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兴杰:只要公决,就能独立?

3月11日,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议会通过了“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及塞瓦斯托波尔市独立”的决议,同时克里米亚议会宣布,如果3月16日的全民公投中,人们选择加入俄罗斯,那独立决议就会立即生效。在全民公投中只有两个方案,或者并入俄罗斯,或者以独立的姿态留在乌克兰,获得多数票的方案将被采纳。

克里米亚人口中三分之二的说俄语,同时俄罗斯军队在此驻扎,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的可能性比较大。但无论如何,以全民公投的方式获得独立,克里米亚在新世纪开辟了一个新的例证。

通过公决获得独立,克里米亚并不是第一家,1999年东帝汶举行全民公决,70%的人选择了独立,但是独立之后政局动荡不安,直到2002年才选举出总统,获得正式独立。2007年,科索沃全民公决从塞尔维亚脱离出来,成为独立国家。

无论东帝汶还是科索沃都得到了欧美国家的支持,但这一次,克里米亚给欧美国家出了个难题。俄罗斯议会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马尔格洛夫就认为,既然科索沃可以以公投的形式获得独立,那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自然也有这样的权利。欧美国家忙着鼓捣制裁俄罗斯的方案,但是俄罗斯却一直拒绝支持克里米亚独立,只保护该地区的俄语居民。

克里米亚给国际社会提出了尖锐挑战:公决是独立建国的充分条件吗?如果这一理论成立,那意味着更多的分离主义运动可以通过这种不流血的方式进行,比如苏格兰、加泰罗尼亚(西班牙)等。果真如此,联合国的成员国会进一步增加,这个世界也更加碎片化。

(一)全民公决与建国

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的全民公投似乎并没有“违法” 之处。全民公投是一种直接民主的方式,让公民在重大事件上做出自己的判断。以公决的方式来决定国家的命运从逻辑上说也是合理的,因国家本身是“公意”的体现。这也是欧美国家无法指斥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推动全民投决的原因所在。

如果这种建国方式被普及,从逻辑上来说,每个国家都可以裂变为N个国家,如此一来,国家也就不复存在了。以公决的方式来建国存在着一个盲点:公民的身份与权利是被国家赋予的,也是一种责任,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爱国。参加全民公决的“公民”是被哪个国家赋予的呢?乌克兰还是俄罗斯呢?如果是乌克兰的话,那全民公决应该在整个乌克兰境内举行,毕竟现在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还是乌克兰的一部分。如果是俄罗斯的话,那就不是一种公民权了,至少现在克里米亚人还没有获得俄罗斯的公民权。

在公民权范围之内的全民公投是一种民主政治的表达方式,而民主政治需要国家提供一个固定的空间,因此,公决应该是在国家权力框架之下实施。单纯依靠克里米亚人的意志来决定是否加入俄罗斯,值得商榷。另外,俄罗斯是否也需要以公投的形式来决定是否接纳克里米亚共和国呢?

公决源于公民权,而俄罗斯出兵保护的是说俄语的人,两者并不是一回事。民族主义寻求血缘、种族的纽带,而公民权则是每个人在政治参与中的实践。吊诡的是,克里米亚的民族主义诉求通过全民公决的方式表现出来,如果不是多数人是俄语居民,公决也不会实施。乌克兰临时政府总理亚采纽克声称,乌克兰不会放弃每一寸领土,因为领土是乌克兰几代民众用鲜血换回来的。言下之意,克里米亚的公投不具有合法性,从乌克兰出走没有那么容易。

哈贝马斯认为,公民权与民族主义可以共存于一个国家,但却是两条平行线。“公民身份”源自卢梭的自决概念,人民主权意味着权威模式向自我立法的权力转移,是人民权力来抗争君主权力,是一种抽象的权力观念。启蒙思想家们提出人民主权观念的时候,他们面对的是一个个绝对主义国家,还有基督教会的统治,公民权是用来对抗专制君主和蛮横的教会,这并不意味着要重新建立一个国家。更为重要的是,人民主权以及自我立法的实现非常难。在康德看来,这种立法并不容易,必须剔除暴力的成分,只有每个人为一切人做出同样的决定,同时所有人为每个人做出同样的决定时,普遍联合起来的人民意志才能立法。

功利主义或者个人主义的公民权与自然法联系在一起,每个人天生都有权利,让了更好的生活而让渡部分权利而建立一个“利维坦”。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是契约的产物,这样解释的话,克里米亚人的公民权是天赋的,也就有了自决的权利。问题的关键是自然法只是一种非历史的假定,自然状态只是一种想象的状态,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他具有社会性,是一个共同体中的成员。国家也从来不是由一个个原子的个体组成,而是由规模不等的共同体组成的。

以公投来建国,意味着将民主政治等同于国家,民主简化为选票,最终的结果是,是否建国可以由选票多少来决定。而这样的逻辑下来,把国家变成了一种观念的产物,而失掉了灵魂。如果选票变了,那国家可以推倒重来,国家彻底成为工具性的存在。

(二)主义“绑架”国家

当外部的地缘政治呈现均势的格局,小国会获得更大的自主性,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在欧美俄处于“顶牛”的情况下,它可以选择自治或者独立。而全民公决这种形式,让欧美国家处于被动。冷战结束之后,历史终结论认为民主主义的时代来临了,以民主的名义建国是被允许的,而民主就体现在选举上。简单的口号或者主义“绑架”了国家,因为选举获得了当然的合法性,没有人敢否定民主选举的合理性。

笔者并不否定民主是个好东西,但是选举不是民主的全部,而良治秩序也不仅依靠民主一途。连倡导历史终结论的福山也改变了主意,一再强调国家构建的重要性,在最新的《政治秩序的起源》一书中,他谈到政治秩序包括国家、法治和代议制三种要素。至于什么是国家,现在几乎没有人再去深究,而认为它是个唾手可得的东西,选出总统、换个国号、建立军队……国家就来了。

因为国家是个很大的概念,很难用一两句话把它说清楚,所以还是放弃这个概念吧,转而研究国家的“零件”。正因为如此,国家也就获得了一种不言自明的合法性,没有人问,我为什么需要国家?

克里米亚人为什么要一个独立的国家呢?国家需要提供安全、福利以及各种公共品,换句话说,人们需要国家是为了过得更好,除了物质的满足之外,还需要一种精神的结果,没有祖国的犹太人是悲哀的,所以以色列寄托着全世界犹太人的希望。

民主是获得更好生活的一种方式,然而没有国家制度的重建,选票不过是在制造民主的泡沫,很多国家的民众经历了从兴奋到幻灭的过程。无论怎么选举,民治也意味着选举出少数人来行使国家的权力。如果选票廉价到可以被人购买,或者选票不足以改变选民的福利,那选举就失掉了意义,前者导致贿选,后者使选民失却参与热情,因为不管谁上台,他们都可获得高福利,就像欧美福利国家一样。

从历史来看,民主是非常晚近的事情,直到19世纪末才成为世界潮流。最初的民主制度来源于希腊城邦,选票决定一切意味着城邦内部党派内斗不止,雅典衰落之后,民主制度也被带入了坟墓。美国国父在设计宪法的时候,追求的是个人自由,时刻提防着专制权力和多数人暴政。西方民主制度是建立在坚实的国家制度和法治基础之上,这为选票修建了一条“水渠”,依靠选票的力量为国家提供更具有活力的血缘,以免权力集中于某些人手中,使国家失去了活力。

而当民主政治变成一种主义时,人们似乎忘掉了水渠,只管放水。选票是一种权利,而这种权利是从宪法中衍生出来的,只有在法律的框架之下,民主政治才会形成良性循环。但不少国家,宪法只是个幌子,比如乌克兰总理亚采纽克认为克里米亚公投违宪,但乌克兰何曾是个宪政国家呢?宪法一日三变,哪有点儿法治精神呢?当皇帝、宗教慢慢退出政治舞台之后,世俗国家成为主流,唯一可以信赖的就是法律,是宪法,在一个对宪法没有敬畏感的地方,选举或者公投都不能实现救赎。

美国新闻网在3月11日就“美国是否应该承认克里米亚独立”进行调查,其中半数以上的参加者表示应该支持。这只是对“主义”崇拜的一种表现,也大大限制了欧美在克里米亚问题上的回旋空间。

不出意外,克里米亚的独立几乎不可避免,而俄罗斯将会收下这个烫手的山芋,欧美与俄罗斯的关系也随之进入冰冻状态。

主义不仅绑架了国家,而且还绑架了外交,乃至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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