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民主政治有没有非西方的选择?

  不管是西方大众民主下的政党制度,还是一党独大和开放的一党制度,其前提就是开放社会。一党独大和开放的一党制产生于非西方国家,也比较适合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政治需要,即一种比发达国家更为集中的政治体制。

  当今世界各个国家的政治都和民主分不开。在还没有民主化的国家,人们在努力争取,发展中社会的民主政治,或多或少地都呈现出西方化的迹象;而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本身,则处于新一轮危机之中。但不管民主的表现如何,民主在今天的世界已经不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东西,很多客观条件均表明,政治民主化不可避免。

  已故的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于上世纪90年代初(也就是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解体之后)著述,称当时的民主化为世界上第三波民主化。实际上,在世界范围内看,如果不去讨论民主化的品质,人们也可以说,在本世纪初以来,世界在经历着新一波民主化。这一波民主化是很多因素促成的。

  首要的因素当是全球化。现在的全球化是全方位的,包括人、财、物在内的各种要素的全球化。其中,思想的全球化更引人注目。在思想领域,西方世界仍然占主导地位,西方话语占据统治地位,因此思想的全球化实际上是单向的,也就是西方思想扩散到非西方。西方各国政府和社会对西方思想在非西方世界的传播不遗余力,今天不管富国还是穷国,与民主有关的政治权利的观念已深入人心,成为人们所要争取的权利。

  其次,大众传媒技术,尤其是社交媒体的进步,更使得社会的政治参与具有实质性意义。媒体的进步始终是政治参与的重要技术条件,但社交媒体和传统媒体具有性质上的不同。个体化技术的社交媒体,使得人们可以自己掌握参与政治过程的权利,人人可以扮演各种角色,包括记者、评论员和政治人物等等。

  从民主化的外部条件看,现在所有的民主化过程不仅是一国国内的政治过程,而已演变成国际过程。西方世界的干预已经成为现实。政府代表国家行使政治主权,但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拥有隔离西方影响的能力和方法。尤其是那些具有反对派的社会,西方的干预更是顺畅。在有反对派的地方,西方干预的动力不仅来自西方,更来自内部社会力量的需要。经常出现的情况是,非西方社会内部的一些社会力量,“邀请”西方来干预本国政治。

  这些因素也对现存西方民主政治构成巨大的挑战(本栏前一周已经论述过)。西方人普遍认为西方民主有自我纠正机制。西方民主在两百来年的历史中,大部分的时间都是精英民主,大众民主的时间并不长。大众民主的问题,主要是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利的不对称。西方如何解决这个越来越明白的不对称问题,有待观察。

  民主产生在西方,发展过程是渐进的,这使得西方有条件促成民主的进步和转型。但西方式民主一旦蔓延到非西方社会,往往是激进式的“大众民主”,因此弊端越来越甚——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很难找得到运作良好的民主。西方民主是西方社会、经济、文化等因素长期发展和演变的结果。在非西方国家,民主如果不能配合当地社会的文化、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就很难运作起来。

  问题在于,在非西方世界,人们今天的权利意识已经远远领先于文化、制度、经济和社会条件,权利意识已经成为现实。这个现实必须成为思考问题的起点,人们不能忽视或低估这种超前权利意识的重要性。民主已经成为现代性的象征。不管结果如何,人们都会去追求。问题的核心不在于需要不需要民主,而是需要什么形式的民主。在非西方国家,人们需要寻找一种既能满足人们民主权利意识,但又可以避免民主政治所能带来的诸多恶性弊端的替代民主形式。

  “一人一票”变“一元一票”

  寻找这样一种替代民主形式的关键,在于如何以不同方式来塑造精英共识。西方在精英政治阶段,精英之间的共识是民主政治运作良好的前提条件,民主政治就是精英共识政治。大多数国家的民主政治,从君主贵族政治变化而来。近代西方政党制度的产生有其历史背景,那就是君主贵族,英国最为典型。君主制下产生的多党政治,普通老百姓并没有参与政治的权利。即使是选举权也是有限制的。只要精英之间达成共识,在既定的规则之上玩政治,政治稳定是可以期望的。而精英之间的共识,也使得反对党可以成为“忠诚的反对派”,其意见不是为了反对而反对,而往往具有建设性。精英民主政治意味着各党在承认国家宪法(无论是成文的还是不成文的)的基础上,围绕着国家的政策进行争论,轮流执政。

  但现在社会是大众民主,民主运作方式发生了变化。在精英民主时代,选票只是工具,让老百姓选择各党推选出来的候选人。党由精英组成,精英群体先选拔好自己的人选,再让老百姓认可一下。在大众民主下,选票本身成为了目的。精英的选拔过程不再重要,任何一个人,只要能够得到足够的选票,就可以成为政治人物,得票越多者越是精英。因为选票变得如此重要,金钱也就重要起来,因为金钱投入的多少,往往决定了得票的多少。“一人一票”的大众民主,实际上很容易演变成“一元一票”。精英共识既不再重要,也没有了生存空间,政治恶斗就变得不可避免,多党制演变成了基于金钱和选票之上的政治恶斗。传统上的共识政治,也就自然演变成为了现代的“互相否决”政治。

  西方是这样,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则更糟糕。发展中国家一般都把民主简单地理解成为多党政治。在西方,诚如美国史学家摩尔(Barrington Moore)所言:“没有资产阶级,便没有民主。”发展中国家因为社会经济不发达,资产阶级还没有发展起来,就变成了“没有反对党,便没有民主”。在西方,早期民主的本质就是资产阶级和君主贵族的分权游戏,资产阶级用财富的力量驯服了君主贵族的政治力量。在发展中国家,财富不仅没有成长起来,更掌握在极少数人手里,中产阶层非常小,甚至不存在,民主往往变成了人群与人群之间的争斗,通过争斗来争夺有限的财富。

  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往往是这样的:一旦反对党产生,其唯一的目标就为了反对而反对。政治不再是精英民主中的君子政治,变成了赤裸裸的小人政治。西方的职业政治家转变为发展中国家的职业反对者。国家的各个方面,无论是制度的进步,还是社会经济的发展,没有建树,只有解构。民主政治往往使得这些社会的政治秩序面临严重挑战,甚至流于无政府状态。

  因此,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替代民主形式就是要找到一种既能保持民主功能,又可避免无政府状态的政治形式。从世界各国一些政治经验来看,替代民主实际上是有可能的。

  可以把西方多党制看成是外部多元主义,不同的利益成立自己的政党,通过政党来维护和增进自己的利益;替代政治形式则相反,是内部多元主义,它不容许不同的利益形成自己的政党,但可以设计一套制度体系,把多元利益纳入其中,通过内部协调来维护和增进不同的多元利益。外部多元主义政治的开放性,通过组建不同政党来体现,各政党也往往体现为排他性;内部多元主义的开放性,表现为这个体系本身的开放性,即包容各种不同的利益。

  在经验层面,内部多元主义表现在一党独大制度和开放的一党制度中。墨西哥的革命制度党,1929年上台执政,直至2000年下台,但2012年又重新执政。日本的自由民主党1955年成立至今长期执政(只在1993年到1994年、2009年到2012年间失去政权)。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是新加坡成立至今唯一的执政党。这些都是一党独大的民主。尽管反对党存在,但在政治生活中不能起到类似西方那样的作用。

  开放社会才能代表多元利益

  开放的一党制基本上从传统共产主义的一党制演变而来。中国是一党制,但越来越呈现开放特征,即容纳不同的社会利益。尽管也存在着其他党派,但它们不是反对党,自身不是独立的政治过程,无法对国家政治生活产生影响,它们必须通过中国共产党所设定的政治过程,才能对国家政治产生影响。越南也是一党制国家,但党内政治也呈现出开放趋势。

  这些政治体制都具有一些共同特点。首先,这是一种精英政治,但和西方大众民主时代的精英政治有所不同。西方精英主要决定于选举,民众的选票决定了谁是精英。但在一党独大和开放的一党制下,尽管民众的支持度也非常重要,尤其是那些存在着选举制度的国家,但党内精英的选拔更为重要,是先党内选拔,后党外选举。其次,在西方大众民主政治下,意识形态占据主导地位,不同政党代表不同意识形态。但在一党独大体制下,意识形态不再重要。在开放的一党制下,尽管仍然有政党“意识形态”,但需要包容性,容纳不同的意识形态。其三,在西方大众民主下,不同的利益通过不同的政党表达出来,但在一党独大和开放的一党制度下,政党表现为开放性,才能容纳不同的利益和代表不同利益的精英。

  不管是西方大众民主下的政党制度,还是一党独大和开放的一党制度,其前提就是开放社会。开放社会就是多元利益社会,一个开放的社会需要一个开放的政治制度。但开放既可以通过西方式的多党制来表达,也可以通过一党独大,或者开放的一党制来表达。开放不见得就是多党制,如果只有一个政党,只要这个政党是个开放的过程,也能表达多元的利益。

  一党独大和开放的一党制产生于非西方国家,也比较适合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政治需要,即一种比发达国家更为集中的政治体制。这样的制度至少能够提供一个最低限度的政治秩序,保证政治和社会的稳定,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在比较大的国家如中国,这种体制也发展出了一些大众民主国家不存在的体制,来保障多元社会利益的表达和社会的稳定。比如说,大众民主的重点在于“一人一票”和人口比例代表。因为发展中国家的社会比较分化,利益冲突突出,人口比例代表制往往会制造阶级冲突。(今天泰国的情况就是这样。)要避免这样的情况,有必要设立一些能够协调不同社会阶层或阶级利益的机制。理论上,中国的政协制度就可以成为这样一种机制,因为政协代表不同的功能界别、社会阶层和阶级。当然,政协制度还有待完善和改进。其一,需要根据社会的变化来不断更改(增加或减少)功能界别;其二,不同的功能界别内部需要民主化;其三,政协必须具有实际的政治权力(而不是光是议政权力)。

  与大众民主下的政治制度相比,一党独大和开放的一党制呈现出相对集权的状况。这主要是因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仍需要一种集权体制。民主化对一些过度集权的领域已经构成了挑战。不过,这些问题并非不能解决。随着这些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社会的发育,可以通过不同的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其一,可以进一步横向分权,即容许和鼓励社会力量的成长和壮大,并把它们组织起来,整合进不同的功能组织。其二,可以进一步纵向分权,即赋予地方政府更多的权力,来满足多元化的地方居民的需要。其三,缩小国家政治的范围,实行有限政治,同时拓展社会、经济、文化生活领域的自治权利。发展中国家的其中一个大问题,就是政治权力毫无边际,深入各个角落。这种情况在早期发展过程中很有必要,但等社会、经济、文化等领域成长起来之后,放权和自治变得更为重要。无论是横向分权、纵向分权还是自治,既是当代民主化的要求,和一党独大和开放的一党制度,也不存在必然冲突。

  尽管一党独大和开放的一党制不是当代世界的政治主体,但它们已经在很多方面提供了很丰富的经验,来弥补当代大众民主所存在的缺陷。一党独大和开放的一党制本身也在发展之中,它们或许会最终会演变成西方式的大众民主,或许能够通过改进自己,成为非西方民主政治的另一种制度选择。这些都需要我们加以观察的。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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