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良:太监弄权的秘诀

   唐代真是人才辈出的时代,各个领域都涌现出无与伦比的天才。旷世明君李世民,诗仙诗圣李白、杜甫,文章巨擘韩愈、柳宗元,书法家颜真卿、柳公权,画家吴道子,音乐家李龟年,理财能手刘宴,等等;他们如璀璨明星闪耀在历史的天空,永远值得华夏儿女骄傲与仰视。
   有趣的是,在杰出人物层出不穷的同时,唐代也涌现不少大奸大恶之人。比如,酷吏周兴、来俊臣之流,堪称坑人整人的顶极高手;尤其是来俊臣,与人合著一部《罗织经》,对坑人整人做了理论化系统化总结,穷尽了罗织罪名的可能性;有才,实在是太有才了。当然,太有才的大奸大恶绝非来俊臣一人,除了口蜜腹剑的李林甫,宦官仇士良也应有一席之地。
   仇士良(781—843),字匡美,循州兴宁(今广东兴宁)人,是中唐著名的宦官(太监)。他早年进宫,从一个从侍侯太子的小太监做起,随后四十多年步步高升,宪宗、文宗时任内外五坊使、左神策军中尉;甘露事变后,加特进、右骁卫大将军;武宗时进骠骑大将军、观军容使兼统左右军、知内侍省事等要职,封楚国公,死后追赠扬州大都督。在最得意的二十多年,他掌管禁军(神策军)把持朝政,玩帝王于股掌之间,欺上瞒下,排斥异己,贪黩暴虐,先后杀二王、一妃、四宰相,残害无数忠良;一个官宦居然凌驾帝王之上,恣意妄为,实在是太牛气了。
   自创立太监制度以后,历代皇宫都出现过大腕级的太监,而仇士良堪称大腕中的大腕。尽管后世某些太监(如魏忠贤)在权势熏天、恶贯满盈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但较之仇士良还是颇为逊色,因为他们不及仇士良有才,也许他们的手腕与之不相上下,但思想建树却难以望其项背。千百年来,善于弄权的太监大有人在,而思想理论上有所建树的却仅有仇士良一人。不过,仇士良也未曾发表长篇大论或著书立说,他的思想建树主要体现在一次重要谈话当中。会昌三年(843年)六月,仇士良因病离职,从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回到私第时候,仇士良对前来送归的太监同党进行谆谆教导,传授千金难买的秘诀。
   对于这次重要谈话,《新唐书·仇士良传》是这样记载的:
   士良之老,中人举送还第,谢曰:“诸君善事天子,能听老夫语乎?”众唯唯。士良曰:“天子不可令闲暇,暇必观书,见儒臣,则又纳谏,智深虑远,减玩好,省游幸,吾属恩且薄而权轻矣。为诸君计,莫若殖财货,盛鹰马,日以球猎声色蛊其心,极侈靡,使悦不知息,则必斥经术,阇外事,万机在我,恩泽权力欲焉往哉?”众再拜。
   《资治通鉴·唐纪六十三》的记载大致相同,具体表述如下:
   仇士良以左卫上将军、内侍监致仕。其党送归私第,士良教以固权宠之术曰:“天子不可令闲,常宜以奢靡娱其耳目,使日新月盛,无暇更及他事,然后吾辈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读书,亲近儒生,彼见前代兴亡,必知忧惧,则吾辈疏斥矣。”其党拜谢而去。
   上述两段史料记述的仇氏谈话虽然简短,但思想内涵极其丰富,技术含量极高。围绕“善事天子”这个主题,仇士良传授经验之谈,在目的与方法上做了精辟阐述。
   “善事天子”本是太监的职责。当初设置太监,其宗旨就是让太监为帝王服务,但这个服务仅限于照顾起居。为了避免太监觊觎帝王的后妃,杜绝他们乱搞男女关系,维护皇家血统的纯正,所有进宫做太监的人都必须通过资格认证,其必要条件就是“去势”,彻底丧失性能力。不言而喻,太监角色的原始定位只是充当帝王的生活秘书,而不是政治秘书。作为太监,只要在生活上把帝王或其家人照料好了,就算是一个称职的好太监。
   诚如亚里士多德所说,人生来就是政治性动物。太监的性器被阉割,虽然不能凯觎帝王的后妃,却仍能凯觎帝王的权力。所以,历史上有很多太监并不满足于当帝王的生活秘书,而热衷于当帝王的政治秘书,企图侵占或分享帝王的权力。
   在古代社会,一切权力无疑属于帝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帝王,不管是打天下获得王位,还是从先辈那里继承王位,其权力都具有无可争辩的合法性。从游戏规则上说,太监并没有参与朝政的职权,他们要玩权力游戏,只能从帝王身上下功夫,亦即从“善事天子”入手。仇士良所谓“善事天子”,肯定不是全心全意为帝王服务,而是带有很强的追逐权力的目的。尽管这个目的违背了太监履职的宗旨,但史上著名太监都乐意为之。
   那么太监怎样“善事天子”,才能如愿达到自身目的?仇士良的重要谈话吐露两点秘诀:一是纵君,二是愚君。
   所谓“纵君”,就是纵容与唆使君主,使君主沉湎于各种爱好与享乐,纵情于感官欲望的满足。无论是声色犬马,还是琴棋书画,只要帝王喜好,都竭力投其所好;即便帝王没有什么爱好,也要进行诱导,让他迷恋各种娱乐,而且不断花样翻新,使之乐此不疲。这样,帝王“无暇更及他事”,勤于玩乐而怠于政事;于是,太监可以乘虚而入,帮助帝王打理政务,从而借帝王名义发号施令,以至于权倾朝野,作威作福,为所欲为。
   太监长期厮守在帝王的身边,最熟悉帝王的脾气与喜好,只要稍有野心且脑子灵光,他们就能轻易“纵君”,通过纵容与唆使,最终达到操纵君主的目的。一般来说,太监大都未受过良好教育,人格不健全,心理很变态,更缺乏治国安邦才能;太监一旦把持朝政,往往会给国家与社会带来巨大灾难。但是,太监并不会自惭形秽,更不会忧国忧民,反正天下是皇帝老子的,折腾别人的东西不心痛,哪怕是闹得洪水滔天也无所谓。
   所谓“愚君”,就是愚弄与忽悠君主,使君主不学无术心智迷乱,丧失最基本的是非观与判断力。如何愚弄与忽悠君主,仇士良自然有不少招数,在与同党的谈话中他只说出最关键的要点,即“慎勿使之读书”。为什么不让帝王养成读书好学的习惯呢?因为读书好学可以增长知识和智慧,而一个富有知识和智慧的帝王是难以驾驭和忽悠的。如果帝王喜爱读书,尤其是阅读历史书籍,会看到“前代兴亡,必知忧惧”,势必疏远太监。因为史书清楚明白地显示,太监一旦掌权大都发挥负能量,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甚至祸国殃民,直接导致王朝灭亡。自秦汉以降,太监坏事的案例屡见不鲜。帝王若不读书,就不会了解历代王朝的兴衰,就不会知道太监专权的危害,就不会对太监有所防范或戒备。
   以“纵”、“愚”这两手“善事天子”,完全可以塑造出典型的昏君。这个昏君像任性的孩子,他乐于当玩主,纵情于声色犬马,沉湎于各种喜好,只是怠于政事;这个昏君像弱智的孩子,他乐于当玩偶,依赖并宠信身边的太监,在他看来太监才是好同志,他们对我最贴心,尽可能让我过得快活,所以信任太监没有错。这个昏君基本上丧失了是非观和判断力,不由自主地被太监牵着鼻子走,以太监的好恶为好恶,以太监的是非为是非。若有大臣敢于犯颜直谏,他会认为这是跟我过不去,只要太监添油加醋进谗言,就不惜加以驱逐或杀戮。
   后世著名太监如童贯、王振、魏忠贤等人虽然在思想理论上无所建树,但在实践马氏谈话精神方面卓有成效,他们将“纵君”、“愚君”的手法运用得出神入化,把帝王玩弄于股掌之间,乃至权势熏天,不可一世。魏忠贤更是登峰造极,被封为“九千岁”,全国各地争先恐后为他建“生祠”。当然,“纵”与“愚”这两手并非太监的专利。大凡爱玩权术的人,都会玩这两手,并且从中受益。一代奸相蔡京将这两手运用自如,对宋徽宗刻意投其所好,让他广泛涉猎声色、书画、花石,使之沉迷才艺,而怠于治理,以便自己大权独揽,左右北宋朝政二十余年。
   时过境迁,君主制在当今多数国家不复存在。现代政治理论认为,现代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在没有君主的国家,绝不会出现太监或奸臣愚弄君主的现象。但是,愚民现象却在某些国家依然存在,而且相当普遍。尽管人民被抬到拥有一切权力的至高无上地位(国家的主人相当于君主),实际上却被愚弄或忽悠为脑残无知的阿斗,他们并不拥有宪法赋予的权利,只能听任他人指鹿为马。没办法,“知识越多越反动”,只有愚民才是最好的选择。
   仇士良的那次谈话真是不同凡响,他所传授的秘诀至今尚未过时,早已成为历久弥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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