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的人生还有盼头吗

童大焕

2014年2月8日,我收到一封这样的邮件:“童大焕老师:今天晚上编辑部闲聊,说起82年生人的苦逼之处:婴儿潮爆发,上学要挤,找工作要挤,买房子要挤,这里面差了一步都不行。但是再看90年代末期生的人,父母都是70年代人,现在已是社会中坚,90末生的人生下来就条件优越,令人羡慕!您说说,我们80年代初期生的人,在将来还有盼头吗?谢谢!”

2月10日,过完周末才看到邮件的我给了一个简要回答:“这个问题我还真没想过,只觉得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苦和难。“80后”、“90后”应该都是独生子女一代,差别就在于他们的父辈了。但是研究证明,父子代际传承率基本上只有40%,还是靠自己最靠谱。前几天在专栏上撰文《谁掌控了阶层固化的密码》(笔者注:后来发表时编辑改标题为《阶级与财富,一切都是命中注定?—— 阶层固化的症结所在》)可以参考。除非遇到战争和20世纪那种某某主义运动,否则总体而言,是一代人要比一代人日子更好一些。按理,每一代人都应该有自己的巅峰和低谷时代。这个回答我自己都不是太满意,待我仔细查一查看有没有什么数据和调查再说吧。这两天没上邮箱,迟复为歉。”

现在,我用年龄计算加上大历史事件回顾相结合的办法,来分析“80后”和他们父辈的经历,试图给出一个相对靠谱的答案。

我把分析对象放在了整个“80后”群体,即1980年到1989年出生的人,2014年他们的年龄在25岁到34岁之间。他们的小学中学大学,都平淡无奇,正常而幸福地度过。平淡的历史是幸福的历史。从他们22岁正常大学毕业、或者初高中毕业跨入社会开始,似乎也没有什么特别值得书写的年份。如果非要说有什么特殊年份,则不外乎是1998年(这一年“80后”群体最大年龄为18周岁)城管制度的建立、国企改革和房地产市场化,3项制度变革使他们进国企更难了,买房更难了,甚至连街头摆摊也更难了。但这一点,90后和更往后的00后们也需要平等应对。所以,这对他们来说,不应该算什么特殊性。

再把眼光放到他们的父辈。以22岁到35岁为比较大众化的生育年龄计(越往中间人数越多,越往两头比率越小),他们的父辈应该在1945至1967年之间出生,也就是几乎和共和国一起成长的那一代人。那么,他们的父辈在与共和国同呼吸共命运的过程中,又经历了什么大事件呢?

1949年到1976年各种政治运动频繁的当口,他们的父辈总体而言年纪尚小,其中一部分遭遇了红卫兵运动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学业荒废;

1977年恢复高考,这批人年龄处在10到32岁之间,即使最后参加了高考和上大学等深造,当时的名额也相当有限,相当一部分人丧失了高考机会;

1978年改革开放,这批人年龄处在11到33岁之间,多数人抓住了青春的尾巴;

1980年开始独生子女政策,因此“80后”和“90后”、“00后”城市孩子相当多都是独生子女,这个没有多大特殊性;

1989、1990年,“80后”的父辈正处在22至45岁之间,正当大学毕业年龄的群体囊括其中;

1998年国企改革和城市房地产市场化,3200万国企职工在没有任何保障、缺乏足够技能和培训的情况下下岗待业,“80后”的父辈当时年龄在31岁到53岁之间,40、50岁上有老下有小、人生最艰难时期下岗待业的夹心层尽在其中;

2000年,千禧年,大家赶趟儿生孩子,但那已经是00后新一代,和“80后”无关了。这一年出生的孩子除了上学、就业比较挤之外,基本没有大的影响。再往后,日子像流水一样平静。没有什么值得特别书写的年份。

具体到1982年出生的“80后”,他们的父辈基本上生于1947到1960间,除了1989年那段历史和他们没有太直接的关系以外,其他方面和其他“80后”父辈的遭遇几乎都是一样的。

这样平均算下来,像我这样1968以后出生到整个1970年代出生的人,是共和国历史上、乃至近现代中国200年历史上首批最幸运的一代人,在长达几十年的和平年代平静学习、思考、工作,没有战争也没有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市场慢慢发育和进步。我们收获财富和果实。我们的后代,也就是90后和00后,如果我们这个时代能够给他们创造更自由更公平的市场环境,那么他们将是更为幸运的一代又一代。

相比之下,从共和国成立之初到1960年代中叶以前的这一两代人,以及他们的后代即今天已经步入社会的“80后”,确实是饱受牺牲和排挤的一代。1950年代及以前的人们,亲身经历了各种失学、贫穷、苦难与无休止的政治运动;而“80后”的一部分,则是父辈们一生都处于各种政治和命运动荡中,几乎没有任何恩荫可以为他们的前程鲜花铺路,虽然他们也处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相对自由和平年代,但一切要靠他们自己白手起家,不像90后和00后,有更多父辈的积累与资源——不论是财富资源、知识资源还是社会关系资源。

这也给我们一个深刻的启示:如果社会没有和平的环境,总是在各种运动和斗争中挣扎,直接受影响的不仅仅是身陷运动漩涡的当代人,也有他们的直接后代。一代人创造了和平、自由、富足的环境,必将把直接的成果和间接的知识荫及他们的子孙后代。

当然,情况没有那么悲观。因为这是个由“80后”自己提出的议题,也难免先入为主地掺杂了他们这个群体的“自我利益”成分在。在这个议题的背后,有4个方面的因素不能不考虑:

第一个因素,是“80后”以及他们后来的“90后”、“00后”,比起他们前面的40、50、60、70后都面临着更多、更大、更直接的物质利益诱惑——这其实也是拜改革开放和平发展所赐。像我这个1968年生人,1990年大学毕业后在地级市工作,起始月薪也就140元,能养活全家并且赡养老人就是最大愿望。1994年结婚,买了台彩电,没有冰箱没有洗衣机没有空调。写稿一开始靠手写邮寄,后来传真,1997年才买了第一台拼装电脑、用上了电子邮件,很迟才有传呼机,后来才换成了手机。我身后的70后,物质条件也差不多。

“80后”的一代开始,中学大学时代就用上了手机、电脑,他们面对更富足的社会,有更多的物质需要追求、更多的生活需要享受。

第二个因素,是从1998年开始,中国的城市化浪潮正式被城市住房私有化助推,城市化加上住房私有化,“80后”开始的一代,不像1968年以后及70后一样从哪里来回到哪里去,因此住房的压力比60、70后更直接更迫切。综合第一个因素,在某种程度上来说,“80后”的一代也是物质欲望大幅度提前的一代。而比他们前一点的60、70后,很多人毕业后回到故乡,名义上有福利分房(虽然事实上遥遥无期最后终至于无,但心理安慰是有的),不像“80后”一样迫近和焦虑。但真实压力一点不少。我毕业12年后回到北京,一家3口同样只凑足通州一套3居室的一半首付,那时首付还只需2成。我父辈那一代三四十年代出生的人更惨。我父母在老家农村盖房不算太落后的,也只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上初中时才盖了个单层80平米左右的两层土坯房,那时他们已年近五十,又过了几年才把二楼铺上楼板,再过几年才把墙壁全面粉刷上石灰膏。而90后、00后,的确开始有了相当多的人,有了父辈给他们的积累。

但事实上,和“80后”一样,站在城市化、住房私有化同一起跑线甚至站在他们身后的人,还有更大规模的97%的农民群体,他们中不仅包括“80后”,甚至还有60后、70后、90后、00后。因此,“80后”也不必太顾影自怜。

之所以“80后”普遍觉得自己命运苦逼人生悲催,相当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站在中国快速城市化浪潮的第一波上,刚走上社会就迎面相撞。而包括中国在内第三世界国家这一波城市化浪潮,比历史上任何一个西方发达国家都来得快来得猛,西方国家用了100年时间正常发展的城市化,我们将会用30年时间就完成(这也是客观规律所致),何况我们有1978年前近30年的政策逆城市化,今天市场规律会让其“补课”,所以面临的地域房价落差会非常大,心理冲击也非常大。

第三个因素,是和谁比的问题。“80后”们拿自己和身后的“90后”、“00后”相比,而且是“90后”、“00后”中一部分能够享受到父母恩荫的人相比,自然天生条件会落后许多。但如果把他们和他们前面的40后、50后、60后、70后相比,是不是优越许多呢?同时把我们语境中的“80后”和他们同时代“80后”中的农民群体、更后面时代的90后、00后中的农民群体相比,是不是同样优越许多呢?答案是肯定的。

第四个因素,上述说到的“80后”父母一辈遭遇的各种政治运动和失学下岗,只是这个群体中的一部分,并不是全部。因为国有企业的就业成分始终只占少数。倒是学业荒废成为整整一代人的硬伤,但真正的学习是一生的功课,也远非课堂所能囊括。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事业和使命。今天,即使是曾经直接遭遇过各种不公命运、荒废过各种青春的40、50、60后,也就是“80后”的父辈们,也已经纷纷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并且通过自己的努力,许多人白手起家逐渐拥有了自己事业和财富。

如果是这样,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与其抱怨命运的不公,不如扼住命运的咽喉。人人生而平等,但天生的平等只归梦想,真实的社会人人都在枷锁之中。同样是人,生在澳洲的享有自由安全的呼吸与食物、享有与生俱来的各种社会保障,生在“咱们这儿”的要忍受灰霾等污染;同样的中国农民,在城市化背景下,生在荒郊野岭的自生自灭,生在北京近郊的一出生就是百万千万富翁。

我们不能选择自己的出身和时代,但是我们应该决定我们的现在和未来——那也是我们孩子的未来!那就是努力,让国家变得更自由,更和平,更平等公正,让蓝天白云再现;让我们自己变得更有尊严,更有权利,更有财富,让心灵开放眉目清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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