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的美好,都是抗争换来的

许骥

令我记忆犹新的是,台湾出版人詹宏志去年访港时曾经指出,台湾在2000年政党轮替的过程中,朝野三方都很值得尊敬。他说:“选上的民进党值得尊敬,本来一无所有的街头政党,一点一滴争取到老百姓支持,最后变成执政党。台湾的老百姓很勇敢,投票做这么大的决定,一下子换政府,这个社会有可能起重大变化,而且有可能把社会带到极端结果,但老百姓做了这个决定,老百姓的勇气值得尊敬。下台的国民党很值得尊敬,(当时)军队还在手上,坦克车开上来就好了,他也没有,他只有乖乖的把政权交出来,鞠躬下台。”然而,这些“值得尊敬”的台湾人,却一夜之间变成了众矢之的,被大陆网民口诛笔伐。

完全没有想到,台湾学生占领立法院的事件,会在大陆造成这么大的负面反应。很想知道,那些对台湾大加挞伐的大陆网民,和早前对台湾充满憧憬,觉得台湾是世外桃源,计划要去台湾自由行的大陆网民,究竟是不是同一批人?如果是的话,那就太好笑了。应该说,大陆网民对台湾确实存在诸多误会。当我们看到台湾温情脉脉的脸的时候,太有必要知道她的前世今生。或者说,究竟是什么让台湾变成今天这样美好?我遂想起一本书,《民主台湾:后威权时代的社会运动与文化政治》(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这本书告诉我们,台湾一切美好的背后,或许都是像现在这样的抗争换来的。连一间咖啡馆,乃至一棵树,莫不例外。

当我们谈论台湾的民主时,常常着眼于国民党、民进党这些政党,又或者围绕蒋经国、李登辉、陈水扁等政治人物展开。但《民主台湾》的作者庄雅仲,是一名人类学者,他的视野别具一格。在他看来,台湾民主的真正根基,其实在民间。这一点,从他对台北永康街商圈的研究中可以看出来。

很多人谈起台北,都会想到著名的永康街商圈。那里有数不尽的咖啡馆、书店、牛肉面店,有优美的街道、宁静的公园,附近还有著名的师大夜市。这里,已经是全世界游客到访台湾必去“朝圣”的地方,满足了无数心怀创业梦想的大学毕业生。可是有没有想过,既然生意这么好做,那么,在全球资本下,永康街商圈为什么没有像香港的闹市一样,变成清一色的名牌店、国际连锁快餐店呢?

让我们回溯一下2000年前后的历史。永康街所代表的,是台北著名的“巷弄文化”。文论家李欧梵曾经赞美:“永康街附近的那几条巷子,就是我这个都市漫游者最喜欢去的地方……这种社区文化,虽然它小得貌不惊人(和上海的浦东恰好相反),却隐藏着各种‘人脉’和无数的文化回忆。”

1998年,全球资本开始觊觎这块地方。永康街居民要面对的问题简单清晰,究竟是否要以发展经济为由,在永康街另外开辟一条步道,从而破坏原有的布局?于是,在永康街兴起了一场“邻里运动”。领导永康街社区的“永康协会”,在新任里长当选后发生内部分裂。2000年,永康街的店主们筹组“永康生活圈发展协会”,宣布正式开始抗争运动。他们印制小册子,批评“永康协会”的胡作非为,“陡然阻碍了社区的进步”。动静愈闹愈大……在2002年4月底的里民大会后,“不管在正式场合还是街头巷尾,双方的攻击火力不减,这个地方争议甚至惊动媒体报导,甫上任半年的马英九市长也要求慎重协调”。当庄雅仲访问永康街福住里里长福嫂的时候,她提供了一卷已经寄往市政府的录影带。录影带中传达了居民的意见,“包括永康街本来就不宽,步道将让车子更难通行等等,而且公园内本来就可以供行人通行,没有必要在旁边再盖一条人行道”。

在1980年代,台湾中原大学的胡宝林教授曾经选择永康街23巷作为实验对象,制定了一套社区自治管理办法。他记录了自己的巷弄经验:“我在巷子洗车时认识了对面的师专的老师,孩子从此可就近学琴。二楼的陈太太常帮忙代缴上门现收的水电费;楼下豆浆店的老板每次让我取水洗车;邮差先生用乡下的茶叶和我们交换外国邮票。有几回,我带着自己的孩子及几个学生义工在巷口公园和社区里的儿童画画游戏,他们画得一巷子的彩色粉笔,阳光和笑声洒了一满地。”

永康街的居民清楚得很,如果对永康街进行开发,以上这些美景可能都会消失。所以,他们必须勇敢地站出来发声。而结果你猜怎么着?他们真的成功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游走在永康街,依旧能感受到那份可爱的原因。

花了一些笔墨来讲述永康街的历史,无非是想要说明,台湾的美好,是由民众的抗争换来的。而永康街社区自治的经验,不过是台湾民主血液中的一个分子而已。无数人,无数次的抗争,才换来台湾今天的面貌。这些抗争有成功也有失败,但无疑是台湾民主史上不可磨灭的一页。占领立法院,小儿科而已。

在台湾白色恐怖的中后期,台湾出现了大量的党外力量。庄雅仲认为,“党外其实是一个松散结合又高度派系化的政治结盟,立场五花八门,甚至南辕北辙,不过大致都以打败国民党为目标。”这些党外力量,涵盖的内容极广,专业政客自然是其中之一,但更多的则是环保、女权、动物保护……这些渗透到社会毛细血管中的力量,滋养了台湾的民主社会。所以说,在国家垄断一切资源的年代,党外可谓是台湾的“自力救济”。不少人认为,“自力救济”在蒋经国下令解严,台湾迎来民主体制之后,就自动消失了。但庄雅仲不这么看,他指出:“自力救济的精神其实一直存在于讨论社运草根化与制度化的辨证中,其地方为基础的认同强调也在1990年代之后的社区运动中复活。”庄雅仲说:“我不把民主只当作自由斗士对抗政治压迫的过程,还特别将其视为是在一个新环境下,人人天天会做的很多生活实验。”而他也不否认:“民主实践在台湾从来不是线性的进步主义,每一阶段都无法避免出现矛盾。”

例如,在台湾的民主运动中,无时无刻不伴随着“台湾认同”。而所谓“台湾认同”,自然是个很复杂的东西。庄雅仲指出:“曾经,台湾认同是戒严时代异议人士用来反抗国民党有关大中华民族霸权概念的抵御机制,台湾认同的概念提供了一个另类空间,以抵抗国民党的官方意识形态。在这种情况下,台湾认同一开始就是反抗论述,存于述说历史、民族、人民、土地、民主、族群与现代性的另类叙事,透过秘密管道,躲过官方的追查,而流传于不知名作者的作品中;或者,就仅存于小团体、家族成员间与街头聚会中的口耳相传,让国民党的秘密警察逮不到什么可以做文章的证据。”虽然在解严之后,“台湾认同”陷入长期的迷惘,各种对“台湾认同”的表述层出不穷,有些也并不足道。但时至今日,“台湾认同”仍然扮演着“抵御机制”的角色——它要抵御的,是来自大陆的强势压境。这股强势,既来自经济,也来自政治,又来自文化。

在伴随着“台湾认同”的民主运动中,我们看到不计其数的族群、社群和社会纠缠在一起。这,或许也是为什么彼岸民众常常会觉得台湾“乱”的原因之一。只有少数具备抽丝剥茧能力的人,能够看到表面乱象背后的核心价值。这核心价值就是,在“全球化”、“大一统”等强势价值下,台湾社会代表了一种难能可贵的多元精神——它就是要反对千篇一律,反对以强欺弱。

庄雅仲指出:“族群、社群和社会共同构成归属与批判的议程,族群不只是共有感下的亲匿,还是差异政治底下对政治与经济正义的坚持。正是在此坚持下,族群意识成为文化多元美学与价值的根基,也支撑一个表达与批判多元主义的出现。族群性无可避免地一定得是道德的概念。”

如果我们能够对台湾社会有更多的了解,如果我们能够对民主制度有更深的理解,或许我们就不会简单被由媒体呈现出来的某些激烈行为骗到。过去我们不知道台湾民众的抗争,不代表它没有发生过。而我们也不能只欣赏她的美好,却不欣赏她的抗争。无论是大陆还是香港,都不应该觉得一个美好的社会是统治者的恩赐,或者会平白无故从天上掉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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