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恒﹕北京愈維穩香港愈不穩——港人身分是對內地介入的自我保衛意識

1984年6月,中英談判大局底定,香港社會人心惶惶。行政立法兩局議員鍾士元、鄧蓮如及利國偉,跑到北京會見鄧小平,向中國政府反映港人訴求。當時,鍾士元作出了這一段發言:

「香港人面對九七回歸有 三個主要擔心。第一,擔心將來的港人治港,實際上是京人治港,中國表面上不派幹部來港,但治港的港人都由北京控制,港人治港變得有名無實;香港人第二個擔 心是,九七後,中國處理香港事務的中低級幹部,將來在執行上不能落實中央的政策,不能接受香港的資本主義和生活方式,處處干擾;第三,雖然港人絕對信任鄧 主任及現在的國家領導人,但擔心將來的領導人又走極左路線,改變現行國策,否定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政策,使五十年不變的承諾,全部落空。」(《香港回歸 歷程:鍾士元回憶錄》,第75頁)

30年後的今天,這一段說話,大概是當前香港政局的最佳註腳。

上星期,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其首份《政府工作報告》中,沒有提及「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立即引來各方關注。無論李克強總理是有心抑或是無意,北京加強介入香港事務,香港自治空間日漸萎縮,已經是不爭的政治現實。這也是近年中港矛盾愈演愈烈、香港政局急速惡化的主因。

2003年後北京對港政策已變

港人治港是寫在《中英聯合聲明》及《基本法》的憲制承諾。回歸初年,北京的確給予首任董建華極高自主度,各個駐港機關都恪守《基本法》第22條不得干預香港事務的條文。

但2003年七一遊行,令北京驚覺特區政府無力駕馭局勢,遂決定改變回歸初年的無為而治,開始積極介入香港事務。初期,北京對香港事務的介入,主要還是在幕後發揮作用,並派出各種中間人來港收風。

2008 年1月,中聯辦研究部部長曹二寶於中共中央黨校刊物《學習時報》撰文,指香港回歸後有「兩支管治 隊伍」,一支是「香港特區建制隊伍」,另一支是「中央、內地從事香港工作的幹部隊伍」。「兩支管治隊伍」之論,為北京全面介入香港事務做好理論準備。此 後,中聯辦官員日趨高調,不但協調各級選舉工程,甚至參與議會箍票及月旦時事;而北京領導人的公開言論亦愈來愈強硬,不斷強調要維護好中央權力。

2012年3月,政治背景深紅的梁振英,在中聯辦的支持下勝出特首選舉。選舉後,梁振英高調到中聯辦謝票,港人驚覺第二支管治隊伍(中聯辦)已直接領導第一支管治隊伍(特區政府)。

內地介入激起港人自我保衛意識

2003年後北京開始介入香港事務,以至近年中聯辦高調問政,大抵緣於北京領導人的「維穩思維」——北京認定了「特區政府總是搞不好,中央還是要管的」,於是以維穩之名將干預之手愈伸愈長。

但10年下來,北京卻陷入了「愈維穩、愈不穩」的怪圈,加強介入不但無法穩住香港管治局面,反而激起了前所未見的本土運動。

追本溯源,香港人的本土意識緣於五六十年代土生土長的「嬰兒潮世代」,並在1970 年代隨著經濟起飛、本地大眾文化興起(廣東歌、港產片及免費電視)而落地生根。八九十年代,前途談判、六四事件,以至彭定康政改,連串的政治衝擊反鞏固了 港人的身分認同——「港人身分」與「中國人身分」的差異,不再單指經濟、教育及文化上的差異,而愈來愈體現在政治制度及價值上的巨大鴻溝。

回歸初年,北京恪守一國兩制及港人治港原則,曾經令港人對中央政府建立了信任(圖一),加上愛國宣傳充斥公共論述(公民教育、金牌運動員、太空人及北京奧運等等),「港人身分」一度被淡化,「中國人身分」及「混合身分」曾經成為了主流(圖二)。

但2008 年後,北京對香港事務的介入日趨高調,港人開始擔心高度自治不再,巿民對中央政府信心大幅下挫(圖一)。梁振英上台後,港人一方面擔憂高度自治名存實亡, 西環治港的陰影始終揮之不去;另一方面,中港經濟融合的負面影響全面浮現,雙非孕婦、水貨客、自由行,內地因素的介入不再只是停留在政治層面,而是深入巿 民的日常生活——搶位、搶奶粉、搶學位、迫爆地鐵等等。

各種政經因素糾纏之下,終於激起了港人的自我保衛意識——西方學術研究早已經指出,身分認同往往是在外來威脅之下得以興起,而在今天的香港,正正是在北京政治介入及中港經濟融合的雙重威脅下,一度被淡化的「港人身分」乘時再起,「中國人身分」則江河日下(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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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介入反激起中央與本土之爭

一種以抗拒內地政經介入、擔心失去香港原有制度、核心價值及生活方式的自我保衛意識,構成了當前本土運動的政治基礎,並迅速擴散到議會選舉(2012年立法會選舉政黨紛紛打出本土旗號,例如公民黨的「拒絕赤化」、人民力量的「守護香港」、新民主同盟的「港人優先」)及各式社會運動(反國教運動、D&G事件、蝗蟲廣告、agnes b.簡體字餐牌事件、反粵港自駕遊、光復上水站、廣東道驅蝗行動等等)。

2003 年後北京一手介入香港日常政治、一手推動中港經濟 融合,以為能夠穩住香港局面,但10年下來的結果,卻是適得其反——北京全面介入後,以往特區政府與巿民的矛盾,逐漸轉變為中央與本土之爭,香港主體意識 在自我保衛的心態下高唱入雲,北京念茲在茲的「人心回歸」,反而變得愈來愈渺茫。

如果北京尚有所謂的「中 間理性力量」,就應該清楚認識到港人身分的根本內涵,並非追求政治上的獨立,而在於保持香港原有制度、核心價值及生活方式不變。因此解困之道就是返回一國 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軌道上——例如推動改革讓特區政府建立足夠管治能量全權處理在《基本法》下的自治事務、敦促各個駐港機關恪守《基本法》第22條不得干預香港事務、全面檢討中港經濟融合保持兩地適度區隔等等。只有如此方能消弭港人的自我保衛意識,讓中港關係在港人治港的基礎上重回正軌。

但在今天期盼出現「中間 理性力量」,卻無異於緣木求魚。當前大國崛起自信滿滿以我為主的北京領導人,又豈會再把小小香港放在眼內?那些依靠維穩費生存的中低級幹部,又豈會輕易把 干預之手縮回去?一眾刻意逢迎權貴處處揣摩上意的建制精英,又豈會向北京犯顏直諫痛陳事實?香港政局的發展方向,恐怕是北京進一步加強維穩及全面介入,並 且以國家安全之名,將所謂的港獨勢力消滅於萌芽狀態;而面對北京的全方位維穩及介入,港人的自我保衛意識只會繼續膨脹,各種本土運動必將風起雲湧。
中港矛盾已經如脫韁野馬,難以回頭了。

作者是新力量網絡副主席、香港教育學院亞洲及政策研究學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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