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中国政府避谈地方维稳预算增长

谢岳是上海同济大学的政治学学者,他多年来一直在研究中国地方政府的预算和支出。越来越多的人在分析这些数据,因为地方政府的财政行为能对一些问题产生深远的影响,包括中国经济的结构完整性、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以及共产党的合法性等。

纵观中国的历史,地方政府的支出和税收对朝代的兴衰起过重要作用。位于北京的国家审计局最近公布,中国地方政府的累计债务已达到17.89万亿元人民币,这一令人担忧的数字表明,地方政府仍未摆脱依赖借贷增长经济的枷锁,尽管经济学家警告说,这种增长模式不可持续。去年12月发布的这个债务数字,比2012年12月的数字增长了12.7%。

出于对地方政府财政的兴趣,谢岳在周三(也就是每年一度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的第一天)发现,财政部没有像往年那样公布2014年地方政府的预算,这让他感到奇怪。地方政府的预算,近年来一直以附录的形式,补充在中央政府预算的后面,财政部在全国人大开幕日的会议上发布了中央政府的预算。

地方预算的缺失“不正常”,谢岳在电话采访中这样说,他补充道,政府通过财政部报告发布这些数据已经有好几年了。

财政部报告称,“相关数据还在收集中。”

不过,中国的财政年1月1日开始,所以,中央和地方政府都已完成了今年税收和财政支出的近四分之一。

谢岳说,“那个解释不能让人信服。每年都是这样做的。为什么以前有这些数据?我认为他们是想避开政治敏感问题。”

谢岳认为,这些敏感问题包括国内安全机构不断膨胀的预算。中国警察和其他国内安全部门的大部分预算来自地方政府。2011年用于国内安全的公开预算总额,首次超过了国防预算。一份对当年的中央和地方政府预算的分析显示,国内安全开支预计为6244亿元人民币,而国防预算则为6010亿元人民币。这种趋势仍在继续,中国领导人和地方政府的理由是他们需要“维稳”。

谢岳说,“一旦维稳经费过于庞大,尤其是与国防预算相比时,很可能会引起国际社会和国内公众的关注。批评者会对此大加指责。我认为他们是有意避开这个问题。”

“维稳”成为政府部门的口头禅是在周永康于2007年至2012年负责国内安全和司法体系期间,他那时也是政治局常委之一。周永康把国内安全问题推为党的首要任务,那些年里,共产党加大了镇压异见人士的力度,也加紧了对广大西部地区的管制,这些地区居住着大批藏族人和维吾尔族人,他们对占人口多数的汉族的统治心怀不满。

周永康于2012年底从9名成员组成的政治局常委退休,新的政治局常委由7人组成,不再包括负责国内安全事务的主管。很多官员不喜欢周永康,据党内知情人士消息,现在正在调查周永康本人、他的家人以及与他关系密切的一些政治盟友的腐败问题。有政治观察者说,国家领导人也许会在全国人大上对周永康的命运有所暗示。(无法联系到周永康进行评论。)

目前的安全事务主管是孟建柱,他是政治局25位委员之一,比常委低一级。他现任共产党中央政法委书记,该委员会负责监管国内安全及司法系统,上届书记是周永康。但是,即使在孟建柱和国家新领导人的领导之下,公布的国内安全预算仍超过了国防预算:2013年的安全预算为7690亿元人民币,而人民解放军的预算为7410亿元人民币。(分析人士称,这两方面的实际开支都更高。)

周三的 财政部报告称 ,中国2014年用于军事的预算为8080亿元人民币。这份报告还称,中央政府用于公共安全的预算为2050亿元人民币。但由于没有公布地方政府的预算,因此无法算出用于国内安全的总预算,也无法与国防开支进行比较。

不过,谢岳有个预测。他说,“由于没有大的经济危机,也没有公共安全政策的大调整,因此我认为该项预算会继续上升。”

在共产党总书记习近平的领导下,警察并未放松监视,也没有减少对批评政府人士以及其他强大的自由之声发出者的拘留。上周六在昆明火车站发生的、几个人的持刀暴力袭击事件,无疑会成为国内安全预算增加的理由。

“这种袭击事件以前仅限于新疆地区,但现已蔓延到中国其他地方,”谢岳说,“国家担心,如果袭击事件蔓延到所有的地方,怎么办?那将会是一个很头疼的问题。恐怖袭击触及了中央政府的神经。中央政府将会利用这次事件加强反恐措施,增大资金投入。这是个钱的问题。”

黄安伟(Edward Wong)是《纽约时报》驻京记者。Patrick Zuo对本文有研究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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