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蟹:扒一扒赣西南地方党和富田事变(1-15)

说起赣西南的共产党人,还得从五四运动开始扒起。

北京发生五四运动的消息三天后才传到南昌,一地干柴的南昌立刻就着了,当天省立农业专科学校的学生发起召开南昌中等学校以上学生代表大会,会上成立了南昌学生联合会并决定五月九日总罢课上街游行,到了五月九日,当地的十几个中等以上学校师生及市民六千多人走上街头声援北京学生,几年后的三一八在段祺瑞执政府门前喋血的刘和珍君巾帼不让须眉,手拿大卷传单,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

游行请愿当然收到了军阀政府的压制,南昌乃至江西也跟中国其他地方一样把怒火发泄到日货上,在“抵制日货”的行动中,南昌甲等工业学校学生方志敏和省立第一中学学生邵氏平开始在斗争中崭露头角,也因此很快在他们的身边围绕了一批来自江西各地的进步青年,这其中就有来自赣南兴国的袁玉冰。袁玉冰后来考上了北大哲学系,经李大钊介绍加入我党,被认为是赣南地区的第一位共产党员,日后袁玉冰成为职业革命家跟赵醒侬,方志敏并列为“江西三杰”。1923年江西三杰发起成立了“江西民权运动大同盟”和“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反帝反封建思想,大约是在三月份,江西省立法政专门学校一名来自江西吉水的学生李文林也加入了这两个组织,还有另一个名字李白芳日后也会出现富田事变的主角名单上。恰同学年少,这群意气风发的年轻人里还有比他们小几岁的龙超清,这个江西省议会议长的公子也是南昌革命青年中的活跃人物。

我党后来在还处于军阀统治下的南昌开办了一所黎明中学搞宣传和干部培养,看看教职员名单就知道这所学校红到什么程度,校务主任是后来万安暴动的领导人曾天宇,训导主任兼公民课教员涂振农, 国文教员方志敏,赵醒侬、邵氏平、黄道也在里面教过书。

到了大革命时期, 一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接受党的命令到农村传播革命思想, 组织农会和农民运动, 宁冈的龙超清、 刘辉宵, 永新的欧阳洛、刘真、王怀, 贺敏学, 东固的赖经邦, 刘经化等人都是在这个时期回到故乡展开工作,这些同志为我党在赣西南地区建立了基层组织, 掌握了农会并储备了空前的力量, 大革命失败又有一大批共产党人来到赣西南地区组织农军进行武装斗争, 八一南昌起义后, 我党在赣南搞了一系列以农军为主力的武装暴动, 比较著名的有曾天宇,张世熙,陈正人搞的万安暴动, 暴动失败后, 一部分力量上了井冈山, 另一部分则转移到东固地区继续坚持斗争, 赣西南的武装割拒和革命根据地也是在这些同志的努力下发展壮大起来.

实事求是的说, 赣西南地区党的领导人中出身地主富农的比例相当高, 但这是历史造成的, 因为当时只有这些出身家庭富裕的青年才有机会到南昌, 吉安这些江西的大城市里求学, 能够较早的接触和接受革命思想从而赢在了起跑线上, 但同样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这些出身富贵的共产党人和工农子弟一样经受了生死考验, 土地革命斗争的残酷不会因为你高富帅便减弱半分,主席在《寻乌调查》中曾提到寻乌县三个出身地主家庭的大学生共产党员, 其中两人在寻乌三二五暴动中当场牺牲, 一人后来成为红军五十团参谋长,在战斗中被俘被敌人活活割死, 这也是阶级战争你死我活的一个缩影.

从27年底到29年初是赣西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时期,可以说是群雄并起,敌人的封锁和地理条件使得各个小块根据地处于相对封闭隔离的状态, 因而这些根据地和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来的红军不可避免的带上浓厚的个人和地方色彩, 主席和老总在井冈山搞的是公开割据,李文林等人则通过秘密割据搞出了东井冈东固带出了江西红军第二,四团,而在北路延福区(吉安、新余、分宜、峡江、安福几县之间的边区)情况又和东固不同,延福地区参加革命的多半是青年学生,其中不少青年知识分子党员,家里有钱有很多土地,最初发展革命武装主要是采用买枪的办法武装自己,开始没有什么战斗力以后在吉安特委和省委派出的军事干部帮助下很快也发展起来,成为日后黄公略红六军第二纵队的重要部分。 到了29年下半年, 革命形势一日千里,革命高潮的到来要求原来分散的红军和根据地集中起后, 在这个大背景下原来并不突出的一些矛盾, 例如组织从属的变化, 主力红军和地方, 本地干部和空降干部之间的矛盾开始在根据地凸显出来.

赣西南地方党组织, 从组织暴动开始相继有1927年10月建立的中共赣西特委、赣南特委和1928年5月建立的中共湘赣边界特委, 整个1929年, 这三个特委均隶属于秘密驻在白区南昌、九江的中共江西省委。1929年11月,驻在吉安城的党团特委机关遭到破坏, 赣西特委转到吉安县陂头, 经省委巡视员江汉波批准刘士奇代理特委书记。刘书记上任伊始,就围绕着是否分配土地和如何分配土地这个焦点在赣西特委内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是否应该分配土地 给农民本不应该成为问题, 土地革命嘛不分田怎么成呢, 但赣西南地方领导人中出身地主富农的一些干部 却在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犹豫迟疑, 革命草创阶段利用过家族关系闹革命,有的革命革得家破人亡,一转脸还要分人家的地难免有卸磨杀驴之嫌,一个时期内当地居然出现了一个颇有喜感的名词”同志地主”, 一个支部内也常有同志间相互催租的现象发生, 虽然这种行为很快被发现纠正, 但还是说明一部分干部虽然通过了对敌斗争的考验, 但当革命涉及到自身和家族利益时, 的确有不当的行为. 当然不分田或缓分田也有一部分客观原因的影响, 红色根据地从创立的第一天起就存在于敌人的包围之中敌人进攻频繁, 农民因为害怕自己种地敌人割谷而不愿分田.

而赣西特委内争论最激烈的则是在如何分田这个问题上, 刘士奇坚持应该按人口平分, 而李文林等人则要求依据六大精神按劳动力分配,江巡视员则走的更远, 认为“土地革命不是目的,社会革命才是目的”完全忽视了土地革命的意义,同时在是否集中分散在各个小块根据地的红军组建红六军,是否进攻吉安,是否将赣西南几个特委合并建立政权这样的组织问题上都同样争论不修,领导人之间的争论影响到了这个地区的工作处于“半生半死”的状态,刘士奇开始向根据地外寻求支持,很快他的湖南老乡,中央巡视员潘心源站在了他的一边。

1930 年1 月18 日至21 日, 由赣西特委发起中央巡视员潘心源主持, 中共湘赣边特委、赣西特 委、红五军军委在遂川县雩田召开联席会议, 讨论边界党和军队的有关议题,会议产生了五条决议,

(一)将湘赣边特委和赣西特委合并

(二)坚决的集中赣西南红军游击队编为第六军, 准备积极夺取吉安,

(三)打破一切地方观念, 坚决地与机会主义斗争,

(四)坚决的执行进攻富农的策略,

(五)坚决的将袁、王解决。

然而江汉波巡视员借口自己没有参加会议或要等待中央批准等种种理由拒绝或拖延会议决定的执行,特委的工作依然处于停顿状态。正在此时红四军由闽如赣进入赣西南,主席等人到达永丰的藤田,二月初刘士奇和黄公略直奔藤田,赣西南大变革的大幕在三零年的二月徐徐拉开了。

主席在听取了刘士奇和黄公略的汇报后,认为有必要召开一次会议统一赣西特委领导人的思想,同时也为了传达中央关于反对军阀战争和要求红军进攻主要城市的精神,部署争取革命在江西首胜的计划,决定以红四军前委名义致函赣西、赣南两特委和红五军、红六军军委,于2月10日在中共赣西特委驻地东固区陂头村召开联席会议。后因情况变化,会议提前至2月7日至9日召开,史称“二七会议”或“二七陂头会议”,是土地革命时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次会议。二七会议的决定细节和积极意义互联网上到处都有,研究文章也连篇累牍,在这里俺就不重复了,还是扒一扒日后那些导致了历史车轮滑向富田方向的问题。

首先二七会议决定成立四五六军共同前委,指定毛泽东、曾山、刘士奇、朱德、潘心源五人为常委,黄公略、彭德怀为候补常委, 毛泽东为书记。共同前委统一领导红四、红五、红六军和赣西、赣南、闽西、东江、湘赣边等地区的中共共同前敌委员会,统一指挥湘鄂赣闽粤的工作,是事实上我党从福建到湖南各个组织的最高领导,共同前委的产生也彻底打破了原有的由地方党组织到省委再到中央的传统组织格局,毫无疑问后来的事实证明这种转变适应了革命形势变化的新要求,但是并非通过中央任命而是以军队和地方开会造成事实,各个地方党组织及其领导人无疑都需要有一个接受和适应的过程,如果上下各级领导精神一致这种转变也许会相当的顺畅,然而一旦当中央和共同前委或以后的一方面军总前委在路线发生偏差时,服从中央领导还是服从共同前委领导,对强调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各级党组织和个人并不是一个容易的选择。

其次,联席会议在讨论赣西南党组织路线时断定“赣西南党内有一严重的危机,即地主富农充塞党的各级地方指导机关,党的政策完全是机会主义的政策,若不彻底肃清,不但不能执行党的伟大的政治任务,而且革命根本要遭失败。” 这种把个人家庭出身当作本人阶级成分的观点并不符合赣西南党组织的实际情况,也为日后肃反,大打AB团埋下了伏笔。二七会议上当场开除了江西省巡视员江汉波的党籍,并以“四大党官”的罪名枪毙了原赣西革命武装领导人郭士俊、罗万、刘秀启、郭象贤,这种把工作见解、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方面的分歧上升为机会主义路线进行残酷斗争的做法,也给日后的党内斗争开了个坏头。被枪毙的罗万曾担任赣西游击第一大队指导员,郭士俊为该部秘书长,这支部队是后来红三团的骨干力量之一。

赣西南原有的三个特委机构二七会议后合并成赣西南特委,随即又召开了赣西南第一次代表会议选出以刘士奇为书记的赣西南特委,李文林,王怀,丛允中,刘士奇,肖道德五人为常委。大会后的通告列字第一号里第一次提到了AB团,而这个通告的第十六条,“批准西路行委枪决袁文才王佐。袁文才王佐反对分田,反对建立苏维埃,并勾结茶陵靖卫团扰害永新赤色政府,大会正式批准西路行委枪决袁王两个叛徒,并注意宣传工作争取袁王群众”,给一个多月前边界党和五军诛杀袁王的行动补了票。

新格局新气象,二七会议后无论是军队还是地方都焕然一新,按照二七会议决定前委集中四五六军准备夺取江西政权,第一步攻打吉安,赣江以东四军暂停分兵发动群众全力夺取吉水,后因敌情变化放弃进攻转而诱敌深入意图歼灭冒进的唐云山独立十五旅,2月24日,四军及六军二纵队发起水南战斗歼敌四个营共计1500人缴获无数,活动在赣江西侧的五军也不甘示弱,在解决袁王后不久的3月7日全军强攻安福县城,经一天激战全歼守敌,报了大半年前五军纵队长贺国中,参谋长刘之志战死安福之仇,随后势如破竹连取分宜,袁州。

3月18日,共同前委在赣州城郊的楼梯岭召开会议,讨论当前形势和今后的行动计划,因为吉安吉水一带敌人已集中了三个旅红军不宜北进,根据敌情前委放弃二七会议打吉安的计划,决定四军向敌人兵力空虚的赣南,闽西地区进军,分兵发动群众扩大红巩固苏区。四军这一战略方向上的改变,让沉浸在革命高潮到来争取全国革命胜利情绪中,并对四军给予厚望的中央大失所望,4月9日,中央一封措辞严厉的信发给了四军。

四军前委:最近阅报,得向〔悉〕四军早向江西游击,似与赣西南红军以及第五军取得联系,大有发动群众夺取江西之势,这与目前全国政治形势党的任务是向〔相〕符合的,中央正拟给你们一详细指导信,以坚定你们这一发 展的前途。可是迄今这两日来,报载你们渐向大庚信丰进展,这一行动的转变,究是因为敌人威逼所致,或者意在与东江红军联络?中央是无从知悉的,惟是这样发展,与全国革命形势和党的总任务是相背驰的,无论你们如何执行进攻策略与向外发展甚至争取广东一省的先胜利,而你们在推动全国革命高潮意义上,也是异常减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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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粤闽赣三省边境的红色割据”,或者是“争取江西一省的政权”这是你们历来的观念,在目前这是极端错误的了!前者是割据政策,是保守观念,是没有以全国胜利为 前提,在目前革命形势之下,自然是极端与党的总任务相冲突的,而且割据保守更是失败主义的表现,这在你们是已必然明白的了。至于“争取江西一省的政权”, 不是没有可能,而是要争取湘鄂赣数省胜利前途下来实现的,在这一个前途与整个革命形势配合之下争取江西一省的政权,是武汉胜利的保障,是全国革命开始胜利 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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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的最后提出“中央决定毛泽东同志来参加苏维埃代表大会,务须执行中央这一个决定。”

根源在哪里,中央还是一目了然的。

几十年后当俺们拜读《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时,从满篇的“猛烈”“剧烈”“坚决”“高潮”“巨潮”中依旧能够感受到立三同志当年浑身滚烫的热血。然而1930年的确是不同寻常的一年,国际上全球经济危机爆发加深了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战争阴云开始笼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志预言的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似乎就要成为现实。中国国内统治阶级内部各派的矛盾冲突也进一步加剧,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后,军事重心北移,给了集中在南方诸省的红色武装以大发展的机会。

在中央规划的军事工作计划大纲里,规划出了各路红军的扩大的指标,四军要从现有的一万人,发展到五月底的一万四千人,年底扩大到三万五千人;五军从四千到七千再到两万,三军(黄公略六军),八军的指标与五军基本相同。共同前委下各军的军事任务分别为“三军,猛烈的扩大集中力量向赣江下游发展,夺取吉安南昌九江”;“四军转变路线,猛烈的扩大,急进的向外发展,扩大全国的政治影响,使成为全国红军的模范,现应领导第三军,协同动作向着赣江下游夺取吉安,南昌,九江。”;“五军,冲破保守观念,尽量的扩大,加强政治指导,现应由湘赣边界向着湖北长武铁路方面发展,与八军取得密切联系。“

在中央眼里本应成为全国红军模范的四军已经偏离了正确的路线,给四军前委发出第一封信之后不久,五军政委滕代远抵达上海参加全国红军代表大会,向中央汇报了二七会议的成果,中央于4月24四日再次致信四军前委并转三四五军总前委,在承认共同前委既成事实的同时,再次要求毛泽东来中央开会,信中还认为总前委是党的集中指导机构,“还需有一个军事集中的指导机关”,建议由朱德担任总指挥指挥共同前委下的三个军,最后明确要求黄公略六军应按中央官方编号改为三军,中央原定的三军军长蔡申熙回中央另外分配工作。在以往的论坛上有一些彭派人士在说到后来一三军团永和会师后成立一方面军,大将军不争名利甘当副手如何高风亮节等等,可能是遗漏了这一节,老总在军中的地位是得到中央御批无人可以撼动,大将军这人毛病不少,但服从中央命令还是坚决的。

中央两番催促然而主席还是我行我素,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四军后来派到上海参加全国苏维埃区域会议和红军代表会议的是代理军委书记熊寿祺,可怜熊同志六月份开完会返回四军途中遭遇不测在漳州被捕后被驱逐,从此脱离了革命队伍。不敢想象如果主席奉命去上海开会会有怎样的遭际?好在天佑主席,天佑中华。

主席本人对中央指示置若罔闻不去上海开会,四军也继续留在闽西分田分地正忙终于激怒了中央,6月15日,一封措辞更为严厉的中央来信发给四军前委,开篇就是当头一棒,“。。。可是这一个路线,直到现在你们还没有完全懂得,还是在固执你们过去的路线。”信中声色俱厉的批评了四军的机会主义错误,信的结尾处更加强硬,“你们应当深刻的了解自己的错误,按照中央的指示转变你们今后的路线。你们一定要坚决地猛烈的扩大红军,要决心歼灭军阀力量。但在这里我们还申明一句,我们现在所提出向中心城市与交通区域进攻的战略,与你们过去有的同志主张打大城市的理论完全不同的。中央新的路线到达四军后,前委须坚决按照这个新的路线转变,四军的路线转变对于全国有极大的意义,希望四军能坚决的执行,如果前委有谁不同意的,应即来中央解决。”

除了发信批评,前黎明中学训导主任,现在的中央特派员涂振农持尚方宝剑抵达闽西汀州召开汀州会议,决定将红四军,红三军和红十二军编成红军第一路军,几天后又改为红一军团,接受中央规定的任务先“打下吉安,作为进攻南昌九江的根据地,再由赣西与八军会攻九江,危胁武汉南京“层层重压之下22日朱毛签署命令全军从闽西出发向江西广昌集中,开始进军湘赣。

红一军团的进军过程在此略过,七月底主席和老总在南昌虚晃一枪后大军开入湖南,于文家市干掉戴斗垣旅后跟退出长沙的三军团会师永和,会师后两个军团前委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红一方面军,朱毛为司令政委彭滕副之,主席担任一方面军前委书记。

在红一军团转战湘赣的同时,参加全国苏维埃会议和红军代表会议的江西省代表李文林,段良弼和曾山走在返回赣西南的路上,上海之行不仅让李段两人全盘接受了立三路线,也让他们了解到了立三路线中央对共同前委的种种不满,一军团进军湘赣已经开始回到“正确”的路线上,但整个赣西南地方执行的政策依旧是“农民意识”,是“保守割据观念”, 与中央“土地国有,建立集体农场”的精神格格不入,为了扭转这一落后中央精神的局面,风尘仆仆的李文林一行一回到江西就召开了二全会议。

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赣水那边能够红一角,除了六军黄公略,赣西南特委书记刘士奇也攻不可没,以往的学界在谈到赣西南这段历史 时有过一种三分法,即二七会议前是赣西南地区是各种机会主义充斥;二七会议到江西二全会议是转变机会主义,坚决执行主席的土地革命路线;二全会议到年底则是地主富农反攻倒算,是立三主义统治了整个江西的党。这个划分法是否准确暂且不讨论,但从二七会议到二全会议之间,赣西南地区无论是根据地建设还是扩大红军都得到了迅速发展这一点是无法否认的。

然而人无完人,刘士奇书记的工作能力无人质疑但刘书记的工作作风也是相当的强悍,早在二七会议前刘士奇与江汉波争论乍起时刘本人缺乏民主作风已经颇引人非议。刘士 奇认为赣西南地方党领导人幼稚,地主富农成分多,二七会议后更是习惯大权独揽一人“独舞”。中央巡视员刘作抚在7月给中央的综合报告中直接点了刘士奇的名字,认为“刘士奇同志没有说服的精神,时常有不满意的地方即乱骂,在乱骂的言词中还有“枪毙”的话语” 加上二七会议上枪毙四大党官的影响,导致党内存在“赤色恐怖”。也是在这个报告中刘作抚建议在江西省委恢复前赣西南地方可以直接与中央联系,还建议中央调走刘士奇,因为“他农民意识太浓厚。”颇耐人寻味。

8月5日赣西南特委第二次全体会议(二全会议)召开,六天的会议上刘士奇成为众矢之的,被撤销赣西南特委书记职务,并和二七会议上的江汉波一样被开除党籍,二全会议给刘士奇的罪名有,消极反抗中央省上的正确政治路线,曲解党的民主集中制,用政治手腕反对引进工农干部,违反特委常委会议决议案等等,刘书记的下半身似乎也出了问题,“因爱情关系恢复与早经自首的女子结婚” 这个女子似乎不应是指贺小妹,但俺实在八不出她是谁来,望党史达人指教,满足一下俺们八一八们的好奇心。二全会议改组了赣西南特委领导人,选举曾山、王怀、郭承禄、肖道德、李文林为特委常委,让人颇感意外的是路线观点与刘士奇接近的曾山在二全会议上并未受到冲击,而且升任新的特委书记。

被撤职的刘书记回上海后向中央提交了长篇报告,这个报告是日后专业人士或民科们扒这段历史的重要资料,好在中央并未承认二全会议将刘开除出党的决定,得以留在党内继续革命的刘士奇后来被派往鄂豫皖苏区工作,在鄂豫皖作风强悍的他遇到了更加强悍的徐老虎于是彻底悲剧了,四方面军主力离开根据地后的1933年 刘士奇被当作反革命处决,45年七大后平反。

二全会议后不久,因中共江西省委机关5月份在九江遭到大破坏后一直未能及时恢复,中央决定由赣西南党,团特委合并成立江西省行委,常委由李文林、曾山、陈正人、王怀和段良弼五人组成,李文林为书记。至此赣西南乃至江西根据地的各项工作滑入立三路线的轨道,新成立的由中央直接领导的江西省行委也打破了二七会议后根据地共同前委的领导格局,以李文林为代表的赣西南地方党走上了与主席领导的总前委对抗的道路。

历史上李文林与主席没有太多的交集,从他任职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导团和参加南昌起义的经历来看或许和老总有些渊源。29年初,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后四战皆 北,虽然到了大柏地后绝地反击打退刘士毅旅,部队还是几近弹尽粮绝极度疲劳,是李文林翻山越岭亲自引领四军从龙冈到达东固南龙中心区宿营,红二、四团赠送给四军两千大洋5担 子弹解了四军燃眉之急。在东固的几天里李文林式的秘密割据和江西红军二、四团中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给主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双方关系十分融洽。四军临出发前还留下了一批伤 员在东固修养,并把毛泽覃,谢唯俊和陈东日等干部也留下来帮助根据地工作。也是在东固毛小弟人海之中遇见了你,和贺小妹产生了一段爱情,只是年轻帅气敌不过老成持重,时为赣西特委秘书长的 刘士奇给贺老伯在特委安排了一个文书的位置,走老丈人路线横刀夺爱娶走贺小妹,好在日后有情人终成眷属。

29年6月红四军七大前后,正跟老总、刘安恭等人斗争的主席曾写信给林彪,信中大大赞扬了李文林所部是“绝对的党领导”, 即使是在李文林和刘士奇争论白热化时,主席在另一封给林彪的信里依然把李文林式的根据地和朱毛式,贺龙式和方志敏式相提并论。二全会议驱逐刘士奇改变土地革命的路线使主席和李文林之间产生了不可弥合的裂痕。主席在后来《总前委的一封答辩信》中,用了整整一个章节来怒斥二全会议,嬉笑怒骂二全会议是AB团取消派的操纵。李文林以及赣西南一批象他这样一个有过光荣的革命历史,曾经相当稳健的将革命理论和地方实际相结合的领导群体,在新的革命斗争形势下滑入了错误路线的深渊,实在令人扼腕。

一方面军总前委在前方也同样倍受立三路线的煎熬。一方面军成立伊始总前委内部就是否二打长沙展开了辩论, 日后众将领的回忆中各执一词更是让决策过程疑云迷布, 三军团的”理论家”, 政治部主任袁国平是为数不多被曝光坚持立三路线攻打中心城市的将领, “你们一军团不敢打,就站在一边看吧,我们三军团单独打”是袁主任掷地有声的豪言壮语, 而近年来的一些影视作品中, 三军团参谋长邓萍也在荧屏上频频成为满脑子进攻路线挑战主席和总前委的急先锋, 这种形象设计似乎缺乏史实支持, 也许是编导大人欺负邓参谋长牺牲的早没有后人维护光辉形象吧. 那么主席在这场辩论中持何立场呢也是多年来大伙儿们爱八的话题, 从二打长沙前给赣西南特务的两封信里看, 主席对一三两个军团再克长沙是颇有信心的, “。。。我军为达到消灭敌人援助五军,开展湘鄂赣之交的大局计,乃决定去浏阳击敌,直取长沙,由株萍路回师袭击赣敌。。。”;“(何健)共有兵力有十四团左右,被我军消灭了四分之一,尚有四分之三在进攻中,这是何健部队的主力,把这些东西消灭了,湖南政权就到手了。红军也大大扩大了,夺取武汉就有了保证,不过须付出相当的代价就是。” 事实上当时一些军事评论家们也相当看好红一方面军, 一度在报纸上放言, “长沙之陷落已不是问题”,所担心的不过是问题守城的“何健与罗霖军之全灭”,和两人能否再次逃出生天, 不知道这些评论家们是否也在老常的战略忽悠局拿一份薪水?

长沙守将何健此时再也没有一个多月前痛斥大将军以及红三军团为”跳梁小丑”的英雄气概, 除了脑袋稍一热在猴子石企图反击被满地板砖拍个半死外, 全军一直龟缩死守. 而缺乏重装备的红军也拿这种龟甲阵没什么办法,二次总攻均未奏效效仿古人摆出了火牛阵也无功而返。在半个月的攻城战斗中三军的纵队政委刘作述和八军团长谢振亚先后阵亡, 是二打长沙中牺牲的红军最高将领,刘作述是著名的永新三刘之一,和刘真, 王怀等人一同在吉安师范读书26年入的党, 后来又一同回永新闹革命, 担任过永新游击队队长, 如果不是牺牲在长沙的话, 几个月后也难说不被王怀等人牵连进去。二打长沙其间三军团还发生了件大事,八军四师师长卢匿才以”按兵不动作战不力”的罪名被处决, 后来位列上将军的王平当时还在机关枪连当文书, 看见师长绑着被大刀砍死在水稻田里, 他和他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

二打长沙不克铁的事实证明了执行中央立三路线集中红军去攻打中心城市是不合时宜的,从撤围长沙开始一方面军总前委召开了一系列会议,会上主席和老总顶着“不打长沙南昌就是断送革命高潮”的大帽子,以极大的耐心来教育干部逐渐摆脱立三路线的影响,并在行动上一步步纠正和反对立三路线。如果说一开始的株洲会议和袁州会议主要是在一方面军内部和中央长江局代表间争论的话,到了红军回撤江西准备攻打吉安时,赣西南特委和总前委间开始了直接的对立和冲突。

9月26日, 李文林主持召开赣西南特委常委会议, 主席和一方面军参谋长朱云卿代表总前委参加会议,在会上, 主席反复申述先打吉安的必要性和建立江西政权的主张,认为要争取武汉胜利, 必须建立江西政权, 要能即刻建立政权, 必须先打下吉安,而李文林等人反驳主席的意见, 指责这是“带游击式的伴着发展“的错误见解, 忽视了争取武汉胜利和全国政权的紧迫性, 以及打下南昌九江的伟大的政治意义, 要求一、三军团将先夺取南昌、九江作为返赣后的第一步作战计划, 吉安以后再打, 并向中央写出了报告。事后总前委并未接受特委的意见, 坚持先打吉安并于10月4日拿下吉安。

打下吉安后的10月7日,一方面军和赣西南党组织召开万人庆祝大会,宣布成立江西省工农兵临时苏维埃政府,由曾山担任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方志敏、肖韶、陈正人、毛泽东、朱德、陈毅、李文林、邵式平、刘九峰、彭德怀、袁德生、曾炳春、王怀、刘铁超、罗炳辉、滕代远、朱昌偕、黄公略、杨岳彬、段起凤、古柏、刘光万、金万邦等五十三人为省苏维埃政府委员,这份名单中有近半的人此时走上了革命生涯的顶峰,随后的几周或几个月内等待他们的是革命的恐怖。

打下吉安后, 攻打南昌的呼声再度高涨, 虽然此时上海的中央已经召开六届三中全会,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也已经在中央机关中得到纠正,但由于时空隔离,三中全会的决议和精神还无法传达到一方面军,立三路线的影响在红军,特别是三军团中还相当严重,加上总前委之前也有过打下吉安后再打南昌的承诺,十月十三日,方面军主力北进到袁水流域,进军口号依然是进攻南昌九江,十七日抵达峡江后敌情发生变化国民党军六个师十万余人正在集结准备对根据地进行第一次围剿,这个变化也证明了李立三认为军阀混战会不断扩大下去,以致“造成统治阶级无法稳定而且日趋崩溃的基础。“是不切实际的。经过峡江、太平峡两次会议后,红军后退至新余罗坊。为了决定红军未来的方向,一方面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委在罗坊召开了联席会议,史称“罗坊会议”。

“罗坊会议”上李文林等人和主席再次发生激烈争执,双方观点除了原来的分歧外,在如何粉碎即将到来的敌人围剿上也各执一词,主席主张红军全军东渡赣江,诱敌深入集中兵力打歼灭战打破围剿,而李文林等地方领导干部和部分军队领导人担心放敌人进根据地会丢失大片根据地,危害根据地人民,主张把战场放在峡江一代,甚至主张主动出击在白区同敌人决战。双方的争执一度相当的火爆,结果如同前几次会议一样,经过主席老总大将军等人的反复工作最终通过了诱敌深入的决定, 但总前委对江西省行委部分领导数次挑战前委权威的做法并不是无动于衷,断言“改造全部党的组织和团的组织重新建立,不使一个富农反革命分子(AB团)留在党内团内,因为现在赣西南的党内和团内充满富农反革命的原故。”言辞中的火药味渐浓。

联席会议已经做出了决定,大敌当前本应放下分歧团结一致共同对敌,然而立三路线的影响不是几次会议能够完全消除的,罗坊会议后局面还是有过反复,一方面军中有部分指战员对总前委拒绝执行中央攻打大城市的命令不理解,对撤出吉安更是极为不满,而苏区的群众眼里看到敌人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红军主力不等敌人靠近便纷纷后退,不再象过去那样就地分散打游击,牵制消灭敌人,更怀疑红军中是否有人叛变了,再加上一些地方党领导人的推波助澜,一度思想相当混乱。时为五军军委秘书的李志民回忆称三军团干部战士多为湖南湖北籍,本来过赣江就有情绪,进入苏区中心后连带路的向导都找不到,跟原来湘鄂赣根据地里群众热情拥护有天壤之别,部队里牢骚满腹,政治思想工作很难做。敌人大兵压境这种情况是总前委不能容忍的,十一月初当红军主力退到宁都的黄陂,小布时,总前委宣布进行整军工作并在红一方面军部队中开展打AB团运动。也是在此前后,以打吉安缴获的敌人文件中发现“有一张收条便是由东固,兴国苏区的一个地主用真名签字的。这一地区的共产党领袖之一李文林,就是这个地主的儿子”为由将江西省行委书记李文林拘捕。

赣西南苏区打AB团运动最早是在30年的3、4月间开始的,在“过去是AB团大本营”的钱山地区发现了“改组派AB团动的很,有组织并有一部分群众”。到了4月份因为四军分兵东返赣南闽西和五军回平浏活动,赣西南地区反共的地主武装民团,守望队和红黄学会乘机反攻,形势一度紧张造成苏区的农民大批反水,党内也有悲观论调出现,赣西南特委书记刘士奇为鼓舞士气,除了开展红五月运动号召群众攻打吉安城,还决定公审AB团领袖,并将它们枭首示众。

6月25日,赣西南特委西路分委发出了《反改组派AB团宣传大纲》,大纲里已经提出了用“实行赤色清乡”,“实行赤色恐怖”来肃清改组派AB团,8月赣西南“二全会议”后刘士奇被驱逐,他在任期间的各项政策也多有改变,唯独反改组派AB团的政策毫无触动,甚至更加严厉。9月24日,新的赣西南特委发出《紧急通告第二十号》,动员党员群众彻底肃清AB团,通告中以万安县最近破获的特委发行科朱家诰AB团案为例,指出“AB团非常阴险狡猾奸诈强硬,非用最残酷拷打,决不肯招供出来,必须要用软硬兼施的办法。。。”,并决定处决AB团的原则如下,“A、富农小资产阶级以上和流氓地痞的AB团杀无赦。B、共农分子加入AB团有历史地位,二能力较活动的杀无赦。C、被威迫新加入的工农分子而无能为力者须订定自首条例,准其依照自首并加入以教育。”在这不断升高的温度下,打改组派AB团运动在赣西南根据地里如火如荼的开展,在10月中旬,地方党负责人承认从3月份开始共杀了一千余名AB团分子。

总的来说这一波的反改组派AB团运动基本上局限在赣西南地方上并未涉及到红军中,运动涉及到的一两千人中也几乎没有高级干部,做为整个根据区党的最高领导共同前委和后来的总前委一直没有干预。而总前委在11月逮捕李文林和开展整军运动后,打AB团运动开始在红一方面军中展开了,整军运动的第二天,三军团破获以甘隶臣为首的AB团组织,甘隶臣是兴国人地主家庭出身,“羡慕都市生活,积极响应会师武汉。。。我们退出吉安时甘隶臣煽动官兵脱离前委领导,单独进攻南昌,已经走到峡江。”

黄陂肃反在打响这第一枪后便愈演愈烈了,其恐怖程度从日后多名亲历过黄陂肃反的将领回忆中可以略知一二, 李志民回忆过一段5军中审讯AB团的场景“因为AB团出在江西的富田、东韶一带,而红5军中多数是湖南平江、济阳一带的人,所以抓AB团的重点对象大多找我们东渡赣江以后在江西参军的新战士,而这些新战士根本不知道什么叫AB团,他们听说要抓AB团,也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当刑讯逼供时都用江西土话大哭大叫“唉嗯敌哟(我不知)”,“唉嗯晓鸭笔团哟”(我不晓得AB团),接着又逼他交代同党。新战士入伍不久,认识的都是同乡,于是抓到一个AB团就供出一大片同乡,同学,象滚雪球似的越供越多。”,“经过刑讯逼供的人大多屈打成招,一承认是”AB团“,不几天就枪毙了。”

当时还是新兵蛋子的邱会作被吓“病”了,王平所在的机关枪连“我们机关枪连有二十八个江西籍新兵被抓了起来,审讯以后杀了二十多个。”,“我当时听黄克诚政委讲,我们第三团在红三军团是最保守的,但也打掉了百把人。”,3军7师27团团长李聚奎和副团长同时被指为AB团,副团长陈水光在压力下几乎自尽,25团团长被处决,政委叶汤平因打AB团不力也被当作AB团受审。12军36师108团政委谭国清因为和刘敌是同乡,一起参加秋收起义一起上的井冈山而被逮捕处决,108团团长肖美虎也因出身旧军队又是吉安人被杀掉。

《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中承认, “此次红军中破获AB团四千四百以上,AB团已在红军中设置了AB团的总指挥,总司令,军事团长。。。” 一方面军所属各军因领导人执行力度的问题抓获和处决的AB团数量各有不同,4军当时有七千人,近一千四百人被牵扯进AB团,5军和8军因大将军放言来自平浏和湖北大冶阳新的官兵绝无AB团而把肃反枪口对准了江西新兵和一打长沙时从何健监狱里释放出来的同志,5军不到一万人,处决的AB团约有二、三百;相比而言和李文林以及赣西南地方党领导人有着深厚渊源的3军是肃反的重灾区,在年轻的军政委蔡会文主持下打AB团不遗余力,取得的“成果”也超过其他各军。

做为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的主席是否真的相信红军中,特别是他亲手缔造的,古田会议后就把支部建在连上的一军团有如此之多的AB团改组派,这是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但从任命李韶九负责肃反和十二月初总前委给省行委的两封信中,多少能看出些定向肃反的味道。

一方面军总政治部是肃反的另一个重灾区,除了政治部主任杨岳彬外几乎无人幸免,政治部科长曾昭汉首先被认定为AB团,曾昭汉是江西吉安人抚州师范肄业,参加过南昌起义在老总的九军里当过连指导员,后来受党派遣回东固地区闹革命曾经担任江西红军独立第四团政委,是红六军成立时的第一任参谋长,二七会议前后还陪同主席在陂头村一起走访群众。严刑拷打之下,曾昭汉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并且供出了江西省行委东路分委书记龙超清,组织部长江克宽也是AB团,龙和江落网后也在重刑下开口,其口供令人惊骇:“省行委、省苏(维埃〕之李白芳、金万邦、段良弼,红军学校之曾国辉,遂川之刘万清都是AB团要犯!”

12月3日,总前委给李文林被捕后改组的江西省行委去信,信里指出:‘党内地主富农分子现举行大规棋叛变.此问题在赣西南异常严重,必须运用敏捷手段镇压下去……特派李韶九同志率兵一连代表总前委及工农革命委员会,帮助省委、省苏捕捉李白芳等,并严搜赣西南的反革命线索给以全部扑灭。”信中还发出这样的指令:“省行委接到此信务必会同李同志立即执行扑灭反革命的任务, 不可有丝毫的犹豫。”并布置说:“赣西行委及红军学校方面,须防AB团闻讯暴动,故处置也须迅速。20军须找到线索来一个大的破获!” 信的最后还写道:“凡那些不捉不杀的区域,那区域的党与政府必是AB团,就可以把那地方的负责人捉起讯办。”

随后的12月5日,总前委再次致信省行委,即《总前委给韶九同志并转省行委的信》。信中写道:“据龙超清供称段良粥是省行委机关AB团总团长袁肇鸿是宣传科长,组织科长是江克宽,除江克宽已在东韶由我们捕捉外,段良弼、袁肇鸿是重耍犯,须立即捉起详审。再则,李白芳比段、袁更重要,谅你们已捉了,并且你们要从这些线索中找到重要的人。” 日后丛允中的假造信语气与此近视,应该是从这两封信里得到了不少灵感。

手持总前委两封语气断然的信,时任红一方而军总政治部秘书长、肃反委员会主任的李韶九,立即从红12军带上1个连,由宁都黄陂出发星夜赶往江西省行委和省苏维埃驻地吉安富田村。

时年26岁的李韶九是湖南嘉禾人出身在一个黑社会背景强烈的家庭, 他本人也一度是问题少年因”胡作非为”被学校开除过. 李韶九的嘉禾同乡萧克在他走上革命道路的关键时刻起了关键的作用, 否则李同志也许就会以一个默默无闻的湘军军官终老。 但无论如何李韶九是在革命最低潮的时候加入革命者行列的, 即使是在八一南昌起义失败后也没有悲观失望脱离革命,在28年加入党组织并一直在白色恐怖的长沙和湖南其他地方搞地下工作, 从这一点上已经强过了不少人。

客观的说李韶 九也是东固根据地和红二、四团的领导人之一, 但他的东固经历似乎并不很顺利, 湖南背景浓厚的八纵队反水和他似乎有些关系, 和李文林, 曾炳春等土著根据地领导人也不很和睦, 30年春李韶九曾一个人来到东固的上黄沙乡,到了吃饭的时间花了一块钱买只鸭子吃, 他的湖南口音和随身携带的手枪引起了翻身农民的注意, 一面帮他料理鸭子一面却悄悄报告了乡政府, 随后乡苏维埃主席等四个人闻讯前来捕捉,人高马大的李韶九显示出了湖南人的强悍放翻了其中的两人却被另一人用柴刀背砍在额头上昏迷被擒,在审问过程中乡政府官员剥开他衣服的举动吓着了他,李跺着脚高声喊“我是真革命,你们不要杀我。”后来被扭送到了东固区政府,查明身份后才释放。

富田事变前对李韶九最为不利的评价是30年7月中央巡视员刘作抚给中央的综合报告,在谈到六军的情况时提到了李韶九,

“李柯(柯武东,一纵队司令,文家市战斗中阵亡)二人又有意见(据我的观察他们两人都不承认的),柯觉李太包办,因为纵委书记李确有些包办,我曾同他们二人谈过一次话,比较好些,李在一纵大部份人不满意他,因李只于未出发前的训话非常的勇敢,作战则畏惧怕死,所以一部分士兵不满意他,最不满意李的是北路地方党部与群众,因北路斗争危急时要求一纵参加,一纵不参加,北路已向特委建议撤销他的工作给予处分,特委准备向六军军委提出意见。”

在日后各路豪杰的记忆里, 李韶九是个卑鄙无耻品行不正的小人, 一个不折不扣的杀人恶魔。富田事变后,东固人还埋怨上黄沙人说: “上黄沙人死没用,要是当时一刀砍了他,那就什么事也没有……”,不过没有李韶九还会不会有张韶九,王韶九?在闽西大杀“社民党”的林一株,湘赣苏区的刘士杰还有湘鄂西的江奇,这些活跃在一线的肃反大员们哪一个又比李韶九逊色呢?

李韶九于12月7日下午赶到富田,到达后立刻命令全连士兵包围省行委机关,段良弼和李白芳最先被逮捕捆绑,随后谢汉昌、金万邦、马铭、周冕,任心达,刘万清等人相继被拘留禁闭,省行委机关的所有人员也全被软禁,到了深夜后开始严刑拷打。段良弼富田事变后给中央的报告了详细描述了他当晚受刑的经过,段先是回顾自己的斗争历史声辩自己不可能是AB团,李韶九回答“不管斗争历史,不管现在的事实,我与你讲道理,是不能讲过你的,我只有七项刑罚,第一项是打地雷公烧香火。。。”,随后开始用刑,段的“两个大手指几被打断,身体已被烧烂,几成体无完肤“,被迫承认自己是AB团,李还要段写出AB团的组织,否则再受第二套刑罚,段思考了约一小时,认为”此次被捉的人恐无生存,于是我写了李白芳是的,写完之后心悔不该,这是非布尔什维克的行动,但李韶九令士兵将我解到囚房里面去,后李白芳审问也受了同样的惨刑,结果也承认了,。。。”。

李韶九口中的“打地雷公烧香火”是什么样的刑罚呢?按照东固一位老红军的回忆,打地雷公是将两个拇指绑一起然后再从两个手指间打入一个桩头使受刑者奇痛难忍自然招供;烧香火是用线香一把点着,直插你的胸前,使你求死不能求活不成,也有把浸湿煤油的草纸贴在人身上点燃的说法。这些的刑罚名字虽然透着土气但相当地有效,被捕者中不乏有经历过国民党监狱的人,这些在敌人面前坚贞不屈的同志遇到了李韶九大都开了口。

12月8日,李韶九根据7日晚刑讯逼供得到的口供又捕捉了十余人,他本人在场指挥审问严刑拷打,李白芳、马铭、周冕三人的妻子来看丈夫也被当作AB团抓起来用刑,“用地雷公打手,香火烧身,烧阴户,用小刀割乳,种种惨无人道,真是令人目之心酸,闻之心痛”。李白芳的妻子陈婉如出身劳动妇女,二全会议中当选为赣西南党候补常委,两个月前红军打下吉安后成立的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委员也未幸免。也是在这一天,总前委秘书长古柏从黄陂赶到富田帮助李韶九抓捕省行委的AB团。

12月9日肃反大员们兵分三路,省行委常委宣传部长陈正人带一个排红军去西路行委传达总前委两封指示信的精神,并抓捕他湘赣边界时期的老同事,省行委常委西路行委书记王怀;李韶九带另一个排,带着两天前被捕的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前往二十军驻地东固进行整肃;省苏维埃主席曾山和古柏留在富田,继续审讯省行委内的AB团。就在李韶九一行出发之前,配合围剿的国民党军飞机在富田扔下几颗炸弹,虽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李韶九颇惊慌,下令处决了25人。从12月7日到12日的5天里,省行委和省苏维埃两个机关和政治保卫队中共抓获AB团一百二十多名,要犯几十名,并先后处决了40余名。在严刑逼供下,除了总前委来信中已经点了名的李白芳、金万邦、段良弼,AB团首领名单上又添上了金万邦,周冕,马铭,任心达,从允中,刘经化,李文林,段起风等人。至此,这些赣西南根据地的创立者,二个月前还风风光光的江西省省行委和苏维埃政府委员们大多成为阶下囚。

12月9日晚李韶九到达红二十军军部东固,向军长刘铁超传达了总前委两封指示信的精神,并商议如何在二十军打AB团,随后刘铁超命令正奉总前委命令在兴国泰和边界侦查地形的红二十军一七四团政委刘敌返回东固。刘敌于11日上午返回东固军部,后来发生的他与李韶九之间虚与委蛇的一段所有有关富田事变的书籍或网文中均有详细描述在这里不再重复,这些细节描述主要来自日后刘敌给中央写的长达5000千字的报告。糊弄过了李韶九的刘敌回到部队12日和部下张兴,梁贻两个人紧急会议,决定“要站在布尔什维克的立场,拯救党的危机”,集合队伍将军部包围,逮捕军长刘铁超放出政治部主任谢汉昌,李韶九闻风逃走。这就是一些文献中所称的“东固暴动”。

刘敌是湖南醴陵人,在“马日事变”的血雨腥风中入党参加过秋收起义,1927年冬在醴陵南三区担任中共区委书记,组织农民暴动。失败后往井冈山地区找党的组织,先在莲花县担任组织科长,继任县委书记。后来又在遂川、宁冈工作过,29年初,井冈山失守,刘敌奉党的指示到湘东工作,因白色恐怖没有找到党的关系,又辗转萍乡、袁州,于29年3月被派往东固的红二团第一大队工作,红六军成立时人第二支队政委。30年6月在七打吉安的战斗中腿部负重伤离队修养。伤愈后奉赣西南特委命令道红二十军工作,初任军委秘书长,10月间调任174团任团政委。

拿下二十军军部后,刘敌谢汉昌等人担心李韶九逃回富田会杀害被逮捕的同志,两人立即带队从东固出发直取富田,12日晚间部队赶到富田,包围了富田的几个村子和省行委机关,对空鸣枪并将负责看押被捕同志的红十二军一个排缴械,释放出被关押的段良弼,李白芳等70多名所谓的AB团人犯。从东固仓皇逃回的李韶九没有了白天的好运气被捉住,支持总前委的曾山,古柏夫妇,陈正人夫人彭儒乘黑夜逃走。当晚的行动中还误抓了中央提款委员易尔士(也就是在综合报告中狠批了李韶九的刘作抚,立三路线中央因路线问题得罪了国际,国际一度停止拨款,经费困难的中央派员到各根据地筹钱)。这一事变后来被称为富田事变。

富田事变当晚,刚刚被释放出来的省行委和省苏维埃领导人们来不及呼吸一下自由的空气就立即在刘敌,谢汉昌的主持下召开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段良弼,李白芳,从允中,金万邦,周冕等省行省苏委员以及刘经化,高克念,贺子肃等所谓的AB团要犯,刘经化和高克念也是东固革命根据地的早期领导人,人生轨迹与曾炳春等人相似,高克念跟曾炳春,王怀等人还是“吉安党校”省立第七师范前后脚的同学校友,出身富裕家庭在吉安读书时接受革命思想加入党组织,大革命失败后回到家乡搞武装斗争。

会议上参与者们用自己亲身的经历控诉了李韶九等肃反大员们的严刑逼供,一致要求上级对李韶九加以严惩,一致通过省行委由段良弼总负责,并通缉捉拿曾山,陈正人,古柏,李韶九等人。从这个会议决定来看,省行委当时还不知道李韶九已经在当晚的事变中被红二十军部队捕获。有关李韶九被捕后的命运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是李韶九落网后不久说服了看守他的士兵后者将其释放,另一种说法出自《陈毅传》,事变后时任红二十二军军长的仲弘同志带一个连到东固与红二十军部队接触,领回了事变中被俘的部分人员,其中就有李韶九。如果第二种说法属实的话,那么李韶九同志的人品那是相当的成问题。

当然省行委委员们都看得出李韶九不过是奉命行事是总前委派来富田肃反打AB团的,自然而然在会上一致把矛头对准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毛泽东,认为李韶九的所作所为是毛企图杀害赣西南地方干部的大阴谋,毛要当“党皇帝”是“许克祥第二”,因而提出了“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的口号。与会者的另一个决定是把红二十军拉倒河西地区“因为东固富田之行动,一定使毛不满,要来个袭击,于是拖过河西再报告总前委。”这个行动虽然避免了红军自相残杀的悲剧,但客观上破坏了总前委之前反围剿的布置,在敌人大兵压境的情况下无疑是有害的。

当晚的会议还决定给朱德彭德怀黄公略同志去信通报富田事变发生的原因和情况。虽然说党指挥枪是原则,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理论还是深入人心的,凭手中红二十军的力量根本无法和总前委对抗,因而朱彭黄等红军指挥官的立场才是“反毛”成功与否的关键,省行委中有人后来为此甚至不惜杜撰出了所谓的《毛泽东给古柏的信》,极尽挑拨离间之能事,

“古柏同志:

据目前各方形势的转变,及某方来信,我们的计划更要赶快的实现,我们决定捕杀军队CP 与地方CP,同时并进,并于捕杀后,即以我们的布置出去,仅限三日内将赣西及省行委任务完成,于拷问段(指段良弼——引者注,下同)、李(指李白芳)、王(指王怀)等中坚干部时,须特别注意勒令招出朱、彭、黄、滕系红军中AB 团主犯,并与某方白军接洽等罪状,送来我处,以便早日捕杀,迅速完成我们的计划,此信要十分秘密,除曾(指曾山)、李(指李韶九)、陈(指陈正人)三人,任何人不准告之10/12 毛泽东。”

这个做法不仅天真而且愚蠢,也把他们自己陷于万劫不复的境地。除了朱彭黄外,事变后的省行委还写信给江西其他地方领导人及红军学校校长陈东日,给陈东日的信日后被陈校长上交给了总前委,信中这样写道,

“……东日,险啊!狡猾阴险的毛贼泽东已右倾反水,我们派黄坚同志过河东请永阳彭德怀等将他扣留,因老毛最近党皇帝思想甚深,企图造成清一色毛系。所以来一个毒险阴谋,杀尽江西干部而加以AB团罪名!说二全会议是AB团级阶决战,主张快打的也是AB团。起初是捕了龙超清。说他是AB团苦刑拷打,指名成供,因此李文林被扣留,现在杀了,曾炳春病中受拷打也杀了,赣东行委杀乾尽了,泽东巳派人杀去了,派李韶九来省行省苏,除了他的死走狗曾山陈正人外,其余都被指為AB团,酷刑拷打,指名成招。我们受刑两三天晓得是老毛阴险,只得乱供一顿,幸后刘敌同志从李韶九刘铁超的谈话中,发觉这一阴谋,率领一七四团之一营兵暴动,将我们救出,现在均来永阳,中央特派员易尔士同志也来了,你与李天柱都是老毛看不起的,说你们是AB团,要陈伯均陈正人来解决你们,赣西行委通通要杀,我们特出来救你们,幸而你未遭害,现二陈说已去了,请你率红军即刻向北追。……”

刚刚被赣西南临时特委书记陈伯钧从AB团名单上保下来的陈东日是红四军的老人井冈山时期担任过32团政委,自然不会被这封信蒙蔽,红军学校因此与肖以佐曾觉非的独立师第一团发生冲突各有死伤,部分红校学员被缴械。陈带领一部分学员经安福永新到达湘东,然后致信总前委书记毛泽东及中央代表周以栗,详细汇报了事变的前后经过,以求早日平息防止事态再扩大。然而这样关键时候站稳立场的同志日后也没有逃脱厄运,31年7月陈东日夫妇及湘南起义的领导人之一邓允庭等以AB团的罪名被处决。

而一封给赣南南路行委郭承禄,萧鹏飞的信在一定程度上起了作用,

“富田事变完全是毛泽东屠杀赣西南的干部,造成个人系统的反革命大阴谋,幸二十军中真正布尔什维克的同志刘敌同志等毅然决然的率领二十军,将这一批干部救出,于是第一个屠杀计划没有完全实现,所以他暂时用政治手段来和缓一部份有群众干部,专打击几个没群众的段,谢,刘,李,金等数人,曾炳春,段起凤,已经他们 胁迫发表宣言,分配技术工作,这当然不是老毛就这样丢手,当然还要进行第二个屠杀计划。尤其是中央马上要派人来赣西南组织中央局,当然他不利。他更加耍积极在最短期间完成他的计划,所以,他对付这一方面除积极在组织上布置他的走狗,造成个人的势力外,并要用武装来解决西路和赣南的问题,这一方面已经把机关撤销二十军积极整顿,我们这一部份干部暂时随二十军行动,……

赣南问题准备派狗尾巴罗寿南来解决,并有一以上之武装来准备,若三十五军不屈服,实行以武装解决。赣南行委将改为两个分委,一为东河分委,一为西河分委赣西河分委由罗寿南负责改组。并且陈毅对西南的负责人特别注意调查,郭承禄萧鹏飞陈致中萧国璋萧大鹏等比较倾向我们的干部都有问题,萧芬亦有问题,罗寿南是什么人,是一个无所不为的。若你们应付不好,一落在他们手里,就该杀了。你们只有把三十五军积极整顿拉住手,若他们来了亦不要和他们打,可拖开一部份。……”

1931年1月,赣南行委负责人郭承禄、肖国璋、马荣澜等人在赣南制造了“信丰事件”,企图拉出新成立的红三十五军反对总前委反对毛泽东,这一企图被红三十五军军长邓毅刚和政委罗贵波抵制,并将郭承禄等三人拘留送总前委。郭承禄是江西吉安人,1926年入党,在吉安延福地区进行秘密组织发展活动。1928年1月 领导了延福暴动,开创了吉安北路武装斗争的新局面。不久为中共延福支部书记。1928年8月任中共延福区委书记,1929年10月,任北路行委书记,在“二七”会议前赣西南领导人的争论中支持刘士奇,曾山等人平分土地的主张,“二七”会议后当选为赣西南特委委员兼任北路行委书记, 10月当选为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委员。不久调任赣南行委书记。1932年5月30日被当做“AB团”处决。

12月13日, 富田事变后的第二天上午,事变领导人在富田广场上召开了士兵大会,刘敌担任大会主席,段良弼,谢汉昌,丛允中和刘敌分别在大会上演说并带领群众高呼反毛和拥护朱彭黄的口号,最后一个上台讲演的是省苏维埃政府秘书长马铭,他是为数不多在李韶九酷刑下既不承认自己是AB团,又没有开口乱咬别人的硬骨头,但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说到痛处马秘书长脱去衣服向台下的士兵和群众展示了身上的累累伤痕并哭诉李韶九的暴行,激起在场群众的愤恨和共鸣,大会最后在一片“打倒XXX拥护朱彭黄”,“拥护中国共产党”,“誓死拥护中央”,“拥护第三国际”的口号中散会。

有一些文章中曾提到,富田事变的领导人在当日群众大会结束后当场杀了一百多“毛派分子”泄愤,应该说这个说法缺乏史实支持,富田事变后事变一方和总前委来来回回打了不少嘴仗都没有提到这一笔“血债”,一个月后苏区中央局对富田事变的定性以及曾山的报告中也没有丝毫提及杀人泄愤。曾山的父亲曾采芹12日当夜亦被红二十军官兵拘捕,之后并没有受到虐待不久后便获释,白天被缴械的红十二军一个排官兵也在几天后被释放归队。

13日当天下午富田事变领导人率领红二十军以及省行委省苏维埃机关离开富田村,经过泰和罗家圩渡过赣江,在当天夜里的会议中,因红二十军原军长刘铁超支持李韶九肃反已被捕,政委曾炳春又回家“养病”,讨论批准由红二十军172团团长萧大鹏接任军长职务。 14日红二十军和省行委机关到达吉安西区的永阳市,次日即发出《省行委紧急通告第九号》,副标题《巧日事变发生的原因及其详细经过》,通告的主要内容是揭露李韶九在富田滥捕滥杀的暴行,当然也少不了攻击总前委领导人,认为主席“诱敌深入“的反围剿策略是违抗中央命令右倾逃跑。也是在15日,刚刚到达永阳市的事变领导人召开了省行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参加者除了事变领导人外还有地方政权组织群众组织中的党团领导人,吉安西区有关负责人。会议上丛允中首先做了报告,向与会者介绍了李韶九到富田抓人杀人的经过,并推测富田事变发生的深层次原因是赣西南二全会议接受中央指示改变农民保守观念,将坚持农民意识反抗中央省委的刘士奇开除出党,因此总前委领导人派李韶九以肃清AB团为名迫害江西地方党组织干部。丛允中的报告中还提到”到赣西捉王怀贺可展行委的负责人,又到赣南捉郭承禄萧鹏飞等赣南行委负责人,捉到的负责同志即逼打成招,”,“总之凡是江西党的主要负责人,凡是参加了二全会议的同志即硬说他是AB团,。。。”

从这个推断看来丛允中不光擅长临摹毛体,看问题也是相当的有深度,他这个关于二全会议的论断在几天后《总前委的一封答辩信》中多少得到了证明,因为在总前委领导人的眼里,“二全会议完全被他们所谓党的领袖,实际AB团取消派的领袖包办了。”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总前委和赣西南地方党领导人斗争的实质就是路线之争权利之争,总前委安在赣西南地方领导人头上的“AB团取消派”只是打击对手的借口,参加了二全会议并在会议上取代了刘士奇担任赣西南特委书记职务的曾山同志,因为路线正确在总前委眼里就与AB团毫不沾边,李韶九在富田严刑拷打了多少省行委省苏的工作人员,逼供出多少AB团就没有一个人乱咬到曾山同志和陈正人同志?二全会议上还只是扣“农民意识右倾保守”的大帽子,争执尚局限在党内纷争的范畴内,顶多拿党籍做做文章,“AB团取消派”那就成了敌我矛盾,是要掉脑袋的。

在富田群众大会上还是阶下囚的中央提款员易尔士此时已经是省行委扩大会议的座上宾,易尔士也在会上做了报告,他讲完后大会通过了不少决议,军事方面鉴于愈来愈严重的反围剿斗争形势“建议总前委集中兵力马上出击敌人消灭敌人”;决定“红二十军在河西以夺回吉安为总目标,消灭吉安出来的游击部队。”“独立一师和红军学校配合群众扰敌,牵制蒋蔡两师”(蒋光鼐蔡廷锴的60,61师);肃反方面继续“彻底肃清AB团”;组织方面通过了“处置毛泽东,曾山,陈正人,李韶九,刘铁超等人的问题”的决议,认为毛要为李韶九的错误负主要责任,建议中央开除其党籍,撤职查办,在中央未批准前停止总前委书记职务;建议总前委开除李韶九党籍撤职查办,撤销曾山党内外职权,“限十日内会省行委听候处罚,否则开除党籍查办”,陈正人也是错误主要执行者“开除党籍查办”,刘铁超“脑筋分不清楚”,“留党查看半年,分配省苏维埃做技术工作。”;“捕来十二军副连长副政委排长及一排士兵马上释放归队。”

扩大会议还决定派段良弼去中央汇报,报告事变经过及解决事变问题,派丛允中随易尔士到总前委报告事变经过,撤销毛泽东书记;大会的最后一个决定是真金白银,赣西南地方党组织决定送二百斤黄金给断了国际援助手头拮据的中央;拨款两万元给红军学校第二分校,其中五千元为现洋,其余是金子。

12月17日富田事变领导人在永阳发出《江西省行委通告第十三号》副标题《巧日事变由中央妥为解决,继续动员群众实行阶级决战,消灭敌人,争取江西首先胜利》,这个通告基本上表达了15日扩大会议的精神,宣布富田事变“报告到中央去了,不久的将来中央当然有相当的指示,具体的办法来解决这一问题。“,尤其是通告中指示党员顾全大局“不应该在群众中公开宣布,听候中央妥为解决”;“我们无疑义的坚决的站在革命前线领导广大贫苦群众配合成千上万的红军夺取江西政权,完成江西革命首先胜利,争取全国革命胜利,谁不积极执行这项任务,谁就非布尔什维克党员,谁就是机会主义回避斗争。”从通告内容来说,可以讲立三路线的影响犹在,但这批人对党对中央还是忠诚的。

富田事变前后红一方面军在赣西南下辖八个军,其中有中央御批番号的是一军团的红三军、四军、十二军和三军团的红五军、八军,其他番号靠后的红二十军,二十二军和三十五军则是扩红建立的江西地方红军,虽然大家都号称一个军但各自战斗力千差万别,真正战力强悍的还是要数打过大仗恶仗的三军、四军、五军和八军,因此富田事变领导人喊出“拥护朱彭黄”的口号,显而易见还是把翻盘希望寄托在这些主力红军指挥官身上,老总在红军中素有“厚道”的名声,也是凭着“待下属宽厚”赢得部下的拥护以至于能在一年多前的红四军七大上依靠民主投票挤走主席,有文献中提到富田事变后总前委主张派兵平叛遭到老总的反对,并拒绝在红军打红军的命令上签字;黄公略的红三军跟赣西南地方党人更是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李文林段起凤亲手带出来的江西红军第二团,第四团就编在红三军中,是三军的主力部队。

赣西南地方党人最期待的莫过于大将军麾下的三军团,当时的三军团有一万五六千人,兵强马壮实力雄厚,更重要的是从三军团成立伊始就执行中央命令坚决,二打长沙不克后的几次会议上,三军团中至少有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和李文林等江西地方党人的观点接近,一同公开指责过主席不打中心城市的策略是“右倾逃跑”,三军团滕政委也支持过李文林等人的看法。后来在三军团是否过赣江和如何打破敌人围剿的战略部署上,大将军本人虽然最终还是站到了总前委一边,但具体的决策过程也并非后来回忆录里记载的那么爽快,反反复复了不少回,罗坊会议后三军团在峡江准备过赣江的当天,钦差周以粟还一度舌战不愿过江的三军团诸将领,这些方方面面都给了富田事变领导人希望。

然而因为当时的通信条件限制,这些地方领导人并不知道中央六届三中全会关于纠正李左倾冒险主义的正式通知已经送达一方面军总前委,并于12月上旬在黄陂召开会议传达,他们奉为尚方宝剑的立三路此时已经成了负资产,段良弼等人给中央报告中列举的种种主席反对中央路线的“劣迹”,此时已经成了他抵制立三路线的功绩;即使单纯从军事方面考虑,这些军人们也不可能认同江西地方党人的主张,主席“诱敌深入各个击破打破敌人围剿”的战略方针已经被全军接受,朱彭黄这样的军事指挥员更不可能不顾敌强我弱的现实去搞“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军事冒险,即使是三军团这样受立三路线影响较深的部队,几个月前立三路线中央下令强攻武汉,面对这种可能会导致全军覆没的命令也遭到了自觉的抵制,这都是指挥人员的军事素养使然。日后朱彭黄三人在给曾炳春的公开信里指出“只有诱敌深入赤色区域,大举消灭敌人主力,在野外消灭敌人,工事也无用了,这就可以长驱直人,南昌、九江不攻自破。”,这也是他们从专业角度得出的共识。

大将军如何识破丛允中的那封仿毛体信他自己的自述中已经描述的相当详细,信的内容俺手上只有一个很不完整的版本,跟省行委写给陈东日校长的那封信类似,开头也是先当头棒喝,“同志们!党的大难已经在面前!党内永远就这样暗无天日吗?我们只有痛苦,只有为党流血,我们分数起送信给你们,如果此信再不能送到,又落到奸人手上,我们只有流血。为党我们死不足惜……”随后提到那封假造信,指天发誓“我们费了一夜推敲……我们可用头颅来保证这个文件的真实,不是捏造。”最后图穷匕见 :“你们得此信后,须火速有一个完整的布置,把毛(泽东)、周(以栗)及其走狗一齐扣留。”,大将军回忆中把信亲手交给他的三军团前委秘书长周高潮也是江西永新人,27年入党参加过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长期担任赣西南特委西路行委书记 30年8月后调入三军团,一度领导过肃反打AB团的工作。三次反围剿后的肃反高潮中落马,三军团召开公审大会由张纯清担任原告,公审处决了他和左基中(忠),马木彬等人。

这封造假信让原来多少还存在的一丝同情荡然无存,富田事变领导人假做真时真亦假搬起石头砸到了自己的脚,假信送达的第二天三军团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大将军首先表态“富田事变领导 人伪造信件,陷害同志,企图分裂红一、三军团,破坏总前委粉碎白军进攻的计划,公开宣传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这不是党内路线争论,而是反革命的行为。”会议一致通过了大将军连夜亲自起草的宣言,提出“拥护总前委,拥护毛政委,一、三军团团结一致粉碎国民党进攻”。会后,大将军派参谋长邓萍亲自将假信和红三军团的宣言送到总前委。第二天,红三军团从原住地东山坝转移到靠近总前委的小布,大将军亲自到总前委来见主席和老总。并请主席到红三军团与干部见面讲话。

就在大将军会上面对三军团诸将慷慨表态的时侯,三巨头之中的另一人,红三军军长黄公略悄悄来到三军团会场,听了十分钟之后,留下一句“老彭还是站在毛这边的”又飘然而去,这一举动被不少后人解读为跟大将军有生死之交的黄唯彭马首是瞻,但俺们不该忘记黄公略从黄埔回归部队时试探彭等人的那一场惊魂遭遇,土鳖党不是水泊梁山,兄弟情义在革命大义前根本不值一提。

12月17日朱彭黄联名发表《为富田事变宣言》表明立场,《宣言》严厉地批评江西省行委、省苏维埃政府和红二十军 少数领导干部的严重错误,指出他们提出“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的错误口号是“分裂革命势力”,并说:“毛泽东同志领导的总前委的工作路线,完全与中央最近三全扩大会议的路线相符合。”宣言坚决支持“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指出:“此次蒋介石、鲁涤平大举进攻革命,敌人利在速战,使红军深入白色区域,然 后包围袭击。我们就要利用敌人弱点,看明敌人毒计,站在主动地位来定策略。我们所采取的大规模决战,诱敌深入赤色区域,配合群众,这是实际消灭敌人,实际 进攻南昌、九江,争取革命胜利唯一的正确策略。”宣言还明确表示:“朱、毛、彭、黄团结到底。”。这个宣言的发表也公开宣告了富田事变领导人企图利用假信来分裂红军,抵制总前委的阴谋彻底破产。

前几年热播的一部主流红剧浓笔重彩描绘了“识破假信”这一历史片段,如果说电视剧里把三军团过赣江跟富田事变放在一个时间段里来描写已经有些关公秦琼的味道,那么杜撰出邓萍参谋长看到假信后胆大包天软禁毛总政委,下毛政委警卫员的枪就令人发指了,那个节骨眼上如果邓参谋长真干出这样的事,那严重程度更甚刘敌几个脑袋也不够砍的,岂是后来剧中彭军团长假模假样吼几嗓子,主席打打哈哈能化解的?某种意义上说这种脑补情节其实跟丛允中的造假信一样,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富田事变领导人, 红二十军引兵西渡赣江和国民党围剿大军进占东固使得总前委”武器的批判”无法实施,双方于是施展“批判的武器”隔空大加讨伐,十二月中下旬,总前委以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的名义起草了一份六言体斥责段谢刘李等富田事变领导人不顾大敌当前带领红军反水,是“乌龟王八相连”,

段谢刘李等逆,叛变起于富田。

带了红军反水,不顾大敌当前。

分裂革命势力,真正罪恶滔天。

破坏阶级决战,还要乱造谣言。

进攻省苏政府,推翻工农政权。

赶走曾山主席,捉起中央委员。

实行拥蒋反共,反对彻底分田。

妄想阴谋暴动,破坏红军万千。

要把红色区域,变成黑暗牢监。

AB 取消两派,乌龟王八相联。

口里喊的革命,骨子是个内奸。

扯起红旗造反,教人不易看穿。

这是蒋逆毒计,大家要做宣传。

这是斗争紧迫,阶级反叛必然。

不要恐慌奇怪,只有团结更坚。

打倒反革命派,胜利就在明天。

之后丛允中挑拨朱彭黄的假信又给总前委送上了一枚有力的炮弹,12月20日,为了反驳富田事变领导人对总前委的种种攻击,主席亲自书写了《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予以回击。就这封答辩信的作者,历史学者和网上民科们也颇有争议,另两位可能的答辩信作者被认为是当时的一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杨岳彬和特派员周以粟。《答辩信》的开头便指出富田事变“叛逆的原型完全现了出来”富田事变领导人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然后反问五个问题,

第一,“到底是谁在陷害同志,AB团取消派现在反对毛同志的唯一罪状,是陷害同志,”; 第二“到底那个是阴谋大家”;第三“刘敌的行动不是AB团的阴谋吗?”;第四,“二全会议不是AB团取消派的操作吗?”;第五,“谁破坏中农“。

答辩信承认在快速整军肃反中“此次红军中破获AB团四千四百以上,AB团已在红军中设置了AB团的总指挥,总司令,军事团长。。。”并坚持“设不严厉扑灭,恐红军早已不存在了,”;对被抓获的AB团头目,总前委认为证据确凿,但信中一一列举的证据无外乎某某,某某某“亲笔供称”,虽然如何拿到这些口供的过程毛总政委和总前委并非一无所知,但他们还是认为,“如果段、李、金、谢等是忠实革命的同志,纵令其一时受屈;总有洗冤的一天,为什么要乱供陷害其它同志呢?别人还可以乱供,段、李、金、谢这样负省行委及军政治部主任责任的为什么可以呢?”。总前委中中央特派员周以粟在河南搞地下工作时曾被捕过,在敌人的炮烙酷刑下坚贞不屈,也许他的确可以这样理直气壮的责问未能熬过李韶九“打地雷公”刑罚的段李金谢们。

辩论的第四个问题“二全会议不是AB团取消派的操作吗?”多少说明了总前委和江西地方党人斗争的实质还是路线斗争,主席对二全会议改变二七会议的土地革命路线,驱逐刘士奇极其愤怒,断言“二全会议是AB团取消派的操纵呢?还是正式的AB团取消派的会议?恐怕从操纵两字, 还不够代表内容吧。”,“二全会议便是地主富农的反攻。”

富田事变双方的争执让前来围剿的国民党大军认为红军和苏区内部出了问题,正是乘机大举进攻的好时机。围剿军队分成八个纵队,于十二月十六日向赣南苏区的中心区域发起全线进攻。前敌总指挥十八师长张辉瓒占领东固后发现到处都是“拥护朱彭黄,打倒毛泽东“的标语,他早年和主席还是有些交情的,以为毛总政委真的成了“许克祥第二”反水,还刷上了”欢迎毛润之反正“的标语。红军中除了主席,红三军军长黄公略也跟张辉瓒颇有私交,黄军长曾亲手书写过一对条幅送给张辉瓒,张回报衡山石砚一方。但正是和张总指挥交情不浅的黄公略,12月30日指挥红三军给了张辉瓒十八师致命一击,其麾下红九师担任主攻伤亡很大,包括一度被诬陷为AB团,在鬼门关前走了一遭的李聚奎在内的三个团长全部负伤。三军团打长沙后建立的山炮连显示了威力,接连摧毁了敌军的迫击炮和机枪阵地,战至下午十八师全线崩溃,“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在红一方面军龙岗之战消灭十八师活捉张辉瓒之前的12月28日,被总前委斥责为“乌龟王八相联的诸逆们”发出了江西省行委紧急通告(第十一号),通告中再次号召赣西南军民攻打吉安,“夺取吉安,不但可以打破反动统治阶级的所谓围剿计划,使河东决战取得完满胜利,同时可以根本动摇全国整个统治阶级基础,是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第一步胜利”; “夺取吉安,谁犹豫,谁退缩,谁就是对阶级决战怠工,间接帮助敌人”,并给手中掌握的红二十军,独立师四团布置了攻击吉安外围真君山,天华山等高地的军事任务,定于31年1月7日发起总攻击,通告中还要求地方上“中路调一万群众,永新调五千群众,固江及西区全体动员,北路调二万群众配合红军冲锋陷阵。”

同时针对肃反中滥捕滥杀行为给干部群众带来的悲观恐惧和怀疑心里,富田事变领导人开始说服教育,并且批评那些因为见到省委或各路行委领导人被捕被杀,感到革命没有出路,痛哭流涕逃跑回家做个清闲的老百姓,置进攻敌人于不顾,把斗争丢到九霄云外,一切工作都消极的行为是“极端右倾的严重错误”,这些言行或多或少都证明了总前委布告和《答辩信》中对富田事变领导人们的叛变反水指责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1931年的前一个月无论是中央还是赣西南苏区都发生了一系列重要变化,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变化也让富田事变的后续处理更加一波三折。1月3 日,红一方面军继龙岗之战胜利后再接再厉,于东韶消灭谭道源50师近半,彻底粉碎了国民党政府对江西苏区的第一次围剿,这一军事胜利也以铁的事实证明了赣西南地方党人对总前委对主席“右倾逃跑主义”的指责是错误的;1月7日,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一手操纵下,王明等人通过会议实际取得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开始了左倾错误路线对中央的第三次领导;1月11日富田事变主要领导人刘敌致信上海中央,信中承认发起兵变“乃破坏党纪,依法难容,因此愿意接受任何制裁,即令是杀头亦绝无怨尤”,但刘敌在信中坚持发起兵变的动机只是为了救党,从毛泽东刀口之下救出同志而已;1月中旬,富田事变主要领导人之一的段良弼带着赣西南党人的诉求和黄金到达上海寻求中央对事件的解决方案,在与中央接触后不久突然人间蒸发。

1月上旬,肩负六届三中会议精神和建立苏区中央局使命的项英抵达江西苏区,1月15日项英撤销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代之以苏区中央局,以项英为代理书记,这一举措实际上使得项英取代了主席成为江西苏区的最高决策人。而如何处理好富田事变成为项书记走马上任的第一件大事。中央局成立的第二天1月16日即发布了苏区中央局第二号通告《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决议中一面认为“富田事变完全是反党的反革命的行动”,“完全同意总前委对富田事变所采取的斗争路线,认为完全是正确的”,并决定“将富田事变的首领段良弼,李白芳,谢汉昌,刘敌和金万邦开除党籍。”但另一方面,决议也批评了总前委在肃反过程中大搞“逼供信”,承认在过去反取消派AB团的斗争中,地方党和政府在执行中发生了许多错误,“结果赤色恐怖不是群众造成的去恐怖反动派而是机关造成的反恐怖了群众”,强调“必须根据一定的事实和情形,绝对不能随便乱打乱杀”,“也不能随便听人乱供乱咬,加逮捕”,“平日工作积极观点正确的,就是有人咬他,也不能随便打。”并且希望受到段李谢刘金影响和欺骗的党员“醒悟过来,回到党的领导之下”,显然决议对富田事变的看法与总前委“拥蒋反共,推翻工农政府”的定论有相当的距离。

2月4日,为了妥善处理富田事变,项英以苏区中央局名义致信西路同志,在这封《致西路同志信》中肯定了赣西南地方党人过去的光荣革命历史,对于总前委一直耿耿于怀的“二全会议”,项书记明确提出“对于二全会议,根本认为是AB团的会议,这是错误的”,这个观点实际上否定了《答辩信》中总前委对二全会议的定论,为赣西南地方党人摘去了一顶大帽子。随后的2月19日《中共苏区中央局通告第十一号—纠正各级党部执行中央局决议的错误》中又一次明确指出“中央局根据过去赣西南党的斗争历史和党的组织基础及富田事变的客观行动事实,不能得出一个唯心的结论,肯定说富田事变即是AB团取消派的暴动,更不能有事实去证明领导富田事变的全部人纯粹是AB团取消派,或者说他们是自觉的与AB团取消派即公开联合战线来反党反革命。”对于滥用肃反大权,滥捕滥杀直接导致富田事变的当事人李韶九,项英决定开除其党籍。

项英对于富田事变的这些观点是否完全客观正确自有公论,但客观上和缓了富田事变领导人和红二十军与红一方面军之间的对立局面,为妥善处理富田事变后红军的分裂创造了良好的条件,1月17日,苏区中央局命令解散永阳省行委,并派遣朱昌偕,袁德生到河西永阳处理解散省行委的工作,尽管永阳省行委中有大批省行委成立时的常委和委员,当朱袁传达中央局决定后,富田事变领导人和永阳省行委负责人完全服从中央局指示解散省行委,同一天在富田成立了以陈毅为书记的赣西南特区委,行使原省行委的职权;富田事变当天“回家养病”的原红二十军政委曾炳春接受项英过河去把二十军带过河东的指示来到永新,也很快取得了部队的指挥权;最终富田事变领导人根据苏区中央局“会议方式解决纠纷”的指示,于31年4月来到中央局所在地黄陂开会。

然而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31年4月16日党的四中全会代表任弼时,王稼祥和顾作霖一行三人由闽西抵达江西苏区,伴随他们而来的还有3月28日《中央政治局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在这份据说由豪哥起草的文件对富田事变的定性又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实质上毫无疑问的是阶级敌人及他的斗争几个AB团所准备执行的反革命行动,他们企图消灭党与红军的队伍,破坏党与红军的领导,他们的目的是帮助着南京政府来进攻和消灭红军和苏维埃运动”,这个定性又回到之前总前委的立场,《决议》中肯定了主席和总前委的斗争路线“在泽东同志领导下的总前委,坚决反对阶级敌人的斗争路线,实质上是正确的。”对于已经于1月中旬解散的永阳省行委和红二十军,决议发出了解散和回归的最后通牒,否则“应以适合革命利益的无情的斗争来回答它们。”;“它如果不这样办,应无情的与它作武装斗争”。苏区中央局召开了青塘会议,会议上项英处理富田事变被批评为调和主义,不仅在政治上大错特错,而且背后有“莫大危险”,在这个决议精神下苏区中央局代书记项英除了做深刻检讨别无他路,而刚刚看到了一丝希望的赣西南地方党人这次在劫难逃。

“王明“路线在江西苏区的第一批猎物便是接受项英和苏区中央局“以会议方式解决纠纷”指示的富田事变领导人,刘敌,李白芳,谢汉昌,金万邦等人来到黄陂开会旋即落网,一辈子对中国革命和革命者的精神和肉体都十分向往的史沫特莱大姐后来在《中国红军在前进》文集中浓墨重彩描绘了这一戏剧性场面,AB团的头目们来到一家大旅社见到了主席和其他一群人,还没来得及寒暄问候,刀斧手(红军战士)们涌将出来将他们拿下,AB团分子们大喊“死不要脸的军阀才搞这一套阴谋诡计!”,主席泰然自若镇定的回答“AB团反革命才死不要脸!”,富田事变领导人们对黄陂之行并非毫无顾虑,但前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非常信任项英,认为项英会支持他们,然而他所信任的项书记此时已经失去了权力。

兵变的直接发起人刘敌首先受到制裁,经周以粟和老总组成的临时军事法庭审判后被枪决示众,李白芳,谢汉昌和金万邦则交由周以粟组织的由各县群众大会公审,按曾山的回忆这次公审中没有使用肉刑,被审问者也可以畅所欲言,这几位事变领导人当众承认组织小团体反毛,但坚决否认自己是AB团,当然这样的辩解不可能改变公审的结局,这三人也很快也步刘敌的后尘被处决。赣西南地方党人中的领袖人物李文林则由苏区中央局开会决定开除党籍一年,一年后如果表现良好,党籍将予以恢复。

因项英的干预而被中止了四个月的肃反打AB团运动又在江西苏区如火如荼的开展起来,一度被开除党籍的李韶九官复原职继续主持红军中的肃反工作。二次反围剿胜利后的31年5月,另两位富田事变主要领导人假信作者丛允中和前省苏维埃财政部长周冕相继被捕受审,刚刚恢复自由没几天的李文林二进宫,甚至连富田事变中不肯与事变领导人合作, 跟独立师动了刀枪流了血的老井冈红军学校校长陈东日也被当成AB团取消派逮捕。被任命为赣西南特委书记不久的胖帅也一度成为李韶九急欲铲除的目标,结果间接导致了胖帅妻子,赣西南特委妇女部长肖菊英香消玉殒。

1931年7月中旬,奉苏区中央局、总前委和红军总部的指令,一直在河西坚持游击斗争的红二十军,在军长萧大鹏政委曾炳春带领下,同红七军一起渡过赣江来到于都桥头地区准备参加第三次反“围剿”,23日红军总部以在平头寨集合开会为名将红二十军副排长以上军官集体缴械逮捕,除个别人外被捕的200多人随后被押至谢田河滩分批处决,剩余的2000多名士兵被分散编入红七军,十万工农下吉安中成立的红二十军至此黯然谢幕。

这一轮肃反的高潮在第三次反围剿前后,“三次战争前后,把AB团扩大到无以复加,如各机关打了一次AB团大部被捕后,从他处调一部分人来,不久又被供为AB团而全部被扣留。”;“省保卫处处置一次整个保卫队”;“省保卫队曾于一夜处决六十个保卫队,兴国一夜处决三四十个”;“故意用残酷手段,或处决后不收尸”;“三次战争中,省保卫处有一个奇怪的意见,就是认为富农全体有被认为AB团的可能,提出把富农完全扣留起来,侯战争结束后,在审查释放,甚至于公开的说,宁肯杀错一百,不肯放过一个之谬论,凡打AB团不毒辣的,都认为与AB团有关系”

史沫特莱大姐的文集中还妙笔生花描写了一段31年夏末的白沙公审,共有四千名根据地内捕获的反革命罪犯受到审判, 当然这些反革命分子都是受5名AB团头领蛊惑领导, 而这5人分别是曾炳春, 李文林, 王怀, 周冕和陈东日。在如山的确凿证据和数万群众排山倒海的怒吼声中, 5位AB团首领承认了罪名, 曾炳春目眦尽裂李文林苦苦哀求陈东日侃侃而谈打倒帝国主义必先消灭共产主义的取消派理论, 判决结果自然都是死刑, 在长达一周的审判中被判处死刑的共有四百多人。 32年5月30日,吉水水南群众大会后当众枪毙曾炳春. 这位前红二十军政委在生命最后时刻时高呼”共产党万岁”, “人民革命万岁 “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经过两次大规模的打击,大革命时期参加革命的赣西南地方党人所剩无几,高层领导人前江西省行委的十几个委员中,只有曾山,陈正人两人一贯正确未沾染上AB团改组派。县一级的领导班子如永新县连续六届县委被打成AB团惨遭清洗, 据说这还不是最高纪录有的县连续九届班子被清洗。在主席高度赞扬过的东固革命根据地,除李韶九外的19名主要创建者中,5人在革命过程中被敌人杀害(含作战中牺牲), 1人病逝,被当做AB团取消派杀害的高达13人,东固的基层组织也在肃反AB团中倍受摧残,东固第一大村殷富村是“东龙游击队”的诞生地,肃反过程中殷富的拱桥成为处决犯人的刑场, 最多一天杀死过六十多人, 河坝上到处是尸体, 27年开始跟着赖经邦曾炳春刘经化等人参加革命的刘任贤,刘正邦,刘泰绣等人都是在富田事变后的31年8月前后遇害的.

赣西南其他县的情况也与东固相似, 兴国革命的领导者陈奇涵回忆, 兴国一批早期革命领导者, 包括游击队长、儿童团书记、妇女部长、早期打入三点会的革命者, 都被清除杀害, 被杀害的人中还包括陈奇涵的两个弟弟, 他本人也差点受害。在于都县, 仅北区就有500多人被清除杀害, 其中大批是知识分子, 包括领导于都暴动、与陈奇涵一道创建桥头革命根据地,五军败出井冈几乎山穷水尽之际带路奇袭于都城的朱学玖、钟声楼等人。 苏区中央局1933年曾对兴国等江西16县县一级干部情况进行过一次检查, 结果在全部419名干部中, 1927年及以前入党的干部仅剩13 人, 参加过八大暴动或游击的有185人不足总数的一半,大多数的干部都很年轻。这个统计结果大体说明, 当年领导地方革命的主要成员, 绝大多数已经不在了。

江西苏区以反AB团取消派为名的大规模滥捕滥杀终于惊动了远在上海的中央,豪哥以中央名义起草并在8月30日(另一说9月1日)发出了《中央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信中指责苏区中央局肃反有“将一切错误都可为AB团所包容”的倾向,把许多单纯的“阶级异己分子”(地主富农),“动摇不满分子”或“犯一般错误分子”当作AB团打了,中央要求正确估量“敌人的渗透能力,对自己要有信心,对群众也要有信心”。指示发出后,上海中央又得到了巡视员欧阳钦的《中央苏维埃区域报告》,鉴于报告中有关肃反AB团的内容,于9月20日做出《关于苏区内反革命团体的决议》,在基本肯定苏区中央局肃反工作的基础上,也严厉批评了肃反工作中夸大反革命团体理论,混同党内斗争的现象。中央指示信在11月传达到江西苏区,从10月初开始代理中央局书记的主席下令严禁下级单位擅自处理AB团犯人,所有AB团犯人必须交由中央局处置。自此各级苏维埃政府和红军大规模捕杀AB团的行为开始在江西苏区降温。

12月中旬,顾顺章叛变后无法继续在上海工作的豪哥等人经过闽西到达江西苏区,同时以往驰骋在隐蔽战线上的一大批我党高级特工人员,如前三杰李克农,钱壮飞,胡底还有吴德峰等人也因身份暴露无法在国统区立足相继来到江西苏区,尽管多年血雨腥风的革命生涯给了他们丰富的斗争经验和钢铁般坚强的神经,但是在亲眼目睹了闽西反社民党和江西打AB团的惨状后依然极度震惊,从他们专业的角度来看,江西和闽西苏区肃反极度混乱,负责干部毫无侦查概念,证据尚未齐全即宣布破案,同时开始抓人,抓人后立刻严刑逼供屈打成招,得到供词立即以此扩大逮捕,反复不己案情越滚越大。鉴于这种混乱状况豪哥严厉批评肃反干部简直“以杀人为儿戏”。

12月13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训令第六号》在中央执行委员会非常会议上通过,训令中指出“临时中央政府严重的告诉各地各级苏维埃政府,各地过去的肃反工作,有许多地方是做的不对的。例如听到某个或某几个反革命分子的口供,没有充分的证据,未经过侦查的工作就进行捉人,审问的时候,偏用肉刑苦打成招的事时常发生,处置犯人的时候,不分阶级成份,不分首要与附和,以致应当轻办的却把他重办了。”

训令强调“要坚决的建立革命秩序,使革命群众的生命权利和一切法律上应得的权利得到完全的保障,同时对于反革命的组织和活动,要给他以彻底的消灭。。。一切反革命的案件,都归国家政治保卫局去侦查逮捕和预审。。。一切反革命的案件审讯和审决之权都属于国家司法机关,县一级司法机关,无判决死刑之权,。。。”为了保障训令得以彻底贯彻,训令的最后要求“各级苏维埃政府,在接到本训令之后,应严格的遵守执行,如果违背本训令所规定的原则,须受严厉的制裁。”

32年1月7日苏区中央局通过了《关于苏区肃反工作决议案》检讨了江西苏区肃反工作的历史和现状,公开严厉批评了肃反扩大化简单化的错误,直言不讳“反AB团反社会民主党的斗争方法,不仅是简单化,而且是恶化了。。。过去肃反工作既发生了严重错误,于是肃反的组织-肃反委员会与地方政治保卫局,在一个时期内,竟成了超过党超过政权的独裁机关。。。”

至此豪哥领导下的苏区中央局开始将江西苏区的肃反和政治保卫工作程序化司法化,一年多来江西苏区草菅人命的打AB团运动开始逐渐冷却,区乡政府不能再象之前那样随意拘捕处决犯人,而相当一部分被抓获所谓的AB团分子被允许自新自首,而以往不分青红皂白一律处决的错误从根本上被扭转。但这些举措并不意味着反AB团运动被完全终止,事实上当初一部分未直接卷入富田事变的江西地方党人领袖,例如李文林,曾炳春,王怀,罗焕南等人,均于1932年5月30日各地群众纪念五卅大会后被处决。1933年2月,在深山老林里躲藏了两年之久的段月泉在公略县被抓获,5月在吉水水南乡被处决。段月泉三点会土匪出身,是江西地方党领导人中为数不多的文盲,经早期革命领导人赖经邦说服教育带领所部参加革命,其部是江西红军第二团的重要组成部分,段的儿子十六岁参加红军在战斗中阵亡,如此下场让人叹息。

江西的肃反AB团改组派运动到底误杀了多少干部群众和红军官兵,现在恐怕已经无法统计了,32年5月的《江西苏区中共省委工作总结报告》中曾有过图表统计,但同时报告也承认由于当时肃反工作的混乱状况,实际处决人犯的数字有可能是统计数字的一倍以上,报告中举出的例子是省保卫处处决两次整个的保卫队,就完全没有登记。报告中还透露出“过去红军肃反工作中杀了成千上万的AB团分子,现未宣布而查不清,如是在地方上还是一律以红军家属优待。”如果这个数字达到万人的话,那么从黄陂快速整军开始的军内肃反在短短一年内给红军造成的人员损失可能并不亚于三次反围剿。

苏区中央局在32年的1月25日处分了富田事变的主角人物李韶九,开除其党籍留党查看6个月,派到下层去做群众工作,后在闽西地方军区中担任职务,33年江西反“邓毛谢古”斗争中,李韶九一度被苏区中央政治保卫局以AB团取消派罪名逮捕接受审查,中央红军长征后被留在江西苏区坚持斗争,1935年在闽西战斗中牺牲。有关李韶九之死还有另外一个版本,1944年春胖帅回到到延安见到十年不见的主席,老战友畅谈终夜。主席偶然问起李韶九,胖帅说:被我毙了。主席问为什么,胖帅回答:他害死我老婆。全国解放后李韶九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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