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乡村债务是怎样炼成的

“电费支出200元,经手人是张龙生,大家有没有异议?”

一阵沉默过后,屋子里响起稀疏的应答声。“好,没有意见,过!下一项——”

周廷平坐在屋里仅有的两张桌子后面,面无表情地听着联村会计的报读。在他身旁,村委会、村支部和村财务监督委员会的几个头头们都悉数到场,跟村里的会计——报账员挤在两张老旧连椅上。会计旁边的桌上摆满了各村的账本,一堆票据,还有鲜红的联村财务印章。

刚过完年,屋里还是有些冷,炉子的火没人去生,这座上世纪80年代的老屋一直是村委会的办公地,也是挂片书记周廷平每月必来一次的地方。联村会计正在和报账员对账,每一笔开支,会计都会读出来,没有意见的话,周和这些头头们就只等着最后签字了——在一般情况下,大家都不会有异议——周廷平管着村里的财政大权,签字给钱是他的职责。

周廷平管理着东部沿海地区一个小镇范围内的十多个村子,他的直接领导是镇党委书记和镇长,联村会计是他的直接手下,还有一个片儿长。自从镇上将各个村的财务权利收上去之后,就把财务印章放在各个挂片书记和片长手里。所以每到月初,他们几人都会召集各个村子的头头们去对账,看看村里花了哪些钱,怎么花的,然后付钱。

自从推行村级财政由乡镇政府代管后,周廷平总是能听见底下的抱怨声。虽然“村财镇管”的初衷也是为了监督村级财务,杜绝村干部铺张浪费,乱开支的现象,但显然,对账后付款,只能解决村里现实花钱的需要。

“村里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没有收入来源,没有来源还欠了许多债务,乡镇这一级政府又没有多余资金,连自己养活自己都成问题,是会对各个村的资金下手。”一位在镇政府工作了十余年、曾担任数个村子挂片书记的人士说。

这些事周廷平也曾从镇上听说过,但更让他吃惊的是,这个沿海地区并不算贫穷的村子,曾因旧村改造和千村并乡运动而欠债上千万。“现在债务虽然已经基本还清了,但是村里该卖的和能卖的已经卖得差不了。”一位年前刚刚退下来的老村支书说。

老村支书说,村这一级不算是政府,只算是一个自治单位,也就是村民自治,但村里的财务权利被镇政府给牢牢掌握在手里,现在村里更像是傀儡。

被村支书和镇党委书记夹在中间,周廷平这个挂片书记当得很无奈。但他的工作,也只是对账。

村与镇

周廷平说,自从实行乡财县管后,镇政府是一点钱都没有,现在他的工资都是区财政局发放的,但区里仅靠那点税收返还,还不够发工资的。

“可以说,每次发工资,镇上都在欠区里的钱。上次镇上得了个奖,奖金1000万,镇上连个毛都没看到,直接被区财政划走了。没办法,以前镇上欠区里太多钱了,镇上一个基金会破产,当时欠账好几千万,都是区政府给平的帐。”周廷平说,镇政府没有钱,只能向下伸手了,我们这里推行的是村级财务由镇政府代为管理,伸手更有机会了。

他管辖下的一个比较大的村子,整个村全部1000亩耕地都被镇政府租给一个韩国商人,当时被划为旅游项目,三年租地款一次交清,虽然不到300万,但经过镇政府一划拉,到村账户上就只有200万了,但这200万也不是村里能够花的,没有任何自主权。

更重要的是,租金款最终也没有全发到村民手里,只给每个村民一年600元的口粮款,让他们出去打工。“后来韩国人跑路了,又留下一堆债务,村里想把地拿回来自己耕种,镇上不允许,希望能借这块地能够重新实现一次价值。”周廷平说。

村与镇的交锋,不止一次在基层上演。

上述刚卸任的老村支书说,他们村西边有1000亩丘陵地,其中有200亩建设用地指标可以变现,区政府和开放商谈好的价格在每亩10万到20万之间,但是钱到镇政府帐上时,就已经变成4万元一亩了,到了村里又变成2万多一亩。

“现在那200亩盖了别墅,对外售价300万一套,而其余800亩还被租了,算上租金,也只是这200亩的销售款那么多钱。最关键的是,返还到村里的这点钱,都不是村里可以支配的。”他说。

对他来说,这不是最难应付的局面。最为难的是上级拨给村的专项款,镇政府会扣掉40%,但是镇政府没名义花,于是要求各个村自己将镇政府花掉的钱找名义入账。“我没花那笔钱,在账上还要体现出来,一次就好几十万。”

当然,镇上将村里的钱花掉,还是会挂账的。这位村支书说,最后账本挂在了镇上的农村经济经营管理站(下称经管站),这是一个农业部直属的指导村级财务管理的事业单位。按他的理解,挂账的意思就是,镇上欠了村里的钱,镇上也认账,但是根本没人去要钱,至少以村支书的身份,很难要回来。

“在旧村改造开始的时候,镇上就将各个村的补贴款全部截留,做成借款写上借条,期限是50年,年利息5%。”一位在经管站工作多年的人士说,但过了好几年,镇上也没支付过利息,不管借与不借,钱都已经被截留在镇上了,我们也知道违法,但是没办法,镇上太穷了。

债务

镇上欠了村里的钱,到了村里,那就是债务,至少周廷平是这样认为的。

“村里的债务现在来看没多大问题,但其实是有个基本数据的,现在各个村少的欠几十万,大的欠几百万甚至过千万。”周廷平说,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中央出过一次文件,要求农民对于村的欠款不再追要,但是在村里会挂账起来,基本每个村都有几十万。

这样的事情并非个例。2006年农业部曾下发《开展全国村级债务债权摸底的通知》,通知提到,山西省太原市的村均债务达到89万元。

仅据周廷平了解,在他辖区旁边的一个村目前欠银行接近100万,仅村里一家村办企业的破产就占据了债务的一半,那个企业占地不到两亩,银行通过法律手段封停企业后,就一直搁在哪,十多年了,这笔账都没还上。

好几次,周廷平都听到底下的村支书抱怨,很多年发不下工资来,村里不仅没有任何收入来源,甚至几十年前欠信用社(现为农村商业银行)的钱,信用社因为没法从村里要钱,就从每个村民信用社贷款里扣,一点一点地扣。

他援引那些村支书的话说,虽然2000年以后,义务教育有政策来清算债务,但并没有全部清算,为了还债,村里当时卖了两个年年盈利的砖厂,此后替村民垫付各种税费的来源全部都是借款。“现在村镇两级,镇里每年安排下各种任务,从来不带资金来。”

周廷平也管辖着一个镇政府驻地的村,原本以前的债务差不多还清了,但进入2006年,新农村建设、旧村改造以及千村并乡又开始了,他觉得以前全部加起来欠的债都没这几年欠得多。他说,镇政府驻地村里的30亩地可以卖出1100万,拆迁上楼成本就达到1800万,700万的差距只能通过借债和进一步卖地来填补,不行就只能拉长拆迁时间,等地价上升再卖地还债。

“将来如果还要进行城镇化,新支书会很不好干。我现在虽然不是村支书了,还是要帮着新支书去区里跑土地指标,不然下一步工作根本不用开展了。”前述退休老支书表示,对于各个村的债务,只能指望上级政府了,但是镇这一级政府是不行的,未来村债务的偿还和化解只能依靠更高层政府了。

(应采访对象要求,周廷平、张龙生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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