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宇宽:小心“被疆独”

1.这是我不可遏制的心智习惯,我喜欢与和我观点不一样的人交流,从中可以获得很多收获,如果一段时间,我讲的话,身边的人都说:“恩,有道理。”我就会感到一种难言的寂寞,甚至会上网找找有没有批评我的言论,最好有批评得尖锐些的。​

每到一个地方,我都爱寻找当地有意思的人交流,在我看了,最有意思的人,就是和我观点不一样的人。​

我讨厌文革和毛泽东路线,所以在印度我就特别去找在在丛林里打游击的”毛分子”。​

直到今天,我还有相当程度的文化意义上的中华情节,这个中华的概念甚至可以超出疆域的版图。所以在台湾我就特别去找“台独分子”。我原来不能理解一个也讲华语,和我们并没有有什么文化冲突的台湾人,会刻意强调自己不是中国人。当地朋友告诉我,林浊水是台独的精神领袖,是台独分子里最雄辩的,我就去找林浊水。​

我问林教父,你老家应该也是从福建来的,咱们的文化没什么隔阂,你的台独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林浊水告诉我,他们这些台独分子,其实从小也都被教育自己是中国人,也觉得自己确实是中国人。​

但无奈,当年他们作为本省人缺乏政治参与的途径,当时的议员是一批49年从大陆来的“万年国代”。而且那时的蒋总统一心“反攻大陆,解放大陆同胞”,所以他们本省人提出一些要求民主的呼声,但凡牵涉到要照顾地方利益,和地方自治的,都会被斥为“台独分子”。​

“好吧,那我们索性就台独吧。”​

各式各样的台湾本省的地方诉求,最初是被贴上的台独的标签,后来这些人汇聚到一起,索性以台独作为旗帜,渐渐成了真台独。​

这个过程也可以叫做“被台独”。​

​2.2003年,我刚从主持人转型为一线调查记者,做的第一个采访申请,就是要求去南疆,编辑部主任问我,你要去采访什么啊?我说,我也不知道,就是想找些和我不一样的人聊一聊。​

我先在在当地通过文学界和新闻界的友人,认识了一些当地维族朋友,我想我们不同的宗教和文化背景差异总会有一些不同的观点,我一路走到了靠近边境的南疆。没想到这些维族朋友知道我是一个记者的时候,他们的态度就像背稿子一样,讲得除了“我们坚决反对民族分裂”;“中央政策好”一类和新闻联播上一样,非常政治正确的话,接下来,除了谈谈新疆的天气和哈密瓜剩下来的就是沉默了。​

如果把这些政治正确的话,就当作新疆维族同胞的心声你就很难理解,为什么7.5骚乱中,你看内部录像,会看到那么强烈的无法掩饰的民族仇恨,一个汉族路人被打倒在地,一个穿着时髦的维族女孩,走过都会捡一块砖头,朝他头上砸,他们之间素不相识,唯一的理由是,”他是汉族,我是维族”。​

我不会为任何暴行辩解,但我能够一定程度上,比那些大人物更理解新疆维族长久以来的心情。是因为在我的努力下,我曾经听到了维族朋友,刺激我的心里话。​

在我和一个维族朋友真正建立了信任的关系之后,他知道我不是一个不负责任的记者,一次喝了一些脾酒,我们敞开心扉谈了谈,他对我说“我知道你不是一个坏人,我们是朋友,但是你们汉族人太坏了,太欺负我们维族了。”​

我说这该怎么讲,他说“你看你们中石油这些企业,在我们的家乡,圈起一块地,就抽油,把我们的环境都破坏了,用的都是安徽、河南的民工,不招我们当地的维族,油都送给北京上海,什么都不留给我们,看看你们搞石油的这些干部,开得都是好车,在最高档的酒店里吃饭的,吃完还开发票的,都是你们汉人。现在,在我们自己的家乡,我们维族是最穷的人,你看在便宜的小餐馆里,自费吃饭的都是我们维族人。“​

我说:“这不能讲是汉族人坏,这是我们国家的体制目前有问题,国有央企并不是单独对维族人的地方这样掠夺,它们对全中国人民的资源都是这样掠夺。国有企业和中国绝大多数老百姓都没有关系,其实就是国家干部所有企业,你不信可以上网查一查,对中石油中石化这些垄断的央企,汉族的老百姓也和你们一样骂得很凶,我相信这迟早会改革的”​

他大概觉得我在这点上至少讲得还有一些道理。他又举了另一个理由“那你们为什么要强迫我们学汉语,我们维族也有自己的文化和历史,现在在新疆不会汉语,就进不了政府,就找不到工作,这对我们非常不公平,你们汉人为什么不学维语?”​

我解释“语言的大一统确实有损文化多样性,这在中国是个体制性问题,49年以后把首都设在北京,所以北京话就成了标准化,全国人都得学说北京话。我会说比较标准的南京话,陕西话,还会说一些无锡话和上海话,但我也会说北京话,而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就只会说北京话,而你要内地找工作,人家都要求会说普通话,没人要求会说陕西话,四川话,我想着主要是为了方便考虑。我如果有机会去新疆呆上两年,我肯定会认真学习维语的。”​

他找到了我的逻辑漏洞:“你说得不对,你那是说在内地,你在北京当然说北京话,在新疆的汉人,也很少学我们维语,你看那些外面派来的领导干部,在新疆待了十几年,除了一句亚克西,什么维语都不学。我们在自己的土地上,为什么要给当成二等公民?”​

我只能进一步解释,“其实很多汉族知识分子也抱怨,为什么现在所有的中国小孩都得学英语,英美人里学中文的就少得多,可这是一个世界潮流,我们也只能理解。我还到过克州,一个克尔克孜族的朋友,也跟我抱怨,‘那些维族人最坏了,他们人多,就欺负我们,我们克族人都得学维语,他们维族人从来不学我们克尔克孜语’。”​

这让那位维族朋友陷入了沉默,至少他原来以为理所当然而且情绪强烈的观点也是值得推敲了,后来他承认我讲得有些道理。​

3.这些年来,我的经历让我越来越相信,除了有人根本就以仇恨为目的,否则不同的人群之间越多的机会能坦诚的说出自己的想法,哪怕是把负面情绪表达出来,越能达成同情的理解。人们越能全面的了解问题的本质,找出解决之道,越不容易导向诸如“汉族人坏”或是“维族人坏”这样简单而又极端的结论。​

2009年底,我又来到了乌鲁木齐,在骚乱之后,还没有恢复互联网和手机信息的新疆,一片压抑的氛围,我被一个当地朋友陪同走在二道桥,街上几乎除了我以外看不见一个汉人,我能很明显的感觉到一些不友善的眼神,而在维族餐厅里也看不到一个汉人,当地的汉族朋友说:“我们就不买维族人的东西,穷死他们”。我痛心民族的隔阂到了如此地步,而在骚乱后的这一年春节晚会上,唯一代表新疆的节目是穿着维族服装的歌舞“中央政策亚克西”。​

我这次又见到了几位维族的朋友,我想向他们了解,为什么事情发展到这样的地步,作为知识分子,我们是不是都应该做些什么?至少应该影响自己周围的人形成理性的态度,我们还是要在这片土地上一起生活,不要让民族仇恨发展下去。他们只是摇头,“我们现在什么都不能说”。我问为什么?他们告诉我,因为你是汉人,你对政府的政策提出意见,可以被理解成善意,而我们是维族,我们只能说“中央政策亚克西”,我们提出任何意见,别人都会说,你有民族情绪,你再说,别人就会说你是“疆独分子”。​

我当时很惊讶,现在看来这些维族友人的说法并不夸张,我刚看到消息,真正爱着这片土地和国家的维族中国人民共和国公民海来特.尼亚孜先生,于2010年7月23日,被新疆乌鲁木齐市当地法院以“危害国家安全罪”判15年徒刑。他的“罪证”,无非就是接受香港记者采访,公开谈出了自己对政府在75骚乱中处置不当的意见。我看了《亚洲周刊》记者李永峰的介绍,是海来特在七月五日上午十點,“當面向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主席努爾.白克力提出三點建議的經過。當時他在朋友陪同下,本來去見新疆黨委書記王樂泉,但王樂泉十點之前不在烏魯木齊,所以只好去見努爾.白克力。他們把正在會議上的努爾.白克力請了出來,當面陳述了對局勢的判決與三點建議。努爾.白克力只是表示,要請示上級。按海萊特的理解,就是說,他要請示王樂泉。”最后的惨案,证明了海来特的正确判断和他不顾被误解的道德勇气、公民责任感和人道主义情怀。​

如果自治区热衷于维稳的官员们,能够少一些官僚习气,能够多听一些海来特的建议,也许很多无辜的生命都可以被挽救。​

4.当一个民族的知识分子提出任何哪怕是理性的意见,换来的不是理性的回应而是被扣上“疆独”的帽子,这不是鼓励极端情绪么,这不是把人逼成疆独么?当一个公民,尤其是一个维族记者,仅是公开说了几句真话,就被当成“危害国家安全”,还能指望他的同胞来认同这个“国家”么?​

维族和汉族这样有着复杂历史纠葛的民族,如果真正能成为兄弟,唯一的出路,就是向南非那样组织类似“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沟通平台。而不是压制真相和意见,来维持威权的稳定。​

在我看来那些要把海来特这样真诚表达自己意见的维族知识分子,是最宝贵的沟通桥梁,有些人说他有民族情绪,那又怎么样呢?就像我们汉族人也有民族情绪,但他至少认同这个国家,他至少尊重汉族并且愿意坦诚地和你对话。​

把这样的人抓起来判15年徒刑的势力,我相信是“一小撮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和脸面,做出的昏庸荒唐的事情。​

我猜想这“一小撮人”就是在新疆被称作“吃维稳饭”的一批人,他们不是化解,而是不惜给新疆的民族纠纷打上死结,新疆的民族矛盾越尖锐,他们越是能以此要挟中央政府,获得维稳经费,越是有铁饭碗。​

他们背叛了这个国家和人民,甚至也背叛了中央政府的根本利益,他们伤害了维族人,也不利于汉族人,这些人才真正是“疆独”乃至恐怖分子的同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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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维族生太多小孩
    2014年3月5日20:04 | #1

    跟辽东李家一样,养寇自重,但这也得先有寇,然后才能逼良为寇。

  2. 和尚
    2014年3月5日13:04 | #2

    汉人的这种心态普遍存在,在内地,只要有不同观点不同意见,大多也是看做挑战某些人的权威,穿小鞋被报复也是常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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