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打飞: 谈谈“两少一宽”政策

解释一下,所谓“两少一宽”政策源自《中发〔1984〕第5号文件》规定的“对少数民族中的犯罪分子要坚持‘少杀少捕’,在处理上一般要从宽。”

多数汉人认为,“两少一宽”是一种美好的政策,优待少数民族的证明。可不是吗,偷东西都可以不抓,不是优待是什么? 其实,这是一种十分荒唐和无知的看法。

1.对刑事犯罪的”两少一宽”与对民族地区官员的n少n宽

汉族人一般抱怨所谓“两少一宽”政策导致新疆人偷窃抢劫可以完全不受约束。但他们从来不知道我党的民族政策还有另外一面,就是对在疆藏两地的任职的官员(实权官员全部为汉族)的贪污腐败等问题更得宽大处理。逻辑是一样的,稳定压倒一切。具体来说,如果我党在这两地的官员出现了腐败问题,会给所谓分裂势力送‘借口’。因此这些地方的官员轻易动不得。于是,西藏从来不抓贪官,新疆仿佛略有抓,但也几乎不抓。内地抓贪官,虽然也多是掩人耳目或作为政治斗争的借口,但多少让他们有个顾忌。新疆西藏则是毫无顾忌。事实上,这样的政策执行远远早于“两少一宽”。文革后,内地普遍做过清查,很多文革中犯下罪行的得到处理(虽然也是远远不足)。但在西藏压根没进行过这类清算,担心的是文革中骇人听闻的暴行一旦揭发,所谓“民族团结”将立即丧失合法性。根据唯色《杀劫》一书中的考证,目前在西藏当政的各位藏族官员,一般出自于文革时保皇的红卫兵组织‘大联指’(还是‘造总’?记混了谁保皇谁造反了)。

把对小偷的‘两少一宽’和对官员的n少n宽联系起来考虑,谁更吃亏受罪就很明显了。到底是几个维族小偷对汉人造成的影响大,还是众多中央册封的边疆官吏可以任意鱼肉百姓对于当地民族影响大?

2. 两少一宽的适用范围,“优待”到少数民族了吗?

两少一宽政策的适用范围当然要根据稳定的要求来定,很清楚,只适用于刑事犯罪。例如偷窃,抢劫,贩毒等等。一旦涉及政治,就会立即牵动“稳定”那根筋,这时执行的原则就是从重从快了。相比下汉地倒有多得多的言论自由。 一向在民族团结前提下主张民族沟通和民族权利的伊利哈木教授都曾被捕,网站被栽赃为煽动暴乱就是一例。很多事情汉人非但没听说,可能也想不到。例如在这篇文章里提到的一个故事:

“艾合来提惊讶不已,由于双语小学3年级之前没有维吾尔语课程,艾合来提送儿子去一个老师家中学习维吾尔语字母。但他遭到了老师的拒绝,老师说,如果他私自教授维吾尔语,将会被开除。”

了解到这一步,如果还在说什么两少一宽,那只能是无知无畏,无耻无畏了。偷窃抢劫贩毒,可以两少一宽,维护民族权利自由,维护民族文化,就得从重从快。这种政策会造成什么灾难性的效果是可以想见的。任何一个群体,如果刑事犯罪不制止,立即会造成治安恶化。如果说汉族已经感受到这方面的恶果,那维族所遭受的只能更严重。举个例子,汉人只知新疆小偷,却不知这些孩子全部是被绑架来的奴隶。在两少一宽政策的影响下(这里还有很多深层次原因),这种绑架行为肆无忌惮,对维族人民造成的痛苦远远超过汉人。

3. “两少一宽”政策的起源,动机是优待少数民族?

有人会说,虽然的确目前这两少一宽政策不是什么优待少数民族,但最开始提出时,动机的确是如此,只是因为土共太土,那时看不到真正的后果而已。要探讨这两少一宽提出的动机是什么,就不能不了解他是在什么时代提出的,那时代如果”不少不宽”,会是个什么样子。不知道还有没有人听说过83年发起的严打。 这篇文章提到:

83年严打记忆:中国最严厉的一次严打

这年9月,当红小生迟志强在河北完县拍摄电影《金不换》的外景,休息时正和同事关在宾馆客房打扑克牌。一阵敲门声之后进来的却是完县协助他们拍戏的派出所警察。迟志强看到了一张与平日的客气随和完全不同的严肃面孔,便问他:谁得罪你了?警察只说:你出来一趟。他往房门外一探头:一走廊蓝制服红领章的警察早已严阵以待。一个月前的8月25日,中国政府发动“严打”斗争——警察通知迟志强,他们接到南京警方的电话:拘捕迟志强。接下来的程序进行得很快,10月迟志强因流氓罪被判刑4年,罪名是聚众淫乱。一起跳舞的那些军干和高干子女都被判了刑,两名与迟志强各发生过一次关系的高干女儿同时判刑。

24岁的迟志强被判4年,他的青春时代在河北完县完结。1982年,他在南京拍摄电影《月到中秋》时,认识了一群高干子弟,后来这些年青人拉偶像迟志强和他们一起跳起了贴面舞,听邓丽君的《甜蜜蜜》并进而发生性关系。

迟志强在服刑期间表现优异,记了3次大功,提前两年释放。

1978年以后的几年里,社会治安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1983年6月16日发生了一起新中国罕见的特大凶杀案,8名犯罪分子连续作案10多个小时,他们杀死的27名无辜群众上至75岁下至两岁,其中男性19人,女性8人。多名女青年被强奸、轮奸。这一团伙还犯有抢劫罪、爆炸罪。7月17日,公安部长刘复之在北戴河向邓小平汇报了严重的治安状况,邓小平当即指出:对于当前各种严重的刑事犯罪要严厉打击,要从重从快。

于是,1983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决定》,提出从现在起,在三年内组织三次战役。从1983年8月上旬开始到1984年7月,各地公安机关迅速开展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第一战役。迟志强就是这次战役中最著名的一个案例。不仅因为他正当红,还因为在1997年新颁布的《刑法》中取消了他所犯的流氓罪。

为了打击犯罪,保障安定团结的社会局面,在1983年8月至该年年底的第一次战役的第一仗中,相关部门摧毁犯罪团伙7万多个,缴获枪支18000多支,子弹42万多发。这场严打称得上是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性运动,由民间提供的检举线索就达150万件,被群众扭送到公安机关的犯罪分子有47000多人。在这种威力下,10多名犯罪分子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在几个月的时间里熄灭下去,从各类报道中不仅可以看到各种公共场所治安良好,连女工上下夜班、女学生下晚自习也不再需要家人接送了。

在严打的声威下,上海市委第二书记胡立教之养子胡晓阳强奸案被揭发出来,两年后,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批示:“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上海也对几位高干子弟判了死刑。

这一年开始的严打,在严厉打击各种犯罪的同时,也带有一些扩大化的成分,那种类似运动式的从严从重的判决浪潮仿佛是“文革”遗风。这种判决此后再未出现。

保障安定团结的局面,是为了经济的繁荣发展,在这一年,农村承包责任制大范围实施,中国农民耕耘在希望的田野上。半个世纪前“农村包围城市”的现象再一次出现在中国大地上,这次“革命”的形式是“承包制”,它由5年前的凤阳小岗村扩展到1983年的海盐衬衫厂。企业改革在国有地方企业进入了试验阶段。

“1983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决定》,提出从现在起,在三年内组织三次战役。从1983年8月上旬开始到1984年7月,各地公安机关迅速开展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第一战役。”

严打中发生了什么? 该文章承认:

“这一年开始的严打,在严厉打击各种犯罪的同时,也带有一些扩大化的成分,那种类似运动式的从严从重的判决浪潮仿佛是“文革”遗风。这种判决此后再未出现。”不过此文没说到底是什么样的“扩大化”,维基百科提到的多一些,严打中,出现了“偷一元钱判死刑。耍流氓有的被判死刑的,有的被判几十年监禁的,还有的被“发配”到边远地区关起来劳改的。”,“一个王姓女子因与10多名男子发生性关系而以流氓罪被判处死刑。”,“一位男青年为其女友拍了一些穿着较为暴露的照片,仅仅因为这个,男青年被判处死刑,女青年被判了有期徒刑。”

这样看来,两少一宽的颁布,在83年严打后期,这代表的只是从严刑酷法的严打政策的局部后退,动机恐怕也只是担心严打政策会影响到民族地区的稳定。体现的压根不是什么“优”待。

上面所写的这些信息,全是基本常识,但大多数人并不了解。其中原因,就不必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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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周刊:最后的喀什

恰萨老城孩子

2009年3月底,喀什老城,正午。一块雕琢繁复的伊斯兰风格图案,和上百年依附的生土墙壁一起断裂下来。

大股灰土腾空而起,遮蔽了现场。推土机轰响着退后,等待下一次冲击。

“把我也埋在这里吧。”一老者流泪屈膝,被两个年轻人扶住。

紧邻的另一栋土坯房,三四个人站在还没拆完的孤零零的房顶上,高举大锤,砸开房顶,砸倒土墙。

阿里木江站在围观的人群中,目睹老城阔巴克巴扎路的拆迁。从小在他心中坚固无比的生土老屋,在推土机面前比砖造的房子脆弱得多。

2009年2月26日,新疆喀什市政府宣布,历时5年、投资30亿元的喀什老城改造工程正式启动。这也是历年来最大规模的改造行动。官方称,8平方公里老城区中,大约1平方公里的迷宫式街巷将得到整体保护,其他部分将会被拆除或改造、加固。

喀什是南疆传统的维吾尔族聚居区,市中心仅存的吾斯塘博依、恰萨两片老城区,是现存最后一处完整的维吾尔传统建筑和生活社区。两片老城以艾提尕尔清真寺为中心,隔着宽阔的解放北路毗邻相依,像一只被切开了胸膛的大鸟。从空中鸟瞰,老城区的房子连成一个个高高低低的小格子,被新城的长方体高大建筑包围,像是一片留存的密码。

这片密码多年来正在被蚕食,一些老巷子的线索消失,变成越来越逼近的高楼大厦。人们担心维吾尔世界的一些内容从此无法破译。

改造行动在海外引起波澜。巴基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美国、土耳其等众多国家的维吾尔论坛从2008年底就开始讨论此事。

过街楼的阴影下

穿过被完全拆掉的阔巴克巴扎路,阿里木江走向巷子深处的老屋。

时过一月,满地灰土之中,已看不出曾经存在过什么样的房屋。晒得黝黑的工人坐地敲打碎砖,最古老的土砖被遗弃,碾为齑粉。

一块广告牌竖立起来,描述着这片老城改造后的动人效果:整齐的6层火柴盒式建筑,玩具样的汽车鱼贯而行。广告牌后面,现实中汽车的喧闹已经传来。

进入小巷100多米,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一座过街楼投下大段的阴影。一对外国游客在阴影前放慢了脚步,犹豫是否继续往小巷深处走。老城弯弯曲曲的小巷对游客就像迷宫,被称为“时间停止的地方”,需要辨识地砖是六边形或正方形,来分辨是通路或死巷。阿里木江熟悉附近所有的小巷,以及两旁生土房子的主人。

回到家,关上木门,阿里木江又回到厚厚生土墙的庇护之中,身上炎热褪尽。清晨,老屋门窗大开灌进凉爽的空气,日头升高后关门闭户,屋里可清凉整整一天。

阿里木江在屋内铺着的地毯上坐下,阳光透过伊斯兰风格的窗棂照进这间传统民居。墙角是花砖拼出的彩图,伸手可及。客厅的整面墙用石膏做出一排排清真寺形状的小格子,里面摆满精美的瓷器,它们与老屋长年相伴,有的历经了几代人。

阿里木江的爷爷和父亲都出生在土屋里,阿里木江的胡子一点点长出来,直到变成和爷爷一样长,生土筑成的老屋却看不出什么改变。

生土,是喀什民居的最重要特征。不愿透露姓名的喀什学者将其描述为“土木结构方形平房,用厚厚的土坯砌成,房顶用木料加封盖,复以苇席、麦草、草泥没顶……为了抗震,墙基宽为70厘米到90厘米,其坚固程度在伊斯兰世界很少见”。

阿里木江的爷爷回忆,老屋100多年前修建以来,一直坚固舒适,无需修缮。四周的街巷也一片宁静,感觉不到时间流逝。

平静的生活中,突然的变化接踵而来。

1958年,喀什通电。这一神奇事件,改变了老城人的作息。在这之前,尽管有了汽油灯或蜡烛,老城人仍旧按着真主定好的时间,天一黑就睡觉,清晨4点多就起床。夜晚登上老屋的凉台,看到的是庇护着一片生土墙垣的月光。

通电之后,夜晚像一个灯笼,不但夜市的巴扎(维族集市)被电灯照亮,人们在家里也可以看书聊天,延迟入睡。

1968年,红卫兵闯进老巷子。他们扯掉妇女的头巾扔到地上,砸毁古物和清真寺,冲进家里烧毁典籍。

两年后,老城经历了新政权下的第一次大规模“改造”:挖地道。

居委会告诉大家,苏修要进攻了。阿里木江也提着锹钻进地底下。防空洞挖在老城众多巷子的地下,离地约4~7米,洞高近2米。

老城中本来拥挤,挖出来的土只能铺在路面上。一些路面抬高了近1米,原有的排水系统失效,雨、雪水倒灌进住户的院子,消蚀着墙根。

苏修始终没来进攻。半年后挖地道运动悄然结束,居民们将这些只有入口没有出口的奇怪地道封起来。日子继续在过。

1990年代末,自来水进入老城。阿里木江的记忆里,这是和其他的事情一同到来的:一个叫“东突”的名词越来越刺耳地传到老巷子里,清真寺和广播里回荡着关于民族团结和反对分裂的讲话。

接下来,一条条老街巷被拆掉。2002年,艾提尕尔清真寺改造项目开工。

这一轮改造中,清真寺门前传统的大巴扎和附近的老城民居消失,变成宽阔的广场,和马路对面巨大的商业楼。

这番动作不同以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喀什官员回忆,2003~2006年间,喀什老城被惊动的声音传到了国外。

2004年,建设部部长汪光焘赴喀什考察。汪在讲话中称,他一下车就在寻找老城,“生土建筑结构,4个平方公里的规模,中间又有一个中亚地区有名的清真寺。我可以说的直观点,四个平方公里比你周围地区值钱得多,价值高得多”。

汪强调尽量保持原貌,改善路网来带动功能的完善:“生土建筑是这个古城建筑的基本特色……抗震加固方案调子唱得不要太高。”

2006年,国外媒体的镜头初次对准改造中的老城。阿里木江惊奇地发现,反对的声音似乎起到了作用,老城的大规模改造基本停滞。

但2008年汶川大地震之后,“抗震”的声浪压倒一切。

电视上反复播放汶川地震废墟的画面,老城被描述为随时可能彻底崩溃的危城。

这一次,政府的决心异常坚定。“我们绝不能让一些人以所谓的保护历史文化名城为借口来蒙蔽我们的群众,让我们的群众以血的代价和生命财产的损失去保护那些没有丝毫价值的破旧危险房屋,绝不能让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制造的错误舆论来阻碍喀什的发展。”《喀什市老城区危旧房改造综合治理宣传提纲》措辞严厉。

2009年2月27日的全市动员大会上则对干部作出了要求,“对有意抵触,拒不配合工作、不履行其应有职责和义务的部门领导就地免职,别无选择……”

3月25日,吾斯塘博依街道第一期拆除全面开始,近百户居民搬迁至5公里外的住宅小区。

“我们没有选择的权利。”吾斯塘博依街道一位居民称,一些老人搬到新区后,时常在傍晚回到被拆除的老屋前,默然伫立。

在回家的过街楼下,阿里木江见到了这样一幕:两个同样戴着花帽,同样花白胡须,同样穿着长长风衣的老人站在阴影中握手,用维吾尔语互致问候,游客举起了相机。

相机拍不出来的是,一个老者的眼眶湿润,另一个老者的心头,延伸着与巷子一样深长的疑虑。

阿米娜最近一次接到婚礼邀请是在上个月,但阿米娜没去。

阿米娜是典型的南疆维吾尔族美女:乌黑的头发和眼珠,高耸的鼻梁,睫毛长得惊人。阿米娜说,多年前她坐在没被拆除的老屋前,时常有路过的摄影师将镜头对准她。

9世纪末,回鹘人征服喀什之前,南疆地区曾经生活着羌人、塞人、粟特人、样磨人等众多民族,当中有的是金发碧眼的雅利安人。回鹘人西迁后,民族大融合,形成了现代阿米娜们深目高鼻、黑发的基本特征。对来自欧洲或是东方的游客来说,都有异族的神秘感。

阿米娜如今住在喀什市东北面郊区的“香妃花苑”安置小区。这是政府为安置老城拆迁户兴建的小区。在这之前,阿米娜一家住在老城南部的库木代尔瓦扎街道。

阿米娜想起自己15年前在老城里结婚的情景:整条巷子都热闹起来,附近街区,不论是否认识的人,都接到邀请,几乎每家都会派人来参加她的婚礼。

来的人太多,家里的地方根本不够用,周围的几户邻居打开大门,并且拿出自家的器具,一同招待来客。

阿訇被请来,坐在房间里最尊贵的位置上,主持婚礼并证明她的婚姻。整整两天,小巷子载满歌舞。

喀喇汗王朝时期,歌舞成为从皇宫到农村的重要活动,并形成了把“安拉与信仰、歌曲与舞蹈”融为一体的独特传统,延续至今。

阿米娜的婚礼是老城区最常见的婚礼方式。那时候,很少有人在酒店举行婚礼。

婚后的生活也是“互助式”的。早上做好早饭,阿米娜会将其中的一部分送给隔壁的邻居家一起吃。邻居家里做了抓饭,也会送过来和她分享。

丈夫在艾提尕尔清真寺门前的巴扎做生意,她和巷子里别的妇女一样,不用工作,在家呆着就行。白天女人们聚在空荡荡的巷子里,或是某家的门口,做针线活、聊天、带孩子。一些戴头盖(喀什老城特有的,盖住整个头部的褐色的厚厚网状头巾)的老年妇女会在这个时候掀起头巾露出脸,或是换上只遮住头发的薄头巾。

阿米娜熟悉巷子里的每一户人家,熟悉每家的女人和孩子。聊天时说起谁家的女儿长大了,家有男孩的有心的母亲会过去看,确定孩子们的婚事。

附近的裁缝店、卖馕的饭店、粮油店几乎都是世代营业。在丈夫卖货的巴扎,能买到所有便宜的生活用品。

如果哪个女人想出去找工作,婆婆会不高兴:“家里养不起你吗?家里的事情都做完了吗?”

这里被认为是整个维吾尔族最传统的城市生活区。阿米娜和邻居们,被不愿透露姓名的维族学者称之为“维吾尔族的上海人”,斤斤计较又和睦相处。这些“维吾尔族的上海人”围绕每条小巷都有的清真寺、曾经的经文学院,以艾提尕尔清真寺为中心,形成独特的“组团”居住结构。从阿訇、铁匠到阿米娜,都是这个稳固团体中的分子。

变化在悄悄地发生。阿米娜搬离老城之前,不工作已不再是年轻女人的美德。结婚时,有工作的女孩,婆家给的彩礼高达1.5万~2万元,没有工作的女孩只有5000~6000元。

另一个变化是,巷子没有以前那么安静。很多年轻人失业,他们时常聚集在巷子口,无所事事或是在没有旁人的时候抽烟。这引发了来自巷子内外两方面的提防。

2003年,阿米娜的家被拆迁,让给仿照内地的商业步行街。阿米娜一家搬到了现在的小区。这一特意借用汉维两族传说中“香妃”之名的小区,建造4年后的入住率还不到40%。

搬到新小区后,老街里封闭的时间似乎是被打破的罐中之水,泼到地上,再也收不起来。

起初住户很少,周围一片荒凉,习惯了繁华的拆迁户们称之为“戈壁滩”。阿米娜的公公老是哭着说,宁愿买个帐篷搬回被拆掉的老屋附近住,也不愿住在新的小区。阿米娜只得和丈夫一起安慰他。

望着一栋栋空荡荡的高楼,阿米娜内心迷茫。自己所住的单元里,邻居一个也不认识。她在小区里找了一圈,才在不同的楼里找到了三户原先同一个巷子的邻居。原本最熟悉的左右邻舍,则因为拒绝在这里买房而搬到别处,无从寻觅。

新邻居们花了很长时间去互相认识,但仅仅是认识,不复老城里亲如一家的旧观。大家住在不同的楼、不同的楼层,女人们串门聊天变得困难。阿米娜不再做早饭送给邻居,因为她不熟悉对方的口味。

传统婚礼的情形不见了。大家楼上楼下为邻,再无法像过去那样互相借房子接待婚礼来宾。

过去,来宾多的时候,分散在众多邻居家中,每家的厕所也是全部开放的。如今,参加婚礼的来宾上厕所都成了问题。

有人曾提议,希望政府能够修建公共礼堂以及公共厕所,以便满足婚礼、葬礼等各种集体活动之需,但这一愿望至今未能实现。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去酒店。

婚礼的热闹程度远不如从前。举行婚礼的人家给同一栋楼中的每家邻居发放请帖,但很多邻居不去参加。

阿米娜结束了悠闲生活,她开始出门找工作。丈夫在拆迁中失去了工作,全家的收入全靠每人每月100元的低保。

阿米娜家市中心老房子的拆迁赔偿标准是320元每平米,“戈壁滩”上新小区的价格是650元每平方米。中间2万余元的差价,正好花去全家多年来的全部积蓄。

阿米娜回到老屋拆掉后盖起来的步行街,想找一份清洁工的活,每月能挣500元她就很满意了。因为不会汉语,她花了2个月时间,最后只好重新回到家中。

孩子读书要花钱,家人千万不要生病。一想到钱的问题,阿米娜就头疼。这让她对针线活失去了耐性。

阿米娜的丈夫艾尔肯不喜欢“香妃花苑”这个小区名字。小区内部被命名为玫瑰苑、月季苑、石榴苑、杏花苑、桃花苑以及梨花苑。这些汉语称谓令艾尔肯感到陌生。

“库木代尔瓦扎”,是艾尔肯以前所住的街道的名字,老人说,意思是“建在沙子上的门”。

艾尔肯不喜欢新小区的最大原因是,离艾提尕尔清真寺太远。这对在巴扎卖货为生的他来说,是毁灭性的打击。

老城里遍地是世代做小生意的人。艾尔肯的父亲每天推着小车到艾提尕尔清真寺门前卖东西。初中毕业后,艾尔肯继承了父亲的推车。

艾尔肯的车上装满了收音机、电池等各种杂货,少的时候一天能挣20~30元,多的时候100多元。每天只需1元管理费,艾尔肯可以将东西卖得很便宜,有赚头就行。

2002年之前,艾提尕尔清真寺两旁是具有600多年历史的艾提尕尔大巴扎,这是养活艾尔肯一家的地方。

巴扎是维吾尔族的传统市场。以艾提尕尔清真寺大巴扎为中心,整个老城区遍布数十个大小巴扎。对艾尔肯这样的手工业者和生意人来说,巴扎是水,他们是生活在其间的鱼。

2001年发表的《喀什名城保护规划》认为,喀什街巷的构成主要是“巴扎”方式,空间形态、行业性居住与生产销售合一的传统特色非常突出。一浪高过一浪,甚至唱着歌的叫卖声是喀什巴扎的特色,也是艾尔肯的拿手好戏。

巴扎的唱卖声可能持续了近两千年。《汉书西域传》记载,公元前128年,张骞发现喀什(当时称疏勒)是西域三十六国唯一“有市列”的地方。此后开辟的连接东西方的丝绸之路,南线必经喀什。

16世纪初,欧洲人开辟海上航线。欧亚大陆深处的丝绸之路变得萧条。1524年,明朝在西北势力衰弱,关西七卫全部撤入嘉峪关内,划关而治。但喀什本乡人的巴扎,却与庞大的清真寺和经文学院、厚厚的生土建筑一起,如化石一般,以最古老的面貌被传承了下来。

1949年之后,比以往所有政权都强大的新的中央政府成立,生产建设者以兵团的方式来到遥远的喀什,带来了3层的百货大楼、体育馆和养有动物的人民公园。

巴扎受到的冲击也由此拉开序幕。1990年代末,街上已随处可见外地商人,改变的大幕完全掀开了。

2004年11月,艾提尕尔清真寺改造项目完工。原先的巴扎和就地吆喝的小商贩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宽阔的广场、巨大的电子显示屏,以及两侧租金昂贵的商业楼。

艾尔肯租不起这样的商铺,只得推着车子转移到清真寺后面的吾斯塘博依路边走边卖。

推车的日子不好过。城管指责卖货的小车堵塞道路,抓住了就会扣车、没收电子秤或是罚款。艾尔肯又将车子推进了老城区弯弯曲曲的小巷子里,挨家挨户卖东西。

搬到香妃花苑小区之后,在小巷深处做生意变得不可能。离市区太远,车子推不过去,也没地方停。更何况去市里来回的路费要花去2块钱。

当年的老邻居,一大批年龄相仿的生意人,如今成了新小区里的失业者,每天大部分时间用来打牌和打桌球。妻子们的烦忧增加了。

艾尔肯羡慕小区里仅有的几个小卖铺,每天至少可以挣5元钱。

不只是艾尔肯这样的小商贩,一些“大生意人”也光景沦替。库木代尔瓦扎街道美食街上一家卖馕的店铺,曾经吸纳包括老板6个儿子在内的20个年轻人就业。美食街拆除后,老板失业在家,6个儿子分散在各地打零工。另一家经营鸡、鱼的餐厅,约110平方米的店铺,养活了店主家族13个年轻人。拆迁之后,13个年轻人有的失业,有的打零工。

一位维族学者研究了喀什的70多个大小巴扎。他发现乌鲁木齐最大的民间巴扎——领馆巷巴扎里的喀什人正在增多,他们当中一些人曾经是喀什老城的商贩,在巴扎消失之后,流浪到了乌鲁木齐。在这里,他们一晚上大约能挣20~30元钱。

被强拆的“白胡子”

艾尔肯如今很少去小区里的清真寺做礼拜,他声称是因为听不见阿訇唤礼的声音。

住在老城的时候,巷子尽头就有清真寺。每天5次,阿訇会登上清真寺俯瞰周围街区的宣礼塔,用悠扬的唤礼召唤大家做礼拜。

这样的唤礼声自艾尔肯出生起从未间断。唤礼之后,巷子里的男人们走出家门,走进清真寺。开店的人在店门口摆上一根棍子,表示店主不在,有些店主连棍子都不用摆,丢下无人的商店,径自走开。

新小区的面积太大,一排排单元楼挡住了不再显得高大的清真寺,唤礼声从艾尔肯的世界中消失了。

生活的窘困,令做礼拜的习惯变得松懈,小区里原本应该拥挤的清真寺并不拥挤。

此外,由于拆迁户不愿意入住,小区里很多房子卖给了公务员和教师,按照政府的规定,他们一般不允许进清真寺做礼拜。

艾尔肯的童年时代,整条街道“看着阿訇一张嘴”,听他组织集体活动或是教育孩子。这样的日子在搬到新小区后消失了:居委会管理着一切。艾尔肯抱怨,如今的阿訇,清真寺以外的事情什么都不管。

新小区里的阿訇艾尔肯原来不认识,以前熟悉的阿訇,拆迁后搬到了别的地方。那个阿訇同时也是整条街道的阿克撒卡勒(Aksakal)。

阿克撒卡勒是维吾尔族对长者的尊称(维吾尔语“白胡子”之意)。有些社区的阿克撒卡勒原本就是阿訇。阿克撒卡勒不像阿訇一样总是呆在清真寺里,或是领取政府的工资,而是完全出自人心的认可。他们德高望重,熟悉社区里的每一户人家,充当深巷里的民间教化者。

奥斯曼是库木代尔瓦扎街道被拆掉的一段美食街里的阿克撒卡勒。奥斯曼的父亲是个做馕的人,奥斯曼自己是个裁缝,他的孩子们则开店铺或是修手机。

奥斯曼小的时候,见到阿克撒卡勒就会双手重叠在腰间,鞠躬致意。阿克撒卡勒教育奥斯曼:“上学了,要知道真主。不要喝酒,不要抽莫合烟。”

50岁之后,奥斯曼自己成了阿克撒卡勒。他是整个街区公认最年长、最有道德和知识的人。整个街区结婚、起名字等各种事务,都会请奥斯曼到场。

白胡子长者的威信影响着老城里的每一个人。奥斯曼附近街区的一户人家因为和外族人通婚,甚至不敢在家中举办婚礼,也不敢请阿訇和阿克撒卡勒。婚礼在酒店里简单举办,只叫了最密切的亲友。

奥斯曼是虔诚的穆斯林,但他也信任共产党和政府。

新政权成立后,共产主义信仰冲击着喀什。满街都是穿着老式绿军装,戴军帽的人。一些曾经的伊斯兰教徒转而信仰共产主义。

“文革”结束后,那些改信共产主义的前伊斯兰教徒们有的重新皈依了伊斯兰教,另一些则再也没有回归。

80年代初,政治的遗迹仍然浓烈,但一些追求时尚的人,开始在艾提尕尔清真寺门前花1元钱租西装、领带和礼帽,以清真寺为背景合影留念。

1990年代末,商铺和高楼逼近了老街区,教化者奥斯曼感到不安:孩子们当中有人开始抽烟、喝酒。

各个巷子口,无所事事的年轻人聚集在那里聊天、抽烟,或是在街边的栏杆上纵跳。其中一些人选择了犯罪,有的去内地当小偷。

对女人的约束也变得脆弱。奥斯曼曾要求女人们按传统方式戴头巾,但很快遭到政府的制止。此后,奥斯曼再没有就此发言。

女人们的头巾也在悄悄发生变化。尽管一些中老年妇女还戴着头盖,但能露出眼睛的阿拉伯式头巾、只包住脸的四周的伊朗式头巾,以及用戴口罩来代替遮面头巾的方式,纷纷开始流行。头巾的花样越来越时尚,成为年轻女孩的装饰品。

但教化者最为脆弱的情形,还是面对政府。

2005年7月,奥斯曼家所在街区被强拆,警察和官员包围了强拆现场。

奥斯曼并没有因为阿克撒卡勒的身份而受到照顾,他被4个人扭住手臂,塞进了一辆汽车。奥斯曼听见儿子在喊“爸爸,爸爸”,然后看见儿子的脸被人踩在地上。

拆迁时,阿訇不在现场。此前,也曾经有人向阿訇求助,但阿訇表示无能为力,不能插手。

强拆掉的8户人家,所有的人被迫分散住在亲戚家或是租房子住。几十名失去店铺和工作的男娃子心中憋着火。

奥斯曼几乎是最后一次发挥了“白胡子”长者的作用。他召集家长和孩子们,告诉大家不要闹事,一定要相信党和政府,相信问题2年内一定会解决。

拆迁之后,奥斯曼的孩子们有的开电瓶车拉客,有的在工地上干活,有的失业。其他拆迁户的孩子们同样分散各地。

这使管束孩子们更加困难。以前住在一起时,每天晚上店铺关门孩子们就会按时回家。如今无事可做,他们出入迪吧、歌舞厅、网吧,玩到凌晨,父母去叫才勉强回家。

听说孩子们抽烟喝酒,奥斯曼依然会规劝。但他清楚,每说一次,至多只能维持一两天。一个儿子趁奥斯曼不在家,偷偷变卖了家中的财产。

如今孩子们见到奥斯曼依然双手叠在腰间鞠躬行礼。抽烟喝酒也从不当着奥斯曼的面,奥斯曼听说,一般都是躲在屋外的角落里。能够如此,奥斯曼已觉安慰。

橱窗里的归宿

吐尔逊家的木门上,钉着一块蓝色的金属牌:喀什低保户。这是几张金属牌中最显眼的一张。

在老城区生土房屋的木门上,触眼是各式各样的金属牌:光荣户、五好家庭、平安家庭、文明家庭以及供水证、房屋出租许可证。

最多的金属牌还是低保户标志。官方数字称,老城区62616户22万人中,低保户、困难户、低收入住房困难户高达23109户,68897人。这些每月领取低保金的家庭,又成为旧城改造中首先被拆除的对象。

由于人口不断增加,老城人不得不想出各种方法来增加住房面积,并创造了独特的建筑形式:过街楼,就是在窄窄的小巷上空造出与两旁的二层楼相连、底部悬空的房子。这种房子容易让人很直观地产生抗震性的疑问。

吐尔逊祖辈是吾斯塘博依老城里的生意人。尽管按照传统,后代不应该离开祖辈出生的地方,但他已做好了离开老城的心理准备。

吐尔逊小时候,一家8口人住着两层共80平米的生土老房子。弟弟结婚的那年,为了有间独立的婚房,吐尔逊家盖起了过街楼。等到吐尔逊结婚,连盖过街楼的地方都找不到了。

按照维吾尔族的传统,子女婚后不应该再和父母住在一起,起码不应该住在同一间房子里。吐尔逊只得外出租房子住。

吐尔逊舍不得离开老城,于是在老城里找了一间10平方米的房子,一家三口租住在里面。

周围的朋友都在谈论老城改造。有人担心会拆掉他们的传统文化,盖起和内地人造的温州大厦那样难看的现代建筑。而吐尔逊担心的是,如果搬到新的小区,听说只有45年的产权,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可以世世代代居住。他曾听到一些已经搬过去的邻居的疑惑:怎么还要交房租?

吐尔逊希望政府能够允许他出资约30%,在原址合作建设楼房,然后让他搬回去住。即使是这30%,吐尔逊也需要父母、姐姐和弟弟共同努力,才能支付得起。

吐尔逊希望重建后的房子能够保持维吾尔传统风格。但他最担心的是被疏散到郊区的安置小区,再也回不来了。“如果真的能搬回来,传统风格丢了也就丢了吧。”

老城人口的膨胀、居住条件的困难是政府一个有说服力的拆迁理由。除了吐尔逊这样的困难户,一些维护维吾尔族传统的学者也看到了这种现实。一位北京维族学者心目中的模式是:模仿巴格达或是开罗,保留老城不动,在老城的旁边建设新城。

他说,在喀什,维吾尔人能找到故乡的感觉。但令他痛心的是,最近的一次喀什之行,让他感觉像是到了“唐人街”。只能把老城从现实的复杂纠葛中剥离,单独保护下来。

将喀什当做维吾尔族人的故乡,或许是一种被几十年来的现实刻意聚敛了的情怀。新疆历史上曾经出现大量政权。在莎车、鄯善等地,许多人对本地历史上曾经辉煌过的叶尔羌汗国、高昌回鹘王国等国的怀念之情显然超过了喀喇汗王朝。

实际上,建在沙上的城市或王国,难免风中流逝和沙尘掩埋。在土曼河的两岸,没有人能说清曾有过多少处喀什故城,曾经的疏勒又确切位于何处。

喀什市政府网站上的考证文章显示,喀什城市位置几经迁徙。如今的恰萨老城建于17世纪中叶,此时喀喇汗王朝已经灭亡500多年。吾斯塘博依老城更迟,建于1838年。

莎车县、库车县、鄯善县在外地读书的一些学生甚至不参加所属喀什地区、阿克苏地区或是吐鲁番地区的同学会,而是自立门户。

但半个多世纪以来,在强大的社会主义建设能量,以及近年商业浪潮的交互冲击下,新疆南北两道的古老城市风味全失,泯然与内地无异,只剩下喀什老城,保留着近于化石的生土外观和传统生活。

国家建设部总工程师金德钧曾表示:“喀什历史街区是我国目前唯一保存下来的一处伊斯兰传统街区,是研究古代西域城市的活化石。”

新疆的几位维吾尔人表示,对从喀什来的老城居民,他们会有一种尊敬之情,会请教一些传统礼节的细节。到喀什去看看,也是他们寻根的一种方式。

对外界的游客来说,这里是一个观赏维吾尔民族风情的最佳景点。一家北京公司垄断了喀什市的旅游资源。在恰萨老城,他们在最古老最完整的一片巷子的入口处出售30元一张的门票。

讲解员会指给你看高高的生土墙垣之上,那些世代经营手工业或小生意的家庭。一些家庭可以进入参观,顺便购买花帽、乐器等手工艺品。

另一重阴影也似隐若现。香妃花苑小区的墙上刷着“坚决打击伊斯兰解放党”的标语,老城里的阿訇时常会说维稳、民族团结的话题。甚至“文革”时期出于战备挖的地道,也引发外界的想象。

前述乌鲁木齐维族学者猜测,政府对喀什老城的不断拆迁,也有出于反恐的考虑。12万维吾尔人集中在4个多平方公里的老城里,令政府不安。

匿名喀什前政法干部称,不排除政府有这方面的考虑。在他看来,如迷宫般的老城里藏几个人轻而易举。

但他从未听说过与老城有关的恐怖事件。一种现象是:来自新疆其他地区的“东突”分子为了制造影响,跑到喀什来作案。

2009年4月初,政治局委员、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乐泉在喀什、和田考察时强调,喀什、和田处在反分裂斗争前沿,要始终坚持稳定压倒一切,时刻紧绷反对民族分裂、维护社会稳定这根弦,始终保持对“三股势力”的严打高压态势。

北京奥运会期间,喀什城区发生针对武警的袭击爆炸案,16名武警死亡。事后查明,两名嫌犯均为喀什人,一为的哥,一为菜贩。

生活在老城深处的吐尔逊,对这些耸人听闻的事情感觉隔膜。生意很难做,孩子越大花钱越多,这是大家都面临的问题。吐尔逊和他身边的人都忙着挣钱,好让生活好一点。

对于吐尔逊托身的这片沧桑生土群落来说,虽然貌似坚固,又有多少外界情怀的寄托、国家安全和政治理念的诉求、商业文明的扩张以及旅游消费的需求,是它应该承担和能够承担的呢。

“总得留下点什么,不能全部拆掉吧。”阿里木江说。即使不再拆迁,老城的面积也已经小得难以包住小巷里的宁静。许多曾经悠长的小巷,走着走着就到了现代化大楼的脚下。老城的密码就这样被断然破解。“再拆下去,旅游者都不来了,老城的失业人口又会大批增加。”

将老城作为文物保存下来,并发展旅游,除了前述的北京维族知识分子,也是许多普通维吾尔人的想法。这使乌鲁木齐的维族学者沮丧:古老的文明最终变成了展览的橱窗。

一名出生在老城的青年学生家门口,常年有无数的旅游者路过并拍照。内地的朋友也时常在他面前善意地夸奖维吾尔人的能歌善舞,这令他非常厌烦。

“我们又不是猴子,怎么会整天闲着没事干唱歌跳舞呢?我们有丰富的文化和艺术,我们只是在婚礼和节日里才会尽情地唱歌跳舞。”学生说,他自己就既不会唱歌,也不会跳舞。

但是,在橱窗里被参观,在外人面前演出载歌载舞,也许已经是喀什的生土老城和居民们能有的最好归宿。

高台上的孩子

  无法慰藉的乡愁

  艾克拜尔最近一次打电话回家时得知,位于恰萨老城深处的老房子或许保不住了。他有了一种无法回到家乡的感觉。

  他想起一位祖居被拆的老人家,老人时常从郊外的安置小区回到老屋的位置,看着自家的房子变成了商铺,无声饮泣。

  艾克拜尔的中学时代像是生活在中世纪:斑驳的土墙,盖着褐色头盖的妇女,老者雪白的胡须,清真寺里阿訇每天5次悠扬的唤礼声。这样的画面,以后即使在电视上,艾克拜尔也只是偶尔看到。

  1997年,艾克拜尔中学毕业后到首府乌鲁木齐读预科。乌鲁木齐被他称为是“世俗之城”。

  来自喀什的艾克拜尔有些瞧不起北疆的同学:他们的信仰远远没有自己坚定。顺应潮流的同学们对此并不在乎。

  不过一些年长的人还是对艾克拜尔有特殊敬意。他们有时会问艾克拜尔,某件事情或某个仪式,如果在喀什将会如何举行。

  艾克拜尔曾经带两个北疆的维吾尔族同学去喀什老城旅游,两个同学被铜匠、铁匠铺传出的叮叮当当声,以及热闹的巴扎震惊了,他们从来不知道维吾尔族有这么多独一无二的东西。

  一年后,艾克拜尔考上了北京的大学。每个周末,他都会去清真寺做礼拜,和阿訇交谈,听阿訇讲解经文。有时候,他会试着叫上其他维吾尔族同学一起去,但并不是每一次对方都愿意。

  如今,艾克拜尔是北京一家外企的优秀员工,他的工作与新疆或是维吾尔族没有任何关系。

  选择在北京而不是回到家乡,并不是因为某种梦想或是自己特别优秀。艾克拜尔在乌鲁木齐和喀什都努力找过工作,但找不到。他不得不彻底放弃新疆,干脆留在内地和内地大学生一起竞争。

  艾克拜尔如今和同事们相处非常融洽,这也是他认为在新疆难以获得的。“在这里没有人管你是哪个民族的,只看你有多大的能力。”

  艾克拜尔兢兢业业的努力赢得了同事的尊重。一些同事问他:都说维吾尔人很野蛮,你怎么看上去一点都不野蛮呢?

  艾克拜尔只能苦笑:有空了大家还是抽时间一起去新疆看看吧,看看我们到底是否野蛮。

  艾克拜尔至今遵循喀什老城孩子的传统,绝不抽烟喝酒。这令他不得不回避大多数应酬。那些回避不了的应酬中,艾克拜尔也会坚持不饮酒,并且只吃素菜。

  工作的繁忙令他无法像学生时代一样在周末按时去清真寺,只得抽空在家里做礼拜。

  找女朋友也是难题。身边同族的人太少,女孩就更少。艾克拜尔的家人曾经考虑让他从新疆带个女朋友到内地来,但他怀疑女孩是否能够适应北京的生活。

  闲暇时,乡愁折磨着艾克拜尔。如果现在的工作是在喀什,能够每天在父母的眼皮底下上下班,该多幸福啊。他只能很快地安慰自己,时代不同了,全球化浪潮下,大家都在漂泊。

  艾克拜尔目前还没有回家乡的打算,事实上,家乡已经迅速地逝去。

  工作期间,艾克拜尔回过新疆,去了库尔勒和阿克苏。发现和内地城市没有区别,完全找不到家乡的感觉。

  假期回到喀什后,所见也面目全非。

  小的时候,受尊敬的阿克撒卡勒在巷子口摆个糖果摊,一群大胡子长者时常坐在糖果摊旁边聊天。长者和糖果,成为艾克拜尔最美好的童年记忆。但在数年前,糖果摊消失了,巷子口成了繁华街道的一部分。

  即使是在老城,人们的信仰也不如从前。儿时的玩伴告诉他,现在去清真寺的人有所减少。清真寺里会详细记录每一个来做礼拜的人,领工资的阿訇也说了太多宣传政策的话。

  另一个叫艾克拜尔接受不了的细节是,清真寺里到处挂满了标语。

  不愿透露姓名的研究者称,他在喀什一座清真寺里一次见到过14个标语,从民族团结到计划生育,无所不有。研究者想要拍照,却被阿訇一把抓住并坚决阻止。

  艾克拜尔感到困惑:在内地,反倒可以更随意地去清真寺做礼拜或是听阿訇讲课。

  不愿回乡的根本原因还是自己。“心野了。”艾克拜尔说,他和父母有了巨大的观念鸿沟。父母希望在老城里永远地生活下去,艾克拜尔却想见识更广阔的世界,而不是在巷子深处一成不变地生活。

  回归宗教

  2000年,曼苏尔刚刚从喀什到乌鲁木齐读书,曾在公交车上被人误以为是小偷,纷纷躲着他。经过来自北疆的同学提醒,曼苏尔得知,自以为干净整洁的南疆穿法,在乌鲁木齐却很乡气,只有以偷抢为生的“巴郎子”会这么穿。

  尽管不是出生在老城,曼苏尔从小的生活环境仍非常传统:学校里女教师戴头巾,男教师大胡子,9岁以上的女学生戴着头巾,长裙垂到脚踝,男生不敢喝酒抽烟。

  班上男女生几乎从不说话,女生看到男生在聊天,会自觉地绕开走。

  初中时,在路上看到内地来的女人穿着紧身牛仔裤以及露肩的短袖衫,同学们感到不可思议。会有人跟在后面骂,甚至扔小石子。

  老城区里的同学更加传统,他们一般较早地结束学业。男孩大多跟着家长做生意,女孩会较早嫁人。曼苏尔上高中时,他的一位16岁的初中女同学就结婚了。

  到乌鲁木齐之后,曼苏尔像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与车站、清真寺、农村的墙上到处都是标语的喀什相比,乌鲁木齐街头的标语少了许多。反恐、民族团结、打击非法宗教等政治话语瞬间远去,像北疆的学生那样自在生活才是当务之急。

  在北疆同学们的指点下,曼苏尔很快改变了服装和生活方式。抽烟、喝酒、弹吉他,通宵不睡。曼苏尔觉得,自己终于找到了上大学、大城市、长大的标志。

  变化的不只是自己。那些一起从喀什来乌鲁木齐的女生,再回喀什时,个个穿得像外国女郎一样时髦,来时的头巾已不见踪影。

  乌鲁木齐的都市生活令曼苏尔大开眼界,也让他原本优秀的成绩一落千丈。曾经的努力学习改变维吾尔族命运的梦想灰飞烟灭,就连毕业证也险些没有拿到。

  2005年,曼苏尔回到喀什并一度失业。此时的喀什,已经不再是曼苏尔中学时代那个保守的城市。迪吧、慢摇吧开始普及,年轻人抽烟喝酒随处可见,甚至有人抽大麻。一些中学男生躲在厕所里抽烟,女孩子则戴着头巾走出家门,摘下头巾走进迪吧,换了衣服玩耍,喝得醉醺醺出来再戴上头巾回家。

  曼苏尔到高中时,才第一次听说艾滋病。等他回到喀什,防止艾滋病的宣传画即使是在老城里也可以看到。

  一些朋友失业,一些朋友做小生意,大家每隔两三天就聚会,喝酒抽烟,不谈理想,不做礼拜,说得最多的是无聊的电视剧。一个同学的爸爸向他抱怨管不了自己的孩子,还得为孩子在迪吧玩耍买单。

  2008年5、6月间,为迎接奥运会,内地众多城市的维吾尔人被遣返。这令喀什街头的小偷顿时多了起来。

  他们大多留着长长的“成龙头”,穿着西装和运动鞋,游荡在街上。曼苏尔讨厌这些去过内地就以为自己厉害的人。“别以为这里是内地,这里是喀什,老实点!”曼苏尔曾经在大街上教训他们,身边的其他喀什人也围上来帮他说话。

  眼看着曾经的信仰之城变得模糊,曼苏尔感到迷茫。此时,长期的烟酒以及不规律的生活让他的身体状况变得糟糕。

  这令他回忆起小时候曾经害怕过的阿訇、阿克撒卡勒,他们曾经不断地教育曼苏尔,要记住真主,不要抽烟,不要喝酒,要做有信仰的人。

  曼苏尔决定恢复到自己幼年的时代,按照严格的穆斯林来要求自己:每天按时做5次礼拜,拒绝烟酒,保持规律的生活。

  曾经希望用现代文明和技术令维吾尔人更加强大的曼苏尔,开始认真研究伊斯兰教,从中汲取智慧和道德。

  本地清真寺的阿訇令曼苏尔失望,他们常常在做礼拜之前宣传政府的政策,大谈民族团结、反恐维稳或是计划生育。曼苏尔认为,清真寺是真主安拉的房间,不该在里面讲太多与真主无关的话。

  一些人和曼苏尔一样对此反感,甚至不去清真寺而干脆在自己家中做礼拜。另一些朋友则和曼苏尔产生了争执。一位朋友说,他所在的农村农民文化程度低,很多好政策都是阿訇在清真寺里面告诉农民的,农民们对此很高兴。比如种什么样的农作物政府会给补助。

  曼苏尔如今时常在网上收看圣地麦加做礼拜之前阿訇的教诲。对信仰的坚定让他有一种崇高感,认为自己是一个高贵的人。

  曼苏尔发现,身边回归宗教的人在逐渐增多。只是很多人回归宗教的目的要更实际:孩子越来越难管了,回归宗教,或许能将他们从娱乐场所中争夺回来。

世界上最大的城市

  艾合来提至今坚持认为,喀什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即使是在他周游全国、在北京求学多年之后。

  艾合来提出生在南疆的农村,从小就生活在对喀什的无限想象之中。大人们提到喀什,并不直接说名字,而是说“城里”。去过喀什的孩子,回来后告诉没去过喀什的艾合来提,喀什太大了,如果不紧紧抓住大人的手,就会走丢。

  1980年,11岁的艾合来提第一次跟随爸爸去喀什。在这里,艾合来提同时见识了现代与古老。

  艾提尕尔清真寺门口,几个同龄的孩子戴着花帽,穿着西装,用尊称“您”和艾合来提打招呼,而不是和他打架。

  这让艾合来提震惊。在家乡,只有60多岁的人才会戴花帽,只有特别有钱的人才会穿西装。在喀什,却能集中在一个孩子身上。

  艾合来提跟着父亲来到艾提尕尔清真寺旁边一条繁华的街道。这条街在艾合来提看来,简直是手工艺博物馆,就连花帽的式样,都比乡下多得多。透过烤羊肉的烟雾,艾合来提看到妇女们戴着厚厚的头盖,惊讶地问爸爸这些人怎么这么奇怪。爸爸说,这是伊斯兰教的传统。

  艾合来提的父亲又将他领到了老城巷子里的朋友家,让他站在生土房子的天台上欣赏整个老城。迷宫般弯弯曲曲的老城小巷,令艾合来提产生神秘的畏惧,又含着憧憬。

  回到乡下,艾合来提向人请教他在喀什见到的奇异景象,包括厚厚的头盖。家乡的百岁老人告诉他,即使在100年前,本地的女人也不戴头盖,但喀什是“大城市”,所以要戴。

  中学毕业后,艾合来提考上了北京的大学。喀什成了他上学的出发站。父亲每年要在喀什将他送上去乌鲁木齐的汽车,然后再从乌鲁木齐坐火车去北京。

  一次次流泪告别父亲,喀什成了艾合来提最忧伤的地方。这种忧伤在父亲去世后变得更加强烈。

  艾合来提在北京得以大量阅读汉语世界和英语世界的作品,认识到维吾尔语文学的贫瘠,立志做一个革新维吾尔语文学的作家。

  此后艾合来提曾向家乡的维吾尔语写作者介绍解构主义、结构主义等新的文学思潮。但在新疆,他遭受的批判通常多于赞扬。

  普通文学爱好者大多欢迎艾合来提介绍的闻所未闻的新鲜事物。直至今日,一些文学青年熟知的作家依然是茅盾、舒婷、艾青。他们热切想看到的,是张贤亮的著作,至于余华,则完全不知道。

  引进新鲜事物的同时,原有维吾尔文化的消亡同样令他担忧。

  艾合来提的儿子在双语小学里读书。他发现儿子在学习了一段时间汉语之后,开始用汉字的象形思维来理解拼音文字的维吾尔文。儿子看到父亲或是自己的名字,只能将其理解为一幅画,而不能理解出其中的一个个字母。

  艾合来提惊讶不已。由于双语小学3年级之前没有维吾尔语课程,艾合来提送儿子去一个老师家中学习维吾尔语字母。但他遭到了老师的拒绝,老师说,如果他私自教授维吾尔语,将会被开除。

  无奈之下,艾合来提只得自己在家教儿子学习维吾尔语字母。

  艾合来提对双语教育的担忧和反对,并未得到一致的支持。家乡的一位文学上的好友,就坚定地支持双语教育。好友如今和上小学的儿子一起学习汉语,并羡慕艾合来提可以自由地阅读各种汉语书籍,眼界开阔。

  2003年,艾合来提再去喀什,正赶上喀什拆迁。艾提尕尔清真寺附近,艾合来提的父亲曾经带他登上天台,望老城的生土房子被拆除。

  这令艾合来提伤心不已。艾合来提在散文《喀什,我的眼泪》中说,父亲去世后,他拼命想记住父亲的样子,但实际上是越来越模糊。喀什也是一样,随着生土房子的轰然倒塌,正在无法阻挡地远去,直至被遗忘。

  伤感之余,艾合来提没有太多的惋惜。在他看来,维吾尔族本身就是一个容易接受新鲜事物的民族,也是注定会被现代化浪潮快速改变的民族。从历史上看,维吾尔人也曾经信仰过萨满教、摩尼教、佛教、伊斯兰教等多种宗教。

  艾合来提认为,维吾尔文化传统慢慢对现代化让位,就像语言、风俗的淡化,是不可避免的。“老城应该作为文物保留下来,但仅仅是文物,对维吾尔人的文化现状并无多大意义,也不可能作为以后维吾尔人文化思维的框架。”

  尽管在他的心里,喀什还是那座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大得容易迷路。

艾提尕尔清真寺门前等待做礼拜,或是等待工作的人

  6月初,新疆喀什市委书记张健对北京官方英文报纸《中国日报》透露,喀什今年头4个月共破获7个恐怖小组。尽管张健没有透露更多的细节,这一消息依然迅速引起海内外媒体关注。

  一年前的2008年7月,喀什地委副书记黄三平也曾透露当年的反恐成绩:半年之中,打掉境外恐怖分裂组织在喀什发展的团伙12个。

  根据黄三平的介绍,这12个团伙均为“东伊运”、“伊扎布特”、“伊吉拉特”等跨国暴力恐怖组织在喀什发展的,利用境内“无业人员、劳教释放人员、对社会不满人员”进行破坏活动。黄三平称:“人数虽然不多,但因喀什特殊位置往往产生一定程度的社会影响。”

  黄三平上述发言后仅一个月,喀什发生了17名武警死亡的“8.4”严重袭警事件。一系列事件,令恐怖主义成为喀什挥之不去的气息。

  来自境外的声音

  上述《中国日报》报道中,张健透露了建国以来喀什反分裂、反恐方面的更多数字:1949年以来曾发生11次要求独立的骚乱,其中4次被武装平息。1990年代以来已经发生350起恐怖袭击事件,造成60名官员和平民死亡。

  一本由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乐泉作序,内部发行的名为《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书认为,新疆的“民族分裂思潮”开始于20世纪初。

  该书认为,新疆伊斯兰教至今仍然是一个以麦加圣地为中心的外来宗教,远没有达到本土化。伊斯兰教和阿拉伯文化的双重影响,“一方面使部分维吾尔群众容易受到境外‘泛伊斯兰主义’的渗透的影响;同时也阻碍相当一部分维吾尔群众在心理上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

  另一方面,维吾尔族又是“操突厥语诸民族之一”。受到“泛突厥主义”影响,该书认为,“部分维吾尔群众在接受中华民族的认同上存在相对复杂心理”。

  与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以及吉尔吉斯坦接壤的南疆重镇喀什,则一直是分离活动活跃的地区。

  官方研究认为,始终受到外国势力支持甚至“包办”,是新疆的分离活动有别于西藏的主要特点。这一点在喀什也不例外。

  20世纪初,喀什成为英、俄等国谍报战以及传教士活动的舞台,被称为“间谍的迷宫”。当地的阿克撒卡勒也成为各方争夺的对象。英国外交文件记录了充当英国间谍的阿克撒卡勒提供的情报,瑞典传教士则记录了阿克撒卡勒在民间诟病英国的总领事,并与传教士发生冲突的经过。  《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提到的1933年由英国支持建立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就成立在喀什。匿名喀什地区军官称,多个国家在喀什的谍报活动至今仍在继续。

  2003年底,公安部第一批认定的11名“东突”恐怖分子名单中,有6人是喀什地区人。

  其中,泽普县的亚生·买买提曾于1999年在家乡连续制造3起恐怖袭击事件。一名派出所指导员的儿子、一名司机、一名联防队员、一名留置在派出所审查的盗窃犯罪嫌疑人(均为维吾尔族)先后被杀。10间派出所办公室、1辆吉普车、3辆摩托车被焚毁。

  2007年1月,“东突伊斯兰运动”在境内设立的恐怖训练营被警方剿灭。18名恐怖分子被击毙,17人被逮捕。一名名叫黄强的民警被恐怖分子击中右腿静脉血管而牺牲。

  至今,来自境外的声音依然是政府担忧的重点。除了遍布边境之外数个国家的大量维吾尔语电台,如今互联网也使得境外的声音更加便利地传到喀什,甚至可以“遥控”当地人。

  2008年初,身在境外的“东伊运”向境内发布了7条命令,要从4、5月份开始,每个月干一件大事,一直持续到奥运会结束。6月底,“东伊运”又两次在全球性视频网站和该组织的网站发布恐怖威胁视频信息,煽动拿起武器进行圣战,宣称他们的行动已进入实施阶段,叫嚣要以最简单的方式给中国政府致命的打击,要把2008年变成中国的哀悼年。

  张健接受《中国日报》采访时则称,恐怖分子伪装成来自邻国的普通穆斯林,他们往往以不会讲汉语的新疆穆斯林为目标,通过传教吸引他们加入恐怖组织。

  人民路线掌握主动权

  政府的反恐成绩同样突出:1990年至2003年的13年间,全新疆共破获恐怖或分离组织591个。2008年的前7个月,新疆共抓获在境外受训的恐怖分子18名。

  北京最擅长的“人民战争策略”在反恐战场上再一次获得胜利。

  政府向民众反复宣传反对恐怖主义和分裂力量的重要性。2008年,围绕奥运、西藏“3.14”事件,以及新疆喀什、库车等地发生的袭击事件,众多县、市纷纷开展学习、教育等活动。

  喀什行署专员艾克拜尔·吾甫尔曾披露,2006年底,地方政府对山区的一个恐怖分子训练基地采取了“灭鼠行动”。行动中有18名恐怖分子逃逸,其中5名恐怖分子逃至一个村庄,向一名维吾尔族村妇寻求食物。但村妇在受到威胁后,伺机向村委会举报。当地民兵随即将5人抓获。其他逃逸的恐怖分子,也全部被民兵抓获。

  “以前有的恐怖分子挖地道、制炸弹就在农民的家中、果园里,现在只能躲到荒无人烟的山区。以前‘三股势力’可发动部分被蛊惑民众,现在只能自己狗急跳墙、孤注一掷地冲击。因为群众的思想认识大大提高了。”喀什地区宣传部长赵新尉曾对官方媒体说。

  喀什匿名汉族政法干部对维吾尔人抱有深厚感情,他认为维吾尔人“老实、淳朴、讲义气”,最底层的维吾尔人并无独立或支持恐怖活动的愿望。

  匿名喀什公安人士则认为,官方已经牢牢掌握了反恐的主动权,反恐形势远远没有数字上显示的那么紧张。

  该人士回忆,1998年之前,喀什地区爆炸、杀人等袭击事件时有发生。但自2001年以来,“恐怖事件基本上来不及实施,就被我们发现了。群众看到不三不四的人,或是听到不三不四的话,都会报告我们。一些传闻中的恐怖事件,其实就是一般的刑事案件”。

  遍布全疆的清真寺和宗教人士,也成为重要一环。在喀什地区,109名县级以上民族领导干部和1094名乡科级干部联系了1500多座清真寺,实行与宗教人士定期谈话制度。

  上述公安人士介绍,今年破获的恐怖小组,大都是过去破获的恐怖组织漏网人员。由于和国外联系不上,这些人员并未真正实施恐怖活动,只是“搞非法宗教活动,培养人的时候,被群众发现,告诉了我们”。

  2008年8月4日发生的喀什袭警事件中,两名维吾尔男子开车冲撞武警队伍并用刀和枪支等发动袭击,共造成17人死亡,15人受伤。

  但这一历年来最严重的暴力袭击事件在上述公安人士看来,比较意外,“两人并没有组织,只是境外的宣传材料看多了,一商量,就实施了行动。由于没有组织,也不用开会,警方确实无法提前掌握”。

  经济发展消解恐怖主义?

  喀什宣传部门人士则强调,喀什的社会治安比内地还好。张健亦称,喀什是中国犯罪率最低的城市之一。

  上述公安人士称,即使有恐怖活动,对社会治安也没有影响:他们都是搞秘密活动,并且刚起头就被压下去了。

  官方报道称,“8·4”袭警案件发生的当天晚上,喀什市民照常出门休闲、娱乐,并未受影响。

  拨打喀什官方电话,话筒里首先传来的就是有关喀什区位优势的介绍,以及欢迎到喀什投资兴业的自动语音。官方网站的文章称,喀什试图恢复2000年前丝绸之路时期的经济地位。

  《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在分析新疆、西藏发展轨迹的区别时称,1959年平叛之后,中央不断加强对西藏的支持,形成长达40年之久的全国支援西藏建设的局面。“相比之下新疆经济发展的高潮时期只有50年代,1960年中苏两国关系破裂后,新疆成为‘反修前线’,时刻要‘准备打仗’”。即使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发展速度也远远落后于内地。

  艾克拜尔·吾甫尔则认为恐怖活动影响了喀什的经济发展:“八五”、“九五”期间,由于恐怖分子捣乱,社会不够稳定,喀什地区的经济增长只有百分之五点多。“十五”期间,喀什地区社会稳定,经济增速都在百分之十二以上。2007年,喀什经济增速竟高达31.5%——稳定被艾克拜尔·吾甫尔认为是重要原因之一。

  对地方政府来说,与外界普遍关心的反恐相比,经济发展显然才是“主旋律”。他们不能容忍恐怖活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同时寄希望于经济发展以及给普通人带来的实惠来对抗境外组织的诱惑。这一点在官方报道中反复出现。

  张健在与《中国日报》谈论反恐时称:“人们加入他们(恐怖组织)是因为得到更好的生活和未来的承诺。我们注意到加入恐怖组织的本地人减少了,自从生活水平改善之后。”

  但时至今日,民族与宗教的情结依然在一些人心中纠结。2008年10月,公安部公布了《第二批认定的“东突”恐怖分子名单》,8人中仍有4人来自喀什地区或与喀什市近在咫尺的阿图什市(隶属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

  一名喀什居民委婉地说:“国家太大了,不好治理。”另一位喀什穆斯林则称:“如果有人打着民族的旗号(使用暴力),我一定不会跟。但如果有人打着宗教的旗号,我或许会困惑。”这名穆斯林称,他能够很容易地听到来自境外的声音。

  而在1990年巴仁乡暴乱中发生伏击战的地方,一座小桥,甚至会有人去拍照留念。

  前述喀什公安人士称,新疆问题非常复杂,其中的一点就是,恐怖活动与富裕程度并不完全相关。许多穷苦的维吾尔族农牧民坚决反对“三股势力”;一些分裂组织的暗中支持者,恰恰是在经济发展中富起来了的人。

  在官方的报道中,前述举报了5名恐怖分子的村妇对恐怖分子们说:“现在孩子上学不要钱,农业税没了,看病也可以了,这么好的日子不好好过,你们要干什么?”

  但恐怖分子的回答是:“再胡说,我就杀了你!”

关注喀什文物命运——被忽略的经文学院和清真寺

  被遗弃的自治区级重点文物保护牌匾

  喀什市第一小学院子里残存的皇家经文学院

喀什最早的清真寺,欧尔达西克清真寺。一座被脚手架和绿色防护网包裹的正在施工的楼房旁,缩着半截斑驳的土墙。一把铜锁锁住了土墙靠近工地旁断壁的红门。红门上钉着一小块“平安清真寺”的铭牌。

  在恰萨老城欧尔达西克路上,阿里木江试图向别人解释这是喀什最早的一座清真寺,比数百米外著名的艾提尕尔清真寺整整早了4个世纪。

  透过工地的大铁门,工地深处是被拆了一半的礼拜厅曾经华丽的木柱,以及旁边土墙清晰的断裂口。

  多出的400年历史,没有为它带来显赫的地位,却像是覆盖它的流沙。今天政府无意于去发掘,倒是有意封存这份久远的光荣。

  欧尔达西克清真寺建于10世纪前后统治喀什的喀喇汗王朝时期,曾经驰名于中、西亚伊斯兰世界,是当时重要宗教、文化中心。12-13世纪间,伊朗诗人赛义德在此礼拜、交流。1961年,中国工程科学院将其列入古代中国建筑典范。

  十七世纪上半叶,赛义德王朝苏丹阿不都拉汗紧邻欧尔达西克清真寺,建造了皇家经文学院。解放初期,欧尔达西克清真寺占地1300平方,周围一公里内聚集了皇家经文学院等近十个经文学校。赛义德王朝崩溃之后,“皇家”的名称保留下来,经文学院长期作为新疆文化教育中心,学员来自全疆以及中亚部分地区。

  阿里木江小时候曾在这里的经文学院学习过。此时的经文学院除了宗教课程,还教授阿拉伯语语法、逻辑、数学、医学、天文和化学。

  阿里木江认为自己有可能是喀喇汗皇族的后代。因为如今的恰萨老城,曾经是喀喇汗王朝的皇宫所在地。

  今天的皇家经文学院的铭牌,在“大力支持老城区改造工程”的横幅之下,委弃在喀什市第一小学院落的杂物里,几成废铁。首尾相连的三排古老教室,失去了“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一保护证。

  紧邻的欧尔达西克清真寺,解放以后被活生生的一次次拆除又封存起来,终究风光褪尽。1966年,欧尔达西克清真寺被当做“四旧”,拆除了大门、台阶、尖塔和拱顶后封存。4年后,喀什市公安局等单位再次拆除了清真寺的尖塔、阳台和大门,并再次封存。第二年,街道办入驻。  文革结束后,喀什宗教界、文化界不断上书,要求街道办退还所占清真寺面积。申请书上布满了喀什历史上著名诗人、学者和宗教人士的名字,提到了宗教界的两个尴尬:

  199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古丝绸之路文物考察团一行160人来喀什参观艾提尕尔清真寺。考察团询问,伊斯兰教在新疆约有1000年历史,艾提尕尔清真寺仅500年。那么,

1000年前喀什有没有清真寺?那时候的喀什人在哪里做礼拜?这一问题令地方人士感到羞耻。

  另一尴尬是,1990年代初,来华访问的时任伊朗元首哈迈尼·拉夫桑贾尼曾提出去欧尔达西克清真寺访问,但该寺以卫生条件差为由未予批准。

  反复上书之下,官员们多次当众承诺归还,但从未兑现。今年4月以来,上书者们再次紧张起来。来自多位政府官员的消息称,博弈多年之后,拆除清真寺以及皇家经文学院的规划,最终获得上级批准。上书者们认为,对欧尔达西克清真寺和皇家经文学院的拆除,比对老城的拆除更加“别有用心”。

  在此之前,喀什已经消失了大量文物。1983年,喀什市第一次考察制定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43个,到2000年,减少到了28个。一位喀什老城居民疑问:“那么多朝代没有拆,不能今天拆光了吧,怎么向后代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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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fish
    2014年3月2日22:15 | #1

    “对少数民族中的犯罪分子要坚持‘少杀少捕’,在处理上一般要从宽。”-“两少一宽”让普通平民成了共匪的替罪羔羊,TMD,这帮死共匪也是死有余辜之徒

  1. 2014年3月3日10:09 |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