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黑人民起义:阶级斗争的号角 民族主义的丧钟

一个阶级斗争的幽灵正在波黑徘徊……也宣告着民族主义步向死亡。

2014年2月,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简称“波黑”)爆发群众示威浪潮,抗议窃取社会财产的政治精英之统治,争取社会正义及改善生活素质。示威席卷该国多个城市,并且还蔓延到邻国黑山共和国。

一个世纪前,1914年6月28日,当时奥匈帝国皇储弗朗茨.斐迪南大公(Franz Ferdinand)在萨拉热窝(Sarajevo)被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刺杀身亡,为当时欧洲列强之间争权夺利的紧张局势点燃导火线,引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一百年前的萨拉热窝是奥匈帝国波黑省首府,奥匈帝国于俄土战争后1878年柏林会议(简单的说就是欧洲强国的分赃大会)上从奥斯曼帝国手中接管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行政权,并于1908年完全并入奥匈帝国统治版图,激起了当地塞尔维亚人的不满,加上欧洲强国之间的政治经济角力,加深了包括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在内巴尔干地区的民族矛盾。一战结束后,波黑于1918年被并入当时新成立的南斯拉夫王国,萨拉热窝成为南斯拉夫王国德里纳河省的首府。包括萨拉热窝在内的波黑地区于1941年被纳粹德国侵占,波黑被划入轴心国势力扶持成立的克罗地亚独立国傀儡政权版图内。萨拉热窝的抵抗运动由共产党人瓦尔特.佩里奇(Valter Perić)所领导,瓦尔特于1945年4月6日解放萨拉热窝的最后战役中阵亡。二战结束后,萨拉热窝成为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底下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首都。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于1991年因国内民族矛盾升级及市场自由化造成的经济崩溃而开始解体,波黑于1992年2月在境内塞尔维亚人抵制下举行独立公投,大多数波黑穆斯林和当地克罗地亚族人支持独立,波黑境内塞尔维亚族人在(由塞尔维亚共和国和黑山共和国组成的)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支持下以武力方式寻求加入塞尔维亚,旋即于1992年4月爆发波斯尼亚战争。萨拉热窝被南斯拉夫军队和塞族共和国军队包围,陷入长达近4年都市包围战,死伤惨重。波斯尼亚战争于1995年在美国推动的《岱顿协定》下结束,该协议保障了波黑境内塞尔维亚族、克罗地亚族及波斯尼亚克族(穆斯林)三大族群的民族资本寡头集团在波斯尼亚的利益,并让波黑实现“和平”后在西方资本庇护下给三大民族寡头政治精英划出各自的“封地”。

刺杀斐迪南大公一百年后,萨拉热窝从纳粹占领中解放近70年后,波黑战争结束近20年后,萨拉热窝于2014年再度点燃“战火”—阶级斗争的战火。

2014年的图兹拉—波黑的西迪布济德?

位于波黑东北部该国第三大城市图兹拉(Tuzla)于2014年2月4日最先爆发群众示威。大批前国营公司员工,连同工人、学生及其他市民走上街头,要求裁员赔偿并呼吁政府介入解决工人失业的问题。示威者与警方在图兹拉地方政府办事处附近发生冲突。示威者不满政府对国营公司被私有化后纷纷倒闭的情况坐视不理,私有化国营公司的关闭导致很多人失业。

图兹拉在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执政时期,发展成为当时南斯拉夫的主要工业与文化中心。尽管这里以波斯尼亚克族人为主,但也是社会主义南斯拉夫时期多元族群交融相处传统的活生生实例。

南斯拉夫解体及波斯尼亚战争结束后,波黑政府于2000年开始将原本的国营公司出售给私人投资者。私有化国营公司的转售合约是要私人商家注资并为这些公司赚钱,但是新的公司老板却将公司资产变卖、停止发薪给工人,还申请破产,导致原本国营公司内的员工从此失去生计。尽管波黑官方的失业率数字是27.5%,但是估计至少有另外20%的人民从事所谓的“灰色经济”活动,因此实际失业率已达将近50%。波黑工人的平均月薪只有420欧元,该国人民5个人当中就有一人活在贫穷线下,在波黑社会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火药库”。

图兹拉的示威活动,迅速蔓延到波黑境内多个城镇,包括位于波黑中部的第四大城市泽尼察(Zenica)、黑塞哥维那地区的最主要城市莫斯塔尔(Mostar)、西北部城市比哈奇(Bihać)、中部城市亚伊采(Jajce)、塞族人为主的普里耶多尔(Prijedor)等,当然少不了波黑首都兼最大城市—萨拉热窝。尽管示威抗争暂时缓和下来,但是这个曾遭战争蹂躏的波黑国土上,仍然弥漫着浓厚的社会抗争火药味。

每每波黑和巴尔干地区发生严重政治事件,人们往往会牵扯到该地区的“民族仇恨”。现在波黑境内爆发示威浪潮,就有阴谋论者认为这是塞尔维亚政府在幕后主使人民上街示威推翻波斯尼亚族主导的政府。在此之前的20年来,波黑和其它前南斯拉夫加盟共和国的群众示威,大多以种族或宗教议题动员为主,这些国家的右翼民族主义势力大都能动员不少群众去仇恨少数族群、排斥同性恋等,而统治阶级的政治经济精英们继续在普罗人民生活困苦的环境中坐享荣华富贵。

首先爆发示威浪潮的图兹拉,是一个以穆斯林为主的城市,莫斯塔尔是克罗地亚族人聚居的城市。波黑人民这次走上街头不是因为国际媒体乐此不疲炒作多年的什么民族仇恨,而是普罗人民生活贫困与拮据的最实实在在问题。大规模失业、贫穷问题悬而未决(但富人却从各种亲商政策中日益富有)、私有化、贪腐、裙带主义以及执法单位粗暴对待人民,是引发人民展开街头抗争的主因。

图兹拉的示威浪潮蔓延到波黑各地,令人联想起2010年突尼斯城市西迪布济德(Sidi Bouzid)。西迪布济德是突尼斯2010年12月爆发人民起义的“发源地”,当时因失业在街上摆档卖蔬果的青年穆罕默德.布瓦吉吉(Mohamed Bouazizi)为抗议警察部门粗暴执法引火自焚,点燃了突尼斯人民革命的药引,还掀起了“阿拉伯之春”的序幕。阿拉伯之春席卷多个国家,但是因为革命的关键问题—民主及社会经济正义的问题仍然悬而未决,发生曾人民起义推翻暴政的阿拉伯国家人民还是有很长的抗争路要走,不然就是像叙利亚那样因美俄等强国及它们的代理干预而战祸没完没了,至于得到资本强国支撑的全球硕果仅存的封建专制国家政权则继续高枕无忧。阿拉伯之春的革命浪潮被意欲巩固全球资本统治的势力骑劫或干扰,教派之间的冲突、民族主义情绪的煽动模糊了这场革命浪潮背后的资本危机与阶级矛盾之成因,而极端宗教原教旨主义再次冒起及盲目爱国主义思想(如在埃及)的泛滥,是这场革命目前走向低潮的见证。无论如何,阿拉伯之春释放出来的争取民主、改善民生、捍卫人类尊严及追求社会正义的人民抗争力量,还是不容否定及忽视,也对未来阿拉伯世界以及全球各地的社会抗争起着一定的历史作用。

挑战资本主义的社会抗争:重新召唤阶级政治的激进思想遗产

说回波黑,当波黑民众上街示威时,政府以逮捕、催泪瓦斯等残暴手段镇压,和平抗议行动很快演变成暴力冲突,愤怒的民众冲击并占据政府办事处。成千上万示威者要求很简单,就是要波黑国内来自各大政党的各级政府官员辞职,因为这些政客在过去近20年来不断窃取社会财产。

目前波黑爆发的群众示威浪潮,是该国难得不受狭隘民族主义思维影响的阶级斗争。波黑国内不分族群的工人,为改善生活及争取社会正义而联合起来,挑战着塞族、克罗地亚族和波斯尼亚克族民族主义政客利用族群政治割裂波黑人民的资产阶级统治权威。示威群众的诉求,也重新召唤了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激进思想遗产—工人自治的工厂及社会平等。这些激进的思想遗产在南斯拉夫解体时被埋葬在狭隘民族主义意识泛滥之中。

图兹拉工人的示威行动迫使图兹拉州首长辞职,示威者成立的“人民大会”,绝望与愤怒的普通人民参与改善他们生活的政治决策中,示威抗争不再只是呼喊口号,而是身体力行地实践参与式民主。图兹拉人民大会于2014年2月7日发表了《图兹拉州工人与市民宣言》,宣言中要求将被私有化的工厂“归还给工人”。参与式民主与工人重夺生产资料,是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及资本主义制度的直接挑战。

波黑人民最近一波示威浪潮最难能可贵的是,“民族主义”政治论述在示威群众的诉求中绝迹,为波黑甚至是巴尔干社会政治注入了一股新的气息。当前巴尔干地区的民族主义思潮,是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于1080年代“改革开放”让资本主义迅速复辟的产物,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等地新兴资产阶级利用狭隘民族主义思想去强化它们的政治影响力,撕裂前南斯拉夫多元民族的工人阶级。波黑是个完完全全多元族群的共和国,混杂了塞尔维亚族、克罗地亚族、穆斯林波斯尼亚克族、(跨族混血或不愿被族群标识的)南斯拉夫族等多个族群,没有任何一个族群占大多数,跟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等前南斯拉夫解体“产生”的国家内拥有某个族群占人口大多数有着不同的地方。波黑境内工人阶级占多数的城市中,来自不同族群的工人在同一家工厂上班、在同一幢公寓内居住,这是前南斯拉夫多元族群共存的缩影,要在波黑境内制造另一个“塞尔维亚国”或“克罗地亚国”,是需要大规模的“种族清洗”(美国推动的《岱顿协定》就是在波黑境内进行种族清洗的地区建立“塞族共和国”),如此的多元族群紧密关联的情况也对打破新兴民族主义资产阶级所玩弄的“民族矛盾”迷思有着一定的社会条件。当然,在狭隘民族主义思想毒害多年的情况下,完全克服民族分化打造新的阶级政治并不是一夜之间就可以办到的。

图兹拉、萨拉热窝、普里耶多尔、莫斯塔尔、比哈奇等城市示威民众成立的“人民大会”,纷纷发布各地的工人与市民宣言,参与型民主已在街头抗争的爆发中萌芽,加上波黑示威民众要求改善民生、社会福利、社会正义的激进诉求,波黑人民不仅仅呼应了近年来西班牙、希腊等欧洲国家人民的抗争,也正把欧洲社会抗争推向一个更高的阶段—冲击新自由主义领衔的资本主义体制。

正如斯洛文尼亚籍哲学家齐泽克(Slavoj Žižek)写道:“波斯尼亚起义印证了人们不能通过强加自由主义议程去克服民族激情,将示威者聚集在一起的是对正义的激进诉求。”

当年点燃战火祸害无穷的民族主义资本寡头精英,在实现“和平”后不仅赢得他们所要的地区族群划分,但是也控制了他们族群领土内的所有财富。波黑国内的民族资本精英和国际资本实力,为了让资本主义经济可以在这块土地上迅速复辟,开展大刀阔斧的私营化计划,变卖社会资产让资本精英自肥,代价是普罗人民活在贫困当中。波黑的社会抗争为该国及欧洲人民提供了两个选择:一是维持现状—继续由诚信破产的政客主导政治决策、资本财团在福利国制度的废墟上尽一切所能地牟利、普罗人民在紧缩政策攻势下日益贫困、全副武装的警察被动员去保卫资本精英的利益免受愤怒普罗人民的“威胁”;还是激进社会改革的未来—不满现状且意欲争取改善生活状况的人民,克服强加在我们身上的诸如民族主义、宗教等实际上分而治之的意识形态,用参与型民主去争取社会正义与平等。

当波黑人民不再为“民族身份”自相残杀,而是为了社会经济平等动员起来之时,阶级斗争在这片土地上再次吹起了号角,也敲响了民族主义的丧钟。

波黑与乌克兰:不是同一回事

东欧国家乌克兰于2013年11月爆发反政府示威运动持续至今,愈演愈烈还因冲突造成多人死伤。位于欧洲大陆东南部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于2014年2月初爆发群众示威浪潮。有人将这两个国家的示威运动扯在一起,是有失妥当的。尽管两个都是欧洲国家,两国曾经都是在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内被所谓“社会主义”政权管治过,现在两国都发生群众反政府示威浪潮,这两国的示威运动也许有着共同的社会经济成因,但是,波黑和乌克兰两国的群众抗争运动,是完全两回事。

波黑人民的示威抗争,很明确地提出了工人阶级斗争的议程;乌克兰的“欧洲广场”示威却很遗憾地不是这么一回事,而是不满社会现况及抗议贪腐政权的群众被动员起来去支持统治阶级中亲欧派的诉求(向欧盟投怀送抱)。

波黑人民的示威抗争,是该国罕有的不再具有任何“民族主义”情绪的社会抗争,该国来自不同族群的人民联合起来抗议统治精英窃取社会财富,争取社会正义,而且还建立让民众高度参与讨论的人民大会;至于乌克兰的示威,则是充斥着浓烈的民族主义色彩,而且法西斯主义的影响也愈来愈大,乌克兰民众仍然在示威事件中被分裂为说乌克兰语的亲欧派及说俄语的亲俄派。

最近波黑人民的示威浪潮,首先在该国东北部波斯尼亚克族穆斯林为主的图兹拉爆发,群众上街抗议的导因是政府将国营公司私有化后倒闭,要求给被裁退工人赔偿未支付的工资及退休金,同时也抗议政府放任经济政策所造成的失业和贫穷问题。示威迅速蔓延到其它城市,包括首都萨拉热窝、黑塞哥维那地区最主要城市莫斯塔尔、西北部城市比哈奇等,至于经济上相对比较富裕的波黑境内独立的政治实体—塞族共和国,尽管没有大规模示威抗争,但是其最大城市巴尼亚卢卡还是出现抗议活动。波黑人民不再因“民族”问题而纠缠,而是为了民生、阶级问题而联合起来。当波黑人民吹起阶级斗争的号角,他们也在敲响着民族主义的丧钟。

波黑示威群众的诉求包括要求各级政府官员辞职下台,因为这些政府高官兼政客贪腐不堪,而且还一直玩弄族群分化的手段去维持压榨人民的政治经济制度。

波黑当权被嵌入民族主义情绪对人民分而治之的政治体制,源自于1995年欧美势力所推动的《岱顿协定》。该协定尽管结束了波斯尼亚战争,但是却巩固了分化波黑人民的民族主义建制,波黑成为各族统治精英根据各自划分出来的“封地”并实行“种族隔离政策”式管治。发动战争的塞族民族主义者赢得了他们所要的,一个在波黑国内经过种族清洗后几乎完全独立的政治实体—“塞族共和国”,由沾满血腥味的塞尔维亚民主党控制,被划入塞族共和国领土内的地方,包括曾于1995年7月发生波斯尼亚克穆斯林惨遭塞族共和国军屠杀事件夺走逾8000条人命的斯雷布雷尼察(Srebrenica)。也许塞族民族主义统治精英的唯一“遗憾”是无法跟塞尔维亚统一。克罗地亚族精英则没塞族精英好运,既无法在波黑土地上划出一块领土跟克罗地亚合并,还必须跟波斯尼亚克族分享一个“联邦”。《岱顿协定》最大的输家—波斯尼亚克族,除了必须将一半的国土割让给塞族共和国,还必须跟克罗地亚族共享剩下一半的领土,波斯尼亚克族精英所持有的最大政治资本,是波斯尼亚克族在人口上的优势。波黑的民族问题就是在这样被国际强权支配的“分赃”下纠缠不休。

2014年2月爆发的波黑示威浪潮,迫使一些州政府首长辞职。波黑国内除了各级本土官员,还有一个凌驾在联邦政府之上的非民选的“驻波黑国际高级代表”。这个“高级”代表是由包括美国、欧盟、俄罗斯等强国在内的“国际社会”所委任,拥有极大的权力,包括辞退民选官员的权力。这样的高级代表,其实就是国际强国在波黑实行新殖民主义统治的代理。现任驻波黑国际高级代表瓦伦丁.伊兹科(Valentin Izko)在波黑爆发人民反政府示威后,甚至恫言说若示威活动升级,会考虑出动欧盟军队到波黑(做什么?)。

波黑示威群众的诉求,有着激进的政治意义。《图兹拉州工人与市民宣言》中要求将被私有化的工厂“归还给工人”,重新召唤着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激进思想遗产—工人自治的工厂,以及追求社会平等的政治理念。

各地波黑示威群众占领政府办公楼,成立了“人民大会”(Plenum),让民众参与在讨论制定诉求的决策中。波黑各地的“人民大会”,跟占领运动的“大会”(General assembly)有点类似,都是参与型民主的实验。参与型民主是激进的民主模式,在历史上有过很多的例子。如:1871年的巴黎公社、俄国革命(1905年及1917年)时期的“苏维埃”(Soviet)、1918年德国革命时的“工人议会”((Räte)、1972年智利在萨尔瓦多执政时的“工业带”(cordón Industrial)、1978-79年伊朗革命时的“协商议会”(Shura),还有委内瑞拉玻利瓦尔革命中诞生的“社区议会”(consejo comunale)等。这些都是世界各地统治阶级最不愿意看到的激进民主模式。

如果近年有那些地方的社会抗争跟波黑相似,那肯定就是希腊、西班牙等欧洲国家人民的反紧缩抗争,好些欧美国家曾风起云涌一时的占领运动,世界多个国家工人争取改善工资待遇的罢工抗争,这些都是当前全球反抗资本主义运动的一部分。

乌克兰的示威还不属于这反资本主义抗争的一部分,不能跟波黑的示威运动相提并论,除非示威行动出现左转政治趋势,不然在没有实际政治经济替代选择及法西斯主义的骑劫下,其前景非常灰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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