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倩:中国高校中的告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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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李文倩

  2008年我从四川某大学毕业,考上本校的研究生。

  因为是新生,对未来的研究生生活尚抱有幻想,想认真读点书,好好做一番“学问”。

  9月份开学后,我和S 一起,想组织一个读书会,每周周末聚一次,自由讨论,砥砺思想。

  主题定为文艺、思想和学术。

  本科时,我们有一个文艺沙龙性质的小团体,取名为“天堂桌 子”,几个朋友不定期聚会,有时乱逛,有时吃饭或喝茶,朗诵诗歌,争鸣时事,胡吹乱侃,不亦乐乎。

  因此之故,我们就直接想到“天堂桌子读书会”这一名号。

  读书会虽有这样一个名号,却无章程或宣言,是一个很松散的小圈子;除几个熟识的朋友经常来之外,其他的参与者,都是有一搭没一搭的,来去自由。

  读书会就这 样开始了,从最初的3、5人,到后来的7、8个,大多时候10来个人,只有一两次超过了20人。

  第一学期很快就结束了,转眼间又是寒假。

  我不想回家,主要是想留在学校读点书。

  S和我住一个寝室,之前回家一趟,春节前又回校了。

  文学院通过学生干部,问 有哪些学生寒假不回家,我和S说不回。

  学校快放假的时候,我们接到通知,说文学院党委书记T要见一下留校的同学,表示党组织和院领导对同学们的关切。

  记不 清是哪一天了,我们几个留校的研究生到了T的办公室,当时辅导员L也过来了。

  T问大家为什么不回家,是不是有什么困难,如果实在没有回家的路费,学院是可 以解决的,等等。

  有同学回答说是为写论文,有的说是想看看书,都表示没什么问题。

  这件事就这样结束了,我当时还以为这要么是他们每年的例行工作,要么是T 刚当书记不久,想表示一下他对研究生的关心。

  后来我发现并非如此。

  研究生第二年,2009年之后的寒假,我仍然没回家过春节,T也没再“召见”留校的研究 生,可见这不是每年的例行工作,而是特殊时期的非常举措。

  2009年是很特殊的一年,一系列的重大历史事件叠加在了一起:五四运动90周年,中华人民共和 国建国60周年,西藏达赖流亡50周年,八九学生运动20周年,非法镇压法轮功10周年。

  当局对此非常敏感,拨巨资启动“6521”维稳工程,城市里的每 个角落,都有便衣警察的身影。

  各个高校更是他们重点防范的对象,唯恐大学生上街,或出现其他什么意外;为此我们学校多次召开有关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会 议,主要还是怕出事。

  高校的BBS论坛,只要发一篇不合时宜的文章(哪怕是转帖的),要么很快被删除,要么有五毛党跟帖辱骂,“消除不良影响”。

  年前,学校组织没回家的学生吃饭,辅导员L也来了,很热情地问我为什么不回家。

  当时给我的感觉是,好像我不回家,给她造成了很大的负担。

  对她的热情,我同 样感到莫名其妙。

  因为自上研究生之后的半年以来,我总共只见过她一两次,一次是开学注册时,一次好像在校园里碰到。

  而在一般情况下,总有不少学生(并不一 定是学生干部)去亲近辅导员,好在她那里捞一瓢半点的汤汤水水(看得见的,是可以每年参加两次评卷,一次是普通高考,一次是成人高考,加起来有约3、 4000的收入);对那种听命于她的学生,她自然是笑脸相迎,而对我这种根本不“尿”她的学生,她一般都不闻不问。

  因此我对她的热情,感觉很不适应,但当 时并未想太多。

  春节后学生们陆续回校,和我们住一个寝室的W也回来了。

  他是中国古代文学方向的研究生,中国共产党党员;平时很关心时政(他电脑屏幕上的背景,就是一幅 “一定要收复台湾”的红黑色图片),是毛泽东的崇拜者。

  开学后,W带礼物(好像是酒)去找L和J(研究生教学秘书),说是要和学院的老师“搞好关系”。

  那 天他送礼回来后,一直带着笑(他平时就爱笑),我也没太在意。

  稍过了一会儿,他一边玩电脑,一边笑着对我和S说:L刚才在问你们两个,说你们寒假在寝室干 什么。

  我说你们都在看书。

  她又问你们平时都谈论些什么话题,跟什么人交往,有没有对共产党、政府有什么不满的言论。

  我说你们的朋友我不认识。

  有时对现实不 满,发发牢骚的情况是有的,但也不经常这样。

  她还让我平时多注意你们的动向,一旦有什么苗头,要立即给她报告,并让我不要将此事告诉你们,等等。

  听W讲 完,我才知道“老大哥”已在看着我了。

  之前曾听说各年级的辅导员给党员学生安排任务,要他们注意少数民族同学的动向,特别是藏族同学的一举一动。

  现在看 来,这种制度化的告密行为,是存在于整个校园之中的。

  S后来有次去文学院办公室办什么事时,L告诫他说,让我们在读书会上不要谈论政治。

  这证实了我的一个 推断:他们之所以对我和S不放心,主要是因为读书会的缘故。

  后来因为没出事,这件事似乎也就不了了之了。

  读书会继续进行,有时涉及政治,比如对《零八宪 章》和刘晓波案的关注等。

  但多数时候,主要话题还是学术方面的。

  2009年9月,具体哪一天记不清了,大致开学没几天,我们还在搬寝室时,我接到学院办公室的电话,说让我去参加党校培训,问我能不能保证坚持去上课。

  我 说不能保证,没时间参加什么党校培训,之后就关断了电话。

  他们又给S打电话,直接要他去交钱(好像是36元),参加党校培训,被S拒绝,当时Z也在场。

  后 来听我们专业的一个女生说,她也和我们一样,都没交过入党申请书,也被莫名其妙地通知去参加党校培训。

  曾听西南政法大学的LXL说,他们学校的研究生,和 我们这边的本科生差不多,都在积极争取入党。

  据朋友说,四川另一所大学的某学院,规定研究生如果是党员的,在评奖学金时直接加10分(普通期刊发一篇论 文,只加0.5分)。

  记得当时几个朋友都还在说,入党就是“吃红烧肉”。

  现在看来,中国共产党采取主动的收编行动,至少已经延伸到了研究生层次。

  前两天, 我在推特上看到消息说,以后如要进高校,必须是中共党员才行。

  如果这一政策真要实行,估计将有更多的高学历者加入中共。

  写到此处,想到钱理群在《知我者谓我心忧》一书的后记中写到八九之后北京大学的状况:“还有更为险恶的:学校曾发出一个所谓《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几条措 施》的文件,发到每一个教师,我因此得以见到,其中一条让我看得目瞪口呆。

  说是为了预防发生六四这样的突发事件,要在学生中培养一批‘积极份子’,他们的 任务有二,一是及时向校方和有关方面汇报学生中的‘动向’,二是在‘关键时刻’站出来,‘代表’北京大学学生表态,说话。

  其实就是建立一支‘特务学生’队 伍,这是当年国民党对付共产党的办法,现在共产党把这个特务传统继承下来,并加以发展了。

  –我相信这样的举措,是得到有效的执行的,而且延续至今。

  ”由 此可以推断,60年来(文革之中,八九之后尤甚),全国所有的高校都有这种制度化的告密机制。

  我所经历的这件小事,不过是无数此类事件中的一件,也算是为 钱理群的推论,做一个小小的注脚。

  而我之所以要记下这件小事,也是为了给历史留存一个生动的细节。

  (2010年3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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