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周永康案、徐才厚案看中国政治报道的尴尬

在两会前在中共审查机构默许下,被财新传媒、《财经》、《新京报》、《中国经营报》等媒体围攻之下,周永康案就如一锅已经烧到了99℃的水,就差最后的一把柴火,但最后一击始终没有到来。

3月4日,两会第一天,政协发言人吕新华一句“你懂的”,对周永康的轻慢和调侃,似乎“大老虎”马上即将一鼓而下,到现在的偃旗息鼓,背后缘由,也许要三四十年后,政坛老人写回忆录时候才可窥探一二。

从时政记者角度,可以得到的消息是,国信办向热炒周元根(周永康曾用名)的各大民营新闻网站泼了一瓢冷水。

国信办的指令是,“有关周滨及其家族被调查,以及起底周滨家族,周滨家族关系图等相关报道、文章、话题、策划等今后一律不得在新闻、微博、微信等所有渠道进行推荐,已有的请撤到后台”;“迅速淡化涉及周滨之父的内容,不得刊发相关的新的报道,查删《罗保铭谈“大老虎,传闻跟事实不一样》的相关报道。

有趣的是,虽然网站收到严令,但之前连续爆料的几家知名的调查类媒体的记者却表示,并未收到关于周永康案的新的禁令。

一个可能的分析是,对周永康案将控制节奏,“挂面”,既然短期之内不准备办,或者高层博弈中遭遇了僵局,甚至是周对俯首认罪仍有抵触,那就得控制节奏。

当时的局面是,两会吕新华“你懂的”那句话后,各家网媒热推周元根的各种八卦,如果再不发禁令,估计就会有网络媒体直接点名周永康了,所以严格控制了网络,仍允许传统媒体继续调查周永康的党羽。

周永康事件中,周的年轻的妻子贾晓烨的许多传闻是外界焦点。

关于贾晓烨的报道,《中国经营报》日前的一篇报道最值得关注,某种程度上,也是周案到现在,市场化媒体在核心事实突破中最有成效的一篇。

根据该报道,吕梁前市长丁雪峰2013年12月底被有关部门带走调查,因其买官东窗事发,知情人士告诉记者,丁雪峰系通过周滨继母贾晓烨之父“通达相关人士”,运作相关事宜。

《中国经营报》报道说,丁雪峰运作官位基本过程是:为了获得吕梁市长职位,丁雪峰找他过去的老师贾某助其疏通关系,吕梁孝义市两名企业主为丁筹资(分别为1800万、50万),送至贾某在北京的家中。

1970年出生的贾晓烨,是山西省大同市大同县峰峪乡小王村人,在家中排行老二,曾为是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记者, 在30岁左右时嫁给周滨之父(周永康),成为周滨的继母。

丁雪峰所以结识贾晓烨之父,则另有一番机缘。贾某1960年代开始在大同艺术学校当老师,丁雪峰与贾某的交集即在大同艺术学校,1963年出生在大同市左云县管家堡乡的丁雪峰,初中毕业后考入大同艺术学校社会文化管理班,当时贾某在学校办公室工作。贾某在上世纪90年代退休,在2000年前后,贾某与妻子跟着贾晓烨迁居北京。

丁雪峰所在班级当时叫“社文班”,丁是该专业设立后的第一批学员,中专学历。在丁从政后的简历中,这一经历和文凭都从未被提及。据说,艺校教出来的学生大部分是跳舞和唱戏的,从政的丁雪峰可能因此不愿谈及这一学历。

有趣的是,该报道又强调,出于某种原因,贾某后来“退还了这笔钱”,但丁所托之事经多人转托,使丁最终如愿成为吕梁市长。

如果贾某受贿属实,该案指向周家非常明显。尴尬的是,如报道所说的,贾某后来“退还了这笔钱”,很可能并未能办成此事。更有传闻称,丁雪峰后来走了另一退休常委儿子门路,如愿成为吕梁代市长,如此事属实,该案很难被拿上台面成为指控周的利器。

关于周永康婚姻状况的说法传闻很多,目前相对可信的报道是财新的报道。根据该报道,周永康第一任妻子王淑华是周在北京石油学院的同学,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她是海外传闻前任中共领袖的亲戚。1972年1月,王淑华生下长子周滨,报道说,十多年前,周老家邻居们曾看王淑华在周家祖坟哭了一场,请她回家吃饭,被她拒绝。后来王淑华死于车祸。

贾晓烨如何成为周永康第二任妻子则众说纷纭,甚至有王淑华死于凶杀的传闻。

贾晓烨在央视的同事告诉本台记者,贾晓烨在央视并非外传的主播,而是一名普通编导,并且相当低调。也并非在央视担任记者时和周认识,曾一度因制作节目考核分数不够,差点被解聘,周永康与央视负责人说情后,央视才知道贾是周永康的妻子。

并不复杂的丁雪峰案,贯穿了中共政治中高层运作,尤其是干部任用中的全部秘密,但这些细节过于隐秘,以致可以确定,丁雪峰案的真相无法真正公开。

《南华早报》对徐才厚事件的报道就是这种尴尬最新的一例,上周,南华早报驻京一位在军中颇有积累的资深记者刚报道,徐才厚因患膀胱癌正在军队的301医院住院治疗,高层已达成妥协,比照“黄菊模式”,不再追究其政治和法律责任。但也就在几天之前,《南华早报》报道大转弯,被圈内刻薄者说是“自打嘴巴”。

最新的报道证实了一些海外政治消息网站所报道的,徐才厚在上周六被从医院带走,甚至提供了谷俊山受贿86亿,徐才厚涉嫌卖官,谷俊山甚至在徐才厚女儿婚礼上,一次性奉上2000万巨额厚礼的细节。

同样的,《南华早报》报道的,徐才厚涉及的那些高级军官贿赂买官的种种传闻,也许只能成为历史的底稿,不会真正写入法庭的司法文件中。

很大程度上说,这很难说是《南华早报》的错,至少很难说是当事记者的错,中共高层的政治博弈,尤其在权力交接新陈代谢期间的高层斗争,从来都是东边日出西边雨,瞬息万变。

如学者李剑芒在微博上所说的“中国的政治发展到现在,与大院里的孩子打群架没啥两样。打着打着年龄大了,痞子文化就变成了政治文化你一帮,我一帮,剩下的孩子满院子传瞎话。有的是瞎传,有的是故意撺掇两边打架,帮着运砖头来找自己的存在感。”

对中共高层政治黑箱的分析,始终很难发展出一套可信的自圆其说的学术化框架。对于海外媒体来说,引述体制内的可靠信源报道,即便是两到三个的可靠信源,仍然是有风险的事情。

对外媒来说,从官方出口的放风,尤其是匿名信源,并非不可信。因政治动因的放风,也可能因政治原因而改口甚至矢口否认,这对政治传言网站来说问题不大,但对于传统的严肃媒体来说,颇为尴尬。

其实不仅是周案、徐案有类似的尴尬,之前的薄熙来案中,关于薄熙来家族敛财的规模的分析,从十几个亿美金到最后认定的几千万,多家素有名声的海外媒体各有不同的报道。

我们很难认同薄粉所坚持的,夸大薄熙来财产的这些外媒报道就是海外媒体倒薄的阴谋,他们不过是从某些渠道得到了吹风和传言;但也无法相信,官方司法认定的就是最终的真相,毕竟选择性办案,政治性定案在这类的高层博弈中是最基本的事实。

从报道技术上,梳理公司文件获得核心信息是回避这一尴尬的主要手段,《纽约时报》关于温家宝家族财富报道的系列报道就是这一手法的杰作。

彭博社作为主流的财经通讯社,也熟练地运用这一手法,在他们关于习家族财富的调查之后,彭博社受到敲打和警告,无奈放弃了对中国首富万达背后政治家族的独家调查,据说,该报道和另一位资深退休常委有关。

目前,高官家族资产由他人代持越来越普遍,海外离岸公司运用更多,而查询公司文件的制度门槛被人为抬高,主流的海外媒体如彭博社因压力放弃类似选题的背景下,通过文件查询获得报道突破也越来越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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