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志标:调查报道的“大陆化”

马航事件与中外媒体表现,已经有许多文章在写,此前想写过,一时间耽误了不成。汇总看,几乎所有文章都在认定大陆调查报道的衰落,这作为一个现实,应该是成立的。至于原因何在,似乎都很简单,技术上谈得多,体制上谈的少,我们好像提不起兴致说体制坏话了。

在分析媒体表现时,能够划边是很要紧的。内媒与外媒之分,很容易看出来,尽管也有中资伪装的外媒,比如欧洲时报、澳洲某电台等,但好在没进入被讨论的范围。但内媒划分似乎宽容了些,比如人民日报、环球、央视等,其实算是宣传机构,也应该被剔除。

之所以做这个甄别,是因为这些官家媒体属于体制的一部分,更是内宣与大外宣的执行者,它们是没有一丝一毫的意愿去增强调查报道能力的,因为后者属于专业主义范围,体制内不需要,何必自寻烦恼。所以,只剩下市场化媒体与调查报道的关系问题。

在现阶段,问这个问题,也还是要问一句“市场化媒体”如今状况怎么样了?答案是很糟糕,纯洁的市场化媒体——无论是从新闻价值观还是与体制依附性上看——几乎是没有了。财新是吗?南都是吗?南周呢?新京报呢?东早?纯正血统是没有的,杂交的也难有。

调查报道的存在与否,就像政论有无一般,是测量大陆媒体品质的关键指标之一。这十年来,不只是政论衰亡的十年,也是调查报道与调查记者穷途末路的十年,而且以近来数年尤甚。南都深度曾做过十年纪念特刊,看上去就是一首自我祭奠的挽歌。

看过左志坚、石扉客他们的追忆文章,真正想要做国际调查报道的雄心,在《21世纪环球报道》时有过,安替他们还去海湾战争边缘转了一圈。十年前的踌躇满志与现今的遍地哀歌形成遥远的对应,环球报道最后掂量了一下,还是从国际范的理想上撤退,死于一篇国内报道。

国际报道属于严格管制的新闻品种,市场化媒体在《21世纪环球报道》时最多喘了口大气,等到后来管制警醒悟过来,市场化媒体最好的年份里,也没人动过这个主意,精气神全散掉了。有传言台湾方面曾想邀请南都驻台,也被否决,境外做不成,国外更别指望了。

对马航事件中内媒的表现分析,只集中在报道技术上——比如区分事件性调查报道与情绪性调查报道——似乎没有太大意义。我们要说的,不是技术上的暂时性失灵,而是调查报道的体制性溃败,说的是根基而不是枝节。与其说调查报道有病,不如直接宣判覆灭。

东南亚海啸巨灾、海地震、日本大地震时,市场化媒体也都有派出国际新闻小组,但这个与调查报道自然不一样,而且也被管制得要死。南都派去海地那次,也被勒令返回。原因很简单,不被信任的市场化媒体也就不被允许在海外驻扎,无法安慰胆怯的外交与外宣。

马航事件的信息顿挫从罗罗公司的发动机数据开始突破,贬抑内媒的声音顿时有了依据。然后,就有中央级宣传机构的人抗辩,抱怨核心数据信息都在英美手里,所以不要怪他们突破不了。这种辩解很矫情,后来发展为“国货当自强,必须赶超英美”的喧哗,匪夷所思。

李长春时代,是强调国际与国内两个舆论场的,两个都要占领。新华社在纽约时代广场上做广告、召集外国华文报纸统战、注资国外某些三流媒体,都算作大外宣的政绩,然后拿到奄奄一息、万马齐喑的国内新闻界炫耀。外宣其实成了另一种对内的蒙蔽。

《21世纪环球报道》死得早,但它立下了一个至今未被超越的“遗嘱”:国内调查报道也就是国际调查报道。理由不算强健:因为中国也是世界的一部分,民族的才是世界的。然后,国内调查报道主要在揭黑与文本上分头发展,至今,两下皆茫然。

以调查报道闻名的邓飞,谦谦君子也,每次说到他背靠五百名调查报道的时候,都不忘记加上“国内”二字作为定语。马航事件中,罗昌平断言,国内真正称得上调查记者的不过三十名。问题是他们的公众识别度很低,以调查报道掀动社会事件的时代难道过去了?

最近有印象的调查报道有哪些?“周滨父亲”那个算吗?行文属于舆论花边,看起来更像是枪文,这也符合“调查报道”的命运之一种,做旗帜不成,做枪使也算是正当营生吧,谁使得谁又使不得,由不得别人操心。然后,民族的调查报道离世界的调查报道愈发远了。

大陆化,向来是用来形容香港政经生态变迁的专用词,也孕育了“蝗虫论”与“强国人”的标签。世易时移,“大陆化”的用途正在扩大。台湾蓝绿两营在掐架的《服贸协定》,隐含了台湾大陆化的序曲。而在调查报道的命运上,大陆同样送了它一份“大陆化”的礼物。

2014年3月19日星期三 1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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