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雨中的融合:衡陽賄選案、劉進圖遇刺

練乙錚

信報 2014年2月27日

愈來愈多的事例顯示,特區管治集團提倡「港陸融合」,除了讓他們自己經濟上得益,並因執行北京有關政策而得到獎賞之外,香港社會和不少香港人得利不多而損失相當大。港人利益,無論是物質還是非物質的,很多方面都在中門大開的情況下,受到嚴重威脅。此中,筆者提出兩個特別值得港人擔心的:大陸的賄選文化、涉港陸政經集團利益的針對人身暴行。

衡陽集體賄選案

香港和大陸接壤,所以什麼都容易連通。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里,無怪當年從這邊過去的,不外是「香風臭雨」,擋也擋不了,而現在從北面通過各種途徑進入港域的,若不嚴加管制,亦泰半都是有害物。

「沙士」從那邊過來,本地馬上變成疫埠,死人三百,全城惶惶然不可終日。中共官僚腐敗成風,此間廉署最高層亦失守。陸人那種「購如不及、猶恐失之」的一窩蜂習慣,透過「自由行」,翻轉半個港九。下一波從北面吹下來的風土病,很可能就是那嘆為觀止的賄選文化,因為香港的選舉制度,正迫着得盡快和大陸那邊接軌(「普選不等於直選」既已申明,大陸地方底層人大那種「有篩選的普選」便是北京既定的香港政改目的)。

大陸的各級人大,除了由黨提名並委任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其餘都沒有什麼立法和監督實權。結果,「選舉」很大程度變成各地黨政圈圈裏頭的權貴攤分名銜的遊戲,而人大身份,則變成與黨政官員、國企高管拉關係的通行證;很多代表拿着分得的銜頭搞貪腐。「很多」,指多少呢?

最近湖南衡陽爆出市人大集體賄選案,原因是有人繳了賄金選不上,對家卻不退錢,於是鬧上互聯網,不料愈揭愈多,最後發覺529名市人大代表中,竟有518人(98%)收受賄款,幾乎「全軍覆沒」;市領導沒面子,五百多個代表要全部「勸退」(而已!)。市之上一級(省)人大當中,亦有56人涉案。所涉賄款,金額之大,難以想像:僅這一次改選,揭出來的直接賄金,便達1.1億元人民幣。賄金除了用來直接買選票,大部分是用來疏通高層黨政官員的「提名費」、「助選費」,幾百萬元一手,幾乎是公價。出了這種錢,你道是為了取得機會代表人民發聲、為人民監督政府的麼?體制裏的權力愈集中,賄金愈是本小利大;連本帶利,是次涉及的賄賂總額,還不知會是1.1億的多少倍。

衡陽不過是湖南一個二線城市,人口727萬,和香港差不多,但市人大代表就有五百多個(幾乎是香港立會人數的八倍,相當於美國國會兩院議員加起來的總數),但都是沒實事可幹的,代表們坐在那裏不貪腐幹什麼?

「德不孤、必有鄰」,如此衡陽,並不罕有。據《文匯網》報道,「衡陽的情況跟(不遠處的)邵陽一模一樣」、「不唯湖南,近年人大代表賄選問題在山西的太原和聞喜,安徽的巢湖,廣東的清遠和韶關,浙江的松陽、上虞和樂清等地屢現公開披露或舉報」(這個《文匯網》報道,乃此事件至今剩下的最權威消息;絕大多數大陸各地媒體的原來報道,和香港《大公報》的一樣,已經下架,只能用《新華社》的稿代替,但《文匯報》昨天還企硬。)。

《文匯網》及類似的報道,還透露了一個訊息:習近平聽到有關滙報,火光得不得了,連續六問:「衡陽的共產黨員到哪兒去了?」習如此感到意外,原因不外兩個,其一是,此君雖號稱「有從地方到中央的完整歷練」,卻低能得絲毫不諳「黨情」,所以聽到民間早已習以為常的事,也大吃一驚;其二是,他並非特別「離地」或阿斗,賄選腐敗這碼事早就十分熟悉,只不過在滙報會聽到了,不能不在眾人面前故作震怒,假惺惺一番。其實,假如不知問題嚴重、是結構病,而病根就在黨內高層且早已一爛到底,那麼,他搞的什麼反腐老虎蒼蠅一起打,不過乃是一種裝腔作勢的奪權手段而已。

人民幣1.1億元的賄款,在大陸其實不算什麼。上周另外傳出,全國政協「美女委員」、官二代劉迎霞涉「周永康案」出事,委員身份吊銷了。此姝出身解放軍,2011年的身家已有十多億,胡潤榜排45,女富豪榜排第8;2002年,她還是一個中石化投資項目的三個牽頭之一,投資額一筆也達1100億。這位中國的「1%」,剛巧和筆者最近提起過的美國的一位「1%」、WhatsApp創辦人之一Brian Acton同年,彼此積聚的個人財富都令堅尼系數上升,但人家有的是貢獻,試問這位軍花對國家對世界貢獻了什麼?香港說不定也要步大陸後塵,最後愈來愈多選出這類「有廣泛代表性」的富豪坐重要位置。

大陸對待傳媒的暴力

《明報》前總編劉進圖遭兇徒施襲,性命危殆。沒有「證據」指那是統治階級黑惡勢力的滅聲手段,但如果從兩年來一連串襲擊非建制媒體高層的事例看,背後隱然有某種政治動機。這是否又是一種來自大陸的風土病呢?

媒體在開放社會號稱「第四權」,但專制社會不承認這個權,因為專制權力是一元化的。人大前委員長吳邦國、前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都有過類似的名言:「要築牢抵禦西方兩黨制、多黨制、兩院制和三權鼎立等各種錯誤思想干擾的防線」;三權鼎立不能容忍,何況那喜歡說三道四的第四權?「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共對媒體及傳媒人施行的,是政權暴力,一切不聽黨領導人的話、不按黨領導人的指示辦事的傳媒人,下場都特別淒慘;反之,就能化險為夷、飛黃騰達。最好的一對例子就是鄧拓與吳冷西。

鄧拓在五十年代初是《人民日報》社長兼總編輯,1956至57年間,因為反對毛澤東的經濟冒進和反右運動,數度把毛的文章扣起不發,終於在1957年遭撤換。1961年起,他在《北京晚報》副刊寫文章,最有名的一篇是《偉大的空話》,批判當時的浮誇風;後來又寫了《為李三才辯護》,借明朝東林黨事件中的一個角色李三才為彭德懷辯護。文革初,遭姚文元、戚本禹指為反黨叛徒,隨即自殺。1957年繼任《人民日報》總編職位的吳冷西,則是個懂得逢迎毛澤東的黨棍,事業一帆風順(廣東人,文革後八十年代初還當過廣東省省委書記)。

「改革開放」之後的今天,大陸各級權貴對待中外及香港媒體人的手法,愈來愈下作,動用黑社會、僱打手已成為常事。2011年,「地溝油」事件裏,河南洛陽記者李翔遭亂刀砍死。採訪上訪戶、異見分子的中外記者遭黑社會、便衣毒打,更已成為例牌,港人見慣不怪,因為那種現象,已經傳入香港。

兩年來,我們看過黑社會組織出錢買人參與政治活動,看過深圳註冊的社團指揮香港的一些親政府示威,看過武打團體在公眾地方演習威嚇群眾,看過暴徒光天化日再三向媒體人施襲;這次對劉進圖的襲擊,更有明顯的致命意圖。時光猛地倒流四十餘年,香港忽然又回到1967年左派暴動、商台播音員林彬遭親共分子燒死的那個處境。

這一切,都恰巧是在梁振英當上特首之前之後發生的,而且愈來愈厲害。沒有證據清楚顯示梁政權直接與這些邪惡親共力量有關係,但他以親共背景上台,無形中壯了那些力量的膽,有關的行動遂更加肆無忌憚,那是很自然的事。

筆者多次強調過,今天的香港社會和香港人,依然無法承受一個深紅特首;中共縱容他及他背後那夥激進派上台,現在進退維谷,香港的管治和社會政治質素卻不斷沉淪。稍為理性一點的左派也知道那是香港社會進入動亂的前奏,北京卻還在不斷在政改等敏感方面給港人上螺絲打壓。

然而,筆者也認為,近日的《明報》內部調職、昨天的劉進圖遇刺事件,不一定是純粹特區內部政治事件,而可能是與某些跨港陸政治集團的經濟利益有關。大家記得,不久前的新聞報道說,《明報》有成員曾參與「國際調查記者同盟」(ICIJ)組織活動,幫助調查和揭發大陸太子黨家族的大量海外經濟活動。《明報》內部調職事件,梁慕嫻認為直接與此事有關——報館受壓,不得不有所反應()。按此方向,我們或可再作如下推理:有人可能認為劉進圖知道的太多,調職也不能夠保證阻止消息的進一步流出,於是有必要下毒手。

如果是這樣,特區政府警察有膽量有能力去追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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