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红头文件背后

一:习近平效法管仲演绎春秋笔法

“要懂得‘100-1=0’的道理,一个错案的负面影响足以摧毁99个公正裁判积累起来的良好形象。执法司法中万分之一的失误,对当事人就是百分之百的伤害……政法机关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必须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如果政法机关对老百姓不理不睬,而对有钱有势的人却高看一眼,那就没有什么社会公平正义可言了。”这是习近平在中央政法委工作会议上未对外公开的一段讲话,此份“红头文件”已在党内进行部分传达。

于北京时间1月7日召开的中央政法委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对古今中外名人语录以及民间说法达22次之多。其中对2000多年前春秋时期政治家管仲的执政理念,更是罕见地大篇幅成段引用。有政情观察人士认为,这是习近平治国理念的一种外溢和间接表达,而且从十八大上台至今,纵观习在不同场合所引古今中外名人语录的内容,特色鲜明的治国轮廓日渐清晰可辨。

“凡法事者,操持不可以不正”

中央政法委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在谈到严格执法和公正司法的部分时,成段地引用了管仲语录——“凡法事者,操持不可以不正。操持不正,则听治不公。听治不公,则治不尽理,事不尽应。治不尽理,则疏远微贱者无所告。事不尽应,则功利不尽举。功利不尽举,则国贫。疏远微贱者无所告,则下饶。”紧随其后,习还对此段古文做了解释,即法度必须公正,不公正则判案不公平。判案不公平,治理就不合理,事情就不应时。治理不合理,老百姓就无法伸冤;事情不应时,功利实业就不能兴办。功利实业不能兴办,国家就贫穷,老百姓无处伸冤,民间就会骚动。如此看来,法度之公正是大前提,决定着治理是否合理、老百姓有无伸冤之地,以及关涉国家富强还是贫穷的功利实业。

作为中国历史上宰相的典范和春秋初期的政治名人,管仲不仅提出了一系列促进奴隶制往封建制转变的改革思想与主张,而且一种法天道、因人情、顺民意、求和谐的进步执政理念始终受到很多人的推崇,也正是他协助齐桓公,把中国导入了春秋时代。此种执政理念虽然无法同今天的先进执政理念相提并论,但从中亦可以找到诸多可资借鉴的启发和经验。此次,习近平对管仲治国言论大段地引用,就是对其部分理念的间接认可。

对管仲理念认可的部分,最直接体现在政法机关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上。如习近平首创性地指出,政法工作的核心价值追求就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公平正义是政法工作的生命线。这一重要论断,彻底摈弃了传统的阶级斗争思维,扭转了以往政法工作片面强调维稳、忽视法治价值的倾向,从根本上端正了政法工作的定位。在这一核心价值追求下,此次会议提出的诸多亮点内容,都反映出执政党政法工作思路的转变。例如,会议提出要正确处理党的政策与国家法律之间的关系,处理好维稳与维权的关系,突出了法律在国家治理中的关键地位,从中不难发觉在执政党的执政纲目中,法治占据了多么重要的地位和份额。

事实上,将管仲之治国理念与习近平施政纲领对照来看,相似性不只在严格执法和公正司法上。在价值观念上强调“四维”,即礼义廉耻对国家的意义,也和当下习式执政风格颇为吻合。管仲认为,四维是国家纲纪,外显的治国目标是国土民众和物质财富,而内含的则是道义准则和文明理念。价值观念一旦出现问题,国家就会倾危覆亡。相应地,习近平提出的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即包含有富强、文明、和谐。管仲之价值观念对应于今时今日的意识形态,在管仲看来可能导致国家倾危覆亡的“价值观念出了问题”,放在习身上,则是意识形态这个极端重要的工作出了问题。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谈到管仲追求公平正义的治国理念,不得不提的是其在愚公谷的反省。据史料记载,春秋年间,齐桓公外出打猎误入愚公之谷,便问一名老人愚公之谷的由来。老人说:我养了一头母牛,母牛生了一头小牛,我用小牛换了一匹小马;一个年轻人说牛不能生马,就把我的马牵走了,村里人都笑话我傻叫我“愚公”,所以这个地方叫愚公谷。管仲得知此事大呼:不是老者傻,是我傻呀!他前去跟老者道歉,还将年轻人绳之以法,把马还给了老者。

这则小故事传达的管仲以民为本理念极具代表性。一方面,恶事的出现是因为自己普法、执法工作没有做好;另一方面,如果老者对政府有信心,就一定不会把马给年轻人,马被抢走了也一定会告发年轻人,而老者选择了沉默,即是对政府和执法人员的高度不信任。无独有偶,习近平在讲话中也多次借他山之石告诫文武百官,“治理之道,莫要于安民;安民之道,在于察其疾苦。”“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政法工作搞得好不好,最终要看是否有利于人民安居乐业,要重点解决好损害群众权益的突出问题。习近平提到的四个决不,即决不允许对群众的报警求助置之不理,决不允许让普通群众打不起官司,决不允许滥用权力侵犯群众合法权益,决不允许执法犯法造成冤假错案。此一点,与习近平所引管仲之语“治理不合理,老百姓就无法伸冤”一脉相承,也与管仲在愚公谷的自我反省颇有契合之意。

此外,在粮食观方面两者也颇为相似,且也是“民为邦本”的外显。管仲对粮食政策十分重视,在重要的农业税上,他并不像一般的治国者那样,要么横征暴敛,要么一味降低,而是因时而变,如遇饥荒,则免税。至于习的粮食观,早前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中得以集中体现。如“坚持农业基础地位不动摇,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2014年及今后一个时期,要完善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体系”,再加上习在地方考察时至少四次公开强调,“自己的饭碗主要要装自己生产的粮食”、“粮食安全要靠自己”,更是夯实了其备战备荒的执政风格。此一点,可能与习自身早年的经历脱不开干系,尤其是三年自然灾害导致的大饥荒给习这一代人造成的心理冲击是后来者不可想象的。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知。习近平对管仲之推崇,即便在法事、价值观以及粮食观方面习与管仲颇有“英雄所见略同”的志同道合之感,但在经济政策方面两者却大相径庭。尤其是管仲鼓励消费甚至倡导奢侈的异端思想,更是与中国历代治国思想中向来以节俭为正途的观念背道而驰。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管仲对奢靡的推崇,意在通过刺激富人不断地消费来达到贫穷之人有工可做的目的。此外,为了活跃市井,管仲甚至首开国营色情业,以此吸引外来商旅,大收其税。在后世,管仲因此被拜为娼妓业的“祖师爷”,如同鲁班在木匠业的地位。但是对习而言,刺激经济增长不再依靠奢侈,与奢侈大相径庭的反四风以及大力整饬官场贪污腐败,已经成了保持红色江山不变色以及自身执政合法性的最大筹码。

“如履薄冰,如临深渊”

梳理习近平对内或对外的讲话不难发现,每次引用的名人语录实则都在传递其治国理念的某一方面。比如对包公明志诗的引用,“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仓充鼠雀喜,草尽兔狐愁。史册有遗训,勿贻来着羞。”传递的执政理念即是一切法为大。十八大上任后的首次外访中,习近平接受金砖国家媒体联合采访时,引用了老子《道德经》中的“治大国如烹小鲜”这一中华民族独有的治国理政经验,传递的核心意旨不言自明,即治国如同做菜,既不能操之过急,也不能松弛懈怠,只有恰到好处,才能把事情办好。间接指向的正是部分党员干部乱作为、慢作为、不作为的恶性恶习。

旁征博引以便言简意赅传达己方观点是一方面,就习本人来说,也毫不掩饰对古文化的喜爱,在山东时考察孔庙,被外界普遍解读为意在彰显文化自信,向文革时期的批孔风潮鸣不平。而结合习对管仲、老子等人治国理政语录的引用,其本人的施政理念轮廓尽显:强国富民并重,坚持依法治国,加大整饬官场陋习,在保持红色江山不变色的基础上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同时持着“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自觉,对待国内外敌对势力。“不然,哪一天脑袋掉了都不知道怎么掉的!”用习本人的话来讲,对人民内部矛盾,要善于运用法治、民主、协商的办法进行处理。对敌我矛盾,要旗帜鲜明、敢于斗争,稳准狠打击敌人。总而言之,对人民要像春天一般温暖,对敌人要像寒冬一样严酷,此为习执政理念的核心要领之所在。虽然这里的“人民”只限于听党指挥的人民,这里的“敌人”也可能是团结教育挽救不了的极少数。

二:习近平的集权思维

“共产党的领导,这个丢不得,一丢就是动乱局面,或者是不稳定状态”,“要旗帜鲜明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习近平在一次未对外公开的会议上如是说。

伴随均由习近平牵头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与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三个超级机构的接连成立,执掌大权的各大机构被横向整合,颇具中国特色的“集体领导制”渐趋式微;加之稍早前中央政治局常委由九人缩减至七人,中央政法委不再担任常委等一系列执政模式的调整,外界对“中共重回集权老路”的争论再度甚嚣尘上。另据未被公开的2014年初中央政法工作会议记录显示,习近平数十次强调党委的重要作用,并称“围绕坚持党对政法的领导,中共正在面临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要警惕敌对势力的“颜色革命”,要牢牢握住“政法机关”这一“刀把子”。无独有偶,梳理多次高级会议,习亦将“加强党的领导”抬到了异乎寻常的高度。

有分析称,习近平强调党委重要作用的频度强度,即便是在重视“执政权”的中共内部,也极为罕见。而习近平三大权力机构的举措也在实际层面上强化了党的领导。习近平力除“集体领导制”弊端的用意明显。“集体领导制”作为毛泽东时代专权的“终结者”延续至胡锦涛时代演化成为“九龙治水”,继而政治局常委们各自为政,弊端处处。例如中共政法系统曾一度沦为政治局常委周永康的禁脔,其他任何人都无权过问,可谓“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有此前车之鉴,习近平如何完善中共顶层设计引发外界广泛关注。

权力整合力避“独立王国”再现

中共新一届领导人习近平上台后的重要讲话每每被外界作为重要解读对象,进而求得对中国执政方向的预测。而综合梳理习近平参加的历次重大会议发现,加强党的领导都被习提到了重要高度。在2014年初的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数次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就是坚持党的领导,要始终保持与党的高度一致,要“坚持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并称:“围绕坚持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我们正面临一场严肃政治斗争。” 各种敌对势力把中共的领导看成是眼中钉肉中刺,欲除之而后快。而“政法机关作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机关,是党和人民掌握的刀把子”。

他还将国际上因丧失对“枪杆子和刀把子”的领导权而发生乱局和政权更迭的例子予以警示称,“要警惕外部势力挖共产党墙角,推倒共产党这座大厦”。在具体的工作落实方面,习近平强调党的政策是国家法律的先导和指引,是立法的依据和执法司法的重要指引;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要从大局出发,管方向管政策管原则和管干部,而不是越俎代庖包办具体事务。

无独有偶,在时隔不久后召开的中纪委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再度强调党委在反腐工作中的重要作用。

倘若习近平历次“加强党的领导”的强调尚且停留在口头务虚层面上的话,那么2014年伊始接连创办的“三大权力机构”则在实际层面上对中共高度碎片化的权力予以了横向整合。

三大小组均由习近平牵头,覆盖各大相关权力部门。领衔中国新一轮改革的深改组43名成员构成囊括了中央直属部门、国务院各部委以及中纪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全国人大及全国政协等部门;深改组人员构成不可谓不耀眼,而相较之下,重在维护“政权安全”、接管过去政法委维稳工作的国安委亦不逊色。这个工作过去由1位政治局常委独管,现改由3位政治局常委共管,党中央、国务院和全国人大三巨头全纳入;由习近平牵头的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权威亦无所不在,尤其是覆盖全部媒体和新兴产业。

通过三大权力机构整合,习近平的最高政治权威得以确认。中共破除“集体领导制”的新执政模式雏形渐显。

集体领导制弊端尽显 倒逼改革

而习的一系列举措也引发了外界质疑:按照中共政治惯例,身为常委的国家主席未必对具体事务拥有多大权力,但在深改组和国安委两大最高权力机构中,习近平皆为牵头人。这在实际上已确认他的最高政治权威,即意味着习对国家几乎所有领域的重大事务,都已拥有了毋庸置疑的最高决策权。“习重回毛时代专权”的争论再起。

但有分析指出,习近平集权并非一种目的,而是“非常时期的一种非常化手段”。被指收权的三大机构颇具“临时性”特征,再者,时过境迁,中共现早已不具备毛时代党临政上的大环境。而在中国固有利益集团盘根交错的当下,中国需要一个强权式人物来与其抗衡力推改革。因此,对于习时代的中国重回毛时代的专权定论自不必顾虑重重,而对于习在新型的领导模式下杜绝部门主义或可乐观其成。

集体领导制度是邓小平1982年为扭转毛泽东时代专权而设的党内高层分权模式。延至胡锦涛时代,“集体领导”演变成“九龙治水”,九位政治局常委各行其是,且权力大责任小,弊端处处。各常委为政一方,中央难以调度管控,且各机构之间“互不往来”,合作受阻,效率低下,机构重叠,人员冗杂。其中最显著例证,是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主管政法系统,统辖公、检、法和情报系统,掌管“维稳”经费甚至超过国防经费,却越维越不稳,民怨沸腾。虽漏洞百出,问题多多,但政法系统却成为周永康的独立王国,“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坊间甚至一度传闻周永康监听政治局常委的丑闻。

有鉴于此,习近平借助集权树立自己的权威以实现自己政治抱负便具有某种必然性。一方面“集体领导”弊病丛生,导致各方势力各自为战,必须借助顶层强力手段破除条块化的权力格局;另一方面中共启动全面深化改革,习近平亟需进行“权力集中”,强化第一领袖权威,确立自己的改革权威,并且摒弃“党政分开”的主张,强化党在集权过程中的绝对领导地位,唯此才能统一中央号令的绝对权威,以足够的政治动能推动中国完成一场系统化的全面改革。

三:展政治强人手段 习式反腐让中共还魂

“有人说现在‘为官不易’,群众说期盼再接再厉,我说要乘胜前进,固化‘为官不易’成果”,“贪似火,无制则燎原;欲如水,不遏必滔天”。这是2014年某次中纪委全会上未曾对外公开披露的习近平讲话内容之一。被作为“红头文件”在中共党内进行了部分传达。

反腐历来是中国两会上的焦点议题,在习近平高举反腐大旗之后更是如此。今天中共对待腐败问题的种种做法,舆论已经由开始的保持谨慎与怀疑转为了肯定和支持。观点一致认为,目前习近平是在通过收拢中央权力后,以强力政治手段自上而下地推动反腐工作进行。可以说,若没有来自最高领导人的政治意志和勇气,没有一系列的人事安排和工作部署,没有党内一整套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短短一年时间取得如此大的反腐成效、一举摆脱多年来越反越腐的困境,不太可能。

有消息人士向多维新闻透露,习近平曾在在2014年1月份中纪委全会上向着全体中纪委官员表态,称“有人说现在‘为官不易’,群众说期盼再接再厉,我说要乘胜前进,固化‘为官不易’成果”。由此可以看出2014年,中共的反腐工作还会继续推行下去。在认识到中国不反腐可能“亡党亡国”的前提下,习在试图通过其政治强人的强势手段,让反腐如同改革一样不可逆转,不可回潮,成为社会共识,以此让中共这个再度面临危机的政党“还魂”。

两会释放信号 2014反腐继续加码

梳理本届两会,可以发现对于反腐议题的关注显然占据了重要位置。3月10日,中国最高法和最高检工作报告,透露中共十八大后已有20多名省部级官员被查处,展现出既要“苍蝇”、“老虎”一起打、提高腐败“死亡率”,又要加强预防腐败机制建设、降低腐败“出生率”的姿态,被认为再次展现出中国与腐败水火不容的决心。而在会外,又一只“老虎”被揪出来——云南省副省长沈培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调查。

虽然目前民众对于省部级高官的落马已经“见怪不怪”,这放在十八大之前很难想象。但是依然有观察者对习近平和他的团队所表现出的反腐决心所震惊。中国政治的神秘性正是在于任何对公众公开的高层消息背后,都有着其普通民众很难窥探的源起。此番两会之所以对反腐的议题“调门”再上了一层,是源于习近平1月14日在中纪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当时据官媒报道,习在这次会议上,强调了“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强化党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统一领导,强化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是国家战略和顶层设计。中央印发了《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年工作规划》,这是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指导性文件,各级党委要认真执行,把这项重大政治任务贯穿到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之中”。

这些看似枯燥的媒体报道背后,是习近平更加严厉的表态。据消息人士向多维新闻透露,在那次会议中,习多次对中共体制内的腐败情况表示担忧。他以湖南衡阳人大舞弊案作典型,称“有人担心严肃处理会不会让我们自己丢丑,家丑不可外扬。如果回避这件事,容忍这样的事,我们的制度就完蛋了。”“就要这么处理,决不能法不治众”。这种表态可以看出,习近平正在通过向中纪委官员展现自己的决心,表明中共的反腐工作在2014年会继续加大。

“年轻版邓小平” 要让反腐成大势所趋

由此看来,中共在2014年于反腐问题上将继续加码,此时就会引起另外一个讨论。在对过去两年间中共反腐的手段评价中,不少声音认为还是倾向于“运动式反腐”,通过政治手段推动,而非“制度性反腐”,通过行政和法律的方式进行。即使在中共官方层面,也默认了这种说法,从最初王岐山的“民间接受运动式反腐”到现在官方提出要建立“制度反腐”,潜台词都是认为运动式的“虎狼药”对于现下中共党内官员腐败严重的情况还是立竿见影的。此时就出现一个一个需要直面这个问题。习近平如何将目前这一场政治运动性质的反腐常态化为一种长效机制?如何在充分利用政治优势的同时,又让这种优势不因人而异、能够代代相承?这或许是习要成为“伟人”前必须面对的挑战之一。

大立需要大破,任何新制度建立之前,都需要有人来伸手推倒旧规则。而今天习近平就试图在成为那个“伸手的人”。正如此前分析的那样,作为从基层一步步升迁的领导人,习近平和他的反腐助手王岐山对于中共体制内官员种种陋习心知肚明。同样他们也知晓现下的中共政治制度下,要打破这些陋习,从一开始就依靠制度是不符合现实的。当下情况更需要的是“立威”,是打老虎和打苍蝇后,让中共官员有了敬畏之心,有了“莫伸手,伸手必被捉”的畏惧。这种畏惧显然更为需要强势人物的推动,习近平因此也就“应运而生”。

中国政治讲究“人”与“势”的因素,这其中一个讲究主观,一个谈论的是客观。正如同邓小平的改革一样,之所以改革开放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一方面离不开文革后民众物质需求的人心所向,另一方面也不能或缺邓小平的个人因素。今天中国媒体关于改革仅仅乐道的一件旧事便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改革出现夭折危险之时,已经不担任中共党内任何职位的邓,以一个普通党员的身份举家南巡,发出“谁不改革就让谁下台”的口号,“伸手”再次推动改革扬帆。很难想象当时若无邓小平,中国的改革之路会怎样?同样,如果没有强势的习近平,而是另外一个照本宣科的中共官僚担任总书记,反腐是否还会如火如荼地展开?

可以说,今天的习近平之于反腐正如当年邓小平之于改革,都是决定未来大势的人。一来他认识到了腐败已经可能让中共丧失民心,丧失政权。二来他也明白,对于反腐的态度,必须是一开始就要依靠最高权力,通过强有力的手段自下而上的进行。基于这个出发点,反腐、整风、群众运动、八项规定,打周永康……种种相关的动作、人事安排、组织协调在政治局常委层面的统一指挥下展开,让反腐成为大势,不可逆转,在以后,再有任何官员有腐败行为,必如同阻挠改革一样“人人得而诛之”。可以想象,如果没有政治强人的推动,从一开始进行制度建设,在当下中国的真实环境中,是不可能出现的。

多维新闻此前曾认为,对于中共,中国民众和舆论可以抱着一种“再看十年又何妨”的态度,看看在习近平的任期内,中共是否会有“本质”上的改变。他能否在执政党的政治底层已经发生质变,党员干部构成也鱼目混杂、泥沙俱下的情况下,打破种种阻力,重树中共六十年前刚执政时的形象。毕竟作为“太子党”、“红二代”出身的习近平,无论从党内资源、政治勇气方面,都可能成为中共最后一个“强人”。如果在他这一届不能对于贪腐进行“铲根”式的清除,那在他之后,势必更难有强势的领导人能够推进此项工作,那中共就真的会进入沉疴难治,积重难返的境况。也许习近平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毕竟从今天的情况来看,他正试图在自己的任期内彻底清除腐败行为,事实证明,他也正在逐步做到。

四:震怒地方涣散不服中央 习近平辣手整饬

“一个松松垮垮、稀稀拉拉的组织是不能干事、也干不成事的。如果党组织像个大车店、大卖场一样,想来就来,想走就走,那还能有什么核心力量?”“我们这么大的党、这么多党组织和党员,如果都各行其是、自作主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不干什么就不干什么,那是要散掉的。”这是习近平在近期某次中纪委会议上未经公开的一段讲话,该“红头文件”已在中共党内进行了部分传达。

习近平在这次内部讲话中对地方党政官员自作主张、自由涣散,欺上瞒下极为不满,严厉痛斥当下地方无组织无纪律,一些官员甚至背着组织千里秘会情人。习近平提出要求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力图树立中央权威。对此有分析指出,或许吸取薄熙来自立山头的前车之鉴,习近平上位再三强调树立中央的绝对权威,不仅加强了中央巡视制度,还直接主导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等三大超级机构,一改以往“政令不出中南海”之风。而习近平与中央层面的强势,也使得一年多以来地方政坛一改之前“争奇斗艳”,开始趋于沉寂。正如中共所一直强调的,直至今天,容易改的地方都改了,剩下的都是硬骨头,都是攻坚战。利益集团的阻挠,地方政府权力的干扰,都让中南海发出的很多改革政令难以贯彻,这在胡温十年表现的淋漓尽致。因此在本轮中共强调“二次改革”的大背景下,习近平“欲善其事,先利其器”式加强中央集权的做法也有利于保证改革的推进。

地方“割据” 掣肘中央

“习近平加强中央集权保证改革”的论调,在过去一年中频频出现。尤其是他牵头成立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三个超级机构,横向整合各大机构,牢牢掌握了党政全部大权后更是喧嚣尘上。但是调子虽老,也需重弹。因为对于习本人来说,也已经不避讳自己的这种强势姿态,即使在2014年的这次内部讲话中,再次着重强调了“地方要服从中央,党员要服从组织”的观点。对此有观察人士认为,习近平之所以对这个问题再三强调,撇去改革的大背景和习性格中的强势,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或许是对薄熙来事件心有余悸,对胡温十年政令不施,地方官员过于活跃有所警惕。

回顾胡锦涛执政时期,中共地方政治明星异常耀眼,种种新举措不断登上各大报章的头版,例如重庆市委原书记薄熙来与前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的“蛋糕论”,双方可谓“你方唱罢我登场”,好不热闹。然而至习近平上任后,各地方大员却一夜之间偃旗息鼓,再看不见任何人高调宣传自己的政治抱负。

在上述讲话内容中,习近平在提及严明组织纪律时,痛批当下有些党政官员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严重,目无组织纪律,跟组织讨价还价,重要问题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先斩后奏、边斩边奏,甚至斩而不奏,让组织程序空转。他甚至还严令省部级领导干部离婚、再婚,身边人出现重大事件第一时间就要报告,到了一定程度就要派纪委去了解情况。除此,习近平上任之初就对中央巡视制度进行了大幅完善,力图将中纪委这一“党鞭”作用发挥到极致。在本次讲话中,他强调巡视组要着力发现以权谋私、贪污腐化和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等问题。

可以看出,习近平的这些措施的确有可能避免中国出现山头主义、地方势力尾大不掉的现象,比如当年薄熙来为自己建立的政治堡垒。彼时,作为镇守重庆的明星级地方大员,薄熙来被外界冠以“西南王”的称号,在山高皇帝远的重庆坐拥一片独立王国,其高调形象一度超越了中央领导。而在被告知谷开来杀死英商海伍德一事后,薄熙来又违反组织程序,在未取得公安部同意的情况下,免去了王立军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职务,俨然无视中央的存在与组织纪律。再如2008年汶川大地震时,身为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甚至调动不了当地军队,一度怒发冲冠。而朱镕基执掌国务院时,也曾被安徽地方官欺骗,制造了粮库满仓的假象,令其大骂“胆大包天”。

反腐促改革 整风警地方

对于上述种种地方势力做大,政令下行受阻,威胁中央权威的政治格局,坊间甚至萌生了“政令不出中南海”之说。虽然这一说法稍显极端,但确实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共在治国理政上遭遇地方掣肘,中央政府被指缺乏强有力的中央权力和执行力。

对于习近平来说,面对这一“摊子”,他选择的做法既不是“萧规曹随”,听之任之,也并非全面否定,一棍子打死。而是通过反腐、整风诸如加强巡视组、开展群众路线运动等,来剔除中共党内的“腐肉”,让官员对中央权威有所畏惧。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中央巡视制度早已有之,但此番中央巡视组成员的配备之强、巡视力度之猛、效果之大,都远超过去。仅在2013年中纪委的首轮巡视中,就有5名省部级高官落马,其中包括贵州省委原常委、遵义市委原书记廖少华,湖北省原副省长郭有明、政协原副主席陈柏槐,江西省人大原副主任陈安众,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童名谦。而2014年3月9日,中纪委又通报云南省副省长沈培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沈培平是2014年以来第4位被调查的省部级官员,也是十八大以来第22位被调查的省部级官员。可见,虽然中纪委巡视组是以反腐为直接目的,但这一巡视制度无疑割除了众多严重损害中共执政机体的“腐肉烂疮”,大大加强了中央的集权能力。

不过也应看到的是,虽然习近平的上述种种举措无疑可以强化自身和中央的权威,维护中共的执政秩序,但不容忽视的是,它也很可能“抑制地方大员的活力”。比如当下地方比较沉闷,中央冲锋在前,地方跟风的被动局面。尽管习李强调“注重顶层设计”和“地方主动性”的协调关系,但仍然极有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难以改变中央强势地方弱化的局面。

当然,从地方执政主官的角度看,也不排除各地方大员目前正在摸索习近平的脾气与做事风格,毕竟“新主登基”,群臣尚不敢造次。

五:“人民当家做主”的回归

“要用人民民主专政来维护人民政权,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在这个问题上,要理直气壮,不可书生气十足。”“西方国家不讲专政吗……别看他们言必称‘自由’、‘民主’,需要时就会露出獠牙。”这是习近平在中央政法会议上未对外公开的一段讲话。

一直以来“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是中共贯常保持的论调。然而,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的地位也发生了转变,从中共“打江山”时值得骄傲的中坚力量,变成了“守江山”时期权贵掌控国家重要资源下的社会底层中的一部分,中共脱离人民群众的现象也愈演愈烈。正是基于对中共执政危机、丧失民心的认识,习近平上台伊始就摆出予以矫正的姿态,积极为人民当家做主实质回归造势,“八项规定”“反腐”“群众路线”“政协主席撤离人大”等等一系列动作相继展开。因而,有分析人士认为,人民当家做主的实质回归,或将成为习王朝的期许所在。

倡民主回归人大、政协遭开刀

中共此前有过“本领恐慌”“信仰危机”的提法,警惕脱离群众的提醒更是从未间断过。前国家领导人胡锦涛曾于2011年“七一讲话”中提出“四个危险”说,将“脱离群众的危险”列为中共最大的危险。习近平也曾多次强调“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正可从中窥见习式执政思路。尽管中共当局一直将党与群众视为鱼水关系,需要指出的是,随着中共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群众却被权力边缘化,甚至与民主绝缘,仅能望之兴叹而不及,本该享有的民主权利也只是流于表面文字。

在2014年全国两会上,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到底代表谁”的问题再次被舆论提及。据有关统计显示,全国人大代表里约70%是来自行政和企事业单位的官员。在十八大后的反腐风暴中,近1/3被调查或落马的省部级以上官员出自政协系统,十多位全国人大代表因违纪违法被撤销代表资格。小心说话、低调做人、雷人提案、开会睡觉、举举手、拍拍手……业已成为代表、委员的形象写照。在某种程度上讲,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已如“油水”般分离,中国的民主被束之高阁,且悄然戴上了“权贵”高帽。

现今的人民代表大会已与往昔被称为“代表人民的机构”相去甚远,反而将“橡皮图章”角色演绎的无可挑剔。“人大会”已经脱离群众,俨然成为中国的“官商大会”。而对于省、市乃至全国人大代表是如何产生的,语焉详者寥寥。习近平在年初的中纪委会议上就重点指出了湖南衡阳贿选案潜在的危机。据公开消息显示,93名候选人中近一半为企业主。以工人身份当选省人大代表的15人,没有一人属于一线工人;以农民身份当选省人大代表的13人,只有3人事农村党委书记或党支部书记。习近平一语道破其中的利害关系称,身份失真的人大代表不可能代表人民的利益,人民群众也就不会相信国家权力机关。这其实也恰是对他此前表达的“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的一种演绎。

目前,以习近平为主导的全面深化改革的蓝图已展开,而在中国的31个地方政权中,省级政协主席均已撤离常委,这也就意味着人大重掌“实权”。但昔日的“保守派”能否成功逆袭为自己正名,张德江能否以推动人大改革继而配合中共各项改革,仍需拭目以待。

而就一直被冠以“政治花瓶”称号的中国政协制度来讲,在海内外界内人士眼中,政协只是中共以民主的形式掩盖一党专政而施行的障眼法,已沦为名人和富豪的俱乐部。长期以来,地方政协委员的位子往往为当地的纳税大户及名人所霸占,很多地方在选拔政协委员时也往往不唯实只唯名。这同样折射出来的一个现象是,中国的民主已变为权贵式民主,与老百姓扯不上半点关系。

习近平为实现人民当家做主的回归而磨刀霍霍向政协,即有规整政协的作用,破除这种权贵形象之意。2014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在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工作报告中不仅首次提到“双周协商座谈会”,还提倡热烈而不对立的讨论,开展真诚而不敷衍的交流,鼓励尖锐而不极端的批评……对此有观点认为,这在释放破除其固有形象信号的同时,或将引导新的民主思潮。

考量西方民主铸习式民主论

习近平强调人民当家做主,不单单是基于对上述问题的认识,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习近平要建立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而民主问题势必是新理论体系中不可规避的部分,也是中共获得最广泛民众支持的基础。但是习近平所要树立的中国的“民主”,与西方所宣扬的“民主”显然是不同的,是社会主义民主即“人民当家做主”与资本主义民主的区别。

社会主义民主虽以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极力保护个人与少数群体的基本权利,但是对于“最广大”“少数群体”从来没有一个清晰的界定。而谈及西方民主制度,不外乎“三权分立”“议会制”“多党制”,看似权利制衡,人人享有投票权,但实质仍是“金钱民主”,有钱人的官场游戏。虽已较为成熟,但自身的问题同样不容忽视。民主常常与债台高筑、运作失灵等字眼联系在一起。资本在选举中的分量一直占有很大的比重,其政治运作又很容易成为争权夺利的工具,这也为中国决策者在进行自身民主制度设计时敲响警钟。

习近平也正是嗅及西方光鲜民主制下的痼疾,在2014年初的中央政法委工作会议上,不仅援引前国家主席江泽民的话谈及民主与专政,“要用人民民主专政来维护人民政权,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在这个问题上,要理直气壮,不可书生气十足”。他还戳破了西方宣扬的民主和自由的虚伪本质,认为他们的军队、警察、监狱等国家专政工具在需要时就会露出獠牙。

有分析指,尽管中国的民主制度层面存在很多现实问题,尤其是大部分人民被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但对于决策者来说,如要保障执政党持续执政,就须更多地向民众靠拢,建立“接地气”的民主。这正是习近平努力的方向,事实也证明,他正在逐步做到。早在2012年11月习近平在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后的首次记者见面会上,就强调了人民群众的地位和民生问题,表示要接过历史的接力棒,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这可看作是习近平祭起人民大旗、吹响走群众路线号角的“先头兵”。

中共反腐是正本清源,开刀人大政协是整治沉疴,走群众路线是缅怀“小米”“手推车”。另外,习近平十八后还切合时宜地提出了“中国梦”,这也是首次明确将广大人民群众的期许纳入到指导思想和执政理念中,是最接近底层民众的提法。总而言之,习近平在维稳维权、社会公平正义、司法监督等多方面重点强调了民主和民生问题,这也凸显出习的“民主”概念——人民当家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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