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镇定的“黑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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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治疗的陈子明

陈子明瘦了,面颊圆滑的曲线变得陡峭,这让他更显年轻与敏锐。

他为我们开门,房间狭小,椅子不够,我们坐在床上。像往日一样,没有任何客套话,他生活在抽象的世界里,现实的琐碎无关紧要。至于病情,他寥寥的几句——“已经扩散了”、“在等待化疗”,一脸镇定,似乎谈论的是另一个人。

这是他的一贯特质,不管处于何种境地,他的理性似乎总能战胜感伤情绪。插队内蒙时,他能咽下羊尾巴,只因他认为应该如此;他因重刑关押在秦城监狱时,坚持锻炼与读书,主动放弃放风机会,还勉励年轻一代的王丹,希望他出狱后大有作为,必须好好利用狱中时日。

在这镇定面前,我们的惋惜倒显得多余。他刚过六十岁,为中国民主奋斗了大半生,却很可能看不到结果。他住在三零一医院旁的招待所里,等待下一步通知。尽管朋友们都劝他不必受“化疗”的折磨,他的求生意志却尤为顽强。

个人的焦虑无法追问,话题自然地滑向中国。对陈子明这一代人来说,国家命运往往比个体经验更具体,他们既上山下乡,又参与国家转型。他又是其中更极致的一位,他不仅以中国命运为己任,还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他却很少抱怨个人际遇,似乎他是历史动力的传承者,个人感受足以放在一边。在等待“化疗”时,他正在加紧修订他的文集,电脑屏幕上正是这一章:苏共二十大后的解冻运动。

中国也有自己的解冻,但方式与苏联不同。赫鲁晓夫通过对斯大林的彻底否定使苏联社会惊醒,而中国却来自民间的自我觉醒。对出生于1952年的陈子明来说,1976年春天的“四五运动”是中国解冻的标志,也是他这一代人最重要的历史事件。通过对周恩来的自发悼念,公众将积郁已久的不满表达出来,第一次挑战了既有的政治秩序,陈子明正因此进入历史舞台。

如果说广场上的大部分人是被一种朴素的情感(对现状不满、对未来忧虑)所裹挟的话,那么,陈子明与一小群青年人则是“关键性的少数”——他们对这个体制失去了信任,内心相信这个倍受爱戴的“周总理”也不过是这个需要被打破的体制中的一员。早在1975年与朋友的通信中,他就明确了这种看法——不管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四人帮”之间有怎样的分歧,他们却都属于同一个统治集团。他为这封信第一次被捕,幸好文革中最严酷的时期已过,他不过在看守所中呆了两个多月。

“四五”时的天安门广场,不仅是陈子明第一次卷入群众运动,也是他结识同志的场所。那一小群不安的、先知性的青年被这场运动推到了一起,他们即使没有在广场上立刻相识,也在日后对“四五运动”的平反中走到了一处,其中与他日后关系最紧密的一位叫王军涛,他在“四五运动”被捕时不过是一个17岁的高中生。

接下来的13年间,是陈子明人生中最畅快的时刻,历史潮流与他的个人志趣汇合了。“四五”一代的人物,很快在西单民主墙时代再度相逢,他们短暂的“被迫害”经历,变成了新的荣光,王军涛成为了团中央委员。不过,与其说这是来自他们的努力,不如说是上层政治角逐的结果,复出的邓小平需要借助社会力量来压制华国锋,意外地给了这群逆反者自由。

这种状况在1978年末与1979年初达到了巅峰,谈论政治之风盛行,民办刊物风起云涌,其中的一些还提出了匪夷所思的主张——比如一位工人魏京生提出的“第五个现代化”的主张,竟警告说:当时倍受爱戴的邓小平可能成为新的独裁者。陈子明也成为了一份叫《北京之春》的杂志的编委,王军涛则是副主编。这份杂志的名字来自于老牌知识分子严家祺,是回应1960年代的布拉格之春——那时的捷克斯洛伐克从斯大林主义的僵化中摆脱出来,试验“人性的社会主义”,那也是个创造力旺盛的时刻,涌现出昆德拉、哈维尔等一批杰出的作家,总书记杜布切克更是社会主义开明领导人的象征。不过,《北京之春》的命运实在短暂,它在出版了10期后,也像其他民间刊物一样被迫终止,西单民主墙的辉煌也随着魏京生的被审判而终结,一批活跃分子也纷纷入狱。

不过,广义上的“北京之春”尚未结束,1980年的地区人大代表的选举又将这热情推上了一个高峰,不安的青年人不仅能在语言上表达主张,还能站出来成为民意代表,这真是共和国历史上的新鲜事——自从1949年建国以来,共产党撕毁了所有当政前的“民主承诺”,还让全中国陷入了万马齐喑的状况,如今,缝隙似乎又打开了。陈子明成了所在化工学院的区人大代表,王军涛尽管在北大区落选,却掀起了一阵热潮,而他们共同的朋友胡平以高票当选,他在一年前写作的《论言论自由》以洞见与深刻震惊了很多人。

不过,当选并不意味着春天会转变成夏天。这些新鲜出炉的人大代表不仅发现自己无政可议,还面临着个人前途的考验。是的,一个极权政体已然松动,但是国家仍占据着绝对的资源,倘若没有政府许可,你不能找到一份工作、或是在一个陌生城市找到夜晚可居住的旅馆。当选人大代表的胡平很快发现,他要等上两年才能分配到工作。

陈子明决定走另一条道路(这是半主动、也是半被迫的),他放弃了直接对抗,也没有进入体制内,他要寻求非政治性的抗争,在体制外寻找一条道路。一直到1989年之前,他的选择尽管不断遭遇挫败,却一直前行,且不断拓宽。

这也是陈子明一生最兴奋的时期。他先是创办了中国行政函授大学与北京财贸金融函授学院,又出任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的所长,也是这个研究所出版的《经济学周报》的总经理。如今丝毫看不出这些机构的显著之处,但在当时的中国却是个了不起的成就。尽管它们仍必须从属于某个国家机构,却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的市民空间的开创者,像是企业家、政治人与知识分子的结合体。

在1980年代的中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要么投入体制怀抱、以改革派自居,要么过分执着于抽象的道德与知识,但陈子明与他的同伴们却在那时试图寻找一条中间道路。他们创办市场导向的出版机构、函授教育、民意调查机构,为地方政府提供咨询,甚至与宗教界合作。

尽管中南海的保守派与改革派之争从未停滞,改革的步伐亦走走停停,但整个八十年代的气氛却是向上、充满希望的,陈子明与他的同志们也常常被当作八十年代兴起的社会力量标志,他们不仅塑造了社会,也赢得了商业成功。但是,这一切到1989年的夏天嘎然而止……

一直到5月中,陈子明仍相信运动是暂时的。在社经所(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内部的会议上,他给情绪高涨的同事们泼冷水。他说胡耀邦值得敬重、却远没有那么崇高,他也说街头的学生让他感到另一种悲哀——“四五运动”过去了13年,街头与广场似乎还是唯一的表达方式。在知识界的几次重要的签名中,他一次也没参加。他期望通过克制与审慎来守住“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这个难得的平台,他们已成功地在政府改革派与民间反对派、商业实践与社会理想之间搭建了平台,他渴望政治变革,却相信要通过这种渐变的方式。在一次与香港记者的谈话中,他期望能把民主从街头引向人民大会堂。

但当广场学生开始绝食后,整个北京被笼罩在一种强烈的悲情中,这种审慎变得可疑、难以维持。1989年的夏天似乎注定慌乱,在日渐嘈杂与悲壮的广场上,只有激进的声音才能赢得追随,中南海内的强硬派也占据了上风。他与王军涛、包遵信、刘刚等人创建的“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试图创造出某种缓冲地带,却与很多试图做出类似努力的人与团体一样,最终发现中国像是一台刹车失灵的机车,不管各方如何努力,它还是冲进了血腥里。不管披上了多少改革的外衣,这个政权的残酷性从未改变。

逃亡与清算也随之而来。陈子明发现自己与王军涛及方励之、严家祺、万润南、苏晓康、刘晓波、包遵信、陈一咨等背景与身份迥然不同的人(这些人也都曾力图缓解激进化倾向,至少他们日后的回忆都是如此),都成为中共宣传机器描述的幕后“黑手”,他们与被通缉的21名学生领袖恰成对照。这是共产党最钟爱的罪名之一,它不相信人民有自主意识,一切都来自阴谋与操纵。

出人意料的是,逃亡未遂的陈子明与王军涛成了所有人中被量刑最重的人物,整整13年。这似乎是对他们常年的反对经验的清算——他们可不是1989年突然出现的,13年前就已是异端,他们也不隶属于党内的改革派;这也是对组织的警惕——他们不是孤立的知识分子,而是一个社会关系网络的构建者,从函授大学到出版业务,社经所创造了惊人的财富,聚拢了一大批知识青年。

13年的刑期没有服满。北京急需修复与西方的关系,这些政治犯则成为了中美政治角逐的棋子。这也是充满荒诞的一幕,一个国家依靠逮捕或释放自己的公民来与另一个国家讨价还价。王军涛被强行驱逐出境,变成流亡者,而陈子明或在监狱或在家中进行内在的流亡。他未完成的目标——不管是民间办学还是民意调查公司——都有了继承者,在“六四”后的政治肃杀中,商业与市民空间却迅速增长。但这新空间既给予人们更多自由,也同样摧毁了他们的政治想象力。

上个世纪80年代的陈子明希望“政治为灵魂,商业为手段,文化为形象”,而如今商业变成了一切,政治与文化都消失了。他失去了80年代的行动空间,陷入了孤立,这困境却让他的思考更为清晰,信念更为执着。他更加明确体制外力量的重要性,要建设有责任的反对派,不能仅仅停留在异议者的层面。他也戳破了中国民主化过程的关键,它不再是启蒙,而是关键少数的行动——“最需要的不是民众的教师,而是民众的榜样,不是民主的教士,而是民主的战士……做一名民主战士,必须具有超越经济理性的个人价值目标,或者具有格外的自信。”

可惜,即使有了这样的战士,我们也看不见,或选择没看见。他们受困于政权的压制与公众的普遍漠视。我与陈子明仅有几次短暂的见面。除去知道他是个重要的异议者(到底怎样重要,却也不知所以),偶尔在英文媒体读到他对时局的评论外,对他并没有太多的了解。

与我认识的很多的异议者不同,他身上没有刻意的戏剧性,从不主动谈起过往,他总微笑着坐在餐桌旁,很少占据谈话的中心。只有在一次前往他家拜访时,他才多少动情地谈起80年代的往事、他的监狱生涯、他对“四五”一代历史意义的反复强调——这是他身份的最重要意义的来源。很可惜,20世纪的中国历史总是逆向淘汰,当陈子明执着于他这一代人的启蒙特性时,这代人中的启蒙者大多被驱逐或陷入沉默,掌权者却是另一批反启蒙者,他们要重温的是文革中的绝对权力与意识形态。

在翻看他私自印刷的12卷文集时,我深深为他的学习能力、他的崇高感到震惊,倘若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他本应是Brookings(布鲁金斯学会)或RAND(兰德公司)这样的智库的创建者,游走在知识与权力之间,不断为一个社会提供建设性的意见。在缺乏中间地带的中国社会,他只能变成“异端”与“黑手”。

经历了“四五”运动的陈子明深深感觉到历史经验的断裂,这些年轻人丝毫不知道昔日的抗争,这也正像是方励之的感慨,他这一代不知道延安整风时的可怕,他的下一代又不知道右派的遭遇,当天安门一代兴起时,他们甚至不知道西单民主墙的事迹。正是这种集体失忆让极权统治不断延续,每一代人的抗争都无法变成建设性的遗产,每一代人不断重复性地努力,最终发现,他们不过重复了上一代的既有经验。

在网络上,我看到了陈子明前往美国治疗的新闻(他的顽强生命力不会轻言放弃,在拒绝离境多年后,他前往了美国),他的老朋友胡平、王军涛都出现在照片中,这是“北京之春”一代的再聚首,他们都曾在某个历史关头挺身而出,鼓舞了无尽的希望,但历史方向常与他们期望的相反,他们陷入被禁锢与流亡的境地。如今,他们激动的舌头失去了话筒,身形苍老,他们却代表了被压制的记忆与努力,终有一天,这记忆会再度照耀曾漠视他们的中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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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这些人才是真可惜了
    2014年3月23日11:35 | #1

    广场上那群人,就是专门坑队友的蠢猪,许子明他们太可惜了,策略再对,也挡不住大势变迁。

    共产党内强硬派显然也知道,许子明这样的理性派才是最可怕的对手,必须扼杀在萌芽状态,否则迟早连共产党本身都会被他们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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