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舟:南疆观察

【九年前去南疆之后所,虽然那时所知甚少,但至少实地看了,有些感受,现在看来或许还有些价值。当然,如果旧地重游,有许多或许早已改变,比如,听说“7·5”之后,连乌鲁木齐戴面纱的女性都增加了不少】

这次在南疆的时间实际上只有8天,但感触很深,一路思绪腾涌。在孔雀河边和Suda说,若有人同时看了我俩的游记,或许也会问出当年J.F.肯尼迪的著名问题:“你们两位去的是同一个地方吗?”——因为我们感受的角度差别太大。以下是一些观察随感:

民族问题

新疆向来分天山南北路,汉人在全疆人口中占40%,但在南疆却只占18%。在喀什街头,这一点尤其令人印象深刻:满眼是高鼻深目者,汉人只有大略十分之一(官方数字为20%)。在去库车的长途车上,遇到一个男友在喀什当兵的汉族女子,她说她还是喜欢库尔勒,喀什的维族多到让她有一种隐约的害怕。

她更喜欢库尔勒的原因当然是多种的:这个新兴城市宛如沿海新兴城镇,无论在市容还是人口结构上,都是高度现代化和汉化的(在新疆,这两者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互匹配的,虽然汉人的现代化也有一些丑陋的破坏性)。库尔勒汉族占人口的69%(与乌市的74%相去不远),在这个蒙古族自治州的首府里,蒙文的标志牌却少于汉语和维语,这也不奇怪,该州的蒙族只占4%。

就我所观察到的,一般维族大致可以融合到汉族占主导的城市中去(如乌市和库尔勒,虽然都保持有不严格的聚居区),但汉族似乎不大融合到维族区。就我的见闻而言,维族和汉族通婚的极少。同住在一起的两个族群,没有共同的社会经历,这是危险的。库车的旧城、新城尤其泾渭分明,维族巴扎上汉人很少,以至于我们这样的游客十分引人注目。一个来这个12年的四川籍司机说,他很少去老城做生意——不过对此似乎也不必太悲观,该司机虽声称很少去老城,但他却会用维语和人交流;在库车,我也见到两个小女孩,一汉一维,手拉手走在维族老城的小巷里。在喀什遇到的一个汉族男子或许不具备典型性:他维语非常流利,父母是1962年移民到喀什,虽然他声称“我们才羡慕你们东部”,实际上对喀什这个故乡才是深爱,当我称赞喀什时,他还笑问:“你是摸着心口说的吗?”据他说,他从小和维族一起长大,遇到敌视不多(所谓敌视一般也只表现为不理睬)。

在我们见过的南疆城市中,库尔勒这座石油新城是汉化最为严重的。在长途汽车站一出来,就遇到一群人来拉客——这是我们在喀什等地从未遇到,却是在内地一向熟悉的。在汽车站,我们还遇到一对维族母女卖茶叶蛋——这使我印象深刻,因为在喀什或任何别的地区,很少看到维族卖这种汉族常兜售的食品——虽然在喀什的市场里,也见过维族卖筷子。

在新疆各城市(或县城),其地名也耐人寻味:北疆经常以bulak为后缀(突厥语“泉”);南疆则很多以ustang(吾斯塘,维语“水渠”)、bostan(博斯坦,维语“绿洲”)、bag(维语“花园、果园”)为后缀的,好几个城市都有沙依巴克/萨依巴格的地名,其实是维语“河滩花园”之意。

与这种自然性质的地名恰成对比的,是汉族的地名,往往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以前清朝、民国时期,曾使用的迪化、绥来、镇西、惠远等地名早已因为其暗示的大汉族思想而废除,新中国常用的则是这样的语汇:幸福、解放、人民、青年、和平、友好、文化、光明……而其中最常见的,则是“团结”——几乎每个城市都有团结路,且往往还是主干道,如库尔勒的团结路,是维族聚居区;库车的团结新桥,也通往维族居住的老城。这种反复强调正如毛泽东当年意味深长、他本人掌握着解释权的那句话:“要团结,不要分裂。”

移民和对外部的想象

1990年的人口普查中,新疆汉族占37%,但2000年普查时却回弹到40%,这可能是由于这样的原因造成的:虽然早年移民新疆的汉人后代仍向往东部,但这一回流已不像1980年代那么显著,同时,新疆却为新的一批移民提供了不少机会。

这次使我不无吃惊的是,在塔什库尔干(该县50,544平方公里,人口3.39万,官方数字2004年该县汉族只有1576人)那么偏远的地方,县城里竟似乎有一半人口是汉族,川菜馆等在喀什难得一见的“汉餐”,在这里却到处可见,数量上比维族和塔吉克族的饭店更多。其中一个重庆女孩子,19岁,来这里已一年。而在库车遇到的一个司机,在此已12年,娶妻(也是四川人)生子,基本已经定居——他当初来库车是因为亲戚在此,看来也是来打工的。

固然,现在到新疆的新移民,多数是中西部地区过来务工的,例如筑路、采棉花、开餐馆,其动机往往是纯经济性质的,但是如果这种经济利益驱动成为长期稳定的来源,则不排除他们像那个司机一样,定居下来。

新疆当地的汉人有一部分看得出来是比较向往东部的,“你们东部多好啊!”这是听到了几次的。在去喀什的火车上拍窗外风景时,一个汉人问我:“你是专业摄影师?”我忙说:“业余的,我很业余的。”他猛抽了一口烟说:“你觉得景色如何?”我很诚实说:“很壮丽。”他嗯了一声,说:“难得。我不少内地的朋友都觉得特荒凉,鸟不拉屎。”火车上遇到的另一人,则说有次带一个福建朋友去天池,被甩下一句:“这就是天池?跟我们那水库差不多嘛!”——而他对此的反应也是:新疆的确也没什么好玩,还不如去敦煌。

这种对家乡风景的无意识麻木,是很多地区人的共有特点。不过我注意到在新疆,人们有时会把这一逻辑表达为:就算风景好,又有什么用?还是东部经济发达。

在其他各族中,也有一些去过东部,例如去塔县我们搭车的维族司机,一个憨厚的小伙子,他曾经运棉花一直开到上海、杭州、温州。对东部经济发达的印象显然是相当深入的,不过塑造这一印象的,最主要的工具还是来自电视。

在Oytag森林公园,一个23岁的维族小伙子,用不太流利的汉语和英语和我聊天,虽然我告诉他是上海来的,但在接下去的交谈中,他仍说到“你们北京……”他问我上海失业率是多少?我回答大概5%——为了方便他理解,我说“20个人里有1个”。他说:“哦,那很好了,我们这里年轻人,大概20个人里只有5个能找到工作。”——他本人还是阿图什那里大专毕业的,没有工作,回到家乡。看得出来,他对外面的世界非常向往,这也是他坚持找机会练习英语的原因。而创造他的这种向往或说欲望的,最重要的就是电视——他告诉我,对于上海和北京的了解大多数来自电视。电视由于其媒介特性(它是非排它的,也不需要发展任何技巧,并且直观、不鼓励思考),在传播中是非常强大的。

Suda在吐鲁番还遇到一个维族妇女,一对儿女都在乌鲁木齐上学。当Suda说起吐鲁番真好的时候,她感叹:“你们东部才好呢!”她汉语比较流利(吐鲁番的维族汉语明显比南疆的流利),甚至还不无幽怨地说,她不由自主地和电视里的情景对比,“你说人和人之间为什么会这么不同呢?”

年轻一代

在南疆所遇见的各族孩子都很可爱,虽然多数不懂汉语(他们小学三年级起学汉语,一如我们学英语),但我们走过时经常会笑着向我们招呼“你好”或“Hello”。给他们拍照片都很开心兴奋,有时笑得前仰后合,也很淳朴,我们一路没遇到哪个孩子拍完后伸手要钱的;有时还会说“谢谢”。至于上海人印象中“新疆小孩扒手多”在南疆更是从未见到。由于一路遇见的孩子大多不懂汉语,以至于我们在塔什库尔干遇到一个正牵驴驮水的少年跟我们说了一句纯正汉语“9号在大房子那边有人举行婚礼,你们可以去看”,我们都吃了一惊。

在库尔勒,维族少女很少围头巾,男孩戴帽的也不多,在公交车站等车时,竟遇到一个维族女孩子和姐姐用汉语交谈了一两句(我一路见到维族人之间一般都以维语交流)。

至于流行文化的威力,更是强大。虽然很多孩子汉语不流利甚至完全不懂,但我们听到他们哼唱汉语歌却很不少。在塔什库尔干这样边远的高原上,还听到两个塔吉克少年唱“亲爱的……”Suda说,她在北疆还遇到一个哈萨克青年,他用哈萨克语唱完《心太软》,还非常坚定地说这就是哈萨克歌曲。在去库车的夜班车上,也看到一个装束和汉族无异的维族初中女学生,正在用Walkman反复听《蓝色生死恋》:听完汉语版又听韩语版。在喀什的艾提尕尔清真寺门口休息时,还有一个看上去十五六岁的维族少年,用带摄像头的手机偷偷给我们拍照。

固然,流行音乐不是一种信仰,不过也应该看到,音乐和歌曲向来是传播文化的一种强有力的力量。8世纪中亚摩尼教和景教兴盛的时候,他们的圣歌也广为流布,并翻译成维吾尔语。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圣歌、唱诗班更不必提了,如一些学者说的,和田的一些维吾尔民间歌曲,“听起来像连续重复的祈祷文”。

女孩子的地位可能是比较低的。喀什繁华的主要大街上,有一块大广告牌:“关爱女孩,托起明天的太阳。”这实际上暗示了女孩的现有处境是不够理想的。在边远一点的乡村,这一点可能更加显著:在阿克陶县Oytag乡,维族青年告诉我,这里的女孩子一般上到小学六年级就结束受教育,回家等着嫁人;男子一般上九年。在柯尔克孜族和塔吉克族地区,我们也遇到同样的情况:兄妹中哥哥汉语不错,妹妹却全然不通,这和受教育程度显然存在一定联系。

住喀拉库勒湖的蒙古包时,我注意到这家的女子都穿着传统衣服,而8岁的男孩却一身牛仔衣服,鸭舌帽,手里拿着电子游戏机在玩,早晨,他也是在草原上练骑自行车,而不是骑马——他爸爸则买了摩托车。我们没有见到电视机,但收音机仍是一个现代工具。我也注意到,这一家六口的年轻家庭(男主人33岁,其妹20岁,女主人约30岁,三个男孩12/10/8岁)里,仍保持着一些传统的习俗,例如对火的崇拜,烧火、吃饭前要做一些祈祷仪式。但他们家里用的能源主要已不是火,而是太阳能(电池板是西宁制造的,上面有汉文和藏文);此外,他们还能向我们兜售巴基斯坦的铜碗,显然,他们的生活正在慢慢远离传统轨道,而这一点在年轻一代身上尤为明显。

宗教

宗教和世俗的争夺,服饰的表现是一个重要指针,对女子来说尤其如此。在喀什,我们遇到的男子多数戴维族小帽,女子则戴头巾的很普遍,有少量(不到5%)看来特别保守者戴面纱(只露眼睛或完全罩住头部),另外有大致略多的女子则打扮现代,与汉人完全无异,这部分多是女青年。在库车,情形大致相似,但戴面纱者极罕见;而到了库尔勒,更是几乎绝迹,汉化打扮的则更多。

试对比瑞典学者贡纳尔·雅林在《重返喀什噶尔》中对1929年喀什的描写:“有时候你能够偶尔看到用黑色盖头遮住面部的妇女,不披盖头,妇女是不允许走出家门的。那时候的正统伊斯兰教的教规极其严格。”作者之所以说“偶尔看到”,是因为当时妇女很少在街市抛头露面,而并非遮住面部的在妇女中占少数。当时的喀什是一个中世纪的社会,今天在这一方面的变化是极为惊人的,因为妇女服装的变化往往是最困难的。1978年雅林重返喀什,已经发现街上没有了头戴缠头巾的毛拉们了,而这本是维族成年男子的重要装束之一,清朝及民国时代正因此,维族才被称为“缠回”,“缠头巾的大小表示戴它的人的年龄、学识和级别”。这一点在今日消失得更为彻底。

一天黄昏,在艾提尕尔清真寺门口休息,礼拜持续半小时,不断有男子从广场四周匆匆走进去参加宗教仪式。其数量大致在500人左右。据说艾提尕尔清真寺能同时容纳6千人做礼拜,但就我们的目力所及,这座教堂并未大到这种程度。如果以一千人每天做礼拜的话,那这一数目仅相当于这座35万人口的城市中,1%的维族成年男子参加。

参加礼拜的多数是中老年男子,青年次之,15岁以下少年更十分稀少。我们没有看到女子礼拜的场所,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艾提尕尔清真寺里的一个管理者,却是一个穿着甚至略有点浓艳的维族女子,她不戴头巾或面纱,却告戒我们这些参观者:在清真寺内男女不可以手拉手。

2001年11月版的“藏羚羊”丛书上说,新疆伊斯兰教宗教场所共2.3万所;而这次国庆我们在喀什听到CCTV对新疆建区50周年的报道也是这个数目(外加1千所其他宗教场所,我在库车城郊看到一所基督教堂),看来这是一个标准的官方数字,并且——如果是事实的话——四年来没有什么显著变化。而我对这一数目也很表示怀疑:这意味着新疆每个县市有300所宗教场所,而我们看见到的,似乎远没有这么多;可能它把几个人的小礼拜堂也计算进去了。

无论怎样宣传我们的宗教政策宽容,这一点是事实:中国并不看重宗教信仰自由,更不必说积极提倡了。艾提尕尔和阿帕霍加墓都有年久失修的明显迹象(修缮是应当的,我反对的是机械复制式的假文物),这一点和xizang寺庙形成鲜明对比。此外,艾提尕尔和布达拉宫广场一样,已经遭到了它们不可避免的命运:被旅游业和商业代表的世俗化团团包围;至于阿帕霍加墓这样的宗教圣地被不伦不类地称为“香妃墓”,更是一个另人啼笑皆非的喻示。

此外,维族问候语的变化也是一个折射,“你好”(Yakshimsiz)和“谢谢”(Rahmat)都是比较世俗化的表达方式,替代了比较有宗教色彩的Salam(“和平”),而维语旧有的“谢谢”,本意是“胡大的爱”。雅林1978年访问喀什时还发现有少数上了点年纪的人在使用老的用法,现在我们一路上所遇,使用的都是Yakshimsiz和Rahmat。

教育

1949年后,新疆各族都被纳入全国统一教育系统。这是具有深远意义的举措。《徐旭生西游日记》在1928年就建言这么做,并断言这样才能使新疆安定——他承认,在当时的民国,穆斯林普遍对汉人的教育系统不以为然,尤其不肯入学祭孔。

西方近代的传教活动,最有力的武器就是教育和医学;《重返喀什噶尔》中也引用基督教士的话说,在新疆穆斯林中传教极为困难,唯一成功的就是医学。新中国后,这两样也成为推行新政策的重要工具。

固然,新疆的各少数民族,主要受教育的仍是本族语言——我在南疆各地普遍看到维语书籍,尤其在喀什为显著,很多书店根本不卖汉语书籍。书店也是展示文化力量对比的场所之一:喀什新华书店维语书在底楼,而汉语书籍在二楼,颇为冷清;而在塔县,汉语书就占一半多;在库尔勒巨大的新华书店里,则最为明显:大部分是汉语书,民族语言的书籍在深深的角落里。

我也去看了一下新疆大学,这个1940年代共/产/党人建立的高校看上去很少传统建筑,并有一个伊斯兰建筑式样的小亭子“团结亭”;来往的男女生中,我只见到一个少数民族学生戴着传统小帽,其余男女,都和汉族无异,这是装束同化最显著的一个地方。就目力观察,来往的汉族学生多于少数民族学生,比例至少是六比四。

当然,高校有特殊的地方(新疆学生也可考到省外,外省也可来新疆),似乎不是一个观察人数比例的最好地方,不过考虑到新疆大学2001年在省外招生只有450人(这些人一般可想见大多是汉族),大致还可参考。从《新疆2005统计年鉴》看,1980年后新疆高校在校生人数中少数民族学生比例最高的一年是1990年(56%),2004年则最低(42%)。考虑到新疆汉族占四成,高校学生中汉族却占六成,这意味着汉族学生上大学的入学率是少数民族的2倍(这和现在另一情况相似:全国城镇人口占四成,但高校入学生源中占六成)。在研究生中,少数民族的比例更低,只有不到1/10(2004年新疆政府公报,新疆在校研究生5120人,其中少数民族498人)。

如果高校数字有可商榷的地方,那么我们可以参考这些数字:1980年,全新疆小学在校人数中,少数民族占49%,1992年达到峰顶,2004年则为65%——1980年,少数民族可能是入学率低,但之后入学率差距拉近后,汉族由于计划生育,儿童数量少,比例就低于40%左右的人口总体比了。我们还可以参考高中比例:因为考大学必须经过高中阶段。1985年最低,少数民族只占32%,2004年为41%,这个数字大体与高校中少数民族占四成是相符的。

少数民族在高中、大学入学率较低的问题,我不倾向于认为这是有意的教育歧视的结果,因为汉族内地城乡之间也存在这样的差异。我想这是教育条件、经济承受力和传统文化等几种因素综合的结果。政府对少数民族往往给予入学条件上的优惠,这是一向的政策。不过这一政策将产生什么样的结果,仍是不确定的。虽然看起来受到高等教育的一代将是最汉化的,但“第二代民族主义”也是不容忽视的,未来政治上真正的挑战也将来自他们。

喀什的衰落

喀什,这座曾经骄傲的“中亚首都”(这一称呼撒马尔罕、布哈拉和塔什干也是有力的竞争者),现在看来,已经和古代不少交通要道上的城市一样,不可避免地衰落了。

要理解喀什的价值,不能只放在中国的版图上,而要放到整个亚洲的版图上。只有这样,才能看到,这个被雪山、沙漠环抱的绿洲城市,处在一个多么有价值的咽喉位置上。这也是它自上古以来,不断接受来自印度、伊朗、中亚文明冲击,并屡次开出不同花朵的原因。

现在,对中国人来说,喀什是一个仅次于西藏的遥远地方,处在国内交通线的末端——在历史上,它第一次处于这样的地位:它所接受的文化、经济上的辐射主要不是来自南方或西方,而是来自遥远的东部。如今,喀什在新疆的地位实际上位居乌鲁木齐、石河子、库尔勒之后,而和伊宁、哈密、克拉玛依一起处于一个水平上。

我们在喀什遇到的那个维语流利的汉人,坚持对他的女朋友说,等这里的国际口岸开通,喀什将比北疆更有潜力。——在我看来,这是充满不确定因素的。且不说毗邻的巴控克什米尔、塔吉克、吉尔吉斯都是穷国(北疆毗邻的哈萨克和俄罗斯的人均GDP是这些国家的5至8倍),而且政局动荡(以至喀什出境的中吉乌国际铁路迟迟无法开工)、又穿越高原复杂地形,交通很不方便,即使开通口岸,运量也不会很大。如今,新疆88%的对外贸易都是在北疆的阿拉山口完成的(新疆其余15个边贸口岸加起来只占12%),这一点,将来20年内也不会有本质的改变。

我在喀什客运站注意到,其候车厅不大,发往下属各县的班车远多于去邻近地区的,并且都局限在南疆,去北疆必须在乌鲁木齐转。其对外班次的频率甚至还远不如库尔勒(该市每天发往乌鲁木齐的班车多达40班以上)。等现在和田河古道(1950年,解放军一部曾走这条道,步行一个月,穿越沙漠进攻和田)的第二条沙漠公路修通后,喀什的位置将更孤立,辐射半径更小,因为届时和田直接接受来自北疆的辐射将方便和强大得多,不必绕经喀什。

到那时,一个外来的参观者将获得更鲜明的印象:喀什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地区城市,它的经济、文化辐射半径仅限于自己行政管辖的范围之内。

交通

这里的“交通”不仅是道路,还包括电波。在新疆,几乎随处见到筑路大军(他们大多数是汉族,即使在民族区域)。听说,在新疆,军人经常被派去筑路或通讯建设(我们在库车217国道曾见到50辆左右的军车通过)。考虑到新疆的广袤及复杂地形,他们是尤其值得称颂的人,可以当之无愧说“艰苦卓绝”。

交通是西藏和新疆在1949年前难以和内地取得稳定联系的重要原因。谢彬(著有《新疆游记》)1917年去新疆和徐旭生(著有《徐旭生西游日记》)1928年去新疆,都历尽艰险。其行程与其说是旅行,不如说是探险,如徐旭生当时计划从额济纳旗到哈密用45天,结果却走了62天,其中48天不见人烟;新疆当地的报纸一般都是内地三四个月前的,从兰州到乌鲁木齐一般需要走三个月。以至于他们后来回国,都从俄国/苏联坐西伯利亚铁路回来,反而方便快捷得多——这和当初张荫棠去xizang,先坐海船去印度,绕行印度到拉萨比从内地过去更方便,正是相似。

看到报道说,新疆正拟议从内蒙河套地区的临河向西走居延古道,修铁路向西进疆,届时北京到乌鲁木齐距离将缩短到24小时,同时,远期规划从青海修铁路进疆,这些通道对新疆的向东联系所具备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在新疆,山川奇特,各种极端地形地貌并存,有时景象简直不像是在地球,而类似科幻片里的外太空——新疆现在主要的产业:采矿和农业,倒也是科学家设想中开发外星球可以最先发展的两个产业。

虽然道路系统还未完善,路况有时也极恶劣(如一个马来西亚朋友说的,“所谓的‘国道’,真是颠得够可以”),但整个架构已经建成。而尤其让我惊讶的是通信方面。即使在最偏远的县城,居然也有网吧——普遍是每小时2元。而更普遍的则是“话吧”:一种提供国内长途每分钟0.3元的公用电话设施,几乎满地都是。我在上海从未见到,事实上,和它比起来,在上海打国内长途实在太贵了。这些话吧的存在意义,是再明显不过的:可以使汉族移民很轻易地和家里取得联系,消除孤独感,并更容易接受当地的工作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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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新闻, 观点 标签:
  1. 匿名
    2014年3月12日09:50 | #1

    希望加强文化交流,增加沟通了解,避免堕入少数野心人士的圈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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