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德平:成立“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的片断回忆

  文革结束,全国人民快步跨入一种新的生活,上山下乡的知青一批一批返城回家;不少耽误了学业的青年人又拿起课本,准备报考大专院校;落实了政策的广大干部、知识分子又重新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农村的生产经营活动正酝酿着一场意义深远的改革。唯有就业问题一时很难解决,家长们望着孩子没有工作的这种愁闷,谁不是”才下眉头,又上心头”。那时对于残疾人的福利和就业问题根本没有摆上国家生活的议事日程。由于一些历史的偶然因素,致使残疾人事业至少提前二十年摆上国家的议事日程。这是我国改革事业中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感谢”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和”三月风”杂志对我的采访,我只能对采访做些片断点滴的回忆,以表达我国残疾事业体现的人道、人权崇高精神的敬意!
   上世纪70年代即将结束的某年下午,我骑车经过景山后街,忽然看见邓朴方坐着轮椅,由照顾他生活的周师傅推着过马路,他神情专注地用双手驱轮发力。我知道朴方已在东风电视机厂上班了,他已有了新的工作。以前几次去朴方家看他,都看见他躺在床上给弟弟辅导功课。他虽然身体高位截瘫,仍然充满着工作、生活的活力。现在他躺在床上打发时光的日子终于结束了,情况真让人高兴。我没有上前打招呼,因为心中还存一丝歉意。
   文革前,我们都在北京大学读书,经过北大经济系俞敏声同学的热情介绍,我们得以相识,对很多问题的认识比较一致。文革初期,我和周围熟悉的同学、朋友,思想上都处于一种极端亢奋、极不冷静的状态,几乎每个人都抱着一种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激情,投身文革,批判教育系统的”修正主义路线”。我的发言、大字报火药味十足,似乎只有自己最革命,组织的战斗队还曾用过”无产阶级革命纵火队”的名号,思想上认同”怀疑一切”,并公开宣传过,还曾在看管翦伯赞副校长的一天夜晚向他请教过。但同时也极力反对武斗,对侮辱人格的种种恶行行动上是抵制的。北大”6.18事件”发生后,我和几个同学很快写了一张大字报,由于驻校工作组对”6.18事件”的表态,部分同学对我们写的大字报竟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争论。朴方看后,很不服气,抄了我们写的大字报,回家拿给他父亲看,他父亲看完后说:”告诉德平,不要紧张,没事。”今天想起来,邓小平同志和当时工作组的态度也并不完全一致。
   文革的演变越来越混乱,自己的思想也越来越混乱,但想的问题却并未减少。1968年春天,北大两派武斗,大部分同学离开学校,我也回家居住,有段宝贵的时间让紧张的神经松弛一下,也是好事。这段时间很想读读书,也想看看文革所禁的图书。知道朴方家藏书很多,一次和朴方相遇提出借书的要求,他很爽快答应了,先借的是一套俄国名著《安娜·卡列尼娜》。一天上午,我在家中后院闲坐。朴方从我家前院找到后院,带来我想借的书。我当时很感动,他当时的处境比我要困难得多,危险得多,已快到吃饭时间,总该留人吃顿饭吧?这段时间,一些受到冲击干部的子弟在家吃饭也是常事,但我胆怯了,却未张口挽留。这是留在我心中的欠意。未过多久,听说朴方被红色政权的学校革委会关押期间纵身坠楼致残,同时还听说,樊立勤同学被抓后,竟被人在膝盖上钉上钉子,哲学系的何清同学被打的流产,地理系刘玮同志被打死,武斗中打死打伤人数没有精确统计,仅因各种原因非正常死亡人数就有63人,北大所谓的黑帮大院关满了各系的学者、教授。谁会想到全国最高学府,在文革中竟会变成这样一个残酷恐怖的”反修”战场,竟是这样一幅”巴黎公社”的景象。
   章鸿远是我认识的一位中医名家子弟。我曾带他见过邓朴方,他和陈玉书先生曾为残疾人办过一些事,以后他和朴方经常接触。朴方在1980年因得到加拿大康复中心的阿姆斯特朗医生精心治疗,身体大有好转,并萌发了在中国为残疾人建立康复中心的心愿,立志惠及更多残疾人朋友。1983年初的某一天,鸿远告我: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给朴方来信,说及加拿大残疾人有很好的福利保障,而且很多加拿大残疾人都有很坚强的生活意志,在社会关心、关爱、关怀的帮助下,同样能就业、参加运动、结婚,歧视残疾人是要受社会谴责的。建议中国政府和加拿大合作,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同时也希望朴方发挥他沟通两国之间的桥梁作用,朴方接受了这一忠告,并积极努力付诸行动。他和王鲁光一起成立一个基金会,为残疾人服务。从建立康复中心再到建立基金会,作为一项崇高的人道主义事业,谁不支持呢?为此,这年的春天,我们还在香山曹雪芹故居附近聚会过一次。
   当时,我正全身心投入曹雪芹生平的研究。曹雪芹不但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一位伟大的作家,而且也是一位伟大的工艺美术大师。他的人道主义精神,人文主义情怀既反映在他的巨著《红楼梦》中,也体现在他创作的工艺美术的专著中。他有一部巨著《废艺斋集稿》的残抄本传世,就是专门为残疾人学艺谋生而撰写的。在残文中保留了曹雪芹自己的故事:”[因]思古之世,鳏寡孤独废疾者有养也,今[则]如[老]于其人,一旦伤足,不能自活,其不转乎沟壑[也]几[希]。”曹雪芹因此教会了老于–于叔度,一门扎糊风筝的手艺,教他以艺谋生,并推此及彼,遍于大众,其专著的目的则为:”[将]以为今之有废疾而无告者,谋其以自养之道也。”当时朝中大臣,御前供奉董邦达为书作序曰:”愚以为济人以财,只能解其燃眉之急;济人以艺,斯足养其数口之家矣,是以知此书之必传也。” 邓朴方、王鲁光要做的事业和我心中敬仰的曹雪芹晚年的事业如出一辙,怎能不令人感动?所以我也常去帮点忙,因基金会在策划期间人手不够,我又请了张亚利、章立凡去那里做义工。
   在经办基金会的过程中,我又常想起朴方的一段往事。那是他住在北京清河福利院时,当知道他的党员登记被取消之后,他竟手摇三轮车,从清河驱车到北京中南海西门外,希望反映他的党籍问题。往返几十公里,真不知他哪来那么大的力量,那么强烈的追求对待他的政治生命。尽管那时党的形象已是被摧残、被侮辱的形象。我相信,建立基金会的工作,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他都会坚持下去的。
   党中央的同志支持残疾人基金会的工作绝不是短见的、应景的孤立行为。可能基金会的筹建也产生了不小的社会影响,1983年团中央这时发现了山东团省委报来张海迪的材料,团中央及时派出了调查小组去山东核实情况,领队人是当时团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江泓和郗杰英、丁岗等同志。他们调查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反复核实了情况,因为还有一些争论,调查小组还向王兆国、胡锦涛同志专门作了汇报。团中央又派出第二批人去核查,在山东省委的帮助下,终于形成了统一意见。最后中共中央做出决定,由中宣部负责宣传残疾青年张海迪勇敢向厄运、死亡做斗争的感人事迹。这种事迹感染了很多残疾青年,影响了更多中国的青少年立志图强。今天国际上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之后,又会召开专为残疾人举办的世界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我们国家残疾人编排的音乐舞蹈还在世界各地巡回演出。2008年邓朴方退出了中国残疾人基金会主席的职务,并由张海迪接任,完成了基金会的圆满换届。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成立至今已有三十年的历史了,基金会对我国残疾人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牵引火车头的作用。一次父亲和我谈话,说到残疾人基金会的事,他说邓朴方以后可以参加全国政协的工作。我理解他的意思是政协需要有像基金会这类的社会组织,才能更加活跃,更有生命力。当基金会会刊创刊时,父亲应会刊所请题词时,他高兴地题写了:”新社会对残疾人实行革命友爱,残疾人对自己抱乐观主义精神”,时为1984年9月9日。1985年,朴方在《人民日报》上专门发表了关于革命人道主义的文章,阐述基金会的理念。人道主义是人类一个宽泛的伦理、哲学、社会进步文明的命题。既涉及到人性问题,更和现代的人权观念联系。各种观点都有。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深入。我发现我父亲关于”人权”的观点也逐渐发生着改变。他在1979年对人权还持一种警觉、批判的态度,认为”这是资产阶级向我们进攻的一个口号”。在1985年,父亲对”人权”的内容有了新说法:”至于讲到人权问题,我们确实要保护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遵守国家法律的公民由宪法所赋于的权利。……讲到人权,我们与西方是有所不同的。”1986年9月23日,父亲对美国华盛顿邮报董事长凯瑟琳·格雷厄姆又讲到中国的形象问题:”一个是经济发展不快;一个是政治上出了些毛病,在处理民主、人权等方面有缺点。恢复形象没有别的办法,只有靠我们自己努力工作,不能靠化妆。”
   1985年年底,中央书记处成立了精神文明建设文件起草组。据中央书记处研究室调研员郝怀明介绍:耀邦同志责成起草组成员分别就妇女、儿童、城乡困难群体、民族、宗教等界别进行调查研究,听取他们的意见。这时残疾人基金会已成为一支重要的民间力量,成为我国社团组织中一颗新星。邓朴方在接受采访时说:”现在人道主义是多了,还是少了?是强调我们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区别,还是更多的强调连续性?为什么不看人道主义的积极因素?它积极因素更多一点,是调节人与人关系的基本的东西,可以作为道德的基础思想,作为我们社会主义的基础思想……”他的意见反映了残疾人、社会对精神文明建设的企盼和支持。
   二十年以后的2004年3月14日,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代表们以2863张的赞成票通过了我国宪法的修正案,将”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条文写入宪法。此时此刻,会场报以长时间的热烈掌声。我国宪法承认”人权”,这是全国人民对人道主义认识上的重大突破。它不但使残疾人事业的发展更有尊严,而且还将赋予全体公民今后全面发展的,任何人也不可剥夺的法律权利。非常荣幸,我做为该届人大的代表,也曾投下过一张神圣的赞成票。
  
   2014年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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