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伟:80年代政治改革系列谈(7)

吴伟:80年代政治改革系列谈(6)

风云突变:胡耀邦落马

就在赵紫阳主持的政治改革蓝图的设计工作全面展开的时候, 1986年底,风云骤起。一场学潮引发了党内的巨大震荡,党内保守势力在邓小平的支持下,借机发动了“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被迫辞职。霎时间反“自由化”的阴云笼罩全国。

这场巨变是怎样发生的?邓小平在这个时候为什么要支持“反自由化”?

分析八十年代前后邓小平的思想脉络可以看到,邓小平从来都主张要有两手,“两手都要硬”。所谓邓小平理论,总结起来无非就是两句话: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从1979年3月邓小平在理论务虚会上发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讲话那一刻开始,这一基本思路就已经奠定了。

邓小平认为,四项基本原则是毛泽东的老东西,不是他的新东西。只有改革开放才是他的新东西,是他的旗帜。这里,蕴含着邓小平的两条政治底线:一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核心是强调党的领导;二是坚持改革开放,他需要靠改革开放来挽救党,挽救这个国家。文革的教训已经证明,旧有的领导观念、领导方式、领导体制都不能再继续进行下去了,坚持下去,只能再次将中国引向灾难。改革,是邓小平,也是这个党唯一的选择。这也正是他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初衷。改革的目的,不是为了从根本上否定这个制度,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为了改善这个制度,改善党的领导,改善的目的,仍然在于加强党的领导。为此,他一再强调,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这个“自我完善”,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在原有制度框架内,对经济、政治体制进行一场改良。正是在以上认识的基础上,形成了邓小平思想的“两个基本点”。

正因为如此,每当邓小平感到改革开放威胁到党的领导地位时,他就会出来大讲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每当他认为改革开放遇到障碍时,他就要出来大声疾呼“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

邓小平一再强调,四项基本原则中,最根本的一条,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无论任何人背离、反对或是企图改变中共的一党集权的政治体制,邓小平都不会容忍,而不惜使用任何手段进行打压。胡耀邦是中共中央总书记,但是邓小平和老人集团一旦发现,或者认为胡所执行的政策会动摇党的领导地位,威胁到这个国家的根本制度时,也会毫不犹豫地把他搞下台,虽然胡是他们政治上的恩人,在几年前曾经为他们平反,使他们能重新登上政治舞台。几年后赵紫阳的被罢黜同样证明了这一点。

1986年下半年,邓小平多次重提政治体制改革的谈话,国内掀起的政治体制改革研究热潮,加上在宽松的政治环境下的大量的有关政改的宣传,极大地激发了知识界和青年学生的政治热情。他们拥护政治改革,支持发展民主,并且希望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推动这场改革。1986年是中国的基层选举年 (即基层区县人大换届,需选举新一届人大代表),许多学生要求举行自由选举,并自荐参加竞选。但是选举中的诸多限制,和根本违反普选原则的一些做法,引起了他们的极大不满和愤慨。12月初,学潮因此开始从安徽爆发,很快就漫延到上海、杭州、南京、成都、西安、天津、长沙等大城市。12月底,大规模的学生游行终于在北京爆发。学潮中,各地学生提出的口号集中于发展社会民主,保障人权和公民权利、开放言论自由等政治改革方面。其中,也有不少人把矛头直接指向四项基本原则,指向一党专制。

这次学潮初起时的1986年12月8日,胡耀邦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对形势做了三点估计:第一,全国当前政治经济形势是好的,是建国以来最好的时期之一;第二,目前在学生当中出了一些问题,但是不影响全局形势。对出现的问题要做具体分析,其中确实有学校管理不善的问题,也说明民主生活方面有问题。要改革,要改善,但不要大惊小怪;第三,要善于引导,学会引导,不要压,不要一下子顶回去,也不要放任自流,推波助澜。

赵紫阳也在这个会上发了言。他认为学生提出的好意见要采纳。随着形势发展,中国的民主势必扩大,这类事件估计今后还会有。我们不能禁锢,搞得鸦雀无声,象东边邻居(指朝鲜)那样,那很危险。不禁锢,就有提高本领的问题。会上,赵紫阳还介绍了已经开始的政治体制改革研讨的情况。

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在会上也谈到,民主是世界性潮流。台湾也开放了党禁,取消了戒严法。菲律宾、南朝鲜民主的发展,对国内也会有影响。这就需要我们有相当的本领,我们确实缺乏这个本领。怎样与社会对话,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戈尔巴乔夫讲公开性,我们要与社会对话。第一,不要出大乱子;第二,不要希望没有这些事情;第三,要学会与社会对话。(以上参见吴稼祥《中南海日记》第四部分,第十五节)

12月中旬以后,学潮并没有如中央书记处希望的那样,慢慢平息下来,反而有继续漫延的趋势。12月24日下午,中央三直机关(指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中央国家直属机关、中央军委直属机关)党委召开联合会议,通报“学生闹事”的情况。国家教委副主任何东昌在会上介绍了学潮发生的过程、规模后说,此次学生闹事的特点,一是借民主自由和反官僚主义作文章;二是出现串联;三是出现少数违反宪法的口号。他特别强调,“今年是第一次直接攻击了邓小平同志。”

在这个会上,胡启立传达了12月22日上午中央书记处开会研究学潮问题的意见。他说,书记处对形势的基本估计是,不会发生大的动乱。闹事的,只是少数搞自由化的人,少数“四人帮”的残渣余孽。现在没有动乱的基础,首先中央是团结的。书记处的结论是,不能掉以轻心,要慎重对待。

面对社会上声势越来越大的学潮,主持中央政改办工作的鲍彤和研究人员们都忧心忡忡,担心会不会由此引起局势变化,特别是高层的政治格局的变化,以至影响正在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工作。

12月26日下午,中央政改办召开全体会议,围绕学潮问题开始了内部讨论。讨论由鲍彤主持,并且一直延续到第二天凌晨。

大家的讨论,紧密集中在鲍彤提出的“围绕学潮,联系政治体制改革”这个题目上,几乎所有的人都发了言。大家的认识基本一致,认为,不应该过分强调学潮中个别坏人的作用,这个问题宣传过多,会引起学生的反感,和一些人对政改的疑问;也不应因学生提问题的方式不对,就抹杀其中合理的成分。改革中存在一些问题没有理顺,基本目标还没有解决,学生着急可以理解,不应该完全归结为坏人捣乱,归结为资产阶级自由化;不要把学潮看成是不正常的东西,共产党是搞学生运动起家的,不能怕学生运动。学生大部分是爱国的,应该肯定。但是应该看到他们不了解情况又有急于求成的思想,应该研究学生当中有哪些要求是值得思考的,合理的,坚定我们改革的信心;这么大的一场社会变革,引起一定的社会震荡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应该抓住民主自由这面旗帜,把它作为一个渐进的过程讲清楚。

政改办这次会议的意见,会后由综合组整理上报给了赵紫阳和中央政改研讨小组。但是,政改方案设计者们的这次努力,注定要劳而无功。

学潮的进一步发展,加剧了党内一些元老和“理论家”们对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胡耀邦的不满,他们认为胡耀邦对学生手软。12月27日,邓力群、王震、胡乔木、彭真、薄一波、余秋里、杨尚昆等七人一起到邓小平家里,分析了学潮的严重性和危险性,一致认为这是胡耀邦的姑息和领导无力的结果。认为胡应对当前的局势负责。

邓小平和老人集团对胡耀邦的不信任,由来已久。赵紫阳在1996年接受杨继绳采访时说,他认为邓下决心要胡下台的根本原因,主要是两个问题:一是胡耀邦反自由化不坚决;二是胡耀邦对香港《百姓》杂志主编陆铿的谈话(参见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修订版,第283页)。第一个问题,邓小平认为,几年来,胡耀邦对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和事持纵容态度。如果将来老人们不在,由胡耀邦主持工作,中国自由化肯定要泛滥。他曾经让胡启立和乔石两次传话给胡,批评他对自由化太软弱,对有些人不处理,说,“对自由化采取这样放任软弱的态度,是作为总书记的根本弱点。”“现在外面有人说耀邦是党内的开明派,打着他的旗子反对我们。”“耀邦不讲反自由化,为什么不讲?”

第二件事,是胡耀邦1985年5月同香港《百姓》杂志主编陆铿的谈话。邓对这件事看得很重。这次访谈长达两小时。陆铿回去后发表了长达两万字的《胡耀邦访问记》,赞扬胡耀邦,批评保守势力,从而在中央高层引起了轩然大波。邓小平对杨尚昆说:“陆铿打着奉承耀邦的幌子来反对我们!”“这几年我如果有什么错误的话,就是看错了胡耀邦这个人!”从这时起,邓小平对胡耀邦的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开始想把他换下来。(参见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修订版第283-286页)

当然,坊间还有一种说法,说是胡耀邦下台的直接原因,是他同意十三大后邓小平退休。但赵紫阳认为,胡耀邦下台和是否赞成邓退休没有关系,他在接受杨继绳采访时说:“这不是小平让耀邦下台的根本原因。邓没有这么狭隘,他还是伟大的嘛!”笔者认为,赵紫阳这个话虽有一定道理,但是“邓没有这么狭隘”,未必其他老人们也那么“伟大”。胡耀邦一句同意邓小平退休,几乎得罪了几乎所有的党内元老。因为一旦邓小平退下来了,所有的老人难免都要退下来。老人们刚刚平反和重返工作岗位没有几年,屁股还没坐热呢。从维护自己的利益出发,他们也不能让邓小平退休。胡耀邦同意邓小平退休,就等于触犯了一批老人们的利益,站在了他们的对立面。

邓小平和老人集团原来考虑到十三大让胡“自然”退下来,平稳过渡。但学潮的出现和发展,给了他们一个机会,让他们得以“提前解决胡耀邦问题”。

12月30日,邓小平在家中召集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胡启立、李鹏、何东昌等谈话。他态度严厉地说:“凡是闹得起来的地方,都是因为那里的领导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这也不是一个两个地方的问题,也不是一年两年的问题,是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结果。”“应该说,从中央到地方,在思想理论战线上是软弱的,丧失了阵地,对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个放任的态度,好人得不到支持,坏人猖狂得狠。” “这些人之所以这么猖狂,传说是因为党中央里面有个保护层。”这实际上就是不点名地批到了胡耀邦。

邓小平还特别对政治体制改革讲了一大段看法。他说,我们讲民主,不能搬用资产阶级民主,不能搞三权分立。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搞二十年。民主只能逐步地发展,不能搬用西方的那一套,要搬那一套,非乱不可。邓小平对政治体制改革说的这段话,从表面上看,是对学潮讲的,这些话也都是他的一贯思想,但是在这个时候讲出来,就不能不含有警示的意味。实际上,他也是在给主持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工作的赵紫阳敲警钟。(以上两段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94-195页。)

在受到邓小平“反自由化不力”的严厉指责后 ,胡耀邦“想到学潮将被镇压,一大批知识分子和好干部将受到牵累,他彻夜难眠”(盛平主编《胡耀邦思想年谱》下卷,第1298页)。经过反复思考,1987年1月2日,胡以《向小平同志交心》为题,写了一封信给邓小平,提出辞去总书记职务。4日,邓小平在自己家中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罢黜胡耀邦。胡耀邦未被邀请参加。6日,邓小平同胡耀邦谈了话。邓小平建议举行一次“解决胡耀邦同志问题的党内生活会议”,对胡的错误进行批评,也要他在这个会议上做出自我批评。

1月10日至15日,由薄一波主持的“生活会”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邓力群作了长篇发言,集中批评了胡耀邦的所谓“六点错误”,特别是胡“只反左不反右”的问题。胡耀邦违心作了题为《我的检讨》的发言。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决定接受胡耀邦辞去总书职务;推选赵紫阳代理总书记。据当晚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的会议公报说,胡耀邦“在担任党中央总书记期间,违反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在重大的政治原则上有失误”。

1987年1月,一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随着胡耀邦的中箭落马,迅速席卷全国。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遭遇了一个特别寒冷的冬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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