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工荒折射“刘易斯拐点”加速逼近

正月十五一过,“用工荒”问题在内地多个城市大面积出现。据来自华东地区最大的劳务集散地南京安德门民工市场的消息称,初七开业以来,每天进场人数仅千人左右,只有去年同期的一半不到,问题凸显。

民工到哪儿去了?“凤还巢”式的创业就业成为分流主渠道。江苏的宿迁、淮安是传统劳务输出大市,近年来,随着产业转移的加快,当地制造业迅速崛起,地方政府每年都出台政策,留住本地青壮年劳动力,鼓励家门口创业就业,一位县领导说,过去春节只办一场在外”成功人士茶话会”,这几年每年都要办专场民工代表的团拜会,县领导要轮流给他们敬酒,希望这些出去打过工、见过世面、开阔了眼界的“凤凰还巢”,效果不错,每年都能成功吸引不少农民返乡就近创业就业。

苏北一位县领导告诉我说,随着苏北经济的振兴,产业转移过程中,传统农业县制造业加快发展,本地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很强。许多人算本账,还是在家门口创业就业更经济,在家乡工作更有归宿感,家庭也能照顾到。许多县的民工从过去净流出开始向流入变化。苏北的一些县级开发区现在还要托外地的职介机构帮助招人呢。一些老板带领导所有领导层上班第一天鞠躬迎候,到员工食堂发红包,都折射企业主对普通劳动者的重视。

无锡一家长期从事跨省劳务中介的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现在不仅江苏的劳务输出县出不来人,连欠发达的西部地区劳动力供应都在收缩。一些劳动力缺口较大地方,为了安然渡过年初的用工荒,争抢“人头”,不仅用工企业要给职介公司按人数付费(前年700元一个人,去年800元,今年涨到1000元),有的地方财政也临时出台补贴政策。就是这样,一些公司想招到合适的人都很不容易,“初五我们就派人往河南、四川及西北等地招工,往年能做到4000人的规模,今年乐观估计只能招一半多一点,人实在不好招!”他说。

从世界经济发展史看,进入工业化中期的国家,都面临劳动力供需数量和质态的矛盾。民工荒逐年加剧的背后,是过去较长时间内,洪水般无限供给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供应正在日渐断流。劳动力由剩余向短缺转变的刘易斯拐点正在加速出现,其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是深远的。

用工荒反映了劳动力机会成本的上升。过去三十年间,中国经济起飞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是廉价劳动力。劳动力在数量上的无限供给和自身议价能力低,价廉物美,听话、吃苦耐劳,随你选,任你挑,工钱随你赏,赚钱就存,这种以低工资和低保障的“人口红利”支撑起了中国经济30年的低成本增长。当然,由此形成的高储蓄水平和高资本积累,使得依靠高投入的增长方式支撑起中国经济的腾飞。

工业化中后斯以新型劳资关系和社会保障的完善为特征,底层劳动者收入提高,本是一件好事。隐性通胀条件下,全社会劳动力工资上涨也是必然趋势,转型经济体都会经历劳动力从富余向短缺突变的“刘易斯拐点”。现在,这个拐点的脉胳已经清晰地呈现在眼前。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日渐减少,最后直到枯竭,没有可转移的劳动力。“刘易斯拐点”的经济学前提是发展中经济体普遍存在的二元经济格局,经济发展初期,由于农业人口众多,农村劳动力以低成本持续大规模地向非农产业转移,等到非农产业把农村剩余劳动力吸收殆尽,二元经济就会发展成为一体化相对均衡的现代经济体。应该说,经济增长和城乡一体化程度的提高,是“刘易斯拐点”到来的根本原因。而这一拐点的临近又倒逼政策的调整和产业的转型升级。

2004年以前,进城务工农民的工资普遍较低,从区区三五百元到现在的三千元,标志着社会底层劳动者的工资水平进入一个相对公平的时期。当然,这中间也数度有过激烈的劳资搏弈,农民工对长期的低工资和恶劣就业环境有无声的反抗,有对城市高成本生活的无奈逃离。但是现代工业文明发展到今天,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果企业主仍幻想民工可以一天工作10个小时,一周工作6天,拿最低标准的工资,不签劳动合同,不缴社保,继续在恶劣环境下工作,那这样的时代已经离我们远去。

冷静分析现在制造业对用工荒的不适应,甚至犯愁,一是用工成本上升太快,传统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生产率上升跟不上,使企业出现成本压力;二是这一轮劳动力成本上升与资产价格尤其是房价上升上升拉动整体的社会生活成本上升所至,劳动力被挤压回乡,与年轻人逃离“北上广”无出其右;而工资成本的上升又与经济速度下行反向迭加,自然加大企业经营者的心理焦灼感。

但是,国情和人均3000元左右的收入,决定了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农村劳动力存量依然较大,虽然成本上升不可阻挡,但供需及劳动力价格有弹性。与发达经济体相比,以购买力评价衡量的中国劳动力工资报酬仍处在较低水平,“人口红利”还将在相当长时间内存在。“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有助于倒逼人口政府的调整,如多个省市已经对计划生育政策进行灵活调整,“二胎”问题开始破冰。“刘易斯拐点”对推进传统产业优化,促进企业在员工待遇和福祉上的改进,也有利于促进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型升级。当然,要解决“民工荒”问题,必须从根本上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通过终身教育提高全民劳动技能,同时要打破户籍藩篱,破除城乡自由流动壁垒,让农民公平而有尊严地融入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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