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聿文:中国的恐怖活动会巴基斯坦化吗

所谓恐怖活动的巴基斯坦化,是我提出的一个概念,指的是恐怖活动大面积扩散开来,尤其是针对平民的恐怖暴行越来越多,政府对打击恐怖活动已经力不从心,乃至无能为力。

我们看到,巴基斯坦近年来已成为和伊拉克、阿富汗一样的全球恐怖活动的中心地带和“最危险的国家”。美国国务院报告曾称,超过全球恐怖袭击次数的一半发生在巴基斯坦。巴国的恐怖袭击不仅直接针对国家机器、军政机构、敏感设施,也针对平民,后者甚至已成为恐怖袭击的主流。恐怖形式也多样化,特别是本土生长、本土受训、本土攻击的恐怖主义本地化进程在不断加速。鉴此,巴国的恐怖主义被一些学者称之为完成了由恐怖袭击的“工厂”到“消费市场”的转变。

中国在恐怖活动方面会巴基斯坦化,成为被恐怖袭击的“后起之秀”吗?尽管现在看来这种担忧有点无的放矢,但如果仍由目前这种局面发展或者恶化下去,成为另一个巴基斯坦并非不可能。

最近几年来,中国社会发生的针对无辜平民的暴行已经渐渐多了起来。新疆不说,内地也发生多起直接以平民为目标的反社会的泄愤暴行。最新的一例就是昆明火车站的恐袭事件。发生在中国两会召开前夕的这起暴力事件,是中国社会迄今为止死伤人数最多、手段残忍、后果最严重的一起暴行,直接被中国政府定性为恐怖袭击,也引起了多个国家和联合国的谴责。

昆明恐袭可能是中国本土恐怖主义发展的一个分水岭。如果说,以前的恐怖主义或暴行由袭击国家机器(如警察机构)、局限在特定地区(如新疆),带有一定的反社会性(多表现为内地的一些暴力事件),那么,这次恐怖袭击表明,恐怖主义已经扩散到中国内地,恐怖分子随时有能力发起一场针对平民的暴力事件。

在未有更多的信息公布前,人们不清楚制造这起恐怖事件的恐怖分子,其背后的真实意图是什么,但有一点很清楚,即恐怖分子刻意选在中国两会前策划制造这起恐怖事件,是要借两会的关注度,把全球舆论由两会引向两个民族的“战争”,给社会造成一种恐慌的心理效应。应该说,这一目的已经达到,中国民间这几天都在谈昆明恐袭。

对这起恐怖暴行,中国网上尤其是微信朋友圈的反应值得“玩味”:许多人借“反思”的名义,抨击政府的新疆政策和民族政策,把恐怖袭击的原因归咎于政府集权之“恶”。更有人从阴谋论的角度来看待和评论这一事件,当然,也有人在曲折的文字后,隐讳地表达了对恐怖分子的同情。

巴基斯坦成为恐怖分子活动“天堂”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巴国政府的治理失败。政府治理之所以失败,根据巴基斯坦学者伊利亚斯的看法,与巴基斯坦立国指导思想中强调伊斯兰教的统治有直接关系,他认为这是损害国家团结的根本祸根。巴国指导思想强调伊斯兰文化的一元性,开国时宣布“乌尔都”为国语,把印巴分治时从印度迁移到巴基斯坦来的、说“乌尔都”语的文化强加于巴国,形成统治地位,把巴基斯坦的地方语言变成次要文化了。而说乌尔都语的人口在巴国的人口中只占7%,是典型的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

中国恐怖主义的出现,虽然成因与巴国不同,但恐怖主义升起的本身即表明,执政党对中国社会的治理也是失败的。

从每一起暴力和恐怖事件来说,有着各自的具体原因,但如果在一段时间内,暴力和恐袭事件集中发生,就必须反思执政党在国家治理上出了什么问题。如上所述,许多人把新疆分离势力制造的恐怖暴力事件这个账,算在执政党的民族政策和治疆策略上,意思是,过时的民族政策和僵化的治疆策略造就了新疆的分裂势力,并逼得他们走向恐怖主义一途。

这样看问题有些简单化,固然,执政党的民族政策和治疆策略都有大问题,需要调整和改变,但应看到,这套政策实行了几十年,为什么以前没有出现如此激烈和频繁的恐袭活动;另外,也要看到,在新疆等地的恐袭活动增长的同时,内地的反社会的暴行也层出不穷,又如何解释这种现象?

还有一些人把恐怖活动抽象地归咎于政权的专政之“恶”,这也说明不了问题。因为这套体制存在半个多世纪了,不说改革前,在改革后的很长时间里,专政比现在更严重,那时为什么没有大规模的暴力和恐怖事件出现?

所以,我认为,不能单独把恐怖主义和恐怖活动抽离出去,而应把它和内地发生的同样多的暴力事件放在一起,从时代的大背景去考察。换言之,新疆的问题固然有新疆的特殊性,但新疆问题也是全国的问题,是执政党的治理体系、价值目标和政策手段出了问题。

从这一角度看,执政党目前在国家治理上的最大问题,就是把公平正义的价值丢了,没有将公平正义作为社会转型的目标和价值去追求。这其实也是过去30多年的改革中出现的最大问题,改革从一开始没有树立一个公平正义的价值观,更没有在蛋糕做大后,及时把社会从对效率的过度追求扭转到公平正义的轨道上来。可以说,这是我们过去产生一切问题的根源。新疆问题不过是执政党的治理失败在新疆的投射和反应而已。

事实上,在缺乏公平正义的引导下,不仅少数族裔,汉族自身也是个受害者。这种受害不仅表现在汉族中的底层民众,并未享受到来自改革发展的红利,也表现在民族关系的处理上,给其他民族,尤其是新疆地区的民族造成一种错觉,以为他们不但受执政党的压迫,也受汉族的压迫。一旦他们形成了此种印象,那么,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势必会制造两个民族的仇恨。

因此,要彻底解决新疆的分离主义,消灭恐怖活动,就须把新疆问题纳入到全国,在执政党的治理层面予以通盘考虑,而非就新疆问题来谈新疆问题,寻找解决办法。从前者来说,要改变的是国家的发展导向,执政党需要在放松政治的控制中,将社会引导到公平正义上来,一切政策,都应以此为价值导向。反映到对民族关系的处理上,就是实行族群融合,柔性治理。

现在改变还来得及,如果因恐袭和暴力事件增多,而强化政治和社会控制,加重民族隔阂与对立,这会在错误的路上越走越远,中国社会的巴基斯坦化就很可能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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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新闻, 观点 标签:
  1. 匿名
    2014年3月6日12:31 | #1

    个人认为比较中肯

  2. Mobile Guest
    2014年3月6日06:14 | #2

    个人也认为比较中肯,但要说中国治理失败尚为时过早,存在不足甚至过失是肯定的,但若中国执政党决心要调整的话,我认为一定来得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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