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怕的“罪恶制造业”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老愚

当生存变成幸存游戏,你所能做的便只有祷告——当你确认自己还活在中国大陆的时候。陕西省宋庆龄基金会下属两家幼儿园喂药事件,分泌的就是这碗心灵鸡汤。

这桩举国哗然的事件起因于收费与退费的博弈。《陕西省幼儿园收费管理暂行办法实施细则》规定,“幼儿当月在园天数不足当月法定工作日数一半(含一半)的,按保教费、住宿费缴费额的50%退还规定;超过当月法定工作日数一半的,不退还所缴保教费、住宿费。” “法定工作日数”被定为十天。据南方都市报记者调查,孩子在幼儿园易患感冒、腹泻等病,若患感冒,至少得歇一周以上,家长就会借机多请几天假,如此一来,孩子在园时间就达不到法定工作日数,直接的好处便是:省下了1100元左右的学费,以及每天15元的餐费。

这个由霸王规定而造成的利益角力,最终衍生出一个行业潜规则:喂药。

所谓喂药,就是在感冒等流行病高发易发季节,幼儿园强行通过让孩子服用药片,预防发病,从而保证幼儿的出勤率,以达到增加收入的目的。

这种名为“病毒灵”的处方药,学名叫盐酸吗啉胍,是一种老药,主要用于抗病毒,每片仅为一分来钱。专家认为它对病毒无预防作用,幼儿园选择此药的原因有二:一是缺乏用药常识,以为“病毒灵”很灵,其实所有的抗病毒药效果都不好,因为病毒具有变异性;二是价格低廉,成本低。

幼儿园教师和保育员的工资与孩子们的出勤率挂钩。有良心不安者,有于心不忍者,但最终都在利益诱惑和权力逼迫下成为忠实的执行者。“为了更方便喂食,药片被研磨搅拌进开水中,让小班的孩子们喝下去。大一点的孩子,老师则会监督吞下去。不老实服药的孩子会被罚站。”(见南方都市报的报道)

在轰隆作响的欲望号坦克面前,孩子们不再是生命,只是赚钱的筹码。

只要决定了,就没有反对者。在每一个地方,只要“老大”或“组织”决定了某件事情,而且有为利益共同体着想的藉口,所有的人就理所当然地赞同了;极少有基于宪法、法律和人性的反对派,在权力与利益面前,每个人都丧失了良知,变成了作恶者。权力在这个国家建立了唯一的秩序,法律和真理甚至连摆设都不是。

反抗显然是徒劳的。因为公权力保护的是作恶者。你能设想一个无背景的人,可以将两家幼儿园挂靠在陕西省宋庆龄基金会麾下,一连喂药数年竟安然无恙?在权力庇护下,他们其实就是一个独立王国,当你把孩子交给他们,无异于将羔羊献与豺狼。无辜的孩子自此沦为利润工厂的摇钱树。“喂药”事发后政府的一系列应对表明,任何令人不安的事件,不但不会解构僵死冷酷的统治机器,反而会加强其已经无法无天的权力。教育部和国家卫生计生委两部委的通告,无一字反省,充满“必须”“强化”“拉网式”等官样辞藻。对没有羞耻感的权力而言,一切都会过去,而关照他们的太阳第二天照常升起。

政府在哪儿?他们就像事后紧急避孕药一样,在慌乱的处置中显示“作用”。

无数反抗者的遭际,让本来就懦弱、冷漠的国民认同苟且偷生的处世方式。

你可以设想,当自己站出来抵抗罪恶的时候,周围会是什么样的表情?一个有良知的人,迟早会站出来,但他们就等着这一刻——终于可以将一个不合群的地雷引爆了。站出来的瞬间,即是正直的完结。

一方面是陈光标、郭明义式的“装二”或“真二”,这些人在肆意戏谑人们的心理承受极限,令人真假难辨,善恶不分;一方面是底层的麻木不仁,他们在无善无美无正义的生活里自甘沉沦,堕落为肮脏的灰尘。整个社会雾霾重重,似乎很难透出一丝抚慰人心的光亮。

捷克政治家哈维尔曾说过:“在我谈到崩溃的道德时,我是指我们每一个人。因为我们全都屈从了这个制度,都把它当做不可改变的事实,从而维持了它的运转。换而言之,我们每个人都不同程度地对这个制度的存在负有责任,没有什么人只是一个受害者。是我们所有人制造了这部机器。”集受害者加害人于一身,由此导致普遍的人性毁灭——无感情,无羞耻感,无罪恶感,是中国人当下最显著的人格特征。

权力上层虚伪糜烂,既得利益集团强取豪夺,狡狯的依附者洋洋自得。底层人们生活的目的,好像就是活下去,活得更长久一些。可如今,连生存都成了一场豪赌,甚至变成了幸运者游戏:谁逃避开那致命的一击,谁就是幸运儿。问题在于,你靠机智躲避了百分之九十九的伤害,但还有一个会落到你头上。

人人作恶,相互加害。在罪恶的泥潭里呆久了,人们已经丧失了挣扎的冲动。我不知道人性要烂到怎样的地步,才会有足够多的人愿意站出来说:我愿意干净地活下去,我想尽力改变这不能忍受的现实。

幼儿园喂药丑闻,是对这个貌似高亢勃发实则颓丧无能时代的绝妙嘲讽。我们或许能宽宥那些卑贱的作恶者,但别指望我们会与罪孽制造者达成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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