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苍茫陈有西

谢志浩

引子
   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很高兴再次来到日知社进行讲座,今晚的讲座是日知社百年法政学人系列的第五场。我今天讲一位很独特、很有趣的先生,他就是陈有西先生。我现在总结,将其称为”陈有西现象”,这是我们在转型时代一个很独特的现象。陈有西现象的出现,可以说是应运而生,他是依托法治转型的时代(依法治国时代)。他的出场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有着时代的因缘,也可以说是一种殊胜因缘。
   (一)
   就陈有西先生本人而言,他为什么能反映转型时代而成为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呢?这是因为转型时代的很多问题,都在陈有西身上纠结着,所以我就起了这个题目叫《独立苍茫陈有西》。在正义网法律博客上,博友看到讲座题目,留言说陈先生铮铮铁骨。我觉得铮铮铁骨,用于形容部分”死磕派”律师,滕彪、朱明勇,倒比较贴切。
   不说有西是铮铮铁骨,并不是说有西是”软骨头”。有西的骨头,一点都不软,有西有自己的风骨和担当。只是,有西比较”外圆内方”,不愿意为了反对而反对,有收有放,并不愿意采纳”击鼓骂曹”的方式,投入战斗。按照鲁迅夫子的理念,有西坚持”韧的战斗”。在中国社会的转型中,有西的身影,就显得很是独到,有一种特别的意味,”独立苍茫”,就蕴涵一种难以言说的悲怆。
   现在的不少律师,没有体制内工作的经历,对于”体制”的”多元生态”体贴的不够,容易把”体制”看扁了,以为”体制”是”铁板一块”,遇到公检法这类党国的”刀把子”,没有强大的气场,真还就难以招架。狭路相逢勇者胜,法庭内外,低头不见抬头见,抬头就要相磕碰,这就形成了”死磕派”律师。
   其实,”死磕派”律师非常不容易,他们有种”舍得一身剐”的精神。在”死磕派”律师中,陈光武、朱明勇,都令我尊崇。从大历史的角度,”死磕派”律师的出现,一方面体现了中国法制建设的进步,另一方面,这种进步实在有些缓慢,转型时代的纠结,很大程度上,体现在中国法治生态的脆弱。没有”死磕派”律师的”死磕”,有时候,真还是难以激活那种埋汰、颟顸的法官。
   但是,任何事情,有一利必有一弊。部分”死磕派”律师”潜伏”着这么一个问题:公检法都是靠不住的,只有我们是靠得住的,我们才是法治精神的象征。我们浑身上下,每一个细胞都流淌着法治的精神,我们才是正义的化身。
   这种自信是非常好的,有着强大的自信,甚至颇有些自傲,也不是什么错。陈有西也曾说过,在法庭内外,特别是与当事人接触时,如果不能流淌这种自信,会让当事人琢磨:这种律师是否有能力,替我讨回公道?
   医师、律师、教师,在中国社会中,特别是医师和教师,正面的形象,有减少的趋向。这也怨不得别人。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如果负面的形象,存在大众的心中,只能说,互信的时代,尚未来临,共同体社会,任重而道远。我在想,这里面,既有大气候的问题,也有小气候的问题,有社会生态的问题,也有执业心态的问题。总不能说,只有中国社会上了正确的轨道,医师、律师、教师的形象,才能回归正面吧!
   咱们上一次(2014年2月21日)聊贺卫方先生的时候,可以看到中国社会有着一种非常微妙的社会生态,就是说,有一些并不是依托于法治生态。法治生态脆弱,倒是没有关系,我们可以死磕。但是不是一磕就能磕出来?很多时候。不磕不行,硬磕也不行,死磕更不行。
   律师与公检法司,构成中国法治的一个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原本应该是中国社会各种共同体中,最具有”共识”的一个群体。恪守信念,秉持原则,坚守规则,服从法律。
   问题的关键是,中国的法治生态,决定于政治的生态。很多案子,所依托的是政治。这也是一个令人十分纠结的问题。
   政治气候,正是中国法治生态的天花板。大家数一数,当代中国,有多少问题是不可诉的,属于政治敏感地带?死磕律师,遇到了政治禁忌,又该如何?有些甚至,都不知道要找谁人来磕?是不是这个理?不是这个理,但是,现实就是如此冷酷!这需要法政人一起努力,构建一种真正的法治生态。中国社会的进步,单靠哪个阶层,都不好使唤。因为,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
   众所周知,律师在现代社会建构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也要看到,决定公检法司生态的那块”天花板”,也很关键,甚至可以说是关键的关键。哪怕安置一位具有法治精神的领导,主持政法大业,怕也不能说,上下呼应,中国实现法治社会,就会轻而易举。天底下,怕是没有那么便宜的午餐!
   现在有个网站叫”共识网”,大家比较爱看,因为它兼容并蓄,表达多元的声音。不妨可以说,某种程度上,共识网,属于当代中国一个小小的”粘合剂”。
   陈有西先生在中国当代法政人中,起到了独特作用。其实,他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粘合剂”作用,他是中国法治一枚独到的”粘合剂”。
   (二)
   能够成为法治中国的”粘合剂”,这和陈有西的”当身史”有关。陈有西1982年杭州大学毕业,在体制内长达16年。陈有西先生是一个反省能力很强的人,还有一些穷则思变的精神。同时,他也是一个文学爱好者,当年考到了杭州大学中文系。
   固然,20世纪50年代,经过政治的安排,院系调整,中国大学出现不少乱象;但,20世纪90年代的大学合并,依然乱象丛生。杭州大学这所文科学府和浙江大学这所工科大学合并,依然使用浙江大学的名称,给人的感觉,浙江大学屹立不倒,但,杭州大学彻底消失。
   其实,杭州大学非常有文化底蕴,现在浙江大学几乎所有的文科都是来自于杭州大学。像中文系,国学大家夏承焘先生,海内硕儒。现在,不得不说,陈有西属于浙江大学校友。一所蛮有声望的学府,却烟消云散,无论如何,也令人叹惋。
   1982年,政治清明,社会开明,拼爹现象,即使有,也在比较可控的范围,很多种子选手被安排到合适的位置。这就涉及到一个社会的政治伦理。
   陈有西先生1982年毕业,他没有留杭州,而是回到了老家宁海。现在在杭州这样的东部读大学,有句说法”宁要东部一张床,不要西部一间房”。宁肯留在杭州,也不愿意去下边,更不会到西边去。有人感叹:”现在的大学生,怎么这么自私呢?”请君且慢下断语。当代中国社会的流动,远比20世纪80年代频繁,这是公认的事实。但,也有个不争的事实,从小地方来到大地方,比方,陈有西的故事,怕是空谷足音。
   那个时候的陈有西,直接就回到宁海,县里面那是相当重视。在当时,大学生属于精英。现在,教育部主事者,早就把大学生当做普通劳动者了。
   有西毕业分配的第二年,1983年,出现了当代中国法制史的一大事件,那就是”严打”。”严打”,浙江省公安厅需要人手。省里想到这批下基层”蹲点”的大学生,陈有西就去了省公安厅。
   陈有西见证了”严打”,见证了”提审”和”秋决”,这对有西的影响非常大。试想一下,一位中文系的才子,文弱书生,来到肃杀的刑场,一种复杂的况味,怎不袭上心头?
   活生生的生命,就在这里,走到了终点。多少生命,就攥在”判官”手中。当时的场景,永驻有西心中,难以磨灭。老鹤废除死刑的动议,来自理念,陈有西慎杀、少用死刑的想法,在”观摩”刑场时,因为受到强烈震撼,从”当身历史”产生。有西自此,一直主张,新晋法官的第一课,应该设在刑场。只有经历了这一幕,才会对生命感和存在感,流淌更加强烈的敬畏。死生亦大矣,岂可予取予夺,草菅人命!
   我们说过,有西那样的精英,国家当成宝贝。办理完”严打”之后,县里就催着有西回去,因为,”父母官”为了表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给有西压担子。1984年,他回到家乡宁海,担任县文化广播电视局副局长,分管文化系统。文化站、电影院、图书馆,都是需要有西负责的。
   但,曹营的事,难办的很。因为,不是党委委员,有西的设想和主张,很难得以实施,空有一腔抱负。有西想动动地,给省里面一说,官家倒也痛快,原本就想留你,既然老家的政治生态,”水土不服”,赶紧调过来就是。这样,有西正式来到了省城。
   在省城,有西得遇贵人,1985年6月,有西正式调任浙江省公安厅研究室调查研究科副科长,1986年6月,有西调任浙江省委常委、中央候补委员、省政法委书记袁芳烈机要秘书,1988年袁兼任浙江省高级法院院长,有西兼任院长秘书、办公室副主任。
   有西比较高洁,秘书位置关涉很多。办事、办会、办文,他有个底线,当官不爱钱,爱钱不当官。陈有西有一种文人气质,很能洁身自好。原本有很好的前途。但,风起于青萍之末,1989年风波中,有西两次发表署名公开信。秋后算账中,党的刀把子,要纯洁队伍。有西不愿意让老领导受担待,自己主动请辞。有西在副处长的位置,整整八年啊,”抗日战争”,未见提升,有西心灰意冷,萌生退意。
   1995年正值盛年,四十不惑,有西若有所悟,从法政中心往边缘退隐,来到浙江社科院法学所和浙江财经学院法律系,担任过短时期的负责人,意兴阑珊。1999年彻底下海了。
   (三)
   尽管陈有西内心深处,有着强烈的”回归体制”的情结,但,正是从体制内出来之后,律师职业生涯的历练,才成就了陈有西。
   回顾所来径,有西总结了三句话,不妨看做夫子自道:我获得了时间上的自由、金钱上的自由和思想上的自由。
   想当年,有西”转制之初”,孩子上私立学校,四千元的学费都拿不出来,不得已,找教育局长给校长说项,才降到二千四百元。成为律师的当年,就从经济上打翻身仗,日后,有西驾驶”宝马良驹”回到浙江高法办事,令昔日的同僚艳羡不已。做了自由人,”接管”什么案子,有西有自己的一定之规,特别是经过有西坚韧的努力,在业界获得口碑之后,案源丰裕,总有打不完的官司。
   有西摆脱体制的束缚和羁绊,又获得了经济上的保障,历练、修为、才情、品性的磨砺和整合,在思想的境界,海空天空我自飞。有西堪称,中国律政人中的思想者,其思想深度,有目共睹。
   陈有西奇妙的地方,也是让不少人不解的地方,不少文章,尺度很大,具有思想深度,有些激烈和英锐;但,他在办理实务的时候,在法庭上,不拍桌子,不瞪眼睛,具有沉潜和雍容的风格,有西实际上和体制构建了一个相对稳健的关系。这是有西的特质,旁人很难学得来。当然,未必所有人都叫好,任一件事都有其反对者。死磕派里面的部分律师,甚至最看不上有西这一点。
   天设地造,有西有过多个部门的历练,公安、政法委、法院、法学所和法律系,都为他提供了某种机缘。有西对变革时代的法律秩序,对中国当代重大司法问题,都有着自己的独到见解。现在,有西在中国人民大学等多所学府兼课,担任硕士生导师,这和他之前有过教书育人的经历,有着很大的关系。以往这些经历都没有被格式化,而是都在发酵着,在某种程度上,都为他以后的发展提供了鲜活的当身历史,玉成了独到的陈有西。
   有西在浙江高级法院,属于笔杆子,没有受过完整的法律教育,这是有西的一大憾事。有西脱离体制之前,1993年考入北大高级法官班,收益颇多。在燕园,有西遇到了乐育英才的龚祥瑞先生,龚祥瑞先生对中国法治生态的深刻理解和把握,深深感染着求知若渴的陈有西。

   龚祥瑞先生,尽管北大学子里面,”信徒”不少,怪有意思的是,对浙江学员–陈有西,很是待见。有西在北大,对法学的热忱,对法治的省思,让阅人无数、慧眼识珠的龚祥瑞老先生,快慰不已。

   把自己的传记手稿,交给陈有西,老先生这是要”托孤”。接过老辈的手稿,有西心里沉甸甸的,百感交集,思绪万千。有西正是通过龚祥瑞先生的手稿,体悟一位前辈学者的心思,接续前辈法学的血脉。这部书稿,曾躺在有西书房达十五年,机缘巧合,《盲人奥里翁–龚祥瑞自传》,终于在2011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有西与龚祥瑞先生之间的这种因缘,不禁引人遐思。龚祥瑞先生在燕园撒播行政法的种子,身边不乏法学精英。但,老先生,却将自传手稿给一个来北大的进修生,而这个进修生,不负所望,以独特的身姿,活跃在中国法政版图。老辈龚祥瑞先生,真是别出心裁,慧眼如炬。在这里,不禁要给龚祥瑞先生鞠躬了:晚辈,受教啦,受教啦!
   (四)
   2009年底,有西接手李庄案。李庄案,是中国法治进程的一大节点。遥想当年,薄督治渝,权倾一时,制造李庄案,杀鸡吓猴,予取予夺。有良知的法政人,也不大敢正面交锋,避之犹恐不及。老鹤给西南法政人写公开信,内心尚存几丝恐惧,死磕派律师,也不是见谁都能死磕呀!
   有西在李庄案中,有勇有谋、有胆有识,”一战成名”,所操益熟,所得益化。其实,在此之前,有西投身律界十年,披荆斩棘,身经百战,在长三角业界有着良好的口碑。
   当时京衡所内,除了一两位助手,绝大部分律师都不主张陈有西去碰硬,因为这是执业生涯的一招险棋。有西,毅然决然,接下这个案子。陈有西独立苍茫,并不是说他特立独行。他是粘合剂,他不是独行侠。但,在当年,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那种胆识,那种勇气,依然令人神往。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作为律界的稳健派,有西流淌着侠义精神,但,不会做独行侠。这是有西的智慧,依照邓正来的理念,这属于一种生存性智慧。有西深知,此案关乎中国前途和命运,属于法治派和弄法派两种力量的博弈,有西很明确,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有西作为”体制外的健康力量”,联络集结”体制内的健康力量”,充满了大智慧。即使近身肉搏,”杀敌八百,自损一千”,在有西看来,实属不智。
   有西给杭州司法局、浙江司法厅,都有过请示,这是对政治生态和法律生态的精准把握,值得尊重和理解。陈有西给李庄出庭辩护,产生了一种很强大的力量。某种程度上,他不是孤军奋战。一战成名,理有必然,势所必至。
   李庄案,有西跃上职业生涯的新高度,2010年、2011年,各种荣誉纷至沓来。月盈则亏,物极必反。人生岂能尽情尽意?誉满天下,谤亦随之。《人物》杂志,对有西的报道,直接使用了一个暧昧的题目–陈有西:盟主不好当。
   (五)
   2013年的李天一案,有西经受了别样的磨砺。从李庄案到李天一案,大家对陈有西律师有一个转变:从赞扬到非议。陈有西受到争议最多的就是李天一案。李天一案给有西带来了负面的影响。
   李某某案尽管是很简单的一个案件,但,该案的处置,并不是那么简单。这里面的水,一点都不浅。如果李天一的父亲李双江先生,不是”文职将军”,而仅仅是一个明星大腕,这件事的处理,也许稍微贴近法治。
   “大案讲政治,中案讲影响,小案讲法律。”绝非空穴来风。它很形象地表达了”法律”在中国大陆的真实地位。也就是说,”政治”和”媒体”,都在”法律”之上。有司既然秉承”三个至上”,那么,案件审判中的法律至上,只是具有参考价值而已。李天一案,”媒体”喧嚣于前,”政治”掌控于后,律师在这一案件当中,只是发挥了一点”政治正确”的作用而已。
   官民矛盾很激烈,司法不公很普遍,”衙内”横行无忌的当代中国,李天一案,先验地成为一个棘手的案件。最高法院院长周强大法官,2014年3月11日,披露处置夏俊峰案的思路,小贩与城管的对峙中,有司所牵挂的首先不是法律,而是,大家对城管有偏见,也不能鼓励小贩杀城管。至于夏俊峰案的具体情境,周强大法官不置一词。
   周强大法官披露心迹,那么,李天一案的思路,不也昭然若揭了嘛!夏俊峰案,从严处置夏俊峰,李天一案,从严处置李天一,岂不是一以贯之!
   李天一真是不让父母省心,民众却愿意把他看成”衙内”,当然,比起草民,天一就是”衙内”;但,比起那谁谁谁的公子,也只是假模假式的”衙内”。
   有司看中的是如何处理,才不至于加剧中国社会的撕裂。原告律师正好利用了舆论和有司的”政治正确”。李天一案的”政治正确”是什么呢?民意不可违,不重判李天一就不足以平民愤!
   有西关于李天一案接受采访的视频,我看过不止一遍。原告田参军律师的辩词,被告陈枢律师的辩词,也仔细梳理。只要冷静下来,里面的是非曲直,是不难分辨的。
   中国刑事法律,原本就有照顾”民意”的传统,小时候逢五排十,有司都要贴出告示,给犯罪分子划勾,里面的经典言辞:”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接着就是绑赴刑场,残阳如血。
   不要忘记,有西是中国法治建设的稳健派,不计成败利钝,不是有西的风格。江南文化的熏陶,草根出身的背景,加以律师的职业生涯,是否”出山”,是否发言,有西有着自己的考量,那是有西的自由。
   有西在李天一案的发言,确实,急了些;但,有西所讲的法理人情,是有着说服力的。大家不明白的是,有西已经功成名就,何必再趟这回浑水?李庄案,夏俊峰案,李天一案,既成就了有西,也让有西,引来不少议论。
   敝人以为,有西参与李庄案,夏俊峰案,李天一案,是有着成熟的考量的。因为,这三个案件,恰好反映中国转型时代的社会生态。有西在这三个案件中,推动中国法治进步的心迹,表露无遗。
   有西先生给我留下印象比较深的一件事,发生在西北政法大学。西北政法大学一位学友,通过微博联系陈先生来校演讲。有西乘坐的飞机抵达咸阳机场,顾不上吃饭,饥肠辘辘,直奔西北政法大学。近年印象中,西北政法是一所很怪的学府,呵呵,谌洪果不就是那所学府的怪人嘛!这所学校怪事也不少,也是特别爱讲政治的原因吧,一方面一直没有博士点,另一方面,主事者怕横生枝节,给有司造成不好的印象,”申博”还会受阻,这所学校大概得了”申博综合症”了吧!堂堂学府,喜欢在自认为敏感学者讲座时,设置障碍,甚至拉闸停电。呵呵,拉闸停电,也是”选择性停电”,你在哪个教室讲,我就停哪个教室的。不知道,此种情形,伊于胡底?
   西北政法主事者,讲了半天政治,也没弄清李庄案的”政治气候”,到底是晴转多云,还是多云转晴?有西躺着也中枪,成为讲座敏感人物,演讲自然受到阻挠。最后还要”感恩”那位贾宇校长,启动应急机制,查看讲座大纲,这次公益讲座总算能够举办。
   面对讲座出现的不愉快,要是旁的律师,遇到火炮筒子脾气的死磕律师,也许早就撂挑子了:西北政法不花一块钱,这么大的腕儿,送上门来,为了不辜负学友,连饭都没有吃,竟然吃闭门羹,老子不伺候了。
   有西就是对待这么一次普通的讲座,都有着自己的大局观:要是西北政法大学吃了闭门羹,全国学府,给我设限,我就进不去了,这还得了?有西性格中,可贵的特点,就是坚韧。
   不错,有西出身草根,内心深处,有着强烈的精英情结。有西已然是业界精英,但,不够自信。这种情形,无论体制内,还是体制外,都有存在。性格决定命运,有西的”当身历史”,还是有一丝自卑。这是有西的一个心结,要是突破了这个心结,有西必然跃上新境界,自会更加雍容。
   结语
   中国处于政治法治的转型纠结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社会的纠结,而陈有西纠结的也是中国社会所纠结的。对于敏感的大案,律师都有懦弱有刚强,陈有西律师作为一个普通的法律人,也有个人的进退和情结。陈有西善于借力,把握体制的性格和特征,利用”体制内”和”体制外”两种健康力量,也许是一种比较稳健的路径。
   陈有西律师由于长期体制内的生活,了解体制内的运作规律,善于借力打力。陈有西律师对自己的定位,是基于对时代的考量。转型时代在陈有西身上鲜明的体现,就是他要做一个改良派,而不是一个革命家。在目前的框架之中,我们去推动中国社会进步,不是说我们要做什么,而是我们能做什么。
   历史是一种合力,党派、政府、商人、律师、学者等多种力量,在民众的意愿和诉求推动下,基于一种合意,建立有法度有规矩的社会。
   任何社会的进步,必然是有根基的进步,否则,也不会持续。也就是说,本着一种破坏,而不是建设的眼光,那么,社会永远”翻覆”,永无宁日。如果推动历史进步的人没有韧性,浮躁、急躁,不仅无助于社会的进步,甚或误事。
   建设一种稳健的国家建构,我想这是陈有西先生,也是我们法政人一个很好的期许。这也是中国人、中华民族完成中国梦之中的一个有机部分。
   (感谢日知社晓宇、文竹两位学友,2014年3月12日,14:00,书菜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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