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一个角度看中日关系

日本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个问题真难回答,但我知道的当代日本肯定不是被我们长期妖魔化的那个日本。我的第二个学位是外交,并曾长期从事过亚太安全的实务工作,所以还是有一些资本来聊聊中国对日外交。事实上,我七年前还写过一个博客系列叫《冷眼看日本》。

但是七年过去了,尤其经历了烧砸日本车事件和钓鱼岛问题上的反复炒作,我觉得在中日关系问题上更需要用冷眼看一下中国。

本文包括三个部分:

1、我所经历的对日本的认知过程。

2、为什么要对当代日本妖魔化?

3、为什么说中国对日外交是失败的?

一、我所经历的对日本的认知过程

我上大学前一直生活在浙江镇海这个很小的海边县城里,完成了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这一还算完整的教育。县城虽小,但县城里的人喜欢并自豪地把城外的人称为乡下人。我上中学的时候,有两种学生:城关生和寄宿生。寄宿生来自我们所谓的乡下,他们学习极度用功,因为考上大学才能让他们脱离农村户口。当然这所浙江著名高中的高考升学率也很吓人。

生活在这样的县城里,我最大的愿望是走出去看世界。我高中时曾给自己设计了两条走出去的路径:一考上一个离家很远的大学,二是如果没有考上大学,就去当兵或当海员。

当然我是幸运的,几乎实现了自己的全部梦想。我考上了大学,同时当了兵,后来还随军舰出过海,到过五大洲,看到了我梦想中的世界。

写下这些看上去很怀旧的废话,想说明的只有一条:和我同龄的中国人一样,我小时候一直生活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我曾经的思维也非常狭隘和充满阶级分隔。

在这样一个封闭的环境中,我最早对日本的了解来自电影和小人书(即连环画),我印象很深的电影是《三进山城》、《平原游击队》、《地雷战》、《地道战》、《铁道游击队》等等,因为那时电影是露天放映的,我看了绝对不止一遍。电影的套路都差不多:日本人被游击队收拾得够呛,最后八路军来一个连把鬼子消灭了。

上了高中,进入文科班学历史,算是把历史学得稍微全面了点,但依然没有听说过南京大屠杀。1985年进入了军校,上的历史课实际是党史课,我那时了解的抗日战争很简单:日本大举入侵,蒋介石和国民党军队不抵抗,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国共合作但遭到国民党破坏,共产党领导全国坚持抗战直到抗战胜利。也是在这一时期才听说了南京大屠杀。

所以在我大学毕业前接受的是完整的洗脑教育。对日本人的印象基本是坏,很坏。这种洗脑是被自己后来的亲历颠覆的。

其实颠覆很早就开始了。

颠覆一:

1978年改革开放后,镇海被宁波合并为一个市区,因为镇海作为宁波的出海口要建港口了,就是后来著名的北仑港,建港口的原因是要为上海宝钢提供原料。我那时就知道宝钢是日本人援建的,后来知道使用的是日本钢铁厂的二手设备。我印象中宁波港也是日本人援建的。暑假的时候我会跟坐着港区班车去港区生活一段时间。这个班车与我以前坐过的公交车完全不同,它看上去非常结实,车的玻璃上还印着日本字,这些车都是日本人援助的。

我后来才意识到,在这个中国刚刚走向开放的时期,我们仿佛对日本没有什么反感。日本家用电器是最受中国人欢迎的产品,其质量之好仍然让现在的许多中国老人怀念,中国家庭是以拥有日本电器而自豪的,这种场景一直持续到90年代。日本电影从《追捕》开始风靡中国,日本电视连续剧把中国人感动得两眼泪汪汪,日本影星的名字比如今的苍井空老师要家喻户晓得多,日本的歌曲也很流行,当然还有很多中国的美女远嫁日本。

我那时候还小,并不懂得什么是国家间的政治游戏,不能明白为什么中国人对日本人没有反感,没有人高喊南京大屠杀,没有人知道钓鱼岛,也没有人高喊抵制日货和索要战争赔款,日本的一切来得中国都非常自然,没有什么隔阂。日本那时已经是一个很发达的国家,而在贫困和物资极度匮乏中生活了三十年的中国人好象也没有什么骨气可言。

难道是人穷气短?难道中国人也很实用主义?

不要忘记,那个时候的中国人还是很听党的话的。

但如今还有人提及日本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贡献吗?

颠覆二:

1990年我正式开始从事外事工作。很可惜那时候中国的外交环境极度恶劣。一年前广场上发生的事引发了西方国家对中国很长时间的政治和经济制裁,西方国家(日本在政治上也是西方国家)停止了与我们的外交往来。但后来我的一个朋友告诉我,89年国庆节欢庆之夜,在天安门城楼上邓小平会见了中信集团邀请来的日本代表团,是当时第一个西方代表团,而我的朋友是那天的翻译。

1990年的夏天,我第一次在生活中见到了日本军人。我忘记是哪个国家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北京的招待会太多了,每一个驻华使馆都会搞国庆招待会,还有军队日招待会。在一个大酒店里我见到一个戴眼镜、留着小胡子的日本人,他穿着我以前没有见到过的军装。他就是日本驻华国防武官,一个上校军官,准确地说是日本自卫队驻中国大使馆代表。我当时心里暗暗地叫了一声“鬼子”。毕竟小时候看过的电影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他也很好奇地看到我这个年轻的中国中尉军官,他的中文还不错,与其交谈了一会,我的感觉慢慢变得正常,自己也放松下来。毕竟战争结束已久,这个日本军人已经不是当年的军国主义分子。

这个武官每到过年都会给我们送日本挂历,这些挂历印制之精美、高雅是当时的中国挂历无法比拟的。

后来我接待过日本自卫队的代表团访华。这些自卫队的军官表现出来的是温和、谦恭和彬彬有礼。

颠覆三:

1995年我考取了英国外交部的志奋领奖学金去英国上学,专业是外交学。我的同学中有很多亚洲学生,韩国的,香港的。还有一男两女共三个日本学生。这是我平时第一次与日本学生长时间的接触。他们都很年轻,听说我是中国军人时,他们第一联想到的是天安门广场,所以起初与我保持着很大的距离感,其实几乎所有的西方同学都与我有距离感。

我已经想不起他们的名字了,他们的年龄都比我小五六岁。男的是运动型的,很阳光。两个女的每天都顶着浓妆,我想象不出她们御妆后的长相,她们说起话来都轻声细语的。其中一个明显是大家闺秀,据说看她的名字就知道她出身豪门。他们的英语很一般,属于课堂上特别沉默的那一类。我在课堂也很沉默,因为中国是国际关系中广受抨击的对象。但听说MBA课堂上中国是受欢迎的,那时我很有些后悔选择错了专业。

我最喜欢的课是现代国际关系史,老师叫阿姆斯特朗,他对中国的态度要宽容得多。他给我论文打的分也比较高。而教外交课的我的导师在我课上为中国参加朝鲜战争辩护时曾数次打断我的发言,我的外交政策老师因为不喜欢我的观点而挑我的论文的语法和文法问题,给我打低分,这对于一个国际学生是很不公平的。

正是这门现代国际关系史课让我能宏观地看到了中国现代史,让我第一次明确了一个概念:中华民国才是1949年前中国的国家主体,它使我对20世纪初的中国历史有了宏观的认识,摆脱了党史的束缚,知道了二次大战和抗日战争的全景。而我们的学校教育用中共党史代表了中华民国史,扭曲了历史,其目的只有一个:为了证明执政的合法性来编排历史。

和日本的那三个学生混得比较熟了,他们觉得我这个能讲英语的中国军人并非他们想象的可怕。有一天我请他们来我的宿舍吃饭,顺便给他们洗洗脑。在我的宿舍里,他们问我天安门的事,而我和他们聊起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聊起了南京大屠杀,他们都很吃惊,因为他们对这段历史知道得很少。

后来我请他们听音乐,他们看到我很坦然地听着盗版CD时都非常吃惊,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盗版CD,因为他们知道盗版这是违法的。这件事给了我很大的警醒,令我羞愧,知道了法治国家培养出来的人是什么样的思维方式。我的知识产权意识是在英国培养的,包括写论文。

颠覆四:

1997年2月我跟随中国高级军官行政班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培训。在这里,我对两个地区问题有了全新的视角,一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存在对于地区安全存在有利的一面,因为它在为日本提供核保护伞的同时也制约了日本发展军事力量。二是跳出原来视角来看中日关系。

那次的培训涉及的课题很多。从全球化讲到地区冲突,从信息时代讲到核危机,有些顶级的美国国际关系学者、前国防部长给我们讲课。其中有两个学者给我印象深刻,一是后来提出软实力一说的约瑟夫·奈,另一个是美国东亚问题泰斗级人物—傅高义,两节课都是我做的口译。

傅高义关于中日关系的课讲得非常精彩,因为他把对中日关系很激动的整个中国军官班讲得哑口无言。他从第三方的角度来讲中日关系,从明治维新日本的彻底变革讲到了二战后美国统治下的日本为什么没有彻底清算战争的原因,从日本天皇为何得到了维持讲到了靖国神社和日本文化中对先人的尊重,讲到了日本和平宪法和日本人对于强者的臣服。

这堂课让我认识到,我们很多中国人并不了解日本,而且我们很多人也不愿意去了解日本。我们喜欢一厢情愿地从自己狭隘的思维方式去解读日本,并且对自己许多无厘头的解读深信不疑。

那天上完课时,大家都很沉默,大概都觉得傅高义讲得有道理。但那天课后我与我们的一名大校有过争执,我说中国年青人根本不恨日本,相反他们很哈日。大校说中国年青人痛恨日本人,因为他儿子恨日本人。事实上他是对的。

我至今没有搞清楚,中国人是什么时候又开始痛恨日本人了。

写了这么多,才写到了1997。这一年我已经30岁了,但我居然还没有去过日本。

下面要写的才是眼见为实的改变。

颠覆五:

从1998年开始我有许多次访问日本的经历,亲眼看到了日本。

印象最深的是1998年跟随当时的中国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迟浩田上将访问日本。这是多年来中国国防部长首次正式访日。在那一次的访问前的准备会上,迟副主席对代表团全体成员说:,有些人到了日本,腰就弯了下去,和日本人点头号哈腰的,象什么样子。我们这次去,我们大家一定要挺直腰板。

我们的确挺直腰板完成了整个访日行程。《挺直你的腰板》后来构成了我很不成熟的《冷眼看日本》系列的第一篇。

迟副主席是抗战的最后阶段参加八路军的。他曾经写过一篇怀念母亲的文章中谈到过他母亲是如何鼓励他参加八路军的,感人至深。我记得在国内的时候,迟副主席有一次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日本的一个党团代表团。我至今清楚地记得他说过的话:我要感谢你们日本人啊。我本来的理想就是读书当一个乡村私塾的老师。你们侵略中国,你们屠杀了我的村子,才逼得我参了军。我现在才会当上了国防部长,成为了上将。

可以想见,他对于日本的情感要比我复杂得多。

在东京的时候全部是正式活动,领导人的会见、会谈、宴请,从军届到政届,从商界到侨界,忙碌异常,连东京是个什么样也没有搞清楚。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欢迎宴会上日餐的那种精致。

正式官方活动结束后是参观部队和游览项目。为了节约时间,日本防卫厅派出了直升机编队送我们去参观日本的白里航空自卫队基地、横须贺海上自卫队基地和陆上自卫队富士训练学校。

在白里空军基地,日方为我们进行了F-15和F-2战斗机的飞行表演,并进行了装备的静态展示。并没有给我留下太深的印象,空军知识是我军事知识中最薄弱的部分。陆上自卫队的富士学校就坐落在富士山下,日方给我们进行陆上自卫队武器装备的系列静态展示,并进行了部分操作演示。一切和我们在国内接待外国军事代表团时的做法差不多。日方的接待工作和我们一样做得精心,一样的一丝不苟,一环扣一环,但必须承认,他们做得更精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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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横须贺基地。这是美国和日本共用的军港,我后来再次访日的时候又来过一次,看到过停泊在这里的美国“小鹰号”航母。而此次日方为我们安排的是参观它自主生产的护卫舰“春雨号”(弦号102)。“春雨号”是1996年服役的防空反潜护卫舰,比我们当时现役军舰要先进得多。由于工作的原因,我参观过许多国家的军舰,老舰新舰,大舰小舰,水上水下。日本是一个造船工业和科技水平极高的国家,而日本的军舰依然透视出这个国家产品的精致感。

那一次对日本海军的访问,让当时的我相信中日之间如果再次发生海战,中国海军的结局应该不会比甲午海战好多少,只是这次战争将会局限在海上,而不会漫延到陆地上。

好在中国海军的装备这十几年得到了巨大的改进,但不知道是否已经形成了战斗力。

正式访问结束之后是文化之旅。我曾经写过一篇文字《文明的力量:从箱根到京都》描写迟副主席离开东京之后的文化之旅,前两天已经重新发在我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那是2007年1月4日写的文字,文章中有过我对重建中华文化霸权的期待,事实证明我当时太乐观了。这七年间中国国内的乱相加剧了,我没有看到经济繁荣带来中华文明复兴的迹象。与此同时,中国对当代日本的妖魔化也加剧了。

那时中国还没有高铁,我们乘着新干线旅行很感慨。在火车上我曾经和同事开玩笑的时候来了一句“八格牙路”。坐在旁边的日本防卫厅的女孩听见了,很惊讶地问我从哪里学来的日语骂人的话。我没好意思告诉她我是小时候从我们抗日电影里学来的。

迟副主席在结束日本之行后又去了别的国家访问,我没有跟着去,我从大阪回到东京又单独呆了两天。两天间我作为一个游人体会了一下这座拥挤却有序城市,体会了这座城市里平常的生活,看到夜晚的新宿、下班后坐在弹子机前的日本人,体会上下班高峰时东京地铁的疯狂的拥挤。

我后来又跟着我们的后勤代表团去过日本,参观过日本的工业和农业。再后来,我又一个人作为国防官员去过日本开过几次会,去过中国留学生家里做客,去过日本大学里闲逛,还去过冲绳,参观过冲绳的美军基地。

我感觉日本与中国最大的区别是秩序,这个国家的人口密度比我们高,但是秩序井然,日本的国民素养比我们实在高得太多了。曾经有一部电视系列片叫《大国崛起》,其中也谈到了日本的崛起,并把日本崛起和再崛起归功于扎实的教育。

让我感觉奇怪的是,在日本,政治和国际事务是政治家和官僚们的游戏,仿佛与普通国民生活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在中国,仿佛每一个人都热衷于政治,仿佛每个人对日本都充满了情绪。

当然,这很可能是我的错觉。

颠覆六:

再后来,我的主要工作是负责亚太多边安全合作。所谓多边合作就是两个国家以上的合作。我到处参加有关亚太安全的国际会议,在会议上我的主要对手是美国与日本的与会者。那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对手,美国人喜欢直接了当,我很喜欢这种直来直去的感觉。跟日本人打交道就要费心多了。

我参加的会议通常有两类人组成:外交官员与国防官员。有时会分开来开会。国防官员开会通常比较简单,一个问题每个人表个态然后就可以形成一个会议结果,然后我们再去听外交官员们扯淡,最后一天整夜不睡、咬文嚼字地妥协出一个毫无约束力的会议声明来。

日本的军官很少出席会议,即使出席也很少说话。一是日本军队不参与政治,二是他们对地区安全等事务真的了解不多。所以在会议上发言的经常是日本防卫厅的文职官员,他们除了英语表达能力欠缺些,开会需要的反应能力、抓细节和漏洞的能力还是很强大的。但最大的问题是你经常很难明白他们的真实意图是什么。日本文化决定了他们并不喜欢当面否定你的意见,但不否定并不意味着肯定,所以与他们开会总是比较难缠。我曾经在主持东北亚安全研讨会时与其中的一个日本防卫厅官员发生过多次争执。最后我才感觉到其实他只是不喜欢我主导会议。

这其实是一种文化差异,日本人表面上很谦恭,他们不喜欢直接否定。而我多年来受英文的影响太深,不喜欢拐弯抹角。

我在英国时写过一篇论述国家间文化差异的文章。以前还曾经写过一篇关于外交官的文章,说外交官受其所学外语的影响特别大。我曾举例说,如果你进入中国外交部亚洲司日本处,你看到中国外交官举止行为、着装风格都酷似日本人。

这种文化差异带给我一个疑问:我们有时候是否真的了解日本人的行为风格,能够准确地点击他们的心理活动呢?

颠覆七:

再次到日本是2008年,我转业后的三年解密期满,我新的身份是中国奥运官网的摄影和文字记者,我跟随北京奥运火炬环球传递到达日本长野。在这里我看到了国内中国人没有看到过的场景。我坐在火炬手前面的媒体车上,举着相机记录了反对北京奥运的一幕一幕。那天我曾经写过一篇记者手记《长野:牛鬼蛇神都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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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奥运火炬环球传递经过伦敦、巴黎、美国、新德里、澳大利亚、长野、首尔,伴随这一路的是藏独分子的抗议声和抢夺、扑灭火炬,而这种抗议声在日本达到了高潮。我在伦敦开始目睹这样的场景时,内心充满了不解和愤怒,后来看多了,也就变得淡然。抗议本是民主国家政治生活的内容之一,只是我们不习惯。

因为不习惯,我们喜欢阴谋论。

但我关于奥运火炬在长野传递我也写过一篇报道《日本警察真的很卖力》,因为那一天日本警察组成了“人盾”,坚决捍卫了北京奥运火炬的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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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那一天的长野飘扬得更多的是五星红旗。我一直以为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和华人亲日和低调,但那一天,日本各地的华人和留学生静静地汇集到长野,在传递的一路发出他们爱国的呐喊。

我回国后曾经把一路拍下的图片进行整理,做成PPT到一些大学演讲。我把PPT分成了“火炬手们”、“藏独分子”、“爱国学生”、“普通民众”、“警察与媒体”等几个板块向学生们讲解。我的每一个板块都会给观众完全不同的感受,我可以用语言左右观众的情绪,可以让他们的情绪随着我的图片跌荡起伏。但只有当我把各大板块完整呈现出来的时候,你才可能得到一个关于奥运火炬在境外传递时全面的信息。

而长期以来我们的媒体是否曾全面的报道过日本,我们是否在彰显日本的某些人的某些方面?

我给我的这个PPT起了一个非常独特的题目:

《用宽容的眼光看世界》。

颠覆八:

三年前正是全球气候问题讨论得热火朝天的时候,我从那时开始从事低碳环保、节能减排的事务。对环保问题的关注让我再度审视日本,再一次审视日本承担的国际义务。如果你从环保这个角度去看,日本无疑是世界上环境文明最发达的国家之一,而从承担国际义务的角度去看,日本承担的国际义务非常高,在国际上受尊重的程度远高于中国,同时日本是向中国提供最多援助的国家。

一、日本的单位GDP能耗是中国的七分之一。这个数字很可怕。这意味着中国片面追求GDP带来的高能耗、低效率、高污染、低产出,对资源的过度消耗,对环境的掠夺和无法挽回的破坏。反过来意味着缺乏资源、人口密度极高的日本对于地球和人类的贡献。

环境文明是现代文明的新标记。

二、《京都议定书》是全球环境和气候问题上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件,是在日本京都通过的,它规定了发达国家的二氧化碳排放限定和对发展中国家的义务,日本较严格地执行了这一文件。

三、我不知道有多少日本的企业、组织和志愿者在中国北方沙漠地带植树造林,但我知道如果把这个数字统计出来会是惊人的,是可以让中国人感到惭愧的。

四、30多年来,日本是中国最大的援助国,而中国是日本最大的受援国,中国的外来援助中有60%以上来自日本。30年来日本总计向中国提供了2900亿人民币的援助。包括首都机场、浦东机场在内的中国众多机场、港口、铁路都曾经得到日本援助。这种援助还包括数万中国人去日本研修。

五、我记得在90年代,日本曾经超越美国而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对外援助国家。如果日本国力已经不如以前了,但它依然是世界最大的对外援助国之一。

……

讲完这八个颠覆,我知道我并没有讲清楚日本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我承认我对日本了解并不全面。

但我相信我已经展示了一个与你们头脑中并不一样的日本。

问题是为什么这么多年来要刻意地对当代日本进行妖魔化?

二、为什么要妖魔化日本?

妖魔化当代日本的最主要手段是让国人产生历史联想:日本不承认侵略历史、不道歉并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还妄图修改和平宪法,日本会重新走向军国主义。

这个逻辑已经使用了很多年,在许多中国人的心目中根深蒂固很多年了,因为军国主义对中国造成的深重灾难和民族耻辱至今让中国人刻骨铭心地仇恨不已。而日本可能走向军国主义的论调在这两年又加上了一个让人兴奋的新元素:钓鱼岛主权。

从新闻报道看,这几天有许多中国驻外大使在所在国的媒体上刊文批评日本的军国主义倾向,看来这是一个有布置对外宣传攻势。其中最搞笑的是媒体报道中国驻英国大使称日本为“伏地魔”。

但是事实真是这样吗?

第一问:日本是否承认侵略历史,是否道歉了?大多数中国人都认为没有,不光没有,日本还试图否认侵略历史。但旅日作家俞天任告诉我,日本已经无数次地道歉了。我选择相信俞天任,理由很简单,前些年中国驻南拉斯夫使馆被美国人(虽然我们说是北约炸的)炸了之后,克林顿当即就道歉了,虽然明显是美国人故意炸的。但我们就是先不提他道歉的事,而是组织了全国范围的气势浩大的反美游行。我坚决支持反美游行,因为炸馆是对中国主权赤裸裸的侵犯,是对中国的肆意污辱。但我反对选择性的发布事实消息。

第二,日本的历史教科书问题是否被中国刻意夸大了?俞天任告诉我说,日本并没有出现过彻底否认侵略的教科书。中日历史教科书之争由来以久,但要知道日本并没有统一的历史教科书,各个学校可以自行选择历史教科书。但中国媒体给中国人的印象是日本修改历史教科书,对日本的孩子进行美化侵略的教育。其实,在历史教科书问题上,我非常希望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也能还原历史真相。

第三、靖国神社里面有供奉甲级战犯的牌位吗?因为日本神道教是不搞偶像崇拜的,所以根本不存在中国人想象中的战犯牌位。14个日本甲级战犯的名字是出现在一个200万历代死亡军人的名册里。这些战犯出现在名册里的时间是1978年(正值中国改革开放,中国是几年之后才开始就此抗议的),从此以后日本天皇不再参拜靖国神社。日本的政客会根据其自己的主张和国内政治需求有选择地参拜。俞天任正式参拜过靖国神社,并在他的博客中对参拜过程有详细描述,这才是第一手资料。

第四、最重要的疑问应该是:当代日本可能走向军国主义吗?中国外交部和媒体特别喜欢说要警惕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日本真的会走向军国主义吗?

首先解决一个概念:什么是军国主义?

网络时代最简单的办法是查百度。百度上是这样定义的:军国主义,即指崇尚武力和军事扩张,将穷兵黩武和侵略扩张作为立国之本,将国家完全置于军事控制之下,使政治、经济、文教等各个方面均服务于扩军备战及对外战争的思想和政治制度。它的基本理论包括对和平的否认,坚持战争是不可避免的,甚至认为战争本身是美好和令人神往的。军国主义的行为体现为某个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军事化,以及对外奉行侵略扩张的政策。在军国主义国家,战争成为国家的主要目的。国家的生存和实行军阀独裁和侵略扩张的思想和政策来统治全国。

我看了看这个定义。它定义得很全面,应该是出自于某种辞典。

百度中还列举了军国主义的一些特点:

1、对内镇压反战革命运动,宣传极端的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

2、对外则穷兵黩武,进行国土扩张。

3、经济以军事发展为目标,由政府补贴军需,带动重工业发展迅速;并以战争实利再扩军;

4、人民被要求向国家无私奉献,私权、人权、言论自由受到压抑;

5、政治上实行集权制,议会及司法机构无法有效制衡政府;

6、内阁要职由军人担任;

7、教育以军事训练、仇外主义、自我民族优越作为自幼养成的教材;

8、人民日常生活常受军事上的动员与干涉,建筑与公共设施广泛地要塞化;

9、普遍行征兵制,役期长,军籍不分男女一概登录,必要时会征收未达役龄的少年进入军中作战或任务;

10、歌颂军人贡献,尊崇军人的社会地位,甚至在历史、考古、宗教、文学、艺术等层面美化军人和战争;

11、外交多以军事优势欺凌邻近地区,以谋求实利和国际地位;

12、政府准许侵略掠夺后的利益于人民,激发人民对战争的热情,以确保民意对战争的支持。发展主要依靠对外掠夺和扩张。

我仔细对照了以上12条特点,当代日本好象没有一条对得上。我们周边国家,只有朝鲜才对得上其中的很多条。

从根本上来说,1947年颁布的日本《和平宪法》第二章第九条已经明确放弃战争,军备和交战权。和平宪法剥夺了日本的部分基本国家主权,使它在国际政治中矮了别的国家一等。这当然是活该,日本罪有应得,谁让你当年在《明治宪法》框架下发展成军国主义了呢,给世界、给亚洲、给中国造成如此惨痛的损失?只可惜二战结束时,忙于内战的中国民国政府没有直接参与对日本的军事占领。否则,中国对日本的话语权不会是当前这种状况。

但退一万步来说,即使日本的和平宪法被修改甚至废除,日本也就是回归到拥有正常国际政治地位的国家,成为一个与其经济实力相符合的真正意义上的大国,但离发展军国主义实在差远得太远了。

从一个更宽阔的视角来看,中日之争就是崛起中的中国与全面恢复大国地位的日本之间的争斗,但与军国关系真扯不上边,因为当代大国之争的重点已经不是传统上的军事之争了。

日本修改宪法的难度极大。安倍想解决的是日本自卫队升格为军队的问题,并非要放弃和平宪法。但想修改日本和平宪法的第2章第9条,就首先要修改宪法的程序问题,即修改日本宪法第96条的严格规定:修宪必须得到国会三分之二的同意。

日本修宪的难度远远超过中国修宪的难度。

第五、当代日本有必要走军国主义道路吗?全球化、经济一体化的世界还需要用战争手段去侵略,去攻城掠地,去占领他国领土,去签定不平等条约,去抢夺资源和市场吗?有美日安保条约、有美日军事同盟存在,有美国的核保护伞,日本并不需要过度发展军事力量。

日本走向军国主义,中国人不答应。美国人会答应吗?

事实上,如果战争是为了抢夺资源和市场,那么二战后的日本早就用经济手段达成了它当年发动战争的目标了,。

所以我认为,日本走向军国主义这个推论在有着惨痛历史经历的中国人眼里很合理,但在日本人眼里就是一个很荒唐的阴谋论。

但是,日本会重新走向军国主义,这是长期反日宣传中可以触动中国爱国分子们敏感神经的G点,并能迅速使爱国分子们兴奋并迅速达到高潮。

可惜,所谓日本走向军国主义,这根本就是一个伪命题。

没有太多中国人知道(或者他们压根就不愿意知道)当代日本究竟是什么样子?这是被和平宪法已经洗脑了66年的日本人,在和平环境中比较享受充分的私权、自由和民主(日本式的民主)的日本人,在文人官僚管理下的日本人,战后一代又一代脱离了战争思维的日本人,一个军队国家化、军人不参与政治的日本。请你告诉我,他们该如何走向军国主义?

当然还有一个钓鱼岛问题。这个问题我以前在微信上发过一篇文章《钓鱼岛:中日无战事》。我根本不相信中日两个有理性思维的国家会为一个鸟不生蛋的岛屿去进行战争。如果真有那么一仗,日本如果打输了,无非是换一个政府;但如果中国打输了,那可能就要换一个政权了。

中日钓鱼岛之争是双方政府裹挟民意(或被民意裹挟)的政治游戏,双方都清楚自己的游戏底线:避免战争。日本因为对钓鱼岛的实际控制会显得很从容,中国游戏的目标并非夺回主权,而是保持主权的争议性。

只是很多中国人会因钓鱼岛问题高潮连连。

于是我要回到标题中的疑问:为什么要对当代日本妖魔化?

这个问题真的很难回答,因为缺乏直接证据。所以下面的文字或是个人的推断,或是借用了别人的看法:

1、个人推断:妖魔化对手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中国人擅长妖魔化对手。从国家层面的讲,我们曾经妖魔过美国、苏联、越南、印度等一切对手。从个人层面讲,妖魔化最典型的是文化大革命,刘少奇、林彪、彭德怀都是被妖魔化的,他们在台上时也都是正面风云人物,被打倒后便成彻底成了牛鬼蛇神,没有人会对他们一分为二。从民间层面的来说,泼妇骂街也喜欢把对手妖魔化,只在乎个人发泄愤怒,恶毒的谎言张口就来。从我个人体验来说,这两年参与了不少微博上的争执,于是经常有人会出来用谣言诽谤我一下,其中不乏律师、记者和老师。

为了打倒对手,可以不择手段,这难道不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2、个人推断:满足国内政治需求的实用主义

我认为,长期以来中国对日本的政策是“经济上利用、政治上打压”,经济上利用是因为改革开放的头25年里,中国对日本的资金、技术和市场有很大的依赖性,政治上打压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进行经济上的利用。打压的手段之一便是不区分过去的日本和当代日本,用日本妖魔的过去来妖魔当代日本。

3、共同推断:民族主义是好东西

这也是我想在最后一篇进行展开的观点。民族主义可能是执政者最喜欢利用的工具,民族主义可以用于扩张主义也可能导致孤立主义。民族主义的特点之一是美化本民族、贬低和丑化对立民族。

民族主义最大的好处是转移国内矛盾。

4、个人推断:民意与决策相互作用的怪圈

如果说此前的对日本的妖魔化是了经济上更好地利用日本,那么现在对日本的妖魔化出现了一个新因素:政策绑架民意和政策被民意绑架。在网络出现之前,民意和舆论完全掌握在决策者手中,民众是没有发言权的。网络发达后,民意得到表达,特别是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民意很容易得到网民认同。民意绑架者与被绑架者之间作用和反作用,把妖魔化和阴谋论越搞越大,越大越有人信。

很多时候,民意并不理智,也不真实。

钓鱼岛问题是一个典型案例。在民间保钓行动之前,中国政府对钓鱼岛问题很低调,因为它不是当前中国的核心利益,保持钓鱼岛的争议性对我们是有利的,而中国人了解钓鱼岛问题来龙去脉的人极少。民间保钓行动引发的网络民意迫使政府在钓鱼岛问题上趋于明确和强硬,提前摊牌,并导致了2012年的烧砸日本车事件。

附:

《誓约永久和平》—-日本首相安倍参拜完靖国神社后的讲话全文

今天,我参拜了靖国神社,向那些为国家而战、牺牲宝贵生命的英灵们献上真挚哀悼,同时表达崇敬之意,祈愿亡灵冥福安乐。我也参拜了供奉着在战争中失去生命、未被合祀在靖国神社内的国内以及各外国人士的镇灵社。

我向英灵们双手合十,深感日本如今的和平是多么宝贵。今天日本的和平与繁荣,不仅仅是依靠活在当下的人们创造出来的。还有那些一边祈祷祝福着深爱的妻子和孩子,一边牵挂着养育自己的父母,但却倒在战场上的许许多多的人。在他们献出宝贵生命的基础上,才构筑起我们今天的和平与繁荣。

今天,我再次想到了这些,怀着发自心底的敬意与感谢之情,进行了参拜。

日本不会再次发动战争。我站在对过去痛彻反省的基础上,这样认为。站在战争死难者的亡灵前,我再一次下定决心,今后也将继续坚持不再发起战争的誓言。同时,我们一定要创造一个再也不让人们苦于战争惨祸的时代。我宣誓,让日本成为一个与亚洲的朋友、世界的朋友一起,思考实现全世界和平的国家。

日本在战后的68年里,建设着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一心坚持走和平道路发展至今。今后也将毫不动摇地继续贯彻这一基本态度。为了世界的和平稳定,以及繁荣,今后我将在国际协调合作的基础上履行这一责任。

关于参拜靖国神社,遗憾的是它已演变成政治和外交问题。关于参拜,有人批评这是崇拜战犯,但是,我在安倍政权成立的今天这个日子(12月26日)参拜,是想向英灵们汇报政权成立一年来的情况,以及我想创造一个再也不让人们苦于战争惨祸时代的决心。

我丝毫没有伤害中国、韩国人民感情的想法。我与战后参拜过靖国神社的历任首相一样,都尊重人格、坚守自由和民主主义,对中国和韩国怀有敬意,希望与中韩两国构筑友好关系。真诚期望各位国民能给与理解。

我特意把安倍的这篇讲话全文发出来,只是希望大家以后看新闻的时候要尽可能先看原文,然后再看评论,不要轻信断章取义的新闻。我知道很多人不会相信安倍的话,因为他是一个贼人。我选择相信安倍这篇讲话中的和平誓言,因为战后没有一个日本首相敢于去公开挑战“放弃战争”这一和平宪法。

人类的文明史其实是信息传递手段的进步史,但即使在信息无限开放的今天,中国国内关于日本的信息却是错乱的,这又是谁造成的?

三、为什么说中国对日外交是失败的?

2012年下半年,钓鱼岛之争引发中国国内的反日热潮和烧砸日系车的极端行为。我当时在腾讯微博上发过一个帖子,大意是:我开丰田车。谁要是砸我的车,我就开车撞死它。

这话说得有点狠,但大家要明白一点:如果一个公民无法保护自己的合法私有财产,就不要奢谈什么民主与法治,更不要去奢谈爱国。一切以爱国为名义的对私权的破坏都是无赖国家的流氓行为。

抵制日货的爱国者们还喜欢说:买日本车就是给日本人钱去买打中国的导弹。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中国为什么会培养出这么多愚昩的爱国者呢?这才是问题的可怕之处。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不仅是中国教育的失败,同时也是中国对日外交是失败的。

国家达成期战略目标的两大基本手段:和平外交与使用武力。

在一战之前,外交还基本是君主之间的事,与百姓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但随着社会的进步、商业关系的密切、教育的普及、民主社会的建设和传媒的发达,外交越来越趋于民间化。有种外交方式是以树立本国正面形象为目标的外交,这样的外交可以有两个很好听的名字:公众外交或媒体外交。

中国特色的公众外交:熊猫外交

中国其实是很重视这种以树立正面国际形象的外交的。在1972年中美缓和、中日建交之前,中国在国际上(除了广大的第三世界)的形象是好战、穷兵黩武。

为了改变这种形象中国进行了成功的“熊猫外交”,即向许多国家赠送中国国宝大熊猫。大熊猫憨态可掬的形象很有力改善了中国的国际形象,这算是公众外交成功的典范。据说当时中国熊猫抵达美国的时候,有8000美国人在动物园冒雨迎候这两只来自于“遥远而神秘的国家”(尼克松语)的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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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熊猫乘专机抵达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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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全日空迎接中国熊猫的专机

1972年10月28日,我国以国礼送给日本的“兰兰”和“康康”搭上了去日本的专机。专机抵达日本上空,日本政府特派战斗机升空护航。同时,内阁要员抵达机场迎接。这一对“友好使者”公开展览那天,参观的人群排了一公里长的队。

1972年是中国当代史上的一个很重要的年份。尼克松访华,中美这两个宿敌走向合作。另一个重大事件就是中日恢复邦交正常化,那一年,周恩来与田中角荣签订了中日建交公报,即中日之间四大框架文件的第一份文件《中日联合声明》。很多人喜欢说是日本见到尼克松访华后主动追着中国要建交的,我觉得应该是中日间相互间的需要,否则就不会出现声明中中方主动提出的一些妥协,特别是声明正文的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当然,日本不进行战争赔款的事在国际上早有了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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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与日本首相田中角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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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9月,中日签署建交公报

中日联合声明正文第二段的开头是这样写的:“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这句话定下了后来日本历界政府对于历史问题的基调,是中方争取来的妥协。“痛心”、“反省”是日方最为常用的词汇,偶尔也会看到”道歉“。

2001年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在参观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时曾说过:“我对于因那场侵略战争而牺牲的中国人民表示衷心的道歉和哀悼”。小泉在参观后还留下了两个字的题词:忠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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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向中国抗日战争纪念馆献花

小泉的那一次访华我至今还有印象,当时的外交部亚洲司司长是现在的副外长傅莹,她曾经在国防大学向将官班详细介绍过小泉参观抗日战争纪念馆的细节。当时让我很感慨两国外交部门的努力。

1978年8月,中日之间又签署了第二个框架文件《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这个文件签署前,邓小平副总理表示,钓鱼岛问题可留日后慢慢解决。中国政府明确宣布,搁置(钓鱼岛)主权争议,留待子孙后代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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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又是一个妥协,因为那时的邓小平已经决定要改革开放了,而日本是中国改革开放最重要的外援,当年10月,邓小平出访日本。

之后的中日关系进入了蜜月期,不仅是日本的资金、技术、产品进入中国市场,还有日本的电影、电视等文化也进来了。中国还拍了歌颂鉴真和尚的电影来宣传中日”一衣带水“的传统友谊,而不是现在中国电视台经常播放的手撕日本兵的壮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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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邀请3000日本青年访华

中日友好有一个标志性的公众外交事件:1984年胡耀邦邀请3000日本青年访华。3000人,当这个天文数字向日本宣布的时候,日本首相根本不感相信,相信后直感慨中方的大手笔。这3000名日本青年,来自日本的47个都、道、府、县,涵盖日本社会各界。在访华团的送行会上,时任日本首相的中曾根康弘向日本青年们呼吁,日本青年要以双倍的力量紧握中国青年的手,以双倍的声音同中国青年同声高唱。

1989年,侵华战争的元凶日本天皇裕仁去世,中国派出外交部长钱其琛作为国家主席特使去日本出席葬礼。(参阅钱其琛的《外交十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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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日本明仁天皇和皇后访华

1992年是中日建交20周年大庆,日本明仁天皇应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邀请访华。杨尚昆在欢迎宴会上是这样谈到历史问题的:“令人遗憾的是,在近代历史上,中日关系有过一段不幸时期,使中国人民蒙受了巨大的灾难。‘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牢记历史教训,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杨尚昆的这段措辞如今看起来非常温和。在我看来,这不仅是因为那个时期中日关系尚好,不想破坏宴会气氛。更是因为明仁天皇是中国广场事件后访华的最高西方国家元首,对于我们打破西方制裁有重大象征意义。

明仁天皇在答词中回顾了日中两国交流的历史,也谈到了日本“给中国国民带来深重苦难的不幸时期”。他说,“我对此深感痛心。战争结束后,我国国民基于不再重演这种战争的深刻反省,下定决心,一定要走和平国家的道路”。

中国领导人对历史问题相对温和的话语在1998年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日时结束了。无论是在明仁天皇和美智子皇后举办的宫廷宴会上,还是在首相举行的国宴上,江泽民对多少有些窘迫的来宾说:“从上个世纪末到本世纪中叶的50年间,日本军国主义多次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损害,也给日本人民留下了惨痛的教训……中日两国唯有以史为鉴,防止悲剧重演,才能发展长远的友好。”(引自《江泽民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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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访日形成了中日间的第三份重要文件《中日联合宣言》。关于历史问题,文件中是这样表述的:“双方认为,正视过去以及正确认识历史,是发展中日关系的重要基础。日方表示,遵守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和1995年8月15日内阁总理大臣的谈话,痛感由于过去对中国的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和损害的责任,对此表示深刻反省。中方希望日本汲取历史教训,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在此基础上,两国发展长久友好关系。”

这应该是迄今中方在正式文件中争取到的最强力表述了,但依然没有得到日方的道歉。

中方究竟需要日本人什么样的道歉?

朱镕基总理2000年访问日本时,他曾经在日本电视台与一百多位日本观众直接对话。一位观众问:“每次两国首脑会谈时,中国都要求日本道歉赎罪,我们要道歉赎罪到什么时候才完事呢?”朱镕基回答说:“我想提醒一点,在日本所有的正式文件中从来没有向中国人民道歉过,在一九九五年村山首相笼统地向亚洲人民表示歉意,但是在所有的正式文件中都没有向中国人民道过歉,因此不能说中国没完没了地要求日本道歉。道歉不道歉是你们自己的事情,但我们希望你们考虑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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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镕基总理访日时在日本电视台与日本观众互动

看明白了吗?中国需要日本的正式书面道歉。基于日本的国内政治体系,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达成的目标。

我简单回顾了从1972年到2000年的中日重要文件签署中的历史问题处理的情况。可以看出中国对日本历史问题上的态度是由软弱变强硬,由模糊变明朗,由暧昧变得坚实。我想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之前中国在中日历史问题上可以妥协,到了2000年前后中方就不愿意再妥协了呢?

我的答案是:

1、中国综合实力强大了,中国那时已经摆脱了广场事件后的政治经济制裁,政治上重新回到国际舞台,参与国际事务,江泽民主席向世界展现了他充满自信的江氏外交。

2、中国经济在邓小平南巡讲话后重新开放,得到飞速发展中国逐渐成为全球最大的市场,市场是我们的最大的对外资本。中国与欧盟、中国与美国的贸易额迅速增长,中国对日本的经济依赖度降低了,中国可以开始对日本说不了。

3、但是,自信心不断增强的中国在2000年之前遭受过两个极度窝火的外交挫败,改变了中国的外交心态。

一是李登辉抛出两国论导致大陆过度反应,并出现1996年的台海危机。中国大规模军演,向台海发射导弹无果反而促进了岛内台独势力的大发展,2000年陈水扁出乎意料地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在台海危机中,日本和美国一样是坚定地站在台湾一边的。在那段时间,中国对外的调子非常高,但结局事与愿为。

二是1999年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遭到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的轰炸,这是令中国政府极其羞辱的践踏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事件。但除了游行、示威和抗议,中美关系最终还是修好了。

4、1997年2月,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去世。他提出的卧薪尝胆式的中国外交口号: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在他去世前,韬光养晦被执行得很坚决。在他去世后,有所作为开始抬头,在台湾统一问题上甚至要提出时间表了。

5、互联网开始在中国高速发展,中国百姓有了不依托政府的信息渠道,信息来源多了,表达意见的渠道也趋于多元。民意终于开始对中国的外交政策产生影响。

而在2000年后的十三年间,中国在经济上迅速崛起,超越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日本失去了中国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日本的对华援助项目也结束了。日本则陷入经济长期低迷的困境。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的关系迅速改善,国民党重新执政,台湾对大陆经济依赖度加强。中日之间原有的那种平衡被彻底打破了,中国终于取得了对日本的心理优势。

中国终于可以对日本这个宿敌放手说不了。

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对日本的实用主义外交看上去很成功。

公平地说,中国政府,尤其是中国外交部为促进中日友好做了大量艰苦的工作,每到中日建交逢五逢十的纪念年,中日的外交部门都努力试图改善中日关系。但非常不幸,最近的逢五逢十,总会有意外发生来干预中日关系的改善。中国讲日语的外交部长唐家璇曾经在外交部内部会议上公开说过:我们外交部还收到中国百姓寄给外交部的钙片,指我们外交部缺钙。

2012年9月29日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纪念日,这是改善中日两国关系的一个重要机会,两国政府这前都为之作出努力。但在这个纪念日来来临之前便发生了钓鱼岛事件,事件不断恶化并导致9月14日前后中国各大城市大规模的反日游行示威和烧砸日系车事件。

从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起,中日邦交变得越来越不正常了。中国的对日外交从试图引导民意去与日和善彻底转变为利用民意来反日。中国的媒体也放手轰轻烈烈地反日了。

中国外交还缺钙吗?对美国也许还缺,但对日本肯定不缺了。

现在我可总结一下为什么说中国对日外交是失败的的:

一、公众外交的目的是建立两国民众间的信任、合作与友谊,相互展示正面良好形象。当中国国内叫喊对日战争的人越来越多的时候,这难道不是外交的失败?

二、中国外交(不仅是对外交部,还包括主流媒体)没有向国民展现真实的日本和真实的世界,当然还有真实的历史。但在信息时代,谎言是没有可持续性的。

三、中国特色的外交语言无法进入国际语境,中国外交长期生活在自我营造的胜利之中。

四、以爱国主义的旗帜下宣扬民族主义,但民族主义从来就是一把双刃剑,只要失控就会导致对自己的伤害。

五、而更大的失败之处在于:中日冲突对中国不利,对我们最大的竞争对手美国却是有利的。

我们的战略家们(其实就是一群没有什么实战经验、行政经验和不了解真实世界、依然生活在冷战思维中的中国国际关系学者)最喜欢嚷嚷美国军事力量重返东亚。构成美国重返东亚的有什么原因呢?

传统上东亚有三个潜在危机:朝鲜半岛、台湾海峡、南中国海。每一个危机都与中美日相关联。现在又冒出一个钓鱼岛来。

台海危机是个极好的案例。

曾经有多少国家,不管大小强弱、不管在世界哪个角落都对中国打过台湾牌。只要对方轻松地说上一句“承认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们就可以从中国获得感谢和其他诸多好处了。台湾曾经是美国手里对付中国最重要的一张牌。

但是大陆与台湾这几年变得友好了,台湾对大陆有了巨额的贸易顺差,从而使台湾经济对大陆的依赖度大大提高,加上中国对台湾岛上选举从开始的紧张敏感到现在不再公开干预,台海危机几乎消失了。美国已经很难打台湾牌了。

朝鲜是个反例。朝鲜曾经是中国手里用以对付美国的王牌,但朝鲜现在让中国感觉了威胁,现在已经逐渐成为美国的牌。

南中国海本是中国与一些东盟国家的领土之争,中国长期以来在南沙问题上的立场是“主权归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我们一直反对将南海问题国际化、扩大化和复杂化。但南中国海是日本的海上生命线。中日钓鱼岛之争使南海问题复杂化了,那些与中国有着争议的东盟国家必将投向美日。

说白了,中日钓鱼岛之争使中国在现阶段树敌过多,而中国在现阶段并没有和平或武力解决争端的实力。无实力却叫嚣战争的结果无非是一次又一次地抽自己的脸。

这样的外交还不够失败吗?

总结:胜利者可以放下怨妇心态

七年前我写《冷眼看日本》这个系列时的最后一篇题目叫《中日关系新思维》。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中国正在崛起。但我们自身的结构性问题使我们崛起的脚步并不坚实。在对日关系中我们还无力放下历史的包袱,无力放下优越与自卑交织的矛盾心结。我们还不能真正挺起我们的腰板,把沉重的历史放下,把日本当作一个平等、正常的国家去竞争,去期待建立大中华的和平霸权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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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张可以让中国人骄傲的历史图片。

时间:1945年9月2日。

地点:美国密苏里号巡洋舰。

事件:日本正式投降仪式。

人物:中华民国军令部长徐永昌上将代表中国在受降书上签字。

去年抗战胜利68周年的时候,我在我微信公众平台上写过一篇文章《68年了,中国该放弃怨妇心态了》,我引用其中的文字来结束我的这篇系列:

一部被扭曲的抗战史让我们从小就没有过胜利者的感觉,留下的只是难以摆脱的悲情、耻辱与仇恨。

领导中国取得抗战胜利,是蒋介石一生最引以为荣的事。

那是胜利者的荣耀。

1945年9月3日,盟军中国战区司令蒋介石对全国发表了抗战胜利讲话。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中国同胞们必知「不念旧恶」及「与人为善」为我民族传统至高至贵的德性。我们一贯声言,只认日本黩武的军阀为敌,不以日本的人民为敌;今天敌军已被我们盟邦共同打倒了,我们当然要严密责成他忠实执行所有的投降条款,但是我们并不要报复,更不可对敌国无辜人民加以污辱,我们只有对他们为他的纳粹军阀所愚弄所驱迫而表示怜悯,使他们能自拔于错误与罪恶。要知道如果以暴行答复敌人从前的暴行,以奴辱来答复他们从前错误的优越感,则冤冤相报,永无终止,决不是我们仁义之师的目的。这是我们每一个军民同胞今天所应该特别注意的。

这才是作为胜利者应该拥有的心态。

很可惜,这种心态早已无影无踪了。更可惜的是,一山不容二虎的中国传统文化没有让我们在抗战胜利后走向民主。中国经历了内战和政权的交替。新政权作为抗日战争的受益者在建国后很长时间里执行着愚民政策,并在文革时达到癫狂。历史,不过是一个可以随意打扮的新娘。即使现在,历史正在一步一步回归真相,民族主义却再次成为可以利用的工具。

什么怨妇心态?

怨妇,只会沉醉于过去的悲哀。

怨妇,只会无数的悲哀中放大悲哀。

怨妇,只会在埋怨,不会自省。

怨妇,只会仇恨,不会宽恕。

怨妇,不会进步。

68年过去了,日本正在逐步摆脱二战后的种种束缚,回归到一个正常国家地位,并寻求政治大国的地位。但这离军国主义还相差甚远。除了中国与韩国,没有国家会去纠结日本的历史问题。

中日关系正在走向传统的大国之争。这没有什么可怕的,因为在这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全球化时代,战争已经不再是大国之间较量时的优先选择。

中国应该带着胜利者的自信面对新的中日关系。

(全文完)

2014年1月17日完成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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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新闻, 观点 标签:
  1. 分析基点极端偏颇
    2014年3月5日03:39 | #1

    分析很全面,相信都是作者真实感受到的。但是总觉得在逻辑严密之中隐有难以言说的不明推理。例如钓鱼岛问题,如果日本不搞国有化,何来民意裹挟政策或政策利用民意?如果说中对日外交失败,那么日对中就外交成功吗?所谓以强者心态淡然应对日方现执政者行为,是不是被人打了左脸应该把右脸凑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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