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航事件暴露中国媒体的“软肋硬伤”

《南方周末》国际新闻记者 秦轩

马航失联,不仅因其与中国的关系,更因其涉及到航空风险这一全人类的议题,故而吸引全球关注。
按常规套路,探求与传播该事件的5W要素、原因、影响等深层信息,本是新闻人当仁不让的要务。然而时日渐进,悬案依旧。最初公布的星点信息,比如乘客身份造假、机长政治倾向等外围信息碎片,除了激起更大的关注与猜疑外,无一构成追寻真相的判断基础。
猜想与恐慌蔓延,形成巨大的信息黑洞,亟待新闻专业人员填补。全球重量级的媒体、信息收集机构被其吸引,投入重兵。在“9·11事件”之后的世界新闻史上,这是罕见的大规模战役。说句政治不正确的话,哪个记者成为第一个向世界宣布找到飞机下落的人,他将世界闻名,并将载入新闻史册。实际上,当澳大利亚广播公司主力记者随机去探察疑似残骸时,在中文网络上已经有人谈论这名“幸运儿”可能会获普利策奖了。
在信息期待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同行逐鹿的媒体本身也成为关注的焦点,最先是越南媒体“不靠谱”,随后是中国媒体只会点蜡烛哀悼,再到CNN、《纽约时报》、彭博社获得马航航线线索,媒体间较量的胜负立判。
这一结果自然引起中国新闻人的沮丧与反思。同行间也在感叹,我们和西方媒体的差距之大,令人伤心。我的一个朋友、前《21世纪经济报道》的国际版面负责人左志坚甚至在微信圈里感慨:中国没有真正的国际新闻。
此次国际报道的完败,也确实有其深层原因,将条件制约、路径依赖等等中国国际新闻报道与调查报道最为薄弱的一面暴露给公众,倒也未尝不是好事。
作为长期从事国际新闻报道的新闻人,我认为此次失败,至少有几个层面是可以探讨和反思的。
第一个层面,首先是在调查的领域,新闻人与专业领域之间的交流渠道不畅通。
马航失联,涉及到专业的航空领域。这方面中国新闻人能获取的资源与日常储备极为可怜。在中国,民航是从军用航空体系转型而成,自身有保守传统的一面。5年前我曾做过空难相关的调查报道,与某航空公司宣传部门负责人打交道时,他会以国家机密为由回避问题。以我的感受,除非为其公关服务的媒体人,否则很难在民航领域建立自己的人脉、资源。一旦遇事,要想获得专业的知识支持,或者数据支持,非常困难。
其次,新闻管控制约,也让记者无能为力。无论是空难还是高铁事故,管理部门会有严格控制、制约或是关闭记者调查真相的渠道,类似的例子在中国新闻史上比比皆是。
如上两条原因造成中国记者在涉及到相关的专业领域时,往往会有无处下嘴、苍蝇碰壁的感觉。而临时抱佛脚,仓促间建立与专业人士的渠道,其效果可想而知。实际上,由于缺乏长期的耕耘,记者对专业人士的表述也无法做出相对准确的判定。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会造成误报。至于能够获取核心数据的机构,比如卫星管理部门等等,想都不要想。
第二个层面才是在国际新闻报道领域的专业性问题。这里面既有认知水平、业务能力的问题,也有资源分配的问题。
以认知水平而论,中国人对于世界的认知依然处于启蒙阶段,缺乏对于异域文明的理解与适应。今日在海外报道中国人旅游时的种种窘相便是例证。我做过多年中日关系的报道,而得出的结论是,在新闻层面上,中国人所缺少的不是对中日关系或对日本的理解,而是对世界的理解方式。
公众整体缺乏符合时代的世界观,做国际新闻的新闻人其认知水平也受其制约。在细节的技术层面,是当中国新闻人在国外报道时,面临跨文化交流难题,文化震荡更为严重。在宏观的认知层面,则意味着大多数新闻人缺失和异域文明中的信息源沟通与交流的判断力。崔永元的美国转基因食品调查,即在这方面存在硬伤。

认知

仅仅在十几年前,出国对普通中国人而言都还是难得的喜事,出国者回国要带礼物,向亲朋分享。近十几年中国人对外交流虽然有了爆炸式的进步,但认知的改变并非朝夕间的事情。就像某国际新闻类媒体,号称在国外百余国家有数百记者,而其认知的水平、意识依然经常闹出笑话,甚至会刻意歪曲和造假。
其次是业务能力问题。基于认知和经验的匮乏,普遍意义上讲,记者到国外做的,往往是以日常事件的表面观察为主,至多辅以核心人物的专访,并不具有足够的储备和训练去面对异域,更难以挖掘深层次的新闻。比如,2010年某媒体去日本采访海啸灾难时,当地难民秩序井然地躲在避难所里等待安置,中国记者却会发生夜困山间公路发微博公开求助的笑话,据说还有同行和撤退的华侨争夺航班资源。
再比如,去一些战争地区采访,便被冠以战地记者的桂冠,殊不知战地记者作为一个长期存在的类型,需要经过专业训练,配以精准有效的设备。
近几年来,中国优秀的国际新闻报道与国际新闻记者并非没有,但毕竟处于单兵作战的境地,难以和西方成规模有章法的媒体同行媲美。
第三,媒体资源投入有限。中国国际新闻报道大抵分成两派,一派为体制内媒体,有在国外驻站派出机构的权限。但这一派受体制约束较深,业务考核并不能完全按国际通用的标准衡量。另一派为市场化的媒体。七八年前市场化媒体中的国际新闻基本以编译与采访学者为主,后进化为临时外派和利用信息技术连线,建立资源。极个别媒体如《财经》、《财新》、《21世纪经济报道》和《第一财经周刊》逐渐尝试派出记者,在形式上赶上世界大牌媒体的步伐。
但这一现象的出现多集中在财经、金融和IT领域,并不像国外媒体的派出机构一样,全方位涉猎所在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某种程度上说,假如有马航失联量级的全球新闻发生在财经领域,中国记者或可一战,毕竟还有几杆枪。现在而言,能够在前面打拼的也只有凤凰卫视这样的海外华人媒体了。

一较高下

客观说,全球近200个国家的诸多媒体中,能够有能力和资源就全球议题进行报道的也就那几家。虽然有些媒体,比如CNN的历史并不久远,但西方新闻业积数百年之功,其威力是建立在无数前辈血汗拼搏的坚固基石之上,能够在竞争中拔得头筹,当仁不让。这些媒体能够迅速调动资源,获得相对更有价值的新闻,实现突破自有其道理。这一点,中国媒体人也不需要妄自菲薄。没有长期的历史积淀,便要与之一较高下,本身就不现实。
此外,以我个人体会,中国思想市场决定了国际新闻报道的特点与方向与世界顶级媒体还有不同。固然十几年来,中国普通人与国际社会在人际层面和信息层面的互动基本畅通,但心灵上还存在一道顽固而厚重的壁垒,需要不断地通过报道消解。
借用李普曼的观点,中国人对世界的想象还沉浸在旧壳子里。如果国人还在用40年前乃至一个世纪以前的观念去认知当下的世界,那依我看即便此次同台竞争获得胜利,也谈不上有太大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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