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低迷、内需不足:中共经济发展的致命缺陷

作者: 松柏道士

中共经济保持了三十年的高速增长。但是,近年来此一骄人成绩不可维持。中共经济发展的黄金期已过,衰退不可避免。经济增长从2010 年的10.4%下降到2011年的9.2%。从2005年至2011年,中共官方设定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度增长目标每年都是8%。但在2013年,中共官方八年来首次下调了年度增长目标至 7.5%。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2014年2月24日发布的《201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3年GDP增长7.7%。这是1999年以来最低的水平。中共经济将进一步放慢脚步的例证是,中共官方为“十二五”确定的增长目标是7%。中外专家预计,今后几年中共经济增幅还会进一步下降。中共经济增长的步伐放缓,显示中共经济发展是不可持续的,其增长模式和战略有着难以解决的内在矛盾,潜伏着严重危机。这其中有诸多原因,本文不拟展开分析,而是要强调指出,消费低迷,内需不足, 是中共经济发展的致命缺陷。

据《上海证券报》2009年12月初报道,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司长彭志龙从需求角度看,中国的三大需求发展不平衡,投资和出口增长快,消费增长相对较慢,使得消费的比重不断下降。”彭志龙指出,2000年至2008年,投资增长17.9%,净出口增长34.7%,分别比消费增速快7.2和24个百分点。

投资增长的大头是房地产投资。房地产占中国经济13%,近年来每年增长28%。房地产价格上涨,使政府可以进行大规模投资,因为各省和地方政府出售土地,并把土地作为大规模贷款的抵押。然而,这种增长率不可能持续下去。2008年诺贝尔经济奖得主保尔 . 克鲁格曼指出,中国的房地产泡沫正在逐渐破灭,并将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例如商品(如铜铁等建筑材料)需求下降,资金链断裂,出现美国和欧洲类似的那种金融债务危机。

《华盛顿邮报》2012年五月二十八日的一篇题为“中国的焦虑 前途茫茫”专文指出,按照目前中国政治经济充满不确定性的形势继续下去,未来五年将走向崩溃。

中国居民消费率惊人低下

据《上海证券报》2009年十二月初报道,2008年中国居民消费率(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为35.3%,美国为70.1%,印度为54.7%。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司长彭志龙表示,“中国居民消费率不仅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发展中国家。”

中国居民消费率为什么如此之低?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老百姓最大的感受是他们的医疗、住房、教育成了压迫他们的新三座大山。在这种情况下,老百姓不敢消费,他们不得不存钱抵挡这新三座大山的沉重压迫。居民收入增长并没有跟上GDP增长的步伐,反而远远落后。老百姓还不得不考虑如何应对眼前日益上涨的物价和未来的经济剧烈波动。因此,他们更不敢花钱了。这就造成了国内消费市场低迷,消费动力不足。

例如,中国人消费率低的主要原因是房价太高,透支了百姓的消费能力,相关的社会保障又不到位,以至于老百姓普遍不敢消费, 还必须为将来可能发生的大额支出而存钱。目前的高房价已远远超出了普通百姓的承受能力,无论是节衣缩食买下新房的还是努力筹钱准备买房的,普遍不敢花钱。另一方面,中共当局还应在稳定就业的基础上加大对公共教育和医疗保健领域的财政支出,从根本上解决教育和医疗乱收费问题。如果压在百姓头上的新三座大山“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不被一齐搬走,老百姓的消费热情就不能够被激发,巨大的消费能量就不能够被释放出,中共经济就不能够再上新台阶。

贪污腐败导致居民消费率奇低

总的来说,中国消费并非全都疲软,而是呈现畸形状态,即公款消费兴旺发达,民间消费萎靡不振。公款消费抽干了普通百姓的购买力和消费力。

2012年三月,北京思源社会科学研究中心总裁曹思源接受和讯网独家访问时指出,振兴民间消费,就要压缩公款消费。国家财政投入应当向住房、医疗、教育等公共领域倾斜,而目前全国4000亿元公车消费可以砍掉3000亿,公款吃喝可以砍掉2000亿,对国有企业投资可以砍掉5000亿。这样,即使不额外增加财政支出,也能够对民生领域增加10000亿元投资。

曹思源的主张当然很好。但是,在目前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及投资体制下,如何能振兴民间消费,怎样实现以内需拉动经济增长呢?他认为,目前的财政支出的结构涉及我们能不能让民富,能否使民生得到更好的发展。重要的一条是政府的财政支出最大比例应该用在人民头上。然而,财政支出用在民生上的比例很低。从1982年开始,国家的行政管理费用比重大大高于民生投入比重。文化、教育、科学、卫生、医疗、社会保障等,加起来还没有行政管理费用多。这显示中共一直忽视民生。

消费低迷内需不足是个政治问题

中国富人的高消费,使中国成为世界奢侈品消费第二大国。但同时中国老百姓的消费水平却十分有限:普通劳动者的收入仅够应付生存所需的柴米油盐和居住、医疗及子女教育。中共的改革开放带来了全世界所没见过的在一个后发型国家最大的问题, 即造就了极少的富人和世界上最大的弱势群体。

公国国家统计局2008年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10%的最富人的收入相当于10%最穷人的9倍,但其他调查数据却远高于这个数字。例如,《华尔街日报》引述中国改革基金会王小鲁教授的独立研究说,中国最富10%人口每年收入接近两万零两百美元,是10%最穷人口的25倍。中国的国民人均收入仍远逊于发达国家。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10年,中国国民平均年收入为13476元人民币,其中农村人均收入仅为5919元人民币。而强劲的通货膨胀更使底层人民的生活变得艰难。据世界银行统计,中国基尼系数在2010年达到了0.47,几乎是三十年前的两倍。这一数字已超过可能引发社会动荡的0.4的警戒线,达到部分拉美国家的水平。

2011年,中国《财经》网刊出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的文章,将中国消费的严重不足归于中国人太贫穷。该文将各国平均薪资收入除以该国GDP,进行比较,结果是:欧美最高平均55%,日本53%,澳洲47%,韩国44%,阿根廷、墨西哥和委内瑞拉平均33%,东南亚平均28%,中东平均25%,中国只有8%。郎咸平表示,中国工人的平均工资一小时只有0.8美金,比非洲还低,位列全球最后一名,而中国工人的工作时间却是全世界最长的。朗谢平教担心,中国贫富分化严重,穷人没有机会翻身,可能导致人民失去上进的希望,开始绝望。

中共是一个专制政权,权力和财富的分配是不以社会常理和民众需求为转移的。在中共统治下,贫富差距极大,中产阶级难以壮大,全民贫穷状态势很难改变。中共的官式政治经济学六十年来一直宣称,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和人民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中共一贯说一套,做一套。口是心非,愚弄百姓。在毛泽东时代,贯彻先生产,后生活。近三十年虽然中共宣称改革开放,改善和提高人民生活,其实仍然推行“以生产为中心”的旧理念,是“扩大生产”,而不是真正的“扩大消费”。在这种统治思路指导下,消费疲软将不会在几年内改变,而将持续一个阶段,即至少十年八年。既然消费低迷长期持续,真正的内需主导型经济模式难以形成。

宣称内需主导是政治考量而非为民谋福利

消费低迷、内需不足不仅显示老百姓贫穷状况尚无根本改变,也引起对外经济关系紧张。中共与美国在贸易出超、人民币汇率等问题上摩擦不断,纠纷迭起。对此,中共高层不得不筹划对策。美国数年来一直施加压力,要求中共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即由出口导向型向内需主导型转变,而中共以前却一直顶住压力,坚持不变。在2012年五月的第四轮「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中,中共被迫表示,将开放国营企业面对市场竞争,同时创造消费为主的经济增长模式。这是中共第一次做出这种承诺。不过,即使真正付诸实行,还要再等若干年,但在美国政府官员看来,这是“非常明显的进展”。

时任中共副总理李克强在2012年四月博鳌亚洲论坛上发言的主题是“转方式、调结构、扩内需”。他 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中国“十二五”发展的主线,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是转方式的主攻方向,扩大内需是结构调整的首要任务,城镇化是中国内需最大的潜力所在。这个主旨宣示了未来中国追求的经济目标,但在现行政治经济体制下,很难真正实现。

中共的上述政策变化似乎预示中共将要改弦更张。其实不然,宣称向内需主导型经济转变是政治考量而非为民谋福利。中共所谓的改革开放过程,实际上就是经济救党,剥夺老百姓的过程。前三十年低工资,高积累,不管人民死活;后三十年则甩包袱,连可怜的一点低房租,低劳保全部废弃,让老百姓在贫困中挣扎生存。更有甚者,中共强迫千百万国营企业工人下岗失业,只付低微的生活费强行买断几十年工龄,任其自生自灭。中共实行“权贵资本主义”,权力的资本化,权力的市场化,执政的产业化,自身已经堕落成为特殊官僚资本集团,压榨剥削人民,根本就不考虑人民的根本利益。

所以,这次宣称向内需主导型经济转变,其着眼点不是让民众多消费,为老百姓谋福利,而是对外缓解与美国及西方国家日益紧绷的关系,减少出口,增加进口,因为消费低迷内需不足引起对外经济关系紧张。对内则希图缓解产能过剩,避免经济崩溃。现行的投资驱动加之出口依赖型增长模式,正在失去动能,造成国内的通货膨胀和经济发展放缓。例如,投资在GDP中所占份额接近一半,是古今中外最高的比例,长期而言是不可持续的。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使得中国成了西方劳动密集型、污染密集型、资源密集型的世界工厂。中共被迫推动增长模式转型,转向依赖国内消费,尤其是服务业和对环境损害较小的绿色产品的消费。

虽然中国出口世界第一,但是普通劳动者消费能力很低,位列全球最后一名。如果不提高劳动者的收益,解决民生问题,提高民众消费能力,向内需主导型经济转变的宣示将是空话。中共这个专制独裁政权向来对本国工人农民待遇苛刻,残民以逞,这次难道能够善待人民吗?现在官僚富豪生活奢侈,挥霍浪费,而老百姓手里却没有钱,拿什么去消费?首要的是必须解决贫富差别悬殊的问题。如果中共有诚意,就应当如原《中国税务》杂志社社长张木生先生所说,把国有资产、国有存款包括庞大外汇储备的一部分变成一个解决民生的基金,解决社保的基金,有组织的解决占人口70%的穷人的民生问题,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困难问题。这样才能提高人民的购买力。例如,在2012年一月,美国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 雷文建议,中国应将多达3.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中的一万亿投入到社会保障领域。这样能够释放过高的储蓄率,而不会加剧通货膨胀。这将有助于增加消费,拉动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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