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锋:中国高风险社会需要何种价值观

  人欲之大,蛇吞象。吃饱了肚子,还得让心灵感觉到意义,所谓身心健康。

  然而,身心健康,实在不易。在一个快速涌动、炸裂的风险社会中,身体消耗太大,心灵也雾霾丛生。如此境况,活着就是受罪,仿佛印证了佛家箴言。用作家阎连科的话说:“今天的社会最不稳定的是所有的人心,每个人的内心都极其分裂,人性的崩溃已经到了边缘。”用官方学者的话说,今天的中国进入了一个极度不公正、高风险的社会。

  人心分裂、不公正、高风险的社会,为每个中国人设置了一个生存的背景条件。

  在这里,你可以看到政府公信力的下降,就像政府长了一张丑陋的脸,怎么都不想看它,即使它做了好事,也不喜欢它。因为曾经被它欺骗、欺压、推诿的经历还留有阴影。因为政府的手伸得太长,管了不该管的事情,拿了不该拿的钱,使市场的自由、个人的权利、法治的尊严蒙羞。比如,当市场人士凭借才智搞了个余额宝、理财通,帮助个人多拿点利息时,政府方面的人士立刻站出来说,这危害了国家的经济安全。“大帽子”老是乱扣,谁喜欢这样的人、这样的政府?

  在这里,你可以看到私人信用成长坎坷。在市场化的社会中,自私成了光明正大的价值。为了自我价值的最大化,不惜运用人情关系网和潜规则,把金钱作为衡量价值的根本标准。一栋房子值多少钱,一辆豪车值多少钱,一幅名画值多少钱,一件古董值多少钱,一个项目投资多少钱,一个课题申请了多少钱,一个新娘值多少钱,和一个女人上床值多少钱等等。为钱而不要信用的事情常有,在街上扶一个摔倒的老年人起来,都害怕。有些人为名利,上了春晚的舞台,都假唱。有些人为了个人升官发财,可以把公权力用到极致,可以用“诗情画意”彰显自己无比丑陋的贪欲。金钱欲望之河,如脱缰野马,直有冲破堤岸、淹没一切的架势。

  在这里,你可以看到滚雪球般的发展陷阱。官员意志的高度膨胀,可以勾画出光亮耀眼的发展政绩清单和深不见底的黑洞。比如,在城镇化过程中,小山村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变成小城镇,然后变成县城、城市、大城市、超大城市的一部分。从中,你能看到,满口道德仁义的官员与全心全意为自己服务的官员并存,欧洲风情小镇与“鬼城”并存,卖地收入的大头被政府拿走与被拆迁户的冒死维权并存,名胜古迹与藏污纳垢并存,念MBA的和尚与怀抱美女的和尚并存,没穿衣服的“国王”与众人的逢迎拍马并存。这个过程中,性欲的亢奋,人心的沦落,现实的荒诞,卑微的灵魂,都尽显无疑。

  在这里,政治语言、商业语言与大众语言,各走各路,互相之间都听不懂对方的话。比如,政治语言说,扫黄打非是一件事关全局工作的战略性部署;商业语言说,小姐是市场经济的润滑剂;大众语言说,笑贫不笑娼。政治语言说,特定、不特定人群聚集在一起维护自己的权益,引发负面影响,叫群体性事件;商业语言说,大量职工聚集在一起向老板叫板,叫不好好工作;大众语言说,那么多人聚集在一起,一定是发生了大事了,群众肯定吃亏了,这叫老百姓维权事件。

  在这里,公权力强烈推崇的一元化与公民社会向往的多元性之间,碰撞出激烈的火花。只讲义务不讲权利的公权力,以大局利益、团体利益、集体利益为最高追求,压制个人的权利意识的成长,已经在这个国家的土壤中存活了数千年,至今还有旺盛的生命力。好在“80后”、“90后”在开放年代吸收了符合文明潮流的自我意识,他们以自我选择的能力和行动证明着自我意识,符合人性,符合社会需要。为了自我意识的存活和崛起,青年人必须和高高在上的公权力作斗争,重新塑造合法的利益博弈规则,建设一个能保障个人权利的公民社会。

  在这样一个风险社会,要活着,就得调整身心的状态。对付身体的病态,有两句话:管住嘴,迈开腿。而对付心灵的病态,就得靠价值观的引导。

  人心多样,价值观也必须多样,才能各取所需。作为执政者,显然在多年前就看到了这一点,忙不迭地推出了一个核心价值体系,可是,内容太多,中看不中用,人心的需求还是得不到满足。执政者不会轻易承认错误,不然就会损伤威信,于是,就用隐晦的方式提出了24字的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24个字的内容,还是有点太多。但是,这也说明,执政者也明白,今天的中国是一个多元共存的社会,提出多种而不是一种价值观,供各个层面选择使用,也是大势所趋。

  官方解读这24字,涵盖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貌似面面俱到,然而理解各有不同。比如,站在国家层面理解富强,就可能是超强的政党控制力+超强的经济实力+超强的科技实力+孔子学院的软实力;站在社会层面理解富强,就可能是政党工具化+中性的经济实力+有节制的科技实力+社会稳定发展的软实力;站在个人层面理解富强,就可能是保障个人自由的政党+个人的财务自由+个人兴趣激发的发明活动+个人追求自由平等权利的软实力。站在不同的层面,解读不同的关键词,还会得出许多不同的搭配。

  不同的解读,体现价值观的多元,也体现出价值观内部的诸多矛盾。再比如,执政者老是高喊“爱国”。然而,各个层面对此的理解并不同。执政者希望的“爱国”,是爱党、爱政府、爱人民;企业家希望的“爱国”,是爱自由、爱市场、爱利润;公民希望的“爱国”,是爱自己、爱自由、爱平等。爱国的前提是,这个国家为这个执政者、企业家、公民提供了什么保障性条件,比如遵守宪法、法律、法规的规则性条件,以及保护他们基本权益的实践性条件,如果这些条件都不具备,他们还会爱国吗?有些人士可能还会反问:“我爱这个国家,可这个国家爱我吗?”爱不是单方面的义务,而是相互之间的关爱,更是相互之间的温暖与保障。爱是合法自私与无私奉献的统一体。

  解读不同是一方面,不同意核心价值观的内容是另一方面。

  有人说中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只有一条,这就是公正。从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属性上说,这是正确的。然而,公正得有基本的经济基础、文化基础、生活基础。不然,公正就可能沦为毫无生命力的口号和授人以柄的丑陋标签。

  又有人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8个字:公正、民主、民生、和谐。这8个字显然是生硬地与资本主义社会对比之后的产物。事实表明,资本主义社会的公民并非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不然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官员、企业家、公民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资本主义国家出生、学习、生活、定居了。社会主义的人民并非生活得很幸福,也可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姓资姓社”的对抗性心态决定了某些人的价值观,这与之提出的“和谐”价值观也有内在的矛盾和冲突。

  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是一种公民自发演进、总结出来的根本准则和行动标准,不是某个政党、组织强行推进能达到效果的。特别是在风险社会,如果推行不好,还可能会加剧社会的断裂和冲突。要想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有点效果,就看看人心都在向往什么,心灵的底色是什么,心灵的安全感在什么地方,人性的本质是什么。在此,做一做公民素养培育方面的功课,让公民的权利受到切实的尊重,让公民的行动有法治规则可循,应该会让身处风险社会的人“心安理得”些。

  刘锋为法学博士,独立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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