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右派老人状况的一鳞半爪

施绍箕

没有人能够知道1957年那场人祸中被划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55万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中,还有多少人活着。但是可以肯定地说,即使当年最年轻的右派分子,当今也已经是奔八的人了,岁月留情,还能让他们享受多少光阴?如今的他们,有什么需要诉说,请看北京地区右派老人们的一个侧面掠影。

群“蛇”无首,一群“乌合之众”?

北京有一个右派群体,这个所谓群体,是指曾经的右派中能从家中出来,有时能跟大家聚在一起吃顿饭什么的那种,显然并不包括曾经做过诸如国务院总理或者是文化部长的那些人物,当然也不包括有意隐居或者因为各种原因不出来的人。
这个群体有多少人呢?大约30人,不会超过50人。从2007年4月开始,由原来的不定期到近年约定俗成每个月餐聚一次的参加人数来看,通常每次到餐大约只是二十人而已,理所当然包括年轻的右二代。
他们为什么要走到一起?不言而喻,因为他们有过同入“阳谋”的遭遇:经受凌辱、压迫和被剥削,他们有相同的冤屈,都达二十一年之久。这仅仅是其一,最为主要的是:他们有话要说、有事要做,他们要求公平正义、要求得到应有的赔偿(赔偿被扣发的工资等),他们“抱团取暖”,却又战战兢兢地在不懈地唤醒政府,希望得到一个说法。
然而,在强大的政府傲慢而无理的不予理睬的习惯性政策面前,这个群体的声音显得如此的微弱。况且,这个群体,是有一个一个很有个性的个体组成的,他们中有的激进一些,有的保守一些,有的满怀热情,有的对政府彻底失望,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也不尽相同,所谓不是铁板一块吧,这倒是很正常。
说具体一点,铁流先生的知名度很高,他写的时评类文章很多,众所周知他积极反毛批毛,热心为右派说话做事,他似乎可以成为这个群体的核心,可事实不然。人无完人,人又各有个性,恐怕很难会出现一个人,能统领这个特殊群体而又能把这个群体揉捏到一起的这样一个人。
另一方面,他们共同的诉求,因为恰好正是政府不想面对的问题,所以只好纳入维稳,比如敏感时期阻止他们餐聚(拿饭店装修、停电说事),对比较活跃一点的人士,加以人性化关怀,逢年过节赠以礼物和慰问金,等等,毕竟不同于阶级斗争的时代,这种能保持在“胡萝卜”范围的举措既新鲜,又不乏有可圈可点之处。

瓜田李下,“索赔促进会”胎死腹中

北京右派群体的主要主张是“二赔”—经济索赔和赔礼道歉,甚至于有人说:“赔了就完了,不赔就没完!”反右运动留下的现实问题,赔偿的问题,确实更适合在他们还在世的时候解决。既然是你给人搞错了,后来又把他们给改正了,那么,因为你政府的错误赔偿他们的损失,这有错吗?
北京和全国幸存右派的索赔行动,已经有许多年头了。他们写信给中央,一封又一封,一年又一年,没有丝毫回应。到了反右运动五十五周年的2012年,北京的右派群体就考虑到是否成立一个“五七受难者索赔促进会”,想推出几位代表,以便跟政府相关部门对话。针对这个话题,多有议论,设想从什么名称恰当,到是不是可行。直到2013年元月,杜X老明确地说了“NO!”,他不赞成成立什么促进会,于是从此以后,这个议题就戛然而止。杜X老倒是提倡搞“五七沙龙”,可能是出于“沙龙”不是一种“组织”。瓜田李下,谈“组织”色变,只要稍微有点记性的人,怎么会忘记?N多的“反革命组织”“反动小集团”、子虚乌有的“章罗联盟”“彭德怀军事俱乐部”,两三个人的“右派小集团”,反动组织“百花学社”……听听也吓人,岂能不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右派老人们不但守法,也很自律,他们的诉求活动完全公开透明,没有阴谋,没有政治颠覆,据说他们有机会总是邀请国保人员参加餐聚活动。很显然,这种自律,跟右派老人的谦卑浑然一体。漫画家廖冰兄有一幅《自嘲》的漫画,说的是一个被多年冰冻在坛子里的人在坛子被打破以后,那个人还是保持着卷缩的原样。比方说,延安儿女成立了“延安儿女联谊会”,那么根据当下国家核心价值观的“平等”原则,五七人成立《五七人联谊会》应该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他们敢想吗?

上书无望,北大人尝试游行示威

在北京的北大五七人是一个相对比较独立的群体,他们有十多位,都是当年的学生,互相间知根知底。他们受冤最大,受害最深,因而讨回公道的意志力最强。
不妨回顾一下,看他们的罪行或者无辜在哪里?王书瑶是原北大物理系学生,还是团干,1957年响应号召,帮助党整风,贴出了一张《高度集权是危险的》大字报,是不是针对性太强,说句俗话,正所谓哪壶不开掂哪壶,于是被划为极右,送去劳教,尽管这是一个常识性的正确的命题,但是公然评说,挑战政权,入右是理所当然,论右派质量,A级无疑。虽然后来的文革灾难恰巧就是高度集权(不受制约的权力)造成的,又一次的证明了命题的正确性,但是这样的话,其实即便是五十多年后的今天,也是高度敏感,也不见得谁都敢说的,因为它是很不受待见的。所好后来的领导比以前的领导聪明,不把自己对号入座,随你去说吧,于是给王书瑶俩字:“改正!”书瑶本人呢,对那篇文章钟爱有加,在过了五十年后,还为它写了《跋》(参见王书瑶博客)想必不是因为不思悔改,也不是因为敝帚自珍,而是因为那篇文章还有现实意义,也是因为他本人为那篇文章而被置于死地20年,亲身领受了高度集权的危险和可怕。
同是北大物理系的博绳武,当年只是17岁,他自嘲自己是“小右派碴儿”,他仅仅是因为“参加了”“百花学社”,在成立大会上签了一个名字而已,这个百花学社虽然还没有来得及进行什么活动,但是因为发起人是大名鼎鼎的谭天荣,所以后来很快被打成了“反动小集团”。在北大给予博绳武“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任”面前,博绳武确实徒有虚名,他真的不配担当,很无奈。
可以这样说吧,如果以普世价值观、民主宪政的立场来看,当年大大小小的右派被划,任何一个个案都是不能成立的;如果从维护专制一党专政的立场衡量,倒是确实有一些冒犯者的,不管哪一种,他们都在言论的范围,故从原有的五四宪法规定公民享有言论自由的原则来衡量,“反右运动”不仅荒唐透顶,而且是明显违法的!
北大的五七人为了讨回公道,要求对右派问题赔礼道歉和经济赔偿,他们较早开始于1995年,上访北大党委和上书中央,接着年复一年,包括每年一度的校友会上多人挂牌(右派冤和右派索赔牌)亮相的举措,一概没有回应。无奈之下,直到2011年,他们决定申请游行示威,他们依法向北京市公安局递交申请,申请书是这样的:

“游行示威申请书
目的 : 要求中共中央下文,对我们错划右派所造成的损失给予赔偿
方式 : 游行、示威、喊口号、静坐
标语与口号 :
必须赔偿对错划右派所造成的损失
损坏东西要赔,天经地义
对错划右派赔礼道歉
右派分子都老了,反对拖延战术
不赔偿损失天理难容
等等
人数:7人(王书瑶、纪增善、沈志庸、俞庆水、博绳武、燕遯符、俞梅荪)
车辆、音响:无
起止时间:2011年7月15日10时到15日12时
集合地点:西四
解散地点:西四
途径路线:从西四出发,沿府右街向东,经过国务院后门时不打标语,沿南河沿向南,到长安街向西,越过新华门,到西单,折向北,到西四结束。
负责人姓名:王书瑶 纪增善”
他们按程序提前申报,遇到了不少周折,终于被拒绝受理,据答复北京市从未批准过一起游行(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那年的和钓鱼岛事件的游行是“特批的”)。没有受理,肯定谈不上批准,事情本该结束,但是到了7月15日那天公安局派出所把他们这些人分别地不是被关在家里不许外出,就是由派出所组织去“旅游”了,游行事件至此结束。

《反右55周年留言集》,终于问世

2012年的4月,为纪念反右运动受难五十五周年,北京的数十位右派老人一致决定做一些事,其中一项是编辑出版一本大型的、图文并茂的、严肃厚重的纪念册,“让每一个右派都能站出来发出自己的心声。纪念册由全国各地的难友个人或其家属写一篇500字以内的感言,并附上近照和当年的照片各一张,及百字左右的个人简介。”
在仅仅是电子邮件的征文启事之后,两个月里面,就有200多人投稿响应。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历尽艰难,该书于第二年即2013年6月才终于问世,书名为《反右运动55周年留言集》。
杜光先生为《留言集》写了长篇序言,题为《1957年的革命与反革命—写在‘反右运动55周年留言集’的前面》。
杜先生的序言中写道:“这本留言集记录了二百多位反右运动罹难者发出的长期郁积于心头的心声,是控诉,也是反思;是揭露,也是期待。但它的意义远远超过留言集本身。
“这是五七难友及其子女在反右运动55周年之际献给社会、也是献给罹难先辈的厚礼,这本凝结着他们心血的文集,具有历史记忆和启蒙时代的意义,将会成为民主革命历史上一份有价值的文献。”
这本书除了分布在全国的200多位幸存右派或家属个人如诉如泣的文字和简介以外,还有相应的照片,此外,书中有“王旭致敬”的专页,刊登了非右派画家王旭创作的12幅右派人像油画作品,封底则是王旭先生创作的99幅右派人像油画作品的微缩版,别致而有深意,意在“王旭致敬”,社会的认可,窥一斑知全貌,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气度,右派们值得欣慰。
问题也是有的,这是一本没有“书号”的书,要作为文献被收藏,恐怕是勉为其难的,多半是自娱自乐的成分居多。

愚公感动了上帝,“闫桂勋获赔”

2014年1月份,有传说“北大给闫桂勋补助了20W,让他低调,不要声张”。这真是一个好消息,北大做得对,担当了自身的责任,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跨出了一小步。
闫桂勋是原北大57届数学力学系的毕业生,毕业前夕他在班级的反右派运动中存在有争议的情节,没有被划为右派,由于学校急于毕业分配,系里匆忙把他当右派发配到黑龙江了事,在那里他一直被作为右派对待,正因为他坚持真理、坚持原则,决不做违心的检查,得来的代价是翻来覆去的劳动改造,不平待遇,在抗争42年之后,北大终于在1999年给予纠正结论,给出文件《关于对闫桂勋同志错按右派分子对待问题的纠正意见》,但是远没有公正的解决。于是这几年,他几乎每周都去北大挂冤字牌上访,要说法,要赔偿。
“闫桂勋获赔”的好事传开,热心人发信向他祝贺,他说“我没有好事啊!”这岂不成了一个谜团了?不管怎么样,“闫桂勋获赔”一定会实现!

已有《往事微痕》,又添《五七心声》

北京有民间右派刊物《往事微痕》,它从2008年7月份第一期至今已经出版到了2014年2月份的第112期,它由已故学者谢韬题的刊名,宗旨为“拒绝遗忘,正视历史,支持改革,促进民主”。该刊主要是铁流在操办,有电子版,也有纸质版。除此,还可以见到电子版的《宪政之声》和《潮汛》,至2014年2月份,它们分别是第十期和第42期。
蒋绥民一个人主编了两本刊物:《五七心声》和《报刊重点文摘》虽然分别出到了第23期和第31期,但规模尚小,纯属“三自”产品—自编、自印、自发。

书瑶们好样的,兼赞北大

北京大学一年一度的校友联欢会,今年是2月13日在北大学生食堂农园举行,到会校友上千人,座无虚席,盛况空前。
据知,物理系校友、右派老人王书瑶先生一如既往,胸前挂着“向右派 赔礼道歉 赔偿损失”的牌子,出现在今次的联欢会上,他还平静地向校友朋友们发送他写的一些打印材料,书瑶本人和大伙儿坦然面对,相安无事。
化学系右派校友纪增善先生举牌,更是诉几十年结心底之冤、痛陈北大反右罪责,题为《北大罪滔天》。全文64字如下:一九五七年,求学在燕园;恭逢党整风,遵旨提意见;不识钓鱼计,真心又直言;被诬成右派,从此堕深渊;身体牛马使,命比鸡犬贱;血泪相和流,二十又二年;作伥害学生,北大罪滔天;为何还不肯,赔偿与道歉?

这件事很令人感慨,也很值得称道。书瑶们有话要说,采取了和平、文明的表达方式,虽然跟一些人所刻意追求的莺歌燕舞的场景不很协调,但你长期不解决总是个事儿啊。作为北大校方,我的地盘我做主,没有说不,宽宥于此,也是不容易的,颇有包容之风。
右派挂牌亮相全校千人校友大会,这是一个历史的记录,也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如此风景,国内仅有,世界罕见!值得深思的是,毛泽东欠下的孽债,五十多年了,要不要还,怎么还,继承者当然必须有个说法。

再接再厉,后继“右二代”

美籍学者黄观鸿教授是已故著名水利学专家、曾被划为右派分子的清华大学教授黄万里先生的长子,作为右二代,他在2014年2月的一次餐聚中说到清华大学统战部部长曾经到他家慰问他母亲(已故黄万里教授的遗孀),其时黄观鸿对统战部长说:“我不给你说宪政民主、公平正义,我只要你照中国的老规矩办:欠债还钱!我父亲因为错划右派而降职降薪,这笔欠债是可以算得出来的。请你把我的意思,带到清华大学党委去。”言简意赅,统战部长一口答应。
右派老人蒋绥民在餐聚中动情地说:“(我们的上书)总是有去无回,有去无回怎么办?难道只有申请游行示威一条路了吗?”
黄大地是已故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所谓“六教授会议”事件被划右派的黄药眠先生的儿子。
黄大地说:“前辈们为索赔身体力行,已经很不容易,也请你们不要过急、不要过激,不要伤了身体,一代人不行,还有我们二代!”掷地有声。
…………

【施绍箕 2014-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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