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经:政治危机高于经济危机,政治文化进步更关键

政治危机同意,就是社会精英要三观正确。国家可以实现的未来美好前景,是由民众素质以及资源禀赋决定的,再加些运气成份,天助自助者等等。能否实现,由精英集团的选择决定。如果精英集团没有远大的志向,没有有效的组织,不是勾结害民,就是无谓争斗空耗国力,会有大危机。因此,要整顿精英集团,提升战斗力。在中国就是整党,思想上要正本清源。

中国精英集团有志向、有组织,总体情绪向上。但政治文化问题很大。即使出于“干正义的大事业”的目的,也容易搞成山头勾结黑箱操作,何况还有私欲。精英集团的信息远强于一般人,就是需要一个好的政治文化。我认为解决办法是让理想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回归。就是在一个基本的物质水平上,足够多的人选择理想主义,改造政治文化。从改开前的理想主义,到之后彻底的现实主义,落差非常大。往回弹一些也符合事物的规律,曲线上升。从没人相信的虚伪口头理想主义,转到有一定可信度和现实可行性的理想主义。“八项规定”似乎比“八荣八耻”要可行可信些。

从社会原理来说,经济决定政治。但这是往好里说,正常发展是这样。从危机的层级来说,政治远高于经济。一入民主,万劫不复。只要一次民主危机,经济可能反复完蛋无数次。即使不搞民主,来一次政治争斗,十几二十年也耽误了。经济危机多种多样,有大有小,中国可能一直在各种小经济危机,天天在小规模爆发。如果政治危机不致命,经济大危机都可能不伤根本。中国美国都有几次非常大的经济危机,最后都能继续前进。

国际上现在比较关注或者执着地预测中国的经济大危机,对政治危机反而放弃了。这其实是一种看好,即使预测中国经济出问题,也感觉实力向美帝看齐了。也是因为相对于中国经济,国际上更不理解中国政治。

国内更多关注的是政治危机。前10年经济发展数据无比辉煌,社会舆论却不算太好。我的感觉是,精英集团对经济并没有真正的担心。这么大的国家,这么雄厚的实力,这么好的条件,发展经济无非是个快慢问题,哪怕有危机,最后总有办法,连个理财违约都出不来。但是精英集团内部对于政治文化如何发展,看不太清楚。一段时间以来太不象话了,从曝出来的事情看,发展得很可怕了。移民或者外逃出去的,基本不是害怕中国经济出大事毁灭财富,不少还回来继续挣。但因为政治危机,会出种种匪仪所思的事。暗杀、叛逃等等都是可能的。

整合精神哲学:中国面临两个危机

  经济包括流通和金融,金融代表了社会的资本配置能力或购买力,流通则代表社会物质供给程度。若购买力大于供给,就会走向通胀,生产力允许时也会促进供给增进繁荣,不管是消费拉动还是投资拉动,若不加控制就相当于劝诱人放弃理智而纵欲,过度了就会快速消耗地球资源带来生态灾难,也会带来债务失控,结果突然陷入紧缩;若购买力小于供给,就会走向通缩,反过来压制供给,过分的压抑也会带来病痛和萎缩,损害生产力。解决经济领域矛盾的办法就是加强理智控制,加强信息沟通,进入信息化转型,目标是比较精确地控制金融和流通,达成有效的宏观调控。理智的力量相当于政治力量,实际上就是靠政治力量对经济周期进行宏观调控,在信息化转型完成的前提下,这一调控任务也能较好地完成。所谓信息化转型,主要是虚化和简化组织结构,原来的组织功能由信息化大数据来完成,让政治经济之间减少纠缠,各自走上快车道,避免过于具体和人为地干涉对方领域,而宏观调控则因精确控制而得以加强。

  政治包括民主和集中(或诸侯和中央)。若权力下放得过多,则会造成条块分割,诸侯经济,影响整体效益。若过于集中,则可能脱离群众,执行力下降,满足不了群众的正当要求,也会引发政治危机。在信息化转型以后,条块分割和诸侯经济都会得到比较好的控制,一定程度上中央集权的力量会增强,但同时地方对中央的监督也会增强,群众对政府的监督也会增强。强强冲突就可能时常发生,中央有中央的权威要维护,地方有地方的道理要坚持,信息畅通的情况下,如果每件事都博弈一番,什么事都不用干了。这种情况就要求大家拥有类似的三观,按照共同的三观来说话做事,才可能省去很多不必要的解释和争论,这样信息化的优势才能发挥出来,否则信息化会恶化政治环境,会造成决策淤塞和混乱。好比一个人接受了太多信息,又没有稳固的三观,不知道如何取舍,最后大脑当机。

  所以对中国而言,目前的任务是用信息化转型应对即将到来的经济危机,随后就要着手建立共同三观来应对决策淤塞的政治危机,前者可能还相对容易,后者恐怕才是真的危机。人是万物之灵,稳固的三观必然是倾向于灵性化的,要支配物欲和狭隘的私我,而不是被物欲和私我所支配。

  其他多数资本主义国家是以金融为头脑的,不象中国以政治为头脑能够调控经济,他们的信息化只能放大金融危机,为自己掘墓,同时他们的文化传统也会阻止他们将金融头脑转换为政治头脑。于是那些国家面对经济危机,一般只能顺其自然听天由命了,祈祷中国渡过两个危机然后前来救援,可能是他们最好的路。

  灵性化或者人性化是中国文化长期的特点,中国历史上和现实中和其他国家的交往多以仁心为标准,重仁德而轻利益。较强的对经济的监管也是中华文明的传统。这些传统特点在西方文明强势的一小段历史阶段中,被认为是落后的特征,但在中国初步完成和继续深化工业化和信息化之后,在资本主义的总危机当中及之后,这些传统特点将显示出越来越强的优势。我们在学习所谓西方先进文明的时候应该仔细分析,不能一切照搬。

镜像链接:谷歌镜像 | 亚马逊镜像

分类: 新闻, 政治 标签: ,
  1. 本文目前尚无任何评论.
  1. 本文目前尚无任何 trackbacks 和 pingbac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