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利贷令印度农民家破人亡

印度博利昆特——最近的一个上午,莱瑟·雷迪·穆苏库拉(Latha Reddy Musukula)泡茶时看到债主们正走在通往她家的土路上走着。据她估计,他们共有15人。她认得他们的脸,因为他们之前曾来过这里。

每次债主走后,她丈夫——名叫维拉·雷迪(Veera Reddy)的农民便陷入更深的沉默当中,被一种他不愿意解释的恐惧包围。他曾三次割腕自杀。他曾在树上系上套索,但看到哭着围在身边的家人,还是放弃了。最终,他趁穆苏库拉外出时,利用支撑屋顶的管架上吊自杀,留下了一份事无巨细的清单,列出了欠每一位债主的债务。这时她才得知债务总额为40万卢比(约合4万元人民币)。

一股恐惧情绪笼罩着这片农田,身穿色彩艳丽的纱丽的女人在稻田中弯身耕种。在南部的安得拉邦,也就是穆苏库拉居住的地方,农民的自杀率大约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三倍。据国家犯罪统计局透露,自1995年以来,印度自杀的农民人数超过了29万,但这些数据没有具体说明自杀的原因。

印度的小农户曾是该国的经济支柱和最可靠的选民,但这些人现在越来越落后。随着全球竞争及不断上涨的成本令本已微薄的利润愈发减少,农民的地位不断下降,他们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也在减少。农民的困境一度是选举期间的头版新闻,但在今年,大党在施展手段争取获得城市中产阶级的选票,农民的声音已经听不到。

实际上死亡只是权宜之计,像雷迪这样的农民自杀后,丈夫的债务会留给遗孀,父亲的债务会留给孩子。穆苏库拉现在正设法利用击垮她丈夫的那四英亩(约合1.6公顷)农田勉强维持生计。她看到经济发展给这个国家带来改变,到处都是摆脱贫困的机会,只要她的儿子或女儿能够抓住一个就好了。

但她正被困在跟丈夫一样的陷阱里。就像周围的几乎所有人一样,她陷入了与村庄债主的纠缠当中,这是一种私人关系,有时非常危险。他们刚将他丈夫的尸体放下来,其中一个在场的人就威胁要阻止火化,除非她还钱。

她向官员求助,但遭到漠视。后来,她被恐惧打败。

苏达卡尔·拉武拉(Sudhakar Ravula)表示,“当然,他们会偿还,否则这就像是有人闯进了我们的住所,盗走了我们的钱。”身材瘦小的拉武拉住在大约两英里(约合3.22公里)外的村庄。他自称是渔夫,但在盘问之下,他掏出了一副金边眼镜,打开了一份由维拉·雷迪签名的本票。

他表示,四年前,他借给了雷迪800美元(约合4910元人民币),年利率为24%,这些钱本身也是他跟别人借的。当有人提到雷迪自杀时,拉武拉看起来有些不耐烦。“我为他感到难过,”他说,“但自杀不是处理这问题的正确方式。”

农民自杀的故事或许会让社会学家们不寒而栗,但当地官员们却早有耳闻。当1991年印度推行市场改革时,该邦缩减补贴,降低进口壁垒,将小农户推入了一个无情的全球市场。农民们承担新风险,转而种植经济作物和昂贵的转基因种子,他们为孩子的教育花费更多金钱,希望他们会进入政府工作。

他们发现自己陷入了一场惊险的赌博中,用高的离谱的利率借钱周转,总是希望一次丰收会让他们还清债务,如此一来,他们就可以获得新借款。这种模式产生了一系列人间悲剧。

最近一天的下午,18名女性坐在一栋灰绿色政府大楼外,穆苏库拉就是其中一个。几乎每一名女性都带着一份警方报告,报告确认债务是导致一名农民自杀的原因。根据邦政府在2004年选举前后做出的承诺,靠这一事实,他们有权一次性获得15万卢比,分给债主和死者家属。

要想拿到这笔钱,他们需要区税务官员做出指示。他们需要去见这名官员的一个下属:地方税务官,后者会进行审核。

她们挤到了地方税务官办公室的最里面,注视着他:P·比克舍穆(P. Bhiksham)。这名带着无框眼镜的中年男子背后塞了一块绿毛巾,用来吸汗。比克舍穆听两个女人讲述着她们的丈夫死亡的细节,然后开始说话。他表示,真正的问题是她们的丈夫喝多了。

女人们默默地听着,陆续离开办公室。比克舍穆的话让她们感到非常失望,但并不吃惊。很多地方官员责怪农民们对财务管理不善。

该区总督察G·萨蒂亚纳拉亚纳(G. Satyanarayana)表示,“家属们总是会告诉你这是农民自杀案件。”维拉·雷迪2012年自杀时,萨蒂亚纳拉亚纳曾将案件记录在案。

对于在丈夫自杀后恐吓遗孀的债主,他表示,警方从未收到过相关报案,因此他们无能为力,无法采取行动。他表示,村民们不向警方报告债主们的行为,可能是因为他们担心未来还需要借债。

“没人向警察求助,”他说,“我们一直很希望他们过来报案。”

莱瑟·穆苏库拉已经开始因为恐惧而感到烦乱。债主来家里要钱的那天上午,她努力效仿丈夫的做法,先是聊天,再将期限拖延一两个月。但后来,其中一个债主称,他计划在穆苏库拉的田地里建房子,还说她是“婊子”。

穆苏库拉感到非常不安,重复着债主们让她说的话,承诺在4月之前偿还所有债务。但她不知道怎么才能还得起债。

她说,有一天她去看医生时,医生“说我的神经可能很快就会崩溃了”。

她丈夫在自杀前的几个月,也出现过类似情况,那时他突然之间吓得不敢出门。他总是爱喝酒,一直热情待客,但那时似乎有点自我封闭。

她回忆称,“他对我说,‘我要死了,我不知道你怎么应付这些债务,因为我要死了。’”在自杀前一周,他又说,“要是我死了,你可怎么处理这些事情,会哭个不停吗?债主们会上门骚扰的。”

她当时告诉他,我们会熬过去的。有几次丰收,就可以还清债务。

这些日子,她陷入了沉默,在远处观望的儿子和女儿不知道债务确切的数额。穆苏库拉想方设法不让他们了解这些信息,让他们以学习为主。但斯里莱佳(Srilekha)已经18岁了,她什么都知道。

“妈妈希望把债务再拖一拖,用种地的收入还债,但我们几乎每年都遭受损失,”她说。“我和弟弟希望,债主们能等到我们毕业,找到工作,但这是不可能的。”

她还表示:“债主们不会就此罢手。该发生的总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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