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平: 越禁越危險

2014年3月3日

昆明血案發生之後,有學者發佈媒體報道恐怖事件指南,同行詢問我的意見。我回覆道,「中宣部的禁令,早已經媒體人透露在網路,其要求不僅『嚴格採用新華社通稿』,還具體到『不做大標題不配圖片』。學者指導媒體不要發佈血腥照片云云,那是在假裝中國媒體有報道自由嗎?」

有論者指出,當少數民族遭受欺凌而呼喊,沉默的漢人便可視作犯罪的同謀,因此沒有理由要求與官方區別對待。我不贊同這個說法。想想昆明火車站的那些受害者,有些是正要背井離鄉的農民工,有些是生計艱難的城市平民,他們本身是不公平政策的受害者,怎可為當局的政治行為負責?

但我不得不說,哪些無視甚至掩蓋社會真正問題的學者和媒體人,應該對慘痛的現實負有責任。學者們既然關心媒體報道,為甚麼不對這個問題的前提──言論自由──發出聲音?沒有這個前提,那些報道指南恐怕應該是另外一種寫法吧?

通稿是宣傳而不是報道,即便它掌握了全部的真相和宇宙的真理。言論自由的要義在於多元開放,讓各種來源的消息互相對照和校正。禁止其他媒體發聲,只留一個話筒,無論它說了甚麼,都應該遭到質疑。

我知道,這不過是在重複我於2008年西藏「3.14事件」之後發表的那篇文章的觀點。那篇文章引發軒然大波,改變了我的人生軌迹,中國的民族問題卻依然如故,而且現實更加殘酷,這正是令人痛心之處。

開放討論之所以重要,因為它是所有解決之道的基點。不管宣傳部如何禁聲,人們都在以各個方式談論民族問題。但是,很少有人思考:我們用於談論的資訊都是從哪裏來?如果來源只有單一的官方管道,它能否支撐起我們的思辨呢?

新華社宣佈,「事發現場證據表明,這是一起由新疆分裂勢力策劃組織的嚴重暴力恐怖事件」。現場證據如何支持這個結論?神秘的通稿不肯透露更多資訊。很多人願意相信,部份是因為它「權威」,部份則是看到民族矛盾的激化,可能導致這樣的結果。

無數聲音在鸚鵡學舌地說,現在不是反思的時候,只要譴責、譴責和譴責!我想要說,對於分裂分子,中國從來不缺少政治態度和憤怒譴責,甚至也不缺少嚴厲打擊, 而是基於多方資訊的深刻反思。如果看見很多來自維吾爾族的流浪少年就開始反思,那麼就不會有「7.5事件」;如果「7.5事件」後就開始反思,那麼就不會 有天安門撞橋事件;如果天安門撞橋事件後就開始反思,那麼就不會有前日的昆明血案──那起事件就已經被官方定義為恐怖主義行動,威脅到普通民眾的生命,但 是好像大家都不以為意,麻木不仁。

我並不是說官方沒有掌握資訊並進行思考。官方陳舊的思維模式及利益考量的結果,就是進一步加強打壓。血腥的事實證明,對於普通民眾來說,這種做法加大了風險。幾十年民族政策的失敗,是一個無可否認的簡單事實。

很多人還一再拿美國「9.11事件」作為例子,說當時美國人拒絕反思。首先,美國並不總是榜樣。在「9.11事件」之前和之後,美國對外政策有太多值得反省 的東西。其次,當時美國媒體的確有「同仇敵愾」的傾向,但是這跟中宣部下令用「通稿」完全是兩種性質。更重要的是,學者和媒體人很快進行了反思。這些反思 中國媒體和出版業都有譯作,可是總是有那麼多人視而不見。2003年我在柏克萊大學新聞學院訪學的時候,那裏甚至還有專門研究愛國主義如何妨礙新聞自由的 課程。

新疆問題的確很複雜,但是思考的起點卻可以很簡單──再也不要說甚麼民族優惠政策,他們和漢族百姓一樣,需要的是平等與尊重,需要的是傾聽和理解,需要的是和平與對話。恐怖行為當然讓人感到憤怒,但是當西藏人沒有採用恐怖行為,而是一個接一個自焚進行抗議的時候,你的感受又是甚麼 呢?

那些忽視開放與對話、高喊政府嚴厲打擊的人們,包括居住在新疆的漢人,如果你是普通百姓的話,那麼你應該明白:高壓政策帶來的好處都由權貴收割,風險卻要由你們來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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