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伟:80年代政治改革系列谈(4-5)

吴伟:80年代政治改革系列谈(1-3)

邓小平为什么重提政治体制改革?

1980年“波兰团结工会事件”发生之后,邓小平就没有再过多关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而是把着眼点放在经济改革上。但到了1986年,他却再次开始大声疾呼:政治体制改革不搞不行,并果断启动了改革方案的研讨和制定工作,这其中的原因何在呢?

从根本上说,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和契机,来自从1980年代初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

今天的人们都已经知道,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是改革传统的计划体制模式,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但中共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有一个形成过程的。1980年代前半期,计划和市场谁为主谁为辅,是计划经济还是商品经济,是中央高层、也是理论家们争论的核心问题。

“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是中共元老、号称党内经济专家的陈云的基本思想,并得到了1982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大的肯定。当年12月的全国人大五届五次会议上,“国家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被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总纲。

当时担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就其思想认识说,是支持搞商品经济的。但要改变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必须获得党内元老们的支持,谈何容易?为了让党内接受自己的主张,赵紫阳采取了在具体问题上做文章的办法,按照时任国务院总理秘书鲍彤的说法,叫做“跪着造反”。

1984年初,中央确定在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上要通过一个《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统一全党思想。起草组开始起草时,总是跳不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圈子。几次起草出来的稿子邓小平、胡耀邦都感到不满意。于是赵紫阳建议,可以写成“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参见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第163-164页)

据吴敬琏回忆,赵紫阳与时任国务院经济技术研究中心总干事的马洪在一次谈起中国经济改革目标时,马洪提出应当用“商品经济”的提法。赵紫阳就请马洪写出一篇文章送给“老同志”们看看。于是,马洪请社会科学院的研究人员周叔莲、张卓元起草了一篇题为《关于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再思考》的文章,吴敬琏也参加了修改。不久马洪将文稿印送几位党内元老,没有人表示不同意见。(参见《吴敬琏访谈》,载2008年8月30日《经济观察报》)

为了把这个关键性问题尽早确定下来,在得知马洪的文章“探路成功”后,赵紫阳于1984年9月9日给政治局常委胡耀邦、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写了一封题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中三个问题的请示》的信。在谈到计划体制时,赵紫阳说:“各项改革都牵涉到计划体制,这是经济体制的核心。”他建议把计划体制作如下概括:中国实行计划经济,不是市场经济;计划经济为主不等于指令性计划为主。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都是计划经济的具体形式;指导性计划主要用经济手段调节,指令性计划也必须考虑经济规律特别是价值规律的作用。信中赵紫阳明确提到: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要通过价值规律实现,要运用价值规律为计划服务,应该把两者统一起来,而不要把它们割裂开来或对立起来。(参见吴伟:《中国80年代政治改革的台前幕后》第48-49页)

鲍彤曾对笔者回忆说,这封充分体现了赵紫阳政治智慧的信是赵绞尽脑汁,自己一个字一个字亲自写的,没有要秘书,或是其他任何人代笔。

9月10日,邓小平在这封信上批示:“我赞成。这个文件可印发三中全会,连同体制改革的决定,一并讨论。”9月13日,陈云复信:“紫阳同志:你提出的三个问题,都是当前我国经济工作面临的重要问题,也是对这几年城市经济改革经验的总结,我完全同意。关于计划体制的四层意思,合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9月15日,李先念复信:“紫阳同志:你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中三个问题的意见很好,概括了这几年改革的经验,提出了今后改革的方向和原则,我都同意。”

这样,赵紫阳的主张在元老们那里过关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提法和信中的四项内容顺利地写入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当年10月文件通过后,邓小平说:“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83、91页)

那么,这时说的“商品经济”与后来说的“市场经济”是什么关系?对此,赵紫阳曾有过明确的说法。鲍彤后来对笔者回忆说,1987年底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列席会议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洪问赵紫阳:“商品经济跟市场经济到底有没有区别?”赵紫阳明确回答说:“根本就是一回事!我们说它是商品经济,是因为有人不同意讲市场经济,阻力太大,没有承受能力。所以,我们改个名字,叫做商品经济。”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通过,在实际上冲破了所谓计划经济的束缚,把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确定到建设商品经济上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从农村进入城市,进入了经济的各个领域,改革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

但在经济改革过程中,改革者们逐渐发现原有的政府管理体制成为改革的巨大阻力。如在旧体制下,国家计委基本上就是一个“小国务院”,整个国民经济资源的配置、资金的调配、产品的定价与分配,都须按照计委制订的国家计划进行。既然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就是改变原有的计划体制,逐步建立起商品经济新体制,就必须解决计委这个计划经济的核心堡垒,同时需要撤销行业经济管理部门,实现整个政府经济管理职能的转变。这既是经济体制改革问题,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

对此,赵紫阳态度十分明确。有一次,他请时任政治局委员、国家计委主任姚依林到他家里谈天,赵紫阳问:“经济体制改革是改什么的?”姚依林“啊——”了一声。赵紫阳笑了,自己接着说:“经济体制改革,是改你们计委的。”(《鲍彤文集》,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版第186页)

胡耀邦也认为经济改革的关键是要解决计委的问题。1986 年有一次在专列上,胡耀邦对副总理田纪云说:“中央两大综合部门,党中央这边是中宣部,国务院那边是国家计委。中宣部这边问题解决了(指朱厚泽取代了邓力群任中宣部部长),你去跟紫阳同志说说,早下决心解决计委的问题。”(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2010年12月修订版第160页)

把经济改革看作是自己的“旗子”的邓小平同样也发现了政府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这就是原有的高度集权的经济管理体制和党政机构,特别是国家计委、各工业部委,很多情况下是体改委在那里搞放权,他们在那里就搞收权;表面上说的是简政放权,实际上却是阳奉阴违。邓认为,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进行下去了,必须同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否则,经济体制改革就难以为继。

从1986上半年开始,邓小平在内部讲话和同外宾谈话中,开始反复谈到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仔细分析邓小平这些谈话,可以发现,邓此时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想法,与他1980年在反对封建主义影响基础上提出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已经有了重大差别。他虽然也提到了民主的问题,但并不是以此为重心,重心是行政改革。

邓认为,政治改革的目的是调动群众积极性,提高效率,克服官僚主义。其政改的内容首先是党政分开;第二是权力下放;第三是精简机构。这些确实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但应该说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即行政体制改革。关于发展民主,开放言论,保障公民基本权利,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等诸多题中应有之义,邓都没有涉及。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变化?回顾1978年思想解放运动以后邓小平对社会上民主宪政运动态度的变化过程,可以看到,当以邓小平为首的元老派领导人刚刚被从文革中解放出来,还没有在党内取得稳固的主导地位的时候,他们需要发动群众,需要在伦理道义上掌握主动,也需要有更多的讲话机会。这个时候,他们需要讲民主,讲思想解放。但是当他们的政治主张逐渐在党内占据了主导地位,他们在中央高层的政治地位也逐渐稳固并掌握了最高权力之后,特别是当他们看到“西单民主墙”和“北京之春运动”足以威胁到共产党的统治,看到“波兰团结工会事件”对波兰、对苏联东欧各国共产党的统治会造成影响的时候,他们对在中国发展民主产生了一种惧怕心理,“稳定”成为他们的第一诉求。

这样,当迫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邓小平不得不再一次提出搞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他们不可能像当时苏共领导人戈尔巴乔夫那样,以民主和公开性作为改革的旗帜和基本诉求,而是要尽量避开“民主”这个政治敏感点,把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尽可能限制在行政改革的范围内。

邓在1986年重提政治体制改革,还有一个“国际大气候”的背景,即上世纪70、80年代那场世界性的民主大潮,和80年代苏联东欧各国进行的民主化改革。其中1985年戈尔巴乔夫担任苏共总书记以后提出《改革与新思维》,提倡民主化和公开性原则,对中国影响也比较大。对此,政治学者陈子明曾经评论说:“当时,美国《时代》周刊把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选为封面人物,戈尔巴乔夫后来居上,鼓吹‘新思维’和‘公开性’,获得世界舆论的好评,邓小平有心要把他比下去,夺取世界‘改革先生’的第一把交椅。”(陈子明:《“改革开放”三十年:从亢奋到疲顿》,载《共识网》)是不是如此,笔者不敢下定论。但是,苏联、东欧诸国进行政治改革的一些理论、做法,借此作为正面的经验被介绍到中国来倒是真的。那段时间,苏联改革中的民主化和公开性原则,对中国理论界研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确实产生了重要影响。

说中国1980年代的政治改革是在“国际大气候”下发生的,实际上它也是这个民主化“大气候”中的一个有重大影响的组成部分,而且是“社会主义各国”中发展较早、较快的一个部分。如果不是1989年“六四事件”中断了正在进行的改革的话,也许中国能够为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向民主社会和平转型提供一个成功的范例。

与邓小平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相呼应,中央其他领导人也开始在许多场合谈到政治体制改革。其中,在党内外引起广泛强烈反响的,是1986年7月31日万里在全国软科学座谈会上发表的关于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讲话,他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民主,真正实行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

1986年8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政治问题可以讨论》。文中写道:“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公民有言论、出版的自由等,这些在宪法中都有庄严的规定。对政治问题各抒己见,讨论、争鸣,正是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神圣不可剥夺的权利。”这篇文章发表以后,立即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与好评。但是,该文的执笔人、时任《人民日报》评论员的吴国光后来在《赵紫阳与政治改革》一书中谈到,“此文发表后,《人民日报》受到高层领导人的批评,已经准备好的其他几篇评论员文章因此没有见报。”(见该书第42页,注释8)

但风刮起来了。从总的情况看,无论体制内外,对加速政治体制改革的强烈要求是一致的,这一点,与邓小平的主张并不矛盾。虽然在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途径、方式等方面,体制内外的一些人与邓小平的主张也就是与中共官方的调子有许多不同,少部分人还公开打出了多党制、三权分立、议会民主的旗帜。但是,在当时比较宽松的政治气氛下,这种与官方完全不同的政治改革观点,虽然也引起了中共党内一些人的反对,但是还一时没有受到过分的抑制与打击。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研讨仍然在如火如荼地进行。

赵紫阳担纲启动政改方案

上篇提到,从1986上半年开始,邓小平在内部讲话和同外宾谈话中,开始反复谈到政治体制改革问题。1986年6月10日,邓小平在听取经济情况的汇报时,就要求中央书记处“考虑一下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允许用年把时间搞调查研究,把问题理一理,把主意拿好,然后再下手”。(《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64页)

此后,邓小平又多次谈到这个问题。胡耀邦开始动员中央书记处办公室的力量,收集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的资料,研究这方面的问题。

1986年9月13日上午,邓小平听取时任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汇报时,就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再次讲了几点意见。他说,政治体制改革,首先是党政分开;其次是权力要下放,解决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第三是精简机构;第四是提高效率。邓小平强调,不能照搬西方的,不能搞自由化。过去我们那种领导体制也有好处,决定问题快,如果过分强调搞互相制约的体制,可能也有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77-178页)赵紫阳接着说,从最近材料看,对政治改革有三种主张:一是主张搞多党制,改变一党执政;二是主张首先解决权力机关与党和政府的关系问题;三是主张首先解决党政分开的问题。邓小平说,那就由紫阳同志主持议一下。

邓小平的这个决定出乎大多数人意料。按理说,政治体制改革是一项涉及党和国家政治制度和体制的全局性大事,应该由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直接主持,而且胡所主持的中央书记处已经对这项工作有所准备。可耐人寻味的是,邓小平这次却没有按常理出牌,反而把它交给了总理赵紫阳。有人曾经问过赵,为什么要你来搞这个研讨小组?赵紫阳的回答是:“小平同志让我做,我就做呗。”为何如此,目前也没有公开权威的解释,只能做私下的猜测,也许是因为邓在此时已经下决心十三大要胡耀邦下台了。

1986年9月18日,赵紫阳召集拟议中的 “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几位成员开会,研究如何开始研讨工作。这次会议,宣告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案设计工作在赵紫阳的主持下正式启动。时任总理办公室负责人、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的鲍彤列席了这次会议。会后,赵紫阳给邓小平和中央常委写了一封信,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成立中央政治体制研讨小组,成员为五人,赵紫阳、胡启立、田纪云、薄一波等四人;另外加上彭冲,因为彭冲是主持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的副委员长。

第二,这个小组定名为‘研讨小组’,是因为它不是权力机构。研讨小组的职责是:为政治体制改革探讨思路和设计蓝图,提供中央政治局常委决策。要在明年10月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前,把有关政治改革的头绪理清楚。

第三,在小组下设办公室,人员力求精干。办公室应当组织一批人认真地阅读材料,自己也应该认真阅读材料,并选择其中最重要的材料向小组推荐。应当有计划地召开一系列座谈会,自己也要座谈,并把议论的主要内容向研讨小组报告。

第四,办公室由鲍彤、严家其、贺光辉负责。负责人以后还可以增加,但不超过七人。授权办公室挑选10到20名有研究能力者组成工作班子。将来确定专题之后,再组织专题研究班子。

第五,办公室成立之后,即应紧张工作。在最初的1个月内,要搜集国内外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各种议论,提出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涵义和重点的基本看法。研究的着眼点应是:一、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二、有利于加快我国的现代化建设。”

这封信是赵紫阳在会后委托鲍彤起草的。据鲍彤对笔者回忆,赵紫阳当时还和他说:“原来这个小组的名字叫‘中央政治体制改革领导小组’,是我建议还是叫‘研讨小组’好。我们这个小组只研讨,不决策。”

10月4日,鲍彤召集小组办公室的几位负责人开了一个办公会,研究了各方面的具体工作,商定由各方面推荐研究人员。10月6日下午,研讨小组的成员胡启立、田纪云在中南海听取了鲍彤等人所作的研讨小组办公室筹备工作的汇报,并对办公室的工作方式和研究进度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10月7日,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召开了组建后的第一次全体人员的会议。除了几位负责人外,有借调到位的六名研究人员参加。这时,笔者因在中央党校读研究生期间曾对政治改革问题有较多接触,经曾担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的陈一谘推荐,也加入了这个团队,并在这次会上第一次见到了名闻已久的鲍彤。

在这次会上,鲍彤首先宣布了研讨小组办公室正式成立。在介绍了研讨小组的组成和任务之后,他说,紫阳前几天在研讨小组成立的会上说,“这件大事解决了,可以去见马克思了”,可见他对这件工作的重视程度。今天宣布办公室成立,要立即展开工作。这个办公室,从现在开始到明年“十三大”,生命大概只有短短的一年时间,我们要拿出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意见,起草出文件,并经中央政治局、中央全会通过,提供给“十三大”,时间紧迫。

鲍彤还说:研究可以无禁区,但是宣传有纪律。政治问题很敏感,我们要强调保密。紫阳讲了要“滴水不漏”,因为我们现在是中央正式的研究政治体制改革的班子,如果中央还没有决策就泄露出去,会造成党内社会上的混乱。谁泄露出去谁就要负责任。

中央政改办的工作地点,设在了北京地安门西大街38号,中央办公厅招待所(现金台饭店旧址)。刚开始时,研究人员包括我在内,只有七个人,其余六人为孙方明(来自中宣部,原任朱厚泽部长秘书)、吴国光(原人民日报评论员)、迟福林(原国防大学教师,中央党校研究生)、吕长春(原国务院办公厅工作人员)、李丹钢(原中央办公厅调研室工作人员)、周大力(原北京市委研究室工作人员)。另有陈一谘、陈福今(原中央办公厅调研室工作人员)负责日常组织工作,起着秘书长角色,鲍彤合称他们为“二陈”。

中央政改办全室工作人员划分成联络、信息、秘书和行政四个组。笔者所在的秘书组负责编发两种内部刊物。一种是对中央高层的,叫《研讨情况》,由鲍彤亲自签发,到研讨结束时,共编发了80期。另一种是对内作为研究参考的,叫作《内部资料》,由“二陈”签发,前后共编发92期。

政改办第一阶段的工作,就是集中力量,收集和研究国内外各种议论,提出对政治体制改革涵义、重点的初步看法。

从10月10日开始,政改办连续密集地召开各种座谈会。据笔者的记录,在第一阶段研讨的一个月时间里,由中央政改办主办的各个方面的座谈会共8次,11个半天,到会并作发言的有官员、学者、基层干部等各方面人士近百人次。另外,还派出有关人员参加了外单位的几次座谈会。吴国光在他的书中记述说:“每次座谈会之后,政改办都整理出相关的材料,上送中央研讨小组和中央政治局常委。用周杰(时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话来说,这是‘给领导下点毛毛雨’,让他们逐渐了解社会各界对于改革的看法,熟悉有关政治改革的设想。”(吴国光:《赵紫阳与政治改革》第72页)

在这段时间里,政改办还坚持在每周的二、五下午召开内部例会。每次例会都事先确定一到两个主题,到会人员以座谈的形式发表意见。讨论没有什么框框,也不分上下级,可以插话、争论,有时候甚至会发生小小的辨论。

针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涵义”这个题目,鲍彤数次发表了他的看法。他说,我国政治体制改革要解决的一个根本问题,是实现从革命体制到建设体制的转变。建国37年来,这个转变并没有完成。1954年宪法,1956年八大决议,都没有预料到几年后发生文革,为什么?就是没有看到,也没有实现从革命体制向建设体制的转变。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但也没有提出这个转变。革命体制最根本的特征是什么?是高度集中,是群众运动。我们现在所有的体制都带有十分浓厚的这种色彩。现在必须实现从武装斗争、群众运动的体制转到正常的建设体制上来,使社会的每个细胞都能发挥它的功能。在这个意义上,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对我们的政治体制自我重新认识。党要重新认识,政府也是这样。

在最初的几次例会上,大家重点围绕“政治体制改革的涵义、目标和重点”进行讨论。关于涵义,大家的认识逐渐集中到鲍彤提出的“从革命体制向建设体制转变”这个提法上来。还有人提出了党要“实现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问题,也引起了大家的共鸣。经讨论,这“两个转变”基本上成了大家的共识。关于目标,形成了“远期目标是高度民主、法制完备;近期目标是提高效率,走向制度化”的意见。至于主要内容,大家比较一致的是党政分开,机构改革,干部制度改革;当然也有不同意见,比如有的人提出要从党内民主着手,实现党内生活民主化、制度化;也有人说,应该通过贯彻落实宪法,实行司法独立,新闻自由,保障公民权利,等等。

鲍彤是中央政改办的主要主持者,也是办公室的灵魂。他长期工作在中央最高层领导人身边,对现行体制的了解可以说比我们中任何一个人都要透彻、深刻得多。在研讨第一阶段,他几乎参加了所有的座谈会和政改办内部例会。每次会上,他总是以其睿智的语言和顺手拈来的事例典故,或是引领话题,或是插话补充大家的看法,或者在会议结束时,画龙点晴,对大家的看法作出小结。他的发言,经常会有一些奇思妙想,给大家以重要启发,有耳目一新的感觉,所以,大家都很爱听他的发言。

10月16日的会议上,鲍彤谈的是对中共这个体制的再认识。他说,过去战争年代,我们只有一个中心——党,把其他组织看成是这个中心联系群众的纽带,工作靠的是群众运动。现在我们成了执政党,掌握了国家政权,就要把战争体制、运动体制转变成正常体制。现在我们要的是稳定,是在稳定中的发展。可这个现行体制,它本身就是一个不稳定因素,怎么可能保证社会的稳定、发展的稳定?搞什么都是“大搞群众运动”,用运动的方式、打仗的方式搞建设,这样不行。

他说,在现代社会里,每一种社会组织都有自己的功能,可我们经常是不去用这些组织 (这里说的社会组织,指各党派、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各种NGO组织、企事业单位,直至基层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等等) ,非要自己把它们的事都包揽起来,另搞一套。这些年来,我们是在按照自己的模式去构造一切社会组织,使各种社会组织退化成了一种单细胞动物,从上到下都一个模式,而不是要各种社会组织各有特点,各司其职。社会组织功能的分化本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之一。

他回忆说,1980年他刚刚到赵紫阳身边担任秘书作时,赵紫阳问他,政治中最重要的是什么?鲍彤回答说是秩序。鲍彤解释说,在政治这架机器当中,各种社会组织都有自己的位置,承担一定的功能,运行中必须遵从一定的秩序。这本是常识,而在中国,现在却成了需要启蒙的东西。我看,中国最需要的就是常识,改革就是回归常识。

随着讨论的深入,讨论的议题逐步集中到党政分开上来。许多人认为,现实中的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执政党组织凌驾于国家机关和其他社会组织之上的现象十分严重。中共在各级政府部门中设立党组管理行政事务,党的组织部门直接管政府干部,政法委直接管案子,等等,都是以党代政的表现。邓小平曾说,党政分开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大家对此都有共识。无论说到哪个方面的问题,几乎都可以同党的领导体制挂上钩,都需要首先解决与党的关系问题。所以,党政分开成了后来几次例会的主题。

10月30日的例会,鲍彤在大家的发言之后,对党政关系问题也谈了看法。这个发言,可以说是对大家近来讨论的一个总结,讲得十分精彩。由于讲话较长,本文只摘录其中一部分:

“关于党政分开的涵义。我赞成‘党政分开’这个提法,因为党和国家机关的性质和功能都不同,应该区分开来。它的基本涵义,是把党的领导职能与国家机关治理国家的职能(特别是政府的管理职能)分开,以理顺党和国家立法、行政、司法机关的关系,特别是党和政府的关系,使之制度化、规范化。

党政分开,利弊如何?大家讲了许多利,可否概括为这样几条:(1)有利于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领导威信;(2)有利于国家机关建立正常的指挥系统和提高效率;(3)有利于以此为契机,推动整个政治体制改革。

利弊问题,可以再加深一层,想一想有没有危险?想得严重一点:有没有失去领导地位的可能?说得平稳一点:会不会削弱党的领导?

我认为,削弱党的领导现象,实际上已经发生了。但不是由于党政分开,而是由于党政不分。党委书记直接干预某项目的人、财、物,把自己降到了计委或经委工作人员的地位。党委书记办案,降到了法院审判员的地位。

现在和将来能够从根本上动摇我们党的地位的因素,不可能产生在党外,只可能产生在党内。在党已经执政并成为无可匹敌的政治力量以后,如果党内有腐化、官僚化的因素,如果听其蔓延滋长,那才是最可怕的危险。文化大革命乱了十年,党的主席可以任意处置国家主席,是党外人士搞的吗?不是,完全是党的内部出了问题。产生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根源,就是党政不分,党的权力化、行政化。

讲到这里,需要把‘党政分开’的依据搞清楚。我认为‘党政分开’的基本依据就是‘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具体来说,就是(1)党的决议要通过法律程序,才能成为国家生活的大政方针;(2)党要支持各种社会组织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充分独立的活动;(3)一切党组织、党员的活动都必须既符合党章,又符合宪法和法律。

‘党的领导’这个概念也需要搞清楚。实现了大政方针,就是起了领导作用。比方说,党在政法方面的大政方针是什么?照我看,最重要的是健全法制,法院独立审判,公检法相互制约,大家依法办事,使之制度化、规范化,等等。”

鲍彤的这个发言,还谈到了实行党政分开的有利条件、党政分开的具体内容、具体步骤等问题。会后经过整理,刊载在了政改办上送给研讨小组各成员的内参《研讨情况》上。对后来党政分开的专题研讨,起到了引路的作用,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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