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大工农代表的“真相”

邓聿文

讨论中国人大的代表结构是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因为人大的正式名称是人民代表大会,中共也称人大是代表人民来行使权力的机构。按照一般理解,既然是人民代表,代表的是人民,那么人民——也即普罗大众——理应在这个“议会”里占有多数席位。

可现实并不是这样。不妨看一组数据。据不完全统计,第四届人大(75年)工农代表——占51.1%、第五届(78年)工农代表占47.3%、第六届(83年)工农代表占28.6%、第七届(88年)工农代表占23%、第八届(93年)工农代表占20.6%、第九届(98年)工农代表占10.8%,第十届(03年)工农代表所占比例不足4%。按照官方的说法,“工农”指的是“一线工人”和“基层农民”。这两个阶层不仅占普罗大众的多数,理论上他们也是构成中共政权的基础,因此,这两个阶层的人大代表人数实际可反映中共政权的真正本质。

从上述数据看,人大中的工农代表比例一直是走低的,从高峰时占“半壁江山”跌落到新世纪“无足轻重”的4%,时间只用了28年,不能不使人惊讶。但这确是工农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真实地位演变的写照。

那么,最近两届的状况是否有所好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的选举工作结束后,官方曾宣称,顺利实现了“两升一降”目标。所谓“两升一降”,即来自一线的工人、农民代表和专业技术人员代表比例上升,党政领导干部代表比例下降。十二届工农代表401名,占代表总数的13.42%,比十一届提高了5.18个百分点,其中农民工代表数量大幅增加;专业技术人员代表610名,占代表总数的20.42%,提高了1.2个百分点;党政领导干部代表1042名,占代表总数的34.88%,降低了6.93个百分点。由此推算,十一届工农代表比例是8.24%,包括三个农民工代表,党政领导干部代表比例是41.82%。

看起来工农代表的比例提高较快,考虑到最近10年,由于城市化的发展,农民数量大幅减少,因此这个转变值得赞赏,它似乎表明,中共已意识到改善普罗大众政治待遇的重要。

然而,这只是一个“伪装”,真实情况并非如此,随意把一个地方的人大代表结构和身份拿来辨析,很容易拆穿官方的“西洋镜”。

我们选取河南、山东和广东的代表情况看看。这三个地方很典型,都是人口大省,河南是农民工的输出地,后两地是输入地,官方的说法是,增加的工农代表主要在这几个省。

先看河南,官方公布的数据是,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有171名,其中,中直机关代表13名(占全部代表总数的7.60%),工人代表10名(占全部代表总数的5.85%),农民代表18名(占全部代表总数的10.53%),党政领导干部代表60名(占全部代表总数的35.09%),专业技术人员代表34名(占全部代表总数的19.88%),企业负责人代表35名(占全部代表总数的20.47%),归侨代表1名 (占全部代表总数的0.58%)。

这里引用有关人士对河南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的结构分析,10名“工人代表”中,有5人的真实身份是专业技术人员,3人是企业负责人,1人是私企老板,只有1个是疑似工人。说疑似,是因为其为郑州铁路局下属的一个小车站的站长,可归类于产业工人队伍。18名“农民代表”中,真实身份为村干部、工商企业负责人的有10人,私企老板的有5人,公务员、工商企业负责人的有2人,村医有1人,来自种粮的农民则没有。

这样,根据人大代表的真实身份重新分类排列,结果是:中直机关代表13名(占全部代表总数的7.60%),工人代表1名(火车站站长)(占全部代表总数的0.58%),农民代表1名(村医) (占全部代表总数的0.58%),村干部、工商企业负责人10人(占全部代表总数的5.85%),党政领导干部代表63名(占全部代表总数的36.84%),专业技术人员39名(占全部代表总数的22.81%),企业负责人44名(占全部代表总数的25.73%),其中公有企业负责人20名(占全部代表总数的11.70%),私企老板24名(占全部代表总数的14.04%)。

可见,真正的工人、农民代表一个也没有;疑似工人农民各一名(车站站长、村医),占代表总数的1.16%。如果把10个村干部都算农民,工农代表占代表总数的比例也只有7.01%;党政干部代表76名,占代表总数的44.44%;;知识分子代表39名,占代表总数的22.81%;企业负责人代表44名,占代表总数的25.73%;私营企业老板代表24名,占代表总数的14.04%。党政干部+知识分子代表114名,占代表总数的66.67%,绝对多数;党政干部+企业负责人代表120名,占代表总数的70.12%,绝对多数;党政干部+私企外的企业负责人代表96人,占代表总数的56.14%,超过半数;党政干部+私企老板代表100人,占代表总数的58.56%,超过半数。

河南如此,山东呢?按照山东披露的代表情况,在山东98名新任全国人大代表中,有4位来自基层的代表,其中1人是工人,3人是农民工,占新任代表的比例为4%。山东全部175名全国人大代表中,来自农村的代表6名,他们都是村干部,也是工商企业负责人,真正的农民没有1位。工人代表除上述4位,还有2位中学教师,一共6位。

广东的情况似乎要好一点。广东全国人大代表中,共有12位是来自基层的工农代表,包括2位农民工、3位种粮农民、1位产业工人,其余虽然也有一官半职,但都是含金量不高的芝麻官,如村支部副书记、车间主任、清厕队长、妇女主任、工会主席之类。这12位工农代表占广东全省150名全国人大代表总数的8%。

这三省的工农代表应该能够反映其他地方的情况。所以,这里就需要追问不官方公布的13.42%数据是怎么得来的。只能猜想,官方把凡是在企业、产业和农村工作的代表都算做是来自一线的工农代表,而不论他们的真实职业和身份如何。比如,“你”是国家公务员,但在村委会挂职锻炼,也算是农民代表。如果这样,官方实际上玩了一个“偷梁换柱”的把戏。

之所以要玩这个把戏,原因是为了堵舆论的“口”。如果人大的代表职位大部分被党政干部和企业老板占住了,对中共来说,总归是不好看的。而工农代表在前几届的急剧下降也引发了人们对人大是官员富豪代表大会还是人民代表大会的强烈质疑,如此下去,对中共执政的合法性肯定有损害。所以中共必须适当增加工农代表的名额,这也是适应不断分化的阶层结构的需要。比如农民工,过去规模很少,但现在分化独立成一个阶层,在代表中就必须有他们的名额。

但实际上,增加的工农代表名额多数落实不到一线和基层的工农身上,而是被各种“伪工农”所窃取。因为在党指定代表的情况下,要的只是工农的名号,并应付舆论压力而已。这说明,工农的政治地位越来越边缘化。

其实,官方就曾把十二届人大代表的“两升一降”作为一个成就来宣传,认为这反映了人大代表的结构优化。虽然中国人大代表实际所能发挥的作用有限,且考虑到工农代表的议政能力和水平,真的把他们选为代表,也不太可能为自己阶层谋取很多利益。但从另一角度说,如果增加的工农代表的确是货真价实的工人和农民,回归中共传统宗旨,增加执政合法性不论,有利于平衡代表的结构,从而有利于决策和监督。因为人大作为监督机构,假如领导干部的代表过多,甚至按照代表的官位和级别高低排序,就会模糊监督和被监督的界限,不可能自己监督自己。即便工农代表目前的议政能力不高,可不经过这样一个过程,在人大这个平台进行一定的“民主”训练,这一阶层就永远不可能成长起来,为自己阶层争得利益。

当然,从现实来看,人大代表不一定只为自己出身的阶层代言,官员、知识分子甚至企业老板出于公义也会为其他阶层和社会的公共利益说话,但从接近性上而言,地域和出身对一个人关注的议题和政治主张有很重要的影响,也便于选民联系和监督自己的代表。

以富豪人大代表的财富增长速度为例,就能见出这种关联性。根据英国《金融时报》的计算,过去8年来,中国最富有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平均财富增长了3倍以上,相比之下,中国最富有的1000人的财富增长不到两倍。胡润中国百富榜中155位亿万富翁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平均身家为97亿元人民币,远高于最富有的1000人平均64亿元人民币。这多出的一倍价值和30多亿元的财富,就可以看作是由富豪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政治身份带来的,是他们这一政治身份的商业价值。

因此,人大代表的结构并非不重要。人大代表要不仅体现数据和形式上的平等,更应是一种实质的正义。想想看,当河南的10名村干部同时还是企业负责人,它们作为人大代表,其建言会偏向村民利益还是企业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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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匿名
    2014年3月17日13:03 | #1

    两会,其实也就是三月份的春晚,逗您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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