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云飞: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现代史?

冉按:袁伟时先生说四九年后接受教育的人,都是“喝狼奶长大的”,因为大家都习惯于非此即彼的思维、接受的只有一种统治者自吹自擂的声音。中国大陆的近现代史无不是在这种自我吹捧、公然神化中出笼的,成王败寇的老教条唤发了新的力量。许多人在这样的教育下,丧失了怀疑精神,成了别人思想的跑马场。我们接受了几十年一边倒的说教,现在是拿出我们自己的眼光来看的时候了。我认为,大陆至今为还没有一本像近现代中国史出笼——像高华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何方的《党史笔记》都只能算是个案研究,而不是通史——都是当政者洗脑愚弄、钳制言论自由的结果。以我个人的阅读经验来看,蒋廷黻、陈永发、张玉发、徐中约诸先生的近现代史专著,是值得一看的。除了蒋著外,其余都是在港台或者海外出版的,一般的读者很难找到。但拜网络之赐,现在在网络上也能查找到他们的部分著作了,大家不妨找来看看。下面是我十几年前读大陆官方学者所写的史学著作的一个书评,至今翻看,仍不算过时,原录入拙著《通往比傻帝国》,后被拿下。

后来对著者金冲及先生有所了解,其父金雄白曾做过汪精卫政权的官员。金雄白移居香港,而金冲及留在大陆,他必须跟紧时代步伐,表现得更左,才能在专制下活下来,这是有可以理解的因由。但在社会已经有一定的说话空间后,还不说真话,那当然就是作者自己的问题了,因为金冲及当了中央文献副主任等职,已是食利阶层,因利益而为官方护短了,这就不值得同情了。反而其子金以林的史学研究,有一定可观之处。这也许是因其在香港、新加坡受学术训练之故吧。2014年2月20于成都

我是个有历史癖的人,但这并不表明我对所有的历史著作都有兴趣,这就像我对女人有无限的兴趣,却不能对恐龙有兴趣一样——虽然我也是个男恐龙,但不能搞近亲繁殖嘛——错不在我,责任在对方。对于恐龙只有让那些文明而不精神的人去喜爱了,而像我这样,很精神但可能有点不大文明的人,呵呵,只有身体好的漂亮美媚才有抵挡几下的资本。

恕我不恭,这是一个老年人金冲及先生制造的历史恐龙——《转折——中国的1947年》,真的很厚重,常读此书的话,至少手劲就不用锻炼了。我看了标题,有点《万历十五年》的影子,加之一贯相信三联书店的眼光及该店长期累积起来的信誉,毫不迟疑的就买了。我本是个怀疑主义者,但这回轻信付出了三十六元的书价,以及两个整天的美好时光,还推脱了一个值得为之一去的酒会。虽然我曾经在十月三十一日的《反动居购书呆账》里说过:作者要想在目前一党独大的情况下,不受成王败寇的俗滥教条,及诸多意识形态圈套的束缚比较困难。但没想他写得这么差劲,实在乏善可陈,和那些浪费纳税人钱财,所拍的与此一阶段有关的历史影片,并无两样。

站在胜利者一边为胜利者说好话,风险很小,利润很大,这是一个傻瓜都知晓的选择,但绝不是学者所应为。我不是要研究者故意异举以鸣高,一定向胜利者猛放大炮去作异议人士,但作为一个历史学研究者,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应当有的。《转折》一书中除了较为翔实的资料外,通篇都是以一种胜利者幸灾乐祸的姿态,没有适度同情之理解,来阐发其观点,运用其资料,其损害学术自由,客观分析是不言自明的。作者选择一九四七年作为解剖历史的个案,自然有彼时形势之走向,亦有其亲身所历的好处。但他的诸多观点,包括所谓的民心向背,并非其自有,而是一种常识。其它说法也大多袭人旧说,一律合符官方定论,没有丝毫的差池,就连标题也是出自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这样的书如果是个普通人所写的一本”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宣传册子,也没什么可说的,因为每个人可以选择自己的利益方向。偏偏作者是个在大学搞研究的学者,而出版者又是以出学术书著名的三联书店,就使我这样的读者忍不住要来批评几句。如果老先生还是博士导师的话,真让我想起王春瑜先生最近在《同舟共进》杂上所写的”论语新解”:”三人行,必有博士导师焉”。这便是我们当今大学学者泛滥而学术萎缩的一个缩影。

作为执政党,国民党固然不是一只什么好鸟。事实上凡是一党专政,都干不出什么好样子,谁说自己强过对方,都只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的扯淡鬼话而已。常识告诉我们,凡是人类生活的公共领域,垄断只能带来灾难。经济上的垄断才有电信、邮政、铁路、民航这等莫名其妙的打着国家名义,而侔行业私利的利益集团。同理,凡是一党政府都喜欢打着为人民服务的旗帜,侔自己的私利,这是不争的事实。而利益之不能双赢,利益的获得不是按民主自由的普适价值出牌所得,必引致其它利益集团的不满,政权的更替就只好用武力而非按民主程序自动交替。才有几千年来的兄弟阋墙,同胞仇杀,任何一个朝代或者一个政权,都以自己为正统接替者相号召,但最终都只不过是一场不折不扣的骗局。也就是说,内战史不绝书,内战一方对另一方的正当性,只不过是存王败寇这种俗滥理论的翻版而已。换言之,内战是我们民族的灾难,生灵涂炭,不必为某一党派或朝代的存亡,而幸灾乐祸,或忧戚悲伤。这就好比唐朝亡了,中国不会亡;宋朝灭了,中国亦将继续勃发下去。哪个党派下了,中国不会因此不是中国。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文化大师在抗战的艰难岁月中强调只要文化不亡,中国就不会真正灭亡的原因。对内战的灾难,要从超越党派利益的角度来认识,否则中国现代史的诸多研究都只不过是”政治正确”一堆垃圾而已。可惜的是,事到如今,史学界的人士对这方面很少深刻的反省深思。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大陆地区中国现代史近一百年的研究,都是徒耗心力,拾人牙慧,作政治传声筒,是小部分利益代言人的历史。这样的史观不打破,中国现代史是没前途的。

我们常强调爱国,但我们经常把爱国最终搞成爱一个小利益集团的代表者。爱国、爱政府、爱党永远不是同一个概念。而且就是有关国家的意义也是各各不同的,对国家的指称在英文中有非常精细的表述,nation(系指民族意义上的国家,由文化凝聚而成),country(多指疆域意义上的国家),state(政体意义上的国家),爱国系指爱民族及疆域意义上的国家而非政府及政体意义上国家,因为任何一个政府及政体都只不过是一部分利益的代言人,而非全体国民,所以它不值得去爱,而是值得公民去怀疑。一言以蔽之,政府政党不等于国家。但在我们的概念中故意含混不清,把爱党当成爱国的一种必要义务,这完全是混淆视听的做法。不但如此,我们有爱国的义务,但我们作为一个公民的权利何在?国家对我们是否有足够的爱呢?作为一个公民,我们可否一问,我爱国家,国家爱我吗?以我们现在大多数人的生存质量来看,爱国完全不是一场权利与义务对等的游戏,而是一种单方面的残酷付出。这就像老舍在《茶馆》中借常四爷的口所说:”我爱大清,可谁爱咱啊?”土耳奇诗人康尼克在《为了祖国》一诗中曾说:”为了祖国,我们什么事没做过呢?/有的人送掉了生命/有的人发表了演讲”。那种用大言玄玄的旌表文章,去鼓励他人爱国当烈士的做法是不费什么油盐的,因为牺牲者不是他自己,而你爱国后,最后获益的却不是你自己而是只在那里徒知号召他人捐驱的人。这是庄子在两千年前就已经说过了的,”焉知曾、史非桀、纣之嚆矢也”,你哪里知道那些说尽好话的所谓圣人不是强盗恶人的开路先锋呢?

书评家约翰•威廉•格莱姆写过什么东西,我并不曾学习过,但并不妨碍他是一了不起的书评家,因为他给我们创造了几句关于书评的经典。有个家伙将书给他,又急欲知晓他的看法,他便脱口而出:”你要我说/有什么心得?/我说,书已拜读,/纸张不错。”我把这样的教导来个改头换面,作为对《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一书评价的结尾:”书已拜读,资料尚可。”有翔实的资料而没有自己的思想,不超越党派束缚及意识形态的藩篱,没有独立研究的精神,没有究天人之际的治史态度,没有重扣历史之墙而寻其本源的艰苦努力,其实际效果是为成语南辕北辙增添了一个可笑注的脚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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