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乌克兰危机?博弈论这么看

虽然乌克兰危机表面上是军事和政治对抗,但如果不运用经济理论,尤其是博弈论,那就无法完全理解此次美俄冲突。以下提供几个思考的角度:

核威慑:根据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马斯谢林的博弈论,该冲突可以放在核威慑的框架中去理解。自1990年苏联解体之后,独立后的乌克兰放弃了从苏联继承过来的核武器,以换取其领土完整,俄罗斯和美国都对此签了字。

(注:苏联解体后,乌克兰继承了苏联的1000枚核弹头,是当时世界第三的核大国。但随后乌克兰与美俄达成协议,销毁了其核弹头以换取双方对其领土完整的承诺。美国承诺在乌克兰领土受到俄罗斯威胁时对其进行保护。)

那时看来,乌克兰这么做是对的,让世界变得更加安全。然而,如今回过头来看,如果乌克兰如今还是一个核大国,那么显然不会在俄罗斯面前显得那么无力。

临界点:谢林在其著作《微观动机与宏观行为》中建立了临界点模型。该理论既适用于战争,也适用于经济、邻国间冲突和其他国内问题。在乌克兰事件中,事件从协商解决发展到政治冲突,如今克里米亚的事态又将局势进一步推向深化,将世界带入一个非常危险的临界点。

首先介绍一下背景。除了前南斯拉夫和格鲁吉亚,苏联解体后的东欧地区大体是和平的。边界的重新划定较为有序,政治交易也是基于各国领导人对本国利益的理性评估上。

政治学家Jay Ulfelder最近在一个博客中指出,过去25年中,全球的军事冲突比预期要少。但最近,和平解决冲突变得越来越难。这种变化可能只是数据统计中的随机事件,但更大的可能是因为冲突正变得越来越多。

为什么这么说?从博弈论的观点来看,越多争端得到和平解决,对和平解决的预期就越高。预期又回过来促成更多的和平解决。反之亦然。随着和平解决变得越来越少,国家间的信任下降,国际规则被打破,冲突变得越来越容易。于是,我们离临界点越来越近了。

博弈论中存在一个“多重均衡”(这里指和平预期均衡和冲突预期均衡),冲突中的每一个事件都会增加和平解决失效的风险。历史上,一战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如今,在诸多事件的推动下,和平解决的临界点很可能正离我们越来越远。

市场威慑:这种威慑更加让人放心,在这里是指俄罗斯市场进入危机的风险。相比前苏联时期,俄罗斯更加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克里米亚占领后当天,市场就做出了反应,卢布跳水,俄股市暴跌超过10%。央行大幅加息150基点至7%来保卫卢布。这样的市场反应给俄罗斯的执政者敲响了警钟。而且俄罗斯也清楚,冲突进一步加剧可能会影响到其石油和天然气收入,这些占到了其出口总额的70%。

在乌克兰事件中,市场是一种相对安全的威慑力量。和政府主导的制裁不同,市场主导的惩罚降低了直接政治报复的风险。俄罗斯政府很难将市场价格下跌归因于外部强权的操纵。

公信力及其影响:如果美国不对俄罗斯的行动予以强有力的反击,在多大程度上会有损其公信力?这也是博弈论的问题。

达特茅斯学院政府学教授Daryl G.Press在其著作《公信力计算》中剔除,一个主权国家的承诺,只有在其自身利益牵涉其中的时候才是可信的。此前美国承诺的对乌克兰的支持和保护从一开始就不可信。再加上俄罗斯在该地区的传统势力和历史影响,美国此次没能保卫克里米亚并不会让全世界觉得其不守信用。

不过,美国公信力仍可能会受到净损失,因为全世界也不确定到底那里才是美国的利益所在。人们会想,当美国在与中国对抗,宣称将保护一些亚洲小岛时候,决心到底有多大呢?美国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支持台湾独立?或者如何限制中国在南海的影响?这些问题的答案似乎已经不再确定。

中国等其他国家看来,美国究竟会如何处理克里米亚的局势,将关系到美国在其他类似问题上的反应。出于这种考虑,美国可能还真的需要给俄罗斯一点颜色看看,而不仅是表表姿态。

不管怎么样,俄罗斯决不可能兴高采烈的转变态度,归还克里米亚。我们不妨观察一下从长远来看,此次乌克兰事件会产生哪些负面结果。

(原文载于纽约时报,作者Tyler Cowen为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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