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生命禅院的共产主义实验

临沧——在中国西南部群山之间的这个乌托邦式田园社区,成员们一起过着农耕生活,这种生活可能会让毛主席颇感欣慰:他们每天在地里义务劳动六小时,为他们共同所有的鸡喂食,为社区的每个人准备充足的食物。他们的大量收成会平均分配,看起来没有引起任何纠纷,他们信奉着一种强调在金钱和物质上无私和平等的哲学。

生命禅院的创始人雪峰现年57岁,说话柔声细语。他说,“我们在这里基本上实现了共产主义。”生命禅院拥有150名成员,包括不识字的农民,也包括逃离大都市职场生活的白领。“人们在这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但在当下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常常看起来不是这样的,而生命禅院让云南地方官员感到如坐针毡。云南是一个草木繁茂的亚热带省份,毗邻老挝、越南和缅甸。

数月以来,由于政府的恐吓和破坏行动,生命禅院的水电供应被中断,许多居民被迫离开。该组织在云南省的三个社区中,有两个已经人去楼空。

不过,在临沧,还有几个人在继续坚守,他们决心要留下来。他们正鼓足勇气等待公安的最后突袭。公安威胁说,要把他们从这个无产阶级的伊甸园中赶走。目前,他们把希望寄托于周四进行的一场庭审,届时,他们将为自己的土地合同进行辩护。他们说,官员们正在试图证明这份合同无效。

现年25岁的徐梦婷(音译)2011年加入生命禅院,此前曾在一家电信公司工作。她说,“很多年了都没有问题,现在政府说我们共产共妻,聚众淫乱。”

徐梦婷现在的名字是“逸仙”。她说,这些指责是“无端臆测”。徐梦婷说,官员们告诉她,他们反对生命禅院的真正原因,是因为“我们的所作所为与中国的现状相抵触”。

这场正在发酵的风波突显出,中国人要试图自己解决国家的问题时,仍然面临重重险境。

生命禅院推崇有机农业、自然朴实的精神状态,以及非传统的亲缘形式,是寻求逃脱当代中国社会存在的雾霾、腐败和保守主义的形形色色人群的一座灯塔。过去五年,许多人带着全家老小、村里的邻居,以及郁郁寡欢的城市年轻人搬到了云南,在60公顷的农田上建立了三处社区,这些社区里是一些外观相似的砖房,有着红色的金属制房顶。

不过,共产党从未对任何类型的独立组织有太多的容忍之心,无论是多么平和的组织。政府最近几十年放松了对宗教活动的限制,但与此同时,也开始采取行动镇压未经批准的基督教教会、拥有自己信徒的讲佛法的老师,以及**的信徒。**是一种准宗教组织,被中国政府定为“邪教”。

即使是生命禅院这样的小规模组织也触动了中共对独立运动的深度恐惧,尤其是当这些组织的领导者极富个人魅力的时候——这种不安根植于这个国家动荡和革命的历史。

生命禅院的创始人雪峰面容慈祥,他坚持说,自己的目标与政治无关。但是他有着宏伟的目标,想要在全世界建立256个这样的社区。

雪峰今年2月份说,“我们发现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人们可以消耗更少的资源,更和谐地生存。”与此同时,他的信众纷纷点头称是。

雪峰说,他是在2002年顿悟到自己想要通过不分阶级的生存方式创造“全球和谐”的,当时,他正在津巴布韦做生意。2009年,他建立了自己的第一个社区,拥有25名追随者。这些人被他提出的个人自由的观点所吸引。在一个认为孝道和顺从的重要性高于个人自我实现的社会,这是一个相当离经叛道的概念。

当然,这个团体的组织结构和做法在一些方面也的确很反传统。社区的成员称为“禅院草”,所有财产共同拥有,夫妻也要分开睡。在加入时,每个成员都要取一个新名字,最后再加上“草”字,以此表现与自然世界的联系以及对社区的忠心。婚姻、金钱、监督、惩罚都受到禁止,因为居民认为这些事会妨碍幸福。

由于警方封锁了公社,造访生命禅院需要费一些周章。今年2月春节期间,由于保安没那么严格,一群外来者在没人注意的情况下混进了公社。

尽管太阳很毒,而且大敌当前,但是社区里生产生活的协调员孟立纯(音译)在沿着混凝土路大步走来时,还是笑容灿烂地夸耀着公社里的果园,里面是密密麻麻新种上的桃树。这些桃树都是在他的帮助下种植的。他还伸手展示了种满红薯、胡萝卜和卷心菜的梯田,所有作物的种植都没有使用农药和化肥。

山下,数百只鸭子和鹅在一个新月形的池塘里嬉水。传统的圆月门后不远处,一个中药园里,草药刚刚冒出芽来。“我们不去伤害任何生物,”今年38岁的孟立纯说。“我们彼此也是这样的。”

但中国政府并没有表现出这样的善意。过去一年里,官员一直在施压要求生命禅院解散,宣称他们违反了涉及婚姻、森林和教育的法律。与此同时,他们还采取了无休无止的骚扰行动,显示出中国官方与法治有着纠结的关系。

穿便衣的恶棍欺凌过公社的成员,还损毁过水管和发电机。公社曾经报警,但警方告诉他们没有线索,无法查出袭击是由谁主使的。不过,警方最近搭建了一座临时房,为那些数月来一直在社区门前监视的警官提供保护。

雪峰说,临沧公社所在土地的所有方是当地一所学校。这所学校受到压力,要撕毁30年的土地租赁协议。他说,去年12月林业局向他们开出了16.8万元人民币的罚单,并要求将土地恢复到公社建设之前的原状。1月,一辆装有高音喇叭的卡车停到公社上方的山坡上,用刺耳的音量不断播放着警告,称居民违反了法律法规。之后,教育部门的官员让所有儿童都离开了公社,并把他们送往公立学校。

“政府找各种借口要赶走我们,”36岁的严丽(音译)说。她来自上海,曾是通讯项目经理,在加入生命禅院后取名“同心”。

公社成员表示,官方要求他们离开但并没有给予补偿。许多人都表示,他们怀疑官方之所以采取这样的举动,是因为有政治关系的房地产开发商想夺取土地,这种情况在中国经常发生。

今年67岁的崔文珍(音译)现在叫“善土”。她穿着蓝色的雨靴,坐下来撕着菜叶,准备喂公社的鸭、鹅。不识字的她厌倦了贫困,于是放弃在东部省份河南务农为生。四年前,她加入了从朋友那里听说的生命禅院。很快,她的丈夫也跟来了。

如果被赶出了公社,他们要怎么办呢?在被问到这个问题时,崔文珍摊开粗糙的双手,摆出了绝望的姿态。“我们来之前把所有东西都卖了,”她说。“没有家可回,没有办法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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