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反腐能走多远?

美国乔治亚州立大学政治学教授 安德鲁•魏德安(Andrew Wedeman) 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中国共产党几乎从成立那天开始,就在同腐败作斗争。从1997年至2012年,中共更是多次发动反腐运动,常规地将大批官员送上审判席。最高人民检察院历年的报告数字显示,约有55万位官员因腐败或者渎职而落马,其中包括三名位高权重的中央政治局委员(陈希同于1998年、陈良宇于2006年和薄熙来于2012年)。

习近平在2012年11月掌权后,展开了新一轮反腐运动。起初,此次反腐看上去和往届中国领导人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和胡锦涛时期反腐运动的模式并无太大差别,都强调反腐关乎中共生死存亡,禁止官员干部奢侈消费等强硬口号也屡见不鲜。

新的反腐措施严格规定,公务宴请的菜肴要减少,禁止购买豪华轿车作公务车,禁止公车私用,限制公务差旅和豪华办公楼的建设。一开始,这又像是一次政府的公关努力,意在安抚对现状越发不满、对政府越发怀疑的公众。

无法计算腐败额度是中国反腐的尴尬

不过,习近平上任16个月以来的反腐斗争,远不止是烟雾弹,很可能成为自1970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持久、最强硬的一次“实干”运动。但必须承认,要衡量这轮反腐的力度,会碰到一个棘手问题,那就是我们对中国官员贪腐的规模,甚至连粗略的统计也没有。

我们最多只能凭借专家们对官员贪腐的印象,或者从官员落马数量的变化中猜测一二。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每年发布的贪污观感指数(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似乎和公众对中国腐败日益严重的看法相左。这一指数从1995年的7.6降至2013年的6.0(如果最高值10代表最腐败、最低值1代表最清廉),意味着中国的腐败程度总算还不是最为糟糕的。

从今年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中可知,去年中国的检察机关共立案调查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等职务犯罪37551件(51306人),同比分别上升9.4%和8.4%。被调查的中国在职县处级官员则上升了9.5%,从2390人增加至2618人。尽管在高调反腐的声势下,无论是被调查的县处级官员数量,还是案件总数,9%的增幅看上去并不显著,但绝对增加值还是很大的。

在2012年之前的近十年间,中国官员腐败渎职的总人数连续缓慢下降,县处级官员的腐败渎职数量也呈下降趋势。2012年,被查处的腐败官员数量出现小幅增长。到2013年,被查处的官员数量较2011年大幅增长16.2%,县处级官员数量则比2011年时上升了12.6%。更关键的是,被查处的厅局级官员比2011年增加了27.8%,是2004年以来的最大涨幅。2013年还有8名省部级高官因贪腐落马,比2012年多3位。中纪委的报告亦称,因腐败而被纪律处分的党员增加了13.3%,尽管他们不一定都会面对司法惩罚。

交由检察院起诉的官员和受到纪委调查的官员的数量变化,并不能反映出中共反腐运动的全貌。

在过去一年中,新闻报道中那些被调查的官员中,许多人受到的仍然是党内调查,尚未移交司法部门。而且根据自然年统计的数字也不是完美的参考指标,因为目前的反腐运动始于2012年年底,且已经持续到了2014年。尽管如此,数据似乎表明,习近平的反腐运动较过往力度更大,尤其是在高层官员间。

人们也可以通过观察这轮反腐的打击目标,以及哪些人已被查处,对习近平究竟是在“打真老虎”还是“打纸老虎”作出更准确的判断。

习近平反腐战的四条战线

中共常常将反腐比作“战争”。我们不妨用战争术语来解读当前的这场运动。这场反腐运动有着四条不同的战线。

(一)草根网络平台的反腐:游击战

在草根层面,中国政府打的是一场游击战。爆料人和网民们使用社交媒体,曝光猖獗的贪腐行为。

尽管网络审查部队已经在不断努力,但与官员们腐败行为相关的内容还是在网络上病毒式地传播。它们包括官员在致命的高速公路事故现场面带笑容的视频、他们带着合法工资买不起的手表的照片,以及只有低廉报酬的低级别官员拥有数十家豪华公寓和别墅的证据,还有党员干部与情妇性爱游戏、酗酒和风流的视频。这些都迫使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开除和起诉官员。

但习近平在互联网上的反腐斗争实则是个丛林战。大部分被曝光的腐败官员都是低级别官员,被愚蠢和贪婪冲昏了头脑,忘记了要腐败必须保持谨慎。尽管如此,广为传播的病毒式视频已经表明,中国政府再也不能将反复搞成一场表演——这类表演意在将公关效应最大化,而将对官僚体制的实质打击最小化。

(二)针对中低级官员的反腐:持久战

在互联网上开展反腐游击战的同时,中国政府还在继续已持续了近20年的针对中低级别官员腐败的持久战。这一战线上的反腐是阵地战:人员伤亡名单不断加长,但反腐内容缺乏实质进展。近年来,检察机关以经济犯罪起诉了约3.5万人,大部分是县处级以下的官员。2013年,在这一战线上的战斗似乎比过去几年力度稍大。根据媒体报道和纪委网站上公布的案件调查,这一层面的反腐似乎更像是圈禁“幼虎”,被抓的都是县处级以下的官员,以及常规反腐的对象——低级别的官员和干部,即大量的“苍蝇”。但目前,似乎中国政府尚未在这方面有任何真正的突破,被查处的贪腐官员的总数也已开始显著减少。

(三)针对在华外企的商业反腐:第三条战线

习近平反腐的第三条战线则是打击商业贿赂,包括国内外商业机构的腐败行为。虽然政府官员的腐败已经引起了公众广泛的关注,但是腐败往往涉及到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一方面,官员作为供给方愿意用自己的手里的权力交换非法的个人利益;另一方面,个人或企业作为需求方愿意花钱让官员这么做。而且,企业可以利用官员给予他们的授权去谋求非法利益。比如说,企业的采购经理可以要求潜在的卖家给予回扣,而财务主管可以将公司的资金存入银行以方便提供贿赂。

中国的检察官们自2006年起就开始涉足商业反腐,在2013年起诉了一些对官员和企业进行商业贿赂的公司和个人。2013年春天,中国的检察部门加大了反腐力度并将目标扩展到外国企业。在中国(当然不仅是中国)做生意,贿赂和收取回扣一直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近年来,美国和英国的检察官开始调查本国企业贿赂中国官员和企业的行为。2013年春天,中国的检察人员也参与进来,追查外国医药产品供应商漠视其销售团队违规操作以获取订单的行为,以及它们利用顾问和其它中间人为保证签约所采取的规避监管的行为。

尽管有人会认为对外企的调查,源于中国日益升温的民族主义情绪以及中国大型国企打击竞争对手的需要,但是,客观公正地打击腐败的供应方是至关重要的。

用毛泽东在《论游击战》中所说的话来说就是,要想严厉打击官员腐败,中国的检察官们就必须要让个人或企业抛弃“做生意,行贿是常事”的想法。但相比于前述针对中低层官员的贪腐而言,打击商业腐败不会很快见效。

但关键是,显然中国政府仍在这一领域继续反腐。据报道,2013年被检察院起诉的行贿人数增加了18.6%,从4650人增加到5515人,而因涉嫌商业贿赂而被检察院调查和判决的官员则有4549人。

(四)针对高层的反腐:政治战

习近平反腐战争的最后一个领域则是“空战”,在这一领域腐败常常变成派系斗争的武器。任何涉及高层官员的丑闻本质上都是政治问题。检察人员起码需要得到高层批准,才能调查涉嫌贪腐的高层官员。高层的丑闻自然会创造政治机遇。习近平目前的反腐斗争也不例外。

从中共前政治局委员薄熙来的妻子涉嫌谋杀尼尔•海伍德案曝光开始,一系列调查已经深入到石油行业和四川省的腐败问题,似乎还牵涉到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政法委委员周永康。据内部人士称,在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之前,周永康一直在努力争取让时任的重庆党委书记、中共政治局委员,“红色太子党”薄熙来作为左派的接班人,去和胡锦涛的接班人习近平抗衡。

薄熙来的倒台显然让习近平少了一个潜在的政治对手。随着调查的深入,中石油董事长蒋洁敏、中石油副总经理李华林、成都市委书记李春城、海南省副省长冀文林、公安部副部长助理郑少东、四川副省长郭永祥、湖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吴永文等人均涉嫌腐败被调查,而这些人都在某一时期与周永康有工作关系,这让习近平及其他主张反腐的高层能除去周永康的亲信以及大量其安插在商业系统中的人员。

几周前,周永康的几位近亲被拘,据悉他的儿子周斌也在其中。而目前看来,周斌被逮捕和起诉将只是时间问题,他被起诉的理由将是利用父亲的关系和权力在能源和房地产行业中建立商业帝国。还有传言称,周斌与四川的商业巨头刘汉也有关系。刘汉已被捕,被控是黑帮头目并涉嫌操纵一系列暴徒谋杀。

官方媒体和民间媒体中均有迹象表明,习近平将会公布有关周永康的消息,而且很可能就在此次“两会”之后的不久。若真如此,周永康将是习近平反腐运动中抓到的最大一只“老虎”。也许更重要的是,他不像之前陈希同,陈良宇和薄熙来一样,是因偶然事件而暴露。这次是系统的行动,先找到幼虎并一步步套牢最大的老虎。

习近平的反腐斗争不同于以往

习近平此次反腐斗争涉及的官员层级之高,以及其中政治因素的比例之重,使其在程度和范围上区别于后毛泽东时代的所有反腐斗争。当前的反腐无疑更能持续力度也更大。

目前反腐斗争已经进行了16个月,所有迹象均表明,更多的高级官员和干部,或许有31个之多,处于被调查、被开除党籍、被解职、或被检察院起诉的状态。习近平的反腐斗争到底会使多少人落马?或许想要看清这场斗争的规模和力度还需要几个月。不管未来几周或者几个月会发生什么,显然习近平的反腐斗争不是一场茶壶里的风暴。

不过,目前要判断习近平反腐战争的长期政治影响还比较困难,这场战争显然还在激烈进行中。习近平的反腐战有三个目标:一是剔除已经腐败的官员。二是给想要贪腐的官员敲响警钟。从目前的诉讼和调查情况可以看出,习近平的反腐战很可能已经深入到中国腐败的不同层面,但能走多远还说不准。更难断言的是,这场斗争到底会不会起到“杀虎儆猴”的作用。第三个目标是想让公众相信,中国政府是在真正地惩治腐败,尤其对高层官员的腐败。

惩治周永康这样的高官,甚至只是将他的亲信绳之于法,也许就能说服民众,中国政府这次治理贪污腐败是有决心的。

但这场战役最终的结果,还要看习近平后续的作为:如果它随着喧嚣和愤怒的消褪而结束,公众就有可能陷入对政府更深的怀疑,不再把这场运动当真,因为动用政治钢刀砍杀幼虎和苍蝇们,只是为了掩盖背后真正的原因。

但如果习近平继续深入打击腐败,尤其是高层腐败,那么他很有可能将中国的反腐进程推向成功。

本文作者为美国乔治亚州立大学政治学教授,为美国研究中国反腐问题的专家,著有《双重悖论:中国的迅速增长与腐败加剧》(Double Paradox: Rapid Growth and Rising Corruption in Chin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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