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两朝为何查禁不了《水浒》

廖保平

全国两会上,某政协委员说:“《水浒》影响维稳”,《水浒》这样的电视剧应该禁播,战争题材的电视剧要有所控制,这些都和暴力相关,《水浒》是旧时代的名著,与我们时代不适应。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包括对《水浒传》的批评和“禁播”。而且理由也惊人的相似,某政协委员说《水浒》宣扬暴力,影响维稳;古人也认为《水浒传》有这些负面因素,要严加查禁。

明代袁中道在《游居柿录》中说:“但《水浒》,崇之则诲盗。”其义与某政协委员相似:推崇《水浒》,容易引诱人做暴力盗窃的事,应当“禁播”。

明代田汝成在《西湖游览志余》里更是说得咬牙切齿:“《水浒》叙宋江等事,奸盗脱骗机械甚详,然变诈万端,坏人心术。说者谓其子孙三代皆哑,天道好还之报如此。”这位田汝成同志因为恨《水浒》坏人心术,继而诅咒作者施耐庵“子孙三代皆哑”,真是恨到骨头里去了。

到了清代,这种思想依然延续。王韬在《水浒传序》中说,这是一部“奸盗诈伪之书”,“固可拉杂摧烧也。世传报应之说,圣叹及身被祸,耐庵三世喑哑”。还是田汝成同志那套写邪书必遭报应的说辞。

清代有一哥们叫俞万春,更有意思,他认为《水浒传》与“我们时代不适应”,把犯上作乱者写得可亲可敬,把朝廷、官员写得可憎可鄙,真是可忍,孰不可忍。他续写了一本适应时代的《荡寇志》,以小说反小说,讲朝廷如何剿灭梁山泊众头领,来表达他的卫道思想,这倒是比只站着骂两句的人强多了。

大才子金圣叹虽然高度评价《水浒传》,认为“天下之文章无有出《水浒传》右者”,但同时认为读《水浒传》会误导读者,产生“无恶不归朝,无美不归绿林, 以为盗者读之而自豪,未盗者读之而为盗也”的影响。(皆出自《金圣叹全集》)于是根据百回本《水浒传》,删掉后三十回内容,附以序文、读法和评点文词,编出七十一回《水浒传》,使《水浒传》的思想主旨符合“政治正确”的要求。

甚至连皇帝也直接站出来批评《水浒传》,乾隆皇帝把民风恶化,民众入帮入匪,归结为人们阅读《水浒传》所致:“如愚民之惑于邪教,亲近匪人者,概由看此恶书所致。”(《高宗纯皇帝实录》)好家伙,这是把自己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的节奏嘛。

这些批判东一榔头西一棒,不成体系,较为全面讲述《水浒传》为什么“奸盗诈伪”,当数乾隆十九年(1754年),吏部转呈福建道监察御史胡定的一份奏折,历数《水浒传》的种种不是:

“阅坊刻《水浒传》,以凶猛为好汉,以悖逆为奇能,跳梁漏网,惩创蔑如。乃恶薄轻狂曾经正法之金圣叹妄加赞美,梨园子弟更演为戏剧,市井无赖见之,辄慕好汉之名,启效尤之志,爰以聚党逞凶为美事,则《水浒》实为教诱犯法之书也。”

继而提出了“禁播”的办法:“查康熙五十三年,奉禁坊肆卖淫词小说。臣请申严禁止,将《水浒传》毁其书板,禁其扮演,庶乱言不接,而悍俗还淳等语。查‘定例’,坊间书贾,止许刊行理学政治,有裨文业诸书,其余琐语淫词,通行严禁,违者重究。”

这里提到的康熙五十三年,禁坊肆卖淫词小说确有其事,当时礼部颁布了禁毁小说的法令:“凡坊肆市卖一应小说淫辞,在内(在京)交与八旗都统,都察院、顺天府,在外(外省)交与督抚,转行所属文武官弁,严查禁绝,将板与书一并尽行销毁,如仍行造作刻印者,系官革职,军民杖一百,流三千里。市卖者杖一百,徒三年。该管官不行查出者,初次罚俸六个月,二次罚俸一年,三次降一级调用。”(《圣祖仁皇帝实录》)这一法令后载入《大清律例》,成为“国法”。

法令的大意是,所有“淫秽非法书刊”(小说淫辞即黄色淫秽书刊)一律收缴;私自印刷一经查实,处以刑罚;政府主管人员查禁失职,要么罚扣工资,要么降级使用。依此看,此次“扫黄打非”相当严厉。但有没有将《水浒传》纳入扫打之列,不太清楚。倒是胡御史这一份奏折让乾隆皇帝吃了定心丸,将《水浒传》视为“教诱犯法之书”,在全国范围内加以严禁。

胡御史所指出的《水浒传》的影响是不是实情?是。《水浒传》盛行以后,各种文学艺术样式都把它作为题材的渊薮。以戏剧作品而言,明清的传奇就有李开光的《宝剑记》、陈与郊的《灵宝刀》等。昆曲、京剧和各种地方戏中,有不少以《水浒》为题材的剧目。至于以《水浒》故事为题材的绘画、说唱艺术,更是不可胜数。小说作品中,《金瓶梅》就是“从《水浒传》潘金莲演出一支”(袁中道《游居柿录》);后世的侠义小说如《三侠五义》 “源流则仍出于水浒。”(《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足见《水浒》深人心,影响深远。难怪鲁迅在为叶紫著的《丰收》一书写的序文中提到:“中国确也还盛行着《三国志演义》与《水浒传》,但这是为了还有三国气与水浒气的缘故。”

胡御史所指出的《水浒传》负作用有没有一定道理?有。老话讲,“少不看《水浒》,老不看《三国》”,劝诫血气方刚的年轻人不要看《水浒》,学梁山好汉,遇事不冷静,好勇斗狠,变得暴力、冲动,小则聚众斗殴,大则犯上作乱。

且江湖造反者往往把《水浒传》奉为造反教科书。清人刘銮记载:“张献忠之狡也,日使人说《水浒》、《三国》诸书,凡埋伏攻袭皆效之。”(孔令境《中国小说史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这个张献忠把《水浒》当成《孙子兵法》用,高,真是高!

基于以上的担心(或许还有其他担心),明清统治者一再采取查禁措施。除前面讲到乾隆查禁《水浒传》,崇祯十五年(1642年),明政府一度查禁《水浒传》,起因是崇祯皇帝要剿灭轰烈烈的江湖造反,害怕这本造反教科书发挥威力,但其时明王朝已摇摇欲坠,估计查禁的效果很不理想。至于禁毁其他“有伤风化”的小说就更多了,仅康、雍、乾三朝,“扫黄打非”不下十次,文字狱频频发生;清末官方列出的禁毁小说书目高达二百余种。

有了官方对《水浒》的批判定性和查禁,历史上虽有人为《水浒》叫屈,如明代李贽肯定《水浒传》的小说价值,被指为“异端邪说”,遭到围攻。即便到了近代,很多人仍然摆脱不了这种“正统思想”的影响。周作人在《艺术与生活》里说《水浒传》是,“妨碍人性的生长,破坏人类的平和的东西。”

倒是胡适对《水浒传》赞扬有加,他认为《水浒传》“是一部奇书,在中国文学史上占的地位比《左传》、《史记》还要重大的多。”认为《水浒传》“是中国白话文学完全成立的一个大纪元。”批评金圣叹的删节是“把一部《水浒传》凌迟碎砍。”胡适的矫正,使《水浒传》从单一政治的审视,回归到文学的审视上来。(皆出处《中国章回小说考证》)

也就是说,《水浒传》首先是一本小说,是文学作品,而不是政治演绎,动辄把文学作品进行政治化解读,很容易形成“文字狱”。人们读《水浒传》可能容易模仿小说人物的言行,有点“水浒气”,但靠禁毁来求取太平是因果倒置。如果社会正义得到伸张,民众的合法权利得到维护,利益关切得到积极回应,不维而稳,哪怕读再多《水浒传》,也不会轻易走向暴力之路;要是以上所列问题不能解决,社会怨气积集,维而不稳,民众不读《水浒》,世界也不太平。

退一步讲,这种“扫黄打非”有用吗?答案是否定的。有时候,禁令反而成了书籍的“政治广告”,政府越说要查禁某书,越是激起了读者的好奇心和阅读兴趣,某书越是在民间广为传阅。历史不是没有先例,明清查禁《水浒传》,“嘉隆间,一巨公案头无他书,仅左置《华南经》,右置《水浒传》各一部。”(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文人士大夫以阅读禁书《水浒传》为荣,如王士稹在《居易录》中试图考证《水浒传》中人物的姓名“与《挥麈后录》所载一一吻合”。纪昀对《水浒传》的典故信手捏来,足见读得颇深。结果是,被查禁得最多、最严厉的《水浒传》,反而拥有了可能最多的读者。

为什么如此?因为“夫淫辞邪说,禁止未尝不严,而卒不有禁止者,盖禁之其售之人,而未尝禁之于阅者之人,即便能禁于阅者之人,而未能禁之于阅者之人之心。”(赵尔巽《清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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