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大豪: 维吾尔民族危机与温水青蛙

在新疆从事基层工作的干部普遍有这样的困惑:什么是正常的宗教活动,什么是不正常的宗教活动?什么是合法宗教活动,什么是非法宗教活动?什么是宗教极端主义?

很多有宗教信仰的人,由于对宗教中宣扬的某个无所不能的神深信不疑,往往有意无意地以宗教的价值标准来衡量一切,用宗教的价值标准来判断是与非,用宗教的价值标准来认定对与错。

上帝可以万能,但宗教要有底限。你可以相信上帝是万能的,但你必须要清醒地认识到宗教必须要有底限。无论是什么宗教,也无论信仰什么样的神,宗教活动必须要有底限,这个底限就是宗教不要危害国家安全,宗教不要危害政权稳定,宗教不要违反法律。如果宗教活动超越了这个底限,那么就是不正常的宗教活动,如果宗教活动违反法律那就是非法宗教活动,如果宗教活动挑战政权、危害国家安全那就是宗教极端主义。

宗教是个政治概念,政治概念的特点就是:是与非、对与错可以各执一词,但最终是谁的占有力最强就由谁说了算,这就是政治的本质,任何政治都具有强制性。如果某个宗教的信徒建立了政教合一的国家,宗教的是与非、对与错,由宗教说了算。但是,在世俗国家,宗教的是与非、对与错是由政权说了算。如果有人以宗教的名义与政权对抗,或试图夺取政权,那就是宗教极端主义,必然会遭到最严厉的打击。任何一个世俗国家都不会纵容宗教极端势力的发展,都会给予毁灭性的打击。

很多人对宗教往往有误解,总以为自己信仰的某个神高于一切,甚至高于法律,高于国家利益,这是一种心理偏执的表现。宗教中有很多符合理性的观念,但也有很多不符合理性的观念。一个无论多么虔诚的信徒,都应当保持对宗教的理性信仰,既信教又守法。信教是为了获得心灵的慰藉,守法是为了保持正常自由的生活。如果人人无视法律、为所欲为,那么谁都不可能有一个安宁的生活环境。如果人人都可以为所欲为,其实这样的状态并不是最自由的状态,恰恰是没有任何自由保障的状态,当然也根本不可能有所谓的宗教信仰自由。为了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等一切人类最基本的自由,必须要用强制手段建立一套规范人们行为的法律体系。宗教信仰自由也只有在遵守法律的情况下才可能获得最大的自由,换句话说,宗教不能高于法律,宗教信仰不能超越法律,信众必须遵守法律。

就中国对宗教的现行法规来说,绝大多数的信众既能够遵守法律,又能够充分获得宗教信仰的精神满足。那些搞宗教极端主义的人是极少数,而且受到绝大多数信众的反对和抵制,这本身就证明现行法律与宗教信仰并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

有一位维族基层干部,他曾私下对我说:“我虽然是党员,但我多少也有一些宗教意识。不过,我老婆愿不愿戴面纱,是她的自由,我不会干涉。但我认为应该允许信教者有戴面纱的自由。另外,我不喜欢自己留大胡子,但不反对别人留大胡子,也不应该反对留大胡子,这是个人的私事,是个人自由,不应干预。”

他的这种观点很有代表性,也是部分维吾尔精英的观点。

我对这种糊涂认识感到很悲哀。

绝大多数的维吾尔人是很善良的,但善良往往很容易降低人的警惕性。其实,宗教极端主义势力并不是在出现的第一刻就完全展现出自己的本来面目。宗教极端主义势力在最开始的时候往往很温和,甚至很温柔,而这最具迷惑性,最容易蒙蔽善良者的眼睛。现在很多善良的维吾尔信众如同温水青蛙沐浴在戴着面纱的宗教极端主义的脉脉温情里,难以自拔。

宗教极端主义势力的根本目的就是建立政教合一的国家。当宗教极端主义势力一旦能够控制大多数信众的时候,宗教极端主义势力就会暴露出极端的本质,即专制、暴力。当维吾尔信众一旦被宗教极端主义势力所掌控,善良的维吾尔人就无力决定自己的命运了。到那个时候,你即使不干预别人的自由,别人却会干预你的自由。你的妻子即使不愿戴面纱也会被强迫戴面纱,你即使不愿留大胡子也会被强迫留大胡子。

乌鲁木齐有一名维族公务员下海后经商,一天他和几个很久没有见面的好朋友在维吾尔人开的餐厅聚餐,他买了好酒准备款待好友,结果被餐厅服务人员强力反对,双方争吵了20多分钟最后还是没有喝成酒,一次本来期待已久的好友聚会被这件事搞得很不愉快。后来这个维族朋友愤愤地对我说:“你有不喝酒的自由,我有喝酒的自由。我尊重你不喝酒的自由,你为什么不尊重我喝酒的自由?”好像我就是那个反对他喝酒的服务员。

我笑而不语,心想:你现在连喝酒的权利都保障不了,你将来还有能力对抗宗教极端势力对你的利益更严重的危害吗?

一个被宗教极端主义势力掌控的民族会有美好的未来吗?

现在有一些维吾尔人自觉不自觉地成为宗教极端主义的辩护士,似乎只有这样才能显示出自己最热爱维吾尔族、最热爱伊斯兰教。当宗教极端主义势力一旦对整个维吾尔族造成巨大危害,一切后悔都无济于事了。

宗教极端主义的影响已使维吾尔人面临最严重的民族危机,还有多少维吾尔人是温水青蛙而不自知?

我的维吾尔同胞,你如果真正热爱自己的民族,请你一定要高度警惕:以神圣的宗教名义,在不知不觉中与极端势力一起,把整个维吾尔族推向灾难的深渊。

我认识一个维吾尔族企业家,他是一家公司的总裁,他多次向我表达——宗教极端势力对维吾尔人的影响,让他为维吾尔族的未来命运很忧虑。

我对他说:如果维吾尔人不能团结起来摆脱宗教极端势力的掌控,那么谁也救不了维吾尔族!

昆明暴恐案与新疆长治久安最需要什么

【3月1日晚9时20分,10余名统一着装的暴徒蒙面持刀在云南昆明火车站广场、售票厅等处砍杀无辜群众。截至2日6时,已造成29人死亡、130余人受伤。民警当场击毙4名暴徒、抓获1人。据记者从昆明市政府新闻办获悉,昆明“3·01”事件事发现场证据表明,这是一起由新疆分裂势力一手策划组织的严重暴力恐怖事件。】

对于很多内地民众来说,新疆很遥远,但昆明这次“3·01”恐怖案件让内地人在强烈地震撼中感受到“新疆”很近,近在眼前。

新疆“三股势力”过去在内地也制造过多起恐怖事件,但他们的主要作案地在新疆。以去年北京“10·28”金水桥案为标志,“三股势力”已开始“内外并重”,即要竭力在疆内搞破坏,也要竭力在疆外搞破坏。在他们看来,在疆外搞破坏影响会更大。

昆明“3·01”案件给内地警方和民众上了一堂血淋淋的反恐课,要深刻总结这次极其惨痛的教训。

如果内地民众早已具备高度的反恐警惕性,这次案件造成的危害不会如此惨重。按照恐怖分子的惯常做法,他们一般会选择为“圣战”而死,而不会做好逃跑准备。但这次竟有半数逃走,可见他们对成功逃走是有很高信心的,这说明他们很了解汉民族的懦弱性,料定汉族人是不会奋起反抗、一定会四散而逃,是不会群起而攻之的。这是恐怖分子敢作案且又做好逃跑准备的重要因素。如果他们认为汉族人会强烈反抗、会不怕牺牲与之拼命搏斗,那么他们就不敢干、或者即使干了也不会做好逃跑准备,因为想逃也逃不掉。

不敢反抗、只顾自己逃命,汉族人这种懦弱性如果不改变,这种事件在内地的发生次数会越来越多。正是汉族人的这种懦弱性,是恐怖分子气焰嚣张的一个重要原因。犯罪分子在光天化日之下滥杀无辜而又能够半数成功逃跑,这无疑是对犯罪分子的莫大鼓舞。如果今后内地民众面对恐怖分子,能够够勇敢地与之搏斗,不仅可以大大减少伤亡,而且是对恐怖势力的极大震慑,内地恐怖案件将会大大减少。

10余人统一着装、手持器物出现在人口密集的公共场所,如入无人之境,从这次事件该汲取怎样的教训,我相信警方会自己认真总结,我在此就不多说了。

这次事件发生后,很多人群情激愤,这种心情我当然能理解。但是,我们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清醒地认识到,我们无论采取怎样的反恐措施,我们都要坚信:恐怖分子是极少数,不代表任何民族,绝不能有意或无意地将恐怖分子与某个民族划等号。惨无人道的恐怖分子之所以滥杀无辜,就是企图引发民族仇恨、民族仇杀,我们决不能让他们的罪恶目的得逞。我们今后应该更加维护民族团结,只要各民族团结一心、同仇敌忾反对“三股势力”,就会让恐怖分子陷入绝望之境。

新疆问题是慢性病,没有一夜之间就可以根治的药方。新疆“三股势力”在内地的蔓延已成趋势,恐怖案件在内地呈多发之势在未来很长一个时期将难以避免,政府和民众所能做的是提高反恐意识、强化反恐措施、齐心协力减少发案次数和降低危害程度。

新疆问题要标本兼治,这个道理大家都懂,但真正知道该怎样标本兼治的人寥若晨星。很多时候把治标的手段当成是治本的办法,令人啼笑皆非。

如果药效已经过期,成倍加大药量如同饮鸩止渴。传统的治疆观念如果没有根本改变,治本就没有希望,新疆问题就不会得到根本解决。

新疆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解决的,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但民众无不迫切地想知道:解决新疆问题到底有没有根治的办法?

当然有,新疆问题不可能是没有解决办法的问题,解决新疆问题肯定有标本兼治的办法。

然而,虽然有治本的办法,也未必就能够治本。因为决策者如果缺乏理解能力,或能够理解而缺乏敢于实施、敢于担当的魄力,有治本的办法也会被废弃。

新疆问题之所以很复杂、难以治本,症结就在于治理新疆不是没有办法,而是没有办法实施办法。待将来一旦下定决心触碰疑难问题的时候,将会再次错失很多无法挽回的良机,那时问题将会更加复杂,付出的代价将会更加巨大。

解决新疆问题,该要彻底换个新思路了,不能再幻想没有任何负面影响的“完美之策”了,不能一拖再拖下去了。

解决新疆问题、实现新疆长治久安最需要什么?

最需要的不是经济实力,更不是警力,而是胆识——是充满智慧的远见卓识和敢于作为的浩然气魄。必须要做好充分准备,用几代人的阵痛换来千秋万代的长治久安,否则,未来不堪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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