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舟:中国西域经营成败

这篇亦是九年前去南疆后有感而写,现在看来不免有粗疏之处,那时尚属太平,但已有潜流,经济差异已很明显,南疆很多年轻人陷于失业和无望的愤怒之中,这句话算是不幸言中了:“这种状况如果长期不得缓解,那么经济差距就将以民族矛盾的形式体现出来”】

北疆是控制全疆的关键

天山南路的绿洲文明,在三千年来很少成为一支独立自主的力量。而控制整个新疆的力量,通常必先控制天山以北的北疆地区。

无论汉唐还是清朝,控制整个西域的权力中心一般都设置在今乌鲁木齐附近,汉之轮台,唐之北庭,清之迪化伊犁,大致如此。唐初设安西四镇:焉耆、龟兹、疏勒、于阗(后焉耆改碎叶),全在南疆,但这四镇是被控制的附属中心,北庭都护府仍是在北疆。清军驻扎西域四万人,在天山南路只占其中七千人,不到20%。其他势力欲控制新疆也是如此。匈奴、突厥、西辽、蒙古,莫不是从北疆制南疆。不击败天山北路的势力夺得北疆草原的控制权,而能制全疆者,历史上几乎从未有过。

由此也不难理解这一事实:东汉初年,西域各国先后派遣使者至东汉朝廷要求内附并设都护时,光武帝刘秀却以中原未定、匈奴未服,不予允许。——当北方草原还存在威胁性的军事力量时,贸然进占西域,不但危险,也是没有远见的。

西域古代的物质文明,主要是天山南路的绿洲城邦创造的,但在历史上,他们长期是被动的势力,这一点在可预见的将来也不会发生改变。其命运之所以受制于北方草原,除了绿洲文明本身的原因之外(如中亚河中地区也类似),还在于天山南部的地理特点,使西、南、东三个方向的入侵(吐蕃的崛起除外)十分困难,而北方草原却易于进出,成为各势力消长的关键地带。

天山南北的自然条件本身,并不适合华夏农业文明扎根,整个新疆的重要城市,除了伊宁(年降水476毫米)外,其它地方都低于15英寸(375毫米)降水线——一般认为,古代中国文明就是沿着这一条降水线和草原势力对峙的。这也是汉唐等历代屯垦征伐,却始终不能完全牢固地控制新疆的原因。清设伊犁将军,并非偶然。

1949年以来,新疆起了巨大变化,但如果在一个长时段内来看,还是有迹可循的。北疆仍是力量的中心,并且随着现代道路通信系统的发展,这种辐射正日益明显。按照《新疆2005年统计年鉴》,北疆面积60万平方公里,南疆则为106万;两者人口则分别为1040万和923万;北疆的人口密度是南疆的199%。考虑到南疆有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和大片荒漠地带等无人区,两者的人口密度可视为接近。但在人口分布上,则更具有本质的特性:汉族在北疆占60%,而在南疆只占18%;维族则在北疆占16%,而在南疆占79%。

如今,北疆地带集中了大多数的现代城市和文化、科技、教育中心,南疆则还是以农业为主——即使是农业,北疆也有很大优势,一个鲜明的例子是:北疆现在已经开始推广采棉机,可相当于800人采棉工。事实上,北疆的农业机械化程度之高在中国各省中仅次于东北。北疆的这种优势在短期内是不会消除的。

南疆人口占新疆39%,但2004年的GDP却只占23%(如不计算巴州,则分别占34.5%和13.6%)。2004年就人均GDP而言,除了依靠石油而迅速发展的巴音郭楞州(列全疆第3)外,南疆其余地州都在全疆排列倒数:阿克苏、喀什、克孜勒苏、和田分别排第11、13、14、15位。

全疆各地州中克拉玛依人均GDP第一,为66674元,第2的乌鲁木齐为22820元;而最低的和田地区为2445元。如果说克拉玛依和乌鲁木齐是城市辖区,克拉玛依与巴音郭楞州都有巨额的石油收入,具有不可比性,那么排第4的吐鲁番(16887元)与和田之间的差距仍达到6.9倍。而全国最富裕省份浙江与最贫穷省份贵州之间人均GDP的差距,2004年也只有5.84倍(如拿上海与贵州比,则是10.49倍)。事实上,和田的人均GRP(295美圆)仅相当于全疆平均的22%,甚至远低于贵州平均(492美圆)。这种状况如果长期不得缓解,那么经济差距就将以民族矛盾的形式体现出来。

实力与政治技巧

国人常欲鼓吹汉唐盛世,而这种盛世的表现之一,就是远征绝漠,四夷宾服。的确,汉唐曾成功控制西域,虽然这种控制常常被迫中断。在此我想说的是,第一、汉唐控制西域的成败,关键在控制蒙古草原,而非西域本身;第二,这种成功并非完全由实力所致,政治技巧更重要。

如上面所说,北疆是制全疆的关键所在,而汉族势力欲进入这一核心区域,则首先面临的就是必须击败北方草原的霸权。如果汉朝不击败匈奴、唐不击败突厥、清不击败漠西蒙古,而想进占西域,控制全疆,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即使短暂占有西域,一旦河西走廊的脆弱交通线遭到北方草原势力威胁,西域的占领就不得不孤悬在外,陷于敌手。宋、明丧失对西域的控制权,无疑也和他们不能击败北方契丹和瓦剌的势力有关。

中国成功经营西域的历朝,其实际驻扎西域的军力并不强大,原因无他,西域地产并不丰厚,屯垦则受制于当地自然条件,难以支持农业文明的庞大军队给养。但汉唐属于“有丰富统治经验的帝国”,正史中都详细记录天山南路各城邦物产、人民、胜兵、与长安距离;并且善于利用各城邦之间的矛盾,执行分而治之的政策——这被证明是一个特别重要且成功的战略。建立大功的班超,极善于借用当时各城邦的兵马,而自率的汉军最初仅36人;班超曾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句话反过来理解,就可见到这实际是一次军事冒险:当时他带的汉军力量很弱,而敌人甚强,否则不必说“入虎穴”。

天山南路的绿洲城邦,自古以来一向人种复杂,文明多样,且彼此相距遥远,很难统合为一个单一的势力。古代即使莎车、龟兹这样的大国意图建立霸权,也都多次以失败告终。但中唐以后该地区的突厥化和伊斯兰化,完成了以前一直没能达到的民族和文化的统一,遂造成一个前所未有的局面,而使分而治之策略难以执行。

清代进军西域时,天山南北路又出现多种民族的局面。但清军打击漠西蒙古过甚,以至于有大小和卓木之乱。从清朝当时的策略来看,对回归的土尔扈特蒙古人尚且防范有加,分而治之,对天山南路各族当然更是如此。维族虽然人数最多,但直到民国,治疆大臣一般提到新疆各族,次序仍是“汉蒙回缠”(缠指缠回,即维吾尔族,“维吾尔”这一族称,其实14世纪后就不再使用,直到苏联借用后,又传入中国,并于1934年才民国政府采用为标准族称)。

1949年后,这一点仍是如此,甚至更为严密。其中之一是反复强调,“新疆自古是多民族的新疆”;虽然新疆冠以“维吾尔自治区”的称号,但中国是单一制国家,自治区的政治自主程度远不如苏联加盟共和国或印度的语言邦,甚至在自治区内部也是如此。

如果仔细看行政划分,其实维族自治区域仅限于喀什、和田、阿克苏三个世代居住的地区。蒙古族人口只占全疆0.9%,但却拥有两个面积辽阔的自治州:其中巴音郭楞蒙族占人口4%;博尔塔拉占6%(维族人口在这两州分别占32%和13%)——这从人口统计学上来说是非常不合理的,唯一的依据是历史渊源。同样,在昌吉回族自治州,回族只占11%。毫无疑问,唯一能使这些处于少数地位的自治州主体民族获得这样地位的,是更高的权力机构。因此,这样的行政划分,本身使这些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各族更强化了他们在1947年爆发游行时就喊过的口号:“拥护中央政府”、“新疆是14个民族的新疆,不是维族的新疆!”

此外,新疆还有建设兵团这一准军事组织作为后盾(它的人口占全疆汉族的1/4),该团下属的农场几乎遍布全疆各个适宜农业生存的地方;石河子、库尔勒等新兴城市实际上都是兵团师部所在地。而新疆近年还宣布兵团将重点建设四个城市:五家渠、图木舒克、阿拉尔、北屯(分别在昌吉州、喀什地区、阿克苏地区、阿勒泰地区)。值得注意的是,前三者都已设市,并归自治区直辖,实际上成了汉人的飞地。

新疆城市化的过程,往往是与汉化同步的,同时显然的,汉人也比较集中在城市地区,例如阿克苏地区9县市汉族占26%,但在阿克苏市,汉族占60%;喀什地区12县市,汉族占8.6%,喀什市汉族则占20%;尤为明显的是和田,全地区8县市汉族占3%,而地区中心和田市,汉人却有18%的比例。

中唐是西域历史的一大变

自汉武帝以降,中原王朝一般都以谋求对西域的控制权为职志之一,虽然这种控制有时是断断续续的。唐朝在击败突厥后,也维持对西域的控制一百多年。但中唐前后的一系列事件彻底改变了这一地区的面貌。

六世纪突厥兴起和八世纪伊斯兰教的传入,在西域历史上具有本质的转折点:前者逐渐将所有居民突厥化;后者则在文化和宗教上予以统一,改变了之前多元化的面貌。这本身也给当时唐朝的分而治之策略制造了困难,并首次出现强大的军事力量——回纥帝国。而中唐的一系列重大失败则加速了这一转变:751年唐军在怛罗斯战败,丧失中亚;755年安史之乱开始;更致命的则是吐蕃的崛起。由于吐蕃的军事力量改变了青藏高原的力量对比,并进而威胁长安,唐朝力量被迫收缩,河西走廊和安西四镇大部落入吐蕃手中。

河西走廊的丧失,是一个尤其重大的灾难,这是八百年来汉族首次丧失这一地区的控制权。西晋灭亡时,河西曾保留大量汉魏文化,为华夏文明延续作出重大贡献;但唐丧失河西走廊的控制权后,敦煌归义军已经成为一个苦苦支撑的孤岛,并最终被西夏灭亡。

这一点对西域命运的影响并不下于上述的几个历史事件。由于河西走廊的丧失,宋朝朝向内陆的孔道完全关闭,至此,汉唐面向中亚内陆进取的精神受到重大挫折,宋朝的版图退回到农业文明地带,到南宋,完成经济中心向南方的转移,对外交通转向海外,东南闽粤一系的航海活动开始兴起。到明朝,虽然勉强保有河西走廊,在当时的格局下,却已经成为无用之地。

天山南路的绿洲号称肥沃,实际上地产并不丰富。其辉煌的古代文明和令人惊叹的创造力,都得益于顺畅的贸易和不断的交流。周围诸大文明的兴衰,犹如遥远的波涛,迟早都会荡漾到这个池塘里来。伊朗的伊斯兰化对西域的影响就是一例。

840年,回纥被黠戛斯击溃,逃到天山南路的绿洲里,并逐渐成为定居的农业居民。一百多年后,他们拒绝了契丹邀请他们回归蒙古高原故乡的邀请,使得蒙古人兴起时,发现大草原上再没有可以阻止他们的势力存在。而860年,龟兹古国灭亡,标志着这片土地的创造性活力从此消亡。而之所以由辉煌归于暗淡,归根结底是丝绸之路贸易孔道的关闭,这是最为致命的。

汉人移民

清朝对新疆实现的控制,到晚清民国,已经危如累卵。1928年,新疆督抚杨增新在被刺杀前不久对来访的徐旭生坦白:“我这空城计唱了17年,已经快唱不下去了。”

现在看来,新疆能在如此危殆的情况下,竟然没有沦丧,对中原政权而言直是幸运之极。当时英俄在中亚争霸激烈,都欲染指中国西部。以当时中央对新疆西藏的控制之弱,若非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列强重挫,则新疆xizang必定沦丧。甚至我们可以假设,如果一战提早到1906年爆发,则外蒙古或许也能保全在中国版图内。而一战最得益的日美两国,却是太平洋国家,对西部鞭长莫及。这大概也算“外族盛衰连环”之一证吧?

1949年后,在我看来,对新疆的三个举措是尤为重要的:1,构筑交通,使新疆的经济、文化、政治交流全面向东;2,移民实边;3,建设教育和医疗体系:对于任何传教活动,教育和医疗都是最强大的工具。

所有历史文件都表明,民国时代,新疆汉人的比例极低。由于没有人口普查数据,各种数字时有出入,但一般都认为,截止1949年,新疆400万人口中,维族约占75%,而汉人在5%左右(鲍大可《中国西部四十年》中说他1948年访问新疆时,汉人占6%)。

1949/6/26-8/14,刘少奇出访莫斯科,在第一次会谈中,斯大林就建议:“汉族在新疆所占的人口比例现在没有超过5%,占领新疆以后,应当把这一比例提高到30%。通过迁移汉族人的方式,全面开放这一广阔而富饶的地区,并加强对中国边境的守卫。”(沈志华著《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这在某种程度上,正如西里尔?布莱克在《日本和俄国的现代化》说的,“对于一个在已经实现了工业化社会的环境中谋求实现自身现代化的国家来说,需要比‘早发达国家’有更大程度的民族团结和控制。”

斯大林的建议,在不久之后就成为了现实。1964年人口普查时,新疆人口剧增到727万,其中汉族占31.9%。此后一直稳定在30%-40%之间。历次普查分别为:1982年40.4%,1990年37.6%;2000年40.6%。

从《新疆2005统计年鉴》的数字看,近30年来汉族比例顶峰的一年是1978年,41.6%;而谷底是1990年,37.6%。这十年年间人口比例下跌4%,不仅是由于计划生育政策使汉族人口出生率下降,也是因为知青返回东部的浪潮,如新疆建设兵团1980年以来,人口自然增长率一直在0.5%上下徘徊,这么低的水平只能以人口流失来解释。但这一比例在1990年后又开始回弹,因为新疆给内地汉族提供了新的机会,这一次,他们是经济驱动的移民,而不是政治驱动的。1980-1985年,新疆维族人口增长53万,汉族只增长了3.9万;而1995-2004的十年内,维族增长118万,汉族却增长了148万。

1990年-2004年,维族人口从721万增加到898万,年平均速度是1.58%,这个速度并不慢;并且由于汉族实行计划生育,人口自然增长比较慢(例如2004年全疆平均人口自然增长1.09%)。但在新疆,却有特别的情况,即内地汉人的移民。2004新疆人口增长1.50%,但自然增长率为1.09%,也就是说,有0.41%是移民增长,这个绝对数字有8.05万人(这个数字比新疆本地汉人一年自然出生的婴儿数字更多,因为新疆汉人自然增长率低于1%),可以想象,基本都是汉人。

值得注意的是,1990年以来,汉族人口主要增长的区域并非在已经占牢固强势的地区如乌鲁木齐、石河子、昌吉、克拉玛依等;而是在一些民族自治地方。根据《新疆2005年统计年鉴》,1990-2004年,汉族人口增长34%,但在北疆增长了29%,南疆则为58%,显示汉人在南疆人口增长速度快一倍。其中速度最快的几个地区是:伊犁地区77%、阿克苏地区74%、克孜勒苏州61%、喀什地区和巴音郭楞州则均为52%、吐鲁番地区47%;最低则是克拉玛依18%。与汉族人口在各地增长快慢的极不均衡形成对比的是维族,各地增速都在平均的22%上下,显然因为是自然增长,没有大量的流动性,维族在各地区中增长最快的竟是在乌鲁木齐,14年增长了34%。

粗略判断,新疆维吾尔族1949年约350万(占当时新疆人口75%,1953年普查,维族为364万),到2004年增长到898万,增长156%,比同期全国平均速度(120%)略快;而在新疆的汉族则由大约25万增加到780万,增幅为31倍以上,比维族快12倍多。并且按照目前新疆对内地移民吸引力的增强,很可能在2030年,新疆的汉族人口将超过维族——这在政治上的意味是不言而喻的。

疆独:无望的事业

新疆和西藏在历史上虽然有时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实际上却更多承受来自印度和中亚文化、经济上的辐射,1949年后,则方向都改为全面向东。

在新疆听维语或柯尔克孜语、塔吉克语的广播,汉族人即使完全不懂他们的语言,至少对其中一个频繁出现的词知道含义:“新疆”——完全是汉语读音。因为这本来就是汉语词,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才出现这个地名。对于这片土地,一些维族自己的称呼是“东突厥斯坦”,对他们来说,这片土地当然不是“新疆”,而是故土。

天山南路的绿洲文明在三千年内屡次遭受入侵,重要的原因之一是防卫上的困难。从现代军事意义上来说,西藏和新疆的边防都是艰苦的负担。民国时代的30多年内,新疆孤悬在外,基本只依靠自己的力量来维持,结果,军费开支常年达到收入的四五倍!这已足够造成财政上的灾难。

五年前,朱镕基曾笑答记者“新疆是我们说了算,不是疆独说了算”。他说这话是有足够的底气的,不仅是新疆各方面稳定的控制以及汉族的人口比例,而且边疆地区一向都接受“中央的直接关怀”。

马克斯韦尔在《印度对华战争》中断言,“除非中国中央政府垮台”,否则西藏的独立和印度的诉求都是无望的。这一点对新疆来说也是如此。也许还可以加一个并列条件:除非中国中央政府垮台,并且新疆的汉族不再认同中国概念,转而认同本地,否则即使中央政府瘫痪,新疆却仍能控制在汉人手里(一如民国时代)——不过这一点看来更不可能,因为至少就目前而言,新疆的汉人甚至认同内地多于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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