗传等先天的或生理的因素基础上的社会角色),大城市中,有更多的机会,实现自致角色(指主要通过个人的活动与努力而获得的社会角色)。这一点,也很接近19世纪英国法学家梅因在其名著《古代法》中所指出的“身分与契约”的一个差异,乡土中国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区分,接近于“身分社会”与“契约社会”的区别,也反应了从自然经济到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从“人治”到“法治”的进程。

大城市的自由与机会,更多的是法治与商品经济带来的人的解放(当然,也有拼钱的人的压迫),而小城镇的拼爹,则是自然经济(乡土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人治(讲关系和依靠血缘来分配资源)所束缚。

很显然,小城镇是乡土中国向现代社会迈进的未完成式,属于半乡土半现代的一个奇怪社会景观。也就是说小城镇,其实是乡村的放大版,同时也是城市的缩小版,它浓缩了中国的传统与现代,成为观察中国现代化最好的样本。可以说,在小城镇,是一个“杂交中国”:既有这现代化之后的物质与硬件,却还有浓厚的乡土中国的“差序格局”、着重人情世故,让有着优越先赋资源(拼爹)的人,获得异常的滋润与安逸,既能通过关系占据好的工作计划,还能够以此获得大城市能够享受的生活质量,早早地过上了有车有房的中产生活,甚至成为了令人眼红的“土豪”。但对于没有这些资源的人来说,则是难以寻觅到立足之地的黑暗角落。

对于较长时间有在大城市生活过却毫无资源依靠的人来说,相较之下,拼钱或许还让人更够接受些,至少拼钱,也是能有一定的个人奋斗与公平竞争的可能,拼爹这种寄生于先赋的资源则毫无公平可言。于是,大城市与小城镇的优劣,本质上还是乡土社会与现代社会生活方式的一种比对,以及人们在这两种社会中的能否生存下去的问题,大城市不宜居、不让居,小城镇不易居、不能居,那么大迁徙就只能成为中国永恒的主题。

“中国式”迁徙

其实,不管是大城市与小城镇,在他乡与故乡之间,中国之所以能够每年都要发生人类奇观的大迁徙,还是在于人们难以融入所在地。奋斗多年,依然是外地人的尴尬,才是每年不得来回迁徙的根源;而资源配置、地域(城乡)差异,才是即爱恋故乡,却又只能出走维持生计、无法守护家乡的根源。个体的命运,在这种大时代的背景下,一次最鲜明直白的映照,每个人都在其中找出自己的辛酸苦辣,不管是感性与理性,都在这种沉重的现实中,不得不开始揪心。

改革开放之前,以户籍为标志的严格的城乡二元机制,牢牢地锁定了整个乡土社会的流动性。改革开放后,城市居民脱离了单位的全方位管辖,农村居民也摆脱了公社的无理束缚,在户籍制造的城乡二元格局的缝隙之间,开启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社会流动。特别是这个拥有8亿多农民的乡土中国,随着迁徙和流动的约束逐渐减少,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后,经历了市民化过程,在身份上由纯粹和传统的农民,向具有了更多现代性的“农民工”或“新市民”转变。二代农民工很多人已经实现了个人的市民化,个体上已经与城市居民没有明显的区别了,真正地实现了社会学家孟德拉斯所言的“农民的终结”。

但他们落脚城市,却依然难以在落地生根在城市。“人挪活、树挪死”,然而以户籍制度为桎梏的中国式流动,往往成为一种令人尴尬的身份迷失,以迁徙的主体农村进城务工人员为例,从最初的“盲流”到“外来工”、“农民工”,在工不工、农不农之间,始终连最基本的身份融入都无法做到,犹如成为一片无根的浮萍,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我们已经亲身感受了社会流动带给社会的种种好处,但是具体在个体层面,这些流动的人员,却一直无法挣身份的束缚,实现真正的自由迁徙,而且也限制着社会流动的最优化。

回顾中国人口流动的变迁,在人口流动的客观需和不愿彻底放开的共同作用下,各地均陆续出台了一些渐进的措施,设立门槛,在学历上、个人技术能力上,实行了严格的规定,有条件地放开部分入户的可能性,以鼓励所谓合理的流动。但是多年下来,只有极少部分人享受到了这种政策,绝大部分人只有望洋兴叹的份,大量进入城市从事低端工种的人士,没有学历、没有所谓的技术,但对当地同样作出了贡献,却只能徘徊在自由流动的边缘,难以扎根城市,特别是北上广,犹如海市蜃楼。

机会与发展决定了人的流动,人口流动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有利于人才交流和劳动力资源配置和社会均衡发展。快速的经济发展必然产生大量的人口流动,美国、澳大利亚以及我国香港等地都是世界上人口流动量大,人员迁徙最频繁的国家和地区,同时也是经济高速发展之地。而再从社会学角度看,人口流动分为向上流动和向下流动,一个社会如果缺少这样可上可下的流动,变成僵化的社会结构,那么其危害性就是,轻微的冲击都随时可能导致这个社会结构崩盘。顺畅的人口流动能促进社会结构的不断地新陈代谢。

但中国目前这种迁徙,很多一部分是一种平行流动,人们在同一个社会阶层的领域里左右移动,或者说转移工作,职业等,保持社会阶层不变,无法完全从农民到市民的身份转变。因此,进入大城市的是拥有着自由了,但这种自由,却是个体身体上的自由,却没有权利上的自由。这也是造成中国每年大迁徙的根本原由,难以落地生根,才让中国在进入21世纪以后,不得不还保持着安土重迁的传统。

中国式大迁徙,只有身在其中的人才体会的各种辛酸苦辣。而现在的迁徙,还加入了环境等造成的新的问题,“环境难民”逃往小城镇和农村的城市人越来越多的,成为“环境移民”。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发展更多的现代社会属性的小城镇,不仅关系到人们的生活质量,更关系到中国未来的良性的发展。因为仅仅依靠北上广这些大城市,而没有遍地发展良好的小城镇,中国就没有未来,而且小城镇的发展,还是医治现在大城市所有病症的不二之策。

充分实现社会自由流动,打破户籍等桎梏,在此基础上,逐步改变中国当下的城乡与区域差异,让小城镇如大城市一样,能够有同样的机会与自由,而且城市能够开放怀抱,纳入那些长期落脚城市的漂泊之人,中国式迁徙,也就能够走入历史,所有人才能安顿好自己,安放好故乡,都能他乡即故乡,处处是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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